“我们会在下个月的《反基督教》上刊登你的诗。”拉弗斯通在他二楼的窗户上说道。
高登站在窗下的人行道上，假装已经忘了拉弗斯通所说的诗。当然，他心里是记得的，他记得自己所有的诗。
“哪首诗？”他说。
“关于濒死的妓女的那首。我们觉得它相当成功。”高登发出一声志得意满的大笑，并成功将这笑声化作娱人娱己的自嘲敷衍过去了。
“啊哈！一个濒死的妓女！这确实可以说是我的一个题材。下次我给你写一首关于叶兰的。”
拉弗斯通漂亮的黑棕色头发勾勒出脸庞的轮廓。这张过于敏感、嫩如孩童的脸缩了缩，离窗户远了些。
“真是冷得受不了。”他说，“你最好上来，吃点东西什么的。”
“不，你下来吧。我吃过晚饭了。我们去酒吧来点啤酒吧。”
“那好。等半分钟，我穿个鞋。”
他们已经这样谈了几分钟了，高登站在人行道上，拉弗斯通在上面靠着窗户向外探着身子。高登没有通过敲门来宣告自己的到来，而是往窗玻璃上丢了一颗石子儿。只要能不去，他就绝不会踏足拉弗斯通的公寓内部。那间公寓的气氛里有种东西让他难受，让他觉得自己卑劣、肮脏、格格不入。它流露着铺天盖地的上流气息，尽管是无意的。只有在大街上或者在酒吧里，他才能觉得自己勉强算和拉弗斯通平起平坐了。拉弗斯通要是知道自己这间四室公寓，这间在他看来狭窄逼仄的小地方对高登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他一定会震惊的。对拉弗斯通而言，住在摄政公园的荒郊野外里简直跟住在贫民窟里没什么两样。他主动选择了住在这里，以求近朱者赤，就跟社交场上的势利眼为了自己信纸上能有个“WI”的标志，心甘情愿住在梅费尔区1 的马厩里完全一样。他毕生追求脱离自己的阶级，成为所谓的光荣的无产阶级的一分子，这就是其中的一项举措。像所有这类的追求一样，这预先就注定了要失败。从来没有哪个富人能成功把自己伪装成穷人，因为金钱，就像谋杀一样，总是要露馅的。
1 梅费尔区（Mayfair）是伦敦的上流社区。
在临街的门上有一块黄铜名牌上刻着：P. W. H. 拉弗斯通
《反基督教》
拉弗斯通住在二楼，《反基督教》的编辑部办公室在楼下。《反基督教》是一本中端偏高档的月刊，有着极为强烈却定位不清的社会主义倾向。整体上，它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好像编辑是一位热忱的非国教教徒，只是将对上帝的忠诚转向了马克思，并在这个过程中又和一帮自由体诗人打成了一片。这并非拉弗斯通真正的个性，只是他作为编辑过于心软，结果只能听凭投稿人摆布。基本上，只要拉弗斯通怀疑哪个作者快要饿死了，那么他的任何东西都能在《反基督教》上发表。
拉弗斯通过一会儿就出现了，他没戴帽子，套了一副长手套。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个富有的年轻人。他穿着多金知识分子的制服，一件老旧的花呢外套——但却是一件由高级裁缝制作的、越老旧就越贵气的外套——几个十分宽松的灰色绒布口袋，一件灰色套衫，一双破破烂烂的棕色鞋子。无论去哪里，即使是时尚殿堂和高档餐厅，他都会特地穿上这些衣服，只是为了显示他对上流社会陈规旧习的鄙夷。他没有完全意识到，正是只有上流阶层才能做这些事。虽然他比高登大一岁，但他看起来却还年轻些。他非常高，体型苗条，双肩宽阔，有着上流社会年轻人那种典型的闲适和优雅。但他的动作和表情里有一种奇怪的歉意。他似乎总在躲闪着，怕碍着别人似的。
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会用左手食指指背揉揉鼻子。事实上，生活中的每时每刻他都在默默地为自己丰厚的收入感到抱歉。你只要提醒他他很富有，就能轻易让他坐立难安，就跟你提醒高登他很贫穷，让他难堪一样容易。
“你吃过晚饭了，我想？”拉弗斯通用他那极具布鲁姆斯伯里气质的声音说。
“是啊，老早就吃过了。你没吃吗？”
“哦，吃了，当然。哦，吃了不少！”
此时是八点二十，而高登从中午就没进过食。拉弗斯通也没有。高登不知道拉弗斯通饿了，但拉弗斯通知道高登饿了，而高登也知道拉弗斯通知道这件事。然而，两人都觉得应该假装不饿。他们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在一起吃过饭。高登不肯让拉弗斯通请自己吃饭，而他自己进不起餐馆，甚至连莱昂斯和A.B.C这样的也去不了。这天是周一，他还剩五先令九便士。
这或许足够在酒吧里喝几杯啤酒，但不足以吃一顿像样的饭。
他和拉弗斯通见面时，总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那就是除了在酒馆消费的一先令左右外，他们不该做任何要花钱的事情。
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维持着这个假象，假装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天壤之别。
他们开始沿着人行道往下走，高登悄悄贴近拉弗斯通。要不是当然不能做这种事，他就会挽住他的胳膊。走在高挑秀气的拉弗斯通身边，他看起来脆弱、焦躁，而且寒酸得可怜。他喜欢拉弗斯通，在他面前总是惴惴不安。拉弗斯通不仅举止富有魅力，而且有一种根上的体面，一种对待生活的优雅态度，这是高登在别的地方极少遇见的。毫无疑问，这和拉弗斯通富有的事实密不可分。因为金钱能买来所有的美德。金钱效力持久，与人为善，不弄虚作假，不暧昧不明，无非分之想。但在某些方面，拉弗斯通甚至不像个有钱人。那种伴随财富而来的脑满肠肥、腐化堕落，放过了他，或者说他通过自觉的努力逃脱了它的魔掌。他的整个人生实际就是在奋力逃脱这样的堕落。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放弃了自己的时间和大部分收入，来办一份不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月刊。而除了《反基督教》以外，在各个方面他都财源广进。从诗人到街头艺术家，一群乞丐都在一刻不停地指望着他。他自己一年靠八百英镑左右为生。就算是这份收入也让他万分羞愧。他认识到，这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收入，但是他从来没学会怎么靠更少的钱过日子。一年八百英镑对他来说就是最低生活工资了，就像一周两英镑对高登一样。
“你的工作怎么样了？”一会儿，拉弗斯通说。
“哦，老样子。这是种平淡的工作。和老母鸡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聊休·沃波尔。我不反感这个。”
“我是说你自己的工作——你的写作。《伦敦拾趣》进展还顺利吗？”
“噢，天哪！别提了。它快把我头发都愁白了。”
“一点进展也没有吗？”
“我的书没有进展。它们都在退步。”
拉弗斯通叹了口气。作为《反基督教》的编辑，他惯于鼓励垂头丧气的诗人们，这已经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用不着别人告诉他，为什么高登“不能”写作，为什么如今的诗人们全都“不能”写作，为什么就算他们真的写了，也是些干巴巴的东西，就像一粒豌豆在一个大桶里噼啪作响般空洞。他用同情而忧郁的口气说：
“当然，我承认这不是个有望写诗的年代。”
“可不是嘛。”
高登在人行道上跺了跺脚。他希望没有提到《伦敦拾趣》。这让他回想起自己那间鄙陋冰冷的卧室和叶兰下面散落的脏乱的纸页。他突然说：
“写作这档子事啊，都是什么玩意儿！坐在角落里，折磨连反应都再也不反应的神经。这年头还有谁想写诗啊？相比之下，训练跳蚤表演节目还更有用些。”
“不过，你不能任自己灰心。毕竟，你还是有些成果的，这可是现在很多诗人都比不上的呢。比如说，有《鼠》啊。”
“噢，《鼠》！想到它我就要吐。”
他满怀厌恶地想起那本低劣的八开本小书。那四五十首单调、死板的小诗，每一首都像是贴着标签的玻璃瓶里的流产儿。“卓越的前景”，《泰晤士报》“文增”这么说来着。卖掉一百五十三本，其余的都成了滞销书。他做了个鄙视甚至是恐惧的动作，每个艺术家想到自己的作品时都有这样的时候。
“它死气沉沉。”他说，“就跟瓶子里早夭的胎儿一样死气沉沉。”
“哦，好吧，我想大部分书都是这样的。这年头你不能指望诗歌会大卖。竞争太大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些诗本身死气沉沉。它们毫无生命力。我写的每样东西都像那样。没有生命、没有血肉。不一定丑陋或者低俗，但是死气沉沉——就是死气沉沉。”“死气沉沉”这个词在他的脑海里不住回响，拓展出自己的一连串思维链条。他补充说：“我的诗死气沉沉是因为我死气沉沉。你死气沉沉。我们都死气沉沉。死气沉沉的世界中的死气沉沉的人。”
拉弗斯通喃喃赞同，带着一丝奇怪的愧疚。这下他们开始了他们最喜欢的话题——反正是高登最喜欢的话题：现代生活的虚无、混蛋、死气。他们没有哪次见面是不沿着这条路子说上至少半小时的。但这总是让拉弗斯通感到非常不舒服。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知道《反基督教》的存在正是要指出这一点——腐化的资本主义下的生活是死气沉沉、毫无意义的。但这个认识只是理论上的。当你一年收入八百英镑的时候，不可能真的会有这种感受。大部分时候，当他不在想着煤矿工人、中国的低级劳工、米德尔斯堡（Middlesbrough）的失业者的时候，他觉得生活是相当有趣的。而且，他有个天真的信念，认为过不了多久，社会主义就能匡正天下。在他看来，高登似乎总在小题大做，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分歧，但拉弗斯通脾气太好，不会把这个分歧挑明。
但对高登而言却不是这样。高登的收入是一星期两英镑。
因此，对现代生活的憎恨，对亲眼看到金钱文明在炸弹中灰飞烟灭的渴望，是一件他实实在在感觉到的事情。他们在沿着一条黑漆漆的整洁却简陋的居民街往南走，路边有几家拉着卷闸门的商店。一栋房子白花花的围墙上，“角桌食客”的大脸上挂着傻笑，在路灯下一片苍白。高登瞥见低层窗户上有一株枯萎的叶兰。伦敦！一幢幢简陋孤独的房子绵延几英里，还不算小公寓和单人间。没有家，没有社区，仅仅是一群群无意义的生命在一种懵懂的混沌中随波逐流，漂向坟墓！他眼中的人都是行尸走肉。他只是在投射自己内心的痛苦，但这想法根本没有困扰他。他的思绪回到星期三的下午，那个他渴望听见敌人的飞机在伦敦上空嗡嗡乱转的时候。他拉住拉弗斯通的胳膊，停下来示意那张角桌食客的海报。
“看那里那个该死的东西！看看它，就看看它！难道它不让你想吐吗？”
“美学上讲它是很烦人，我保证。但我觉得这不大要紧。”
“这当然要紧——在城里贴着那样的东西。”
“噢，嗯，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已。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我怀疑这是否值得担忧。”
“但这其中的意义不止于此。看看那家伙对我们咧嘴傻笑的样子！你能看到我们的整个文明就写在那里。那种愚蠢、那种空洞、那种孤独！看着这个你没法不想到**和机关枪。
你知道吗，曾有一天我真的盼望会爆发战争？我当时在渴望战争——几乎是祈祷战争。”
“当然了，你看，问题是，欧洲一半的年轻人都在盼望同样的事情。”
“让我们希望确实如此吧。那么或许就真会打起来了。”
“我的老弟啊，别！打过一次就够了，肯定的。”
高登继续走着，有些焦躁。“我们如今过的这种生活！这不是生活，这是停滞，是半死不活。看看这所有该死的房子，和里面那些毫无意义的人！有时我觉得我们都是尸体，只是在直挺挺地腐烂。”
“但你的问题所在——难道你看不出来？——是说得好像所有这一切是无可救药的。这只是无产阶级翻身之前必然发生的事情而已。”
“哦，社会主义！别跟我谈社会主义。”
“你该读读马克思，高登，你真的应该。然后你就会明白这只是一个阶段。不会永远这么下去的。”
“不会吗？感觉它就像会永远这么下去呀。”
“不过是我们生不逢时而已。我们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我们已经死得透透的了。我没看出来有多少后生的迹象。”
拉弗斯通揉揉鼻子。“噢，好吧，我想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吧，还有希望。”
“你是说我们必须要有钱。”高登阴沉地说。
“钱？”
“这是乐观的代价。我敢说一周给我五英镑，我就愿意做个社会主义者。”
拉弗斯通看向一边，有些不舒服。这金钱的勾当！走到哪里你都躲不过它！高登希望自己没有说这话。当你和比自己富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钱是绝对、千万不能提的一件事。或者如果你提了，那就必须是抽象的金钱，是一个大写的“钱”
字，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在你口袋里而不在我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但这个该死的话题像个磁铁一样吸引着他。尤其灌了几杯黄汤以后，他迟早要不可避免地谈起一星期两英镑的生活有多混蛋，说些自哀自怜的细节。有时，纯粹出于一阵神经质的冲动，故意想说错话，他会冒出一些卑劣的坦白——比如说，他已经两天没有烟抽啦，或者他的内衣破洞啦，他的外套当掉啦之类的。但他下定决心，这样的事情今晚全都不应该发生。他们迅速从金钱的话题上转开了，开始泛泛地谈论起社会主义来。拉弗斯通已经努力了好几年，要让高登皈依社会主义，结果却连让他对此感兴趣都没有做到。不一会儿，他们经过一家位于一条小巷拐角处的低档酒吧。它周围似乎围绕着一片啤酒的酸涩气息，这味道叫拉弗斯通反感。他本来要快步走开，但高登停下了，他的鼻孔抽了抽。
“天哪！我可以来一杯。”他说。
“我也可以。”拉弗斯通热心地说。
高登推开酒吧大堂的门，拉弗斯通跟上去。拉弗斯通劝自己说，他喜欢酒吧，尤其是下层酒吧。酒吧是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在酒吧里，你可以平等地与工人阶级交往——反正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除非和高登这样的人一起外，拉弗斯通从来没进过酒吧，而且他每次到那里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像一条离了水的鱼一样。一股污秽而寒冷的空气包裹了他们。这是一间肮脏、低矮、烟雾缭绕的房间，地板上满是木屑，摆着平整的牌桌，桌边围着好几代酒鬼。一个角落里坐着四个恐怖的女人，胸部鼓得跟瓜一样大，一边喝着黑啤酒，一边怨气腾腾地谈论着一个叫克鲁普太太的人。女掌柜是个冷酷的高个子女人，披着黑色流苏，看起来像是妓院的妈妈桑。她站在吧台后面，交叠着两只有力的小臂，观看四个劳工和一个邮差进行飞镖比赛。你不得不蹲身躲避飞镖才能穿过房间。这时出现了短暂的静默，人们都好奇地扫视着拉弗斯通。他显然是位绅士。
他们可不常在这种大堂酒吧里见到他这样的人。
拉弗斯通假装没有注意到他们在盯着他。他慢慢走向吧台，脱下手套，摸了摸他口袋里的钱。“你要什么？”他随意地说。
但高登已经挤到了前面，把一先令拍到吧台上。总是为第一轮酒买单！这是他的荣誉观。拉弗斯通走向唯一的一张空桌子。一个靠在吧台上的劳工撑着手肘转了转身，给了他一记悠长、无礼的眼神。“花——花——公——子！”他在想。高登端着两个装着深黑色普通麦芽酒的品脱玻璃杯回来了。这是便宜的厚玻璃杯，几乎跟果酱罐一样厚，黑乎乎、油腻腻的。啤酒上正冒着一层薄薄的黄色泡沫。空气中弥漫着浓重刺鼻的烟草味。拉弗斯通瞥见吧台边放着一个装得满满的痰盂，于是转开了目光。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觉得这啤酒是从某个爬满甲虫的酒窖里，通过一根几米长的黏糊糊的管子抽上来的，而那些玻璃杯这辈子都没洗过，只是在啤酒水里涮了涮。高登非常饿。他可以来点面包和奶酪，但如果点餐的话，就暴露了他没吃晚饭这个事实。他喝了一大口啤酒，点了一根烟，这让他稍稍忘了自己的饥饿。拉弗斯通也吞下一小口左右，然后郑重其事地放下了玻璃杯。这是典型的伦敦啤酒，令人作呕，而且回味起来有一种化学品的味道。拉弗斯通想到了勃艮第的葡萄酒。他们继续争论社会主义的事。
“你知道吗，高登，你真该开始读马克思了。”拉弗斯通说，不像平时那般满脸歉意了，因为啤酒可怕的味道让他着恼。
“我宁愿读汉弗莱·沃德夫人。”高登说。
“但你难道看不出来，你这态度是没有道理的。你总是在痛批资本主义，但你却不愿意接受唯一可能的替代品。采取龟缩政策是不可能拨乱反正的。要么资本主义，要么社会主义，总是要接受一个。没有办法逃脱。”
“我告诉你，我根本懒得管什么社会主义。光是想到它我就要打哈欠。”
“但你究竟有什么要反对社会主义的呢？”
“只有一件要反对，那就是没人想要它。”
“哦，这话说得多荒唐啊！”
“这就是说，没人能明白，社会主义实际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依你看，社会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哦！某种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只是没那么搞笑。在一家模式化的工厂里每天工作四小时，捆紧螺钉编号6003。大锅饭食堂里用防油纸供应定量的食物。社会主义徒步旅行，从马克思招待所走到列宁招待所，再走回来。每个转角都有三家人流诊所。当然，照它的话说全都挺好的。只是我们不想要它。”
拉弗斯通叹了口气。他每个月都要在《反基督教》上批判一次这个版本的社会主义。“好吧，那我们究竟想要什么？”
“天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不想要什么。这就是我们当今的问题。我们左右为难，就跟布里丹之驴1 一样。只是有三个选项而非两种，而这三个都让我们想吐。社会主义只是其中之一。”
“那另外两个是什么？”
“哦，我想是自杀和天主教吧。”
拉弗斯通笑了笑，流露出一个反宗教者的震惊。“天主教！你把那也当作一个选项吗？”
“嗯，它对知识分子来说有着持久的**力呢，不是吗？”
“我可不会称之为知识分子。当然，虽然有个艾略特。”
拉弗斯通承认道。
“那就还有很多很多，我打赌。我敢说在大教堂的羽翼之下相当惬意。当然，有点疯狂——但不管怎样，你在那里也会觉得安全的。”
拉弗斯通若有所思地揉揉鼻子。“在我看来，这似乎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杀而已。”
“某种意义上是。但社会主义也是一样。至少它是一种无奈之举。但我不能自杀，真正的自杀。那太懦弱太温和了。我绝不会把我的一席之地拱手让与他人。我要先把我的敌人了结几个再说。”
1 14世纪法国哲学家布里丹提出，一头理性的驴子在左右两堆完全一样的草料前会因为无法抉择而饿死。
拉弗斯通又笑了笑，“那谁是你的敌人呢？”
“哦，任何一年赚五百英镑以上的人。”
出现了一阵不舒服的沉默。拉弗斯通的收入，在缴了所得税后，大概有一年两千英镑。这就是高登一直纠结的东西。为了掩饰这一刻的尴尬，拉弗斯通举起玻璃杯，硬起头皮面对那恶心的味道，吞下了约三分之二的啤酒——怎么说都足够给人他已经喝完了的印象。
“干了！”他说，带着假意的热情，“是时候让我们喝掉另一半了。”
高登把他的杯子喝空了，让拉弗斯通拿了过去。他现在不介意让拉弗斯通买酒了。他已经买了第一轮，荣誉感得到了满足。拉弗斯通自觉地走向吧台。他一站起来，人们就开始盯着他。那个劳工仍然靠在吧台上，啤酒罐碰也没碰过。他静静地、无礼地凝视着他。拉弗斯通决心再也不喝这种肮脏的普通麦芽酒了。
“请来两杯双份威士忌，好吗？”他不好意思地说。
那位阴沉的女掌柜一瞪。“什么？”她说。
“请来两杯双份威士忌。”
“这儿没威士忌。我们不卖烈酒。我们是啤酒屋。”
那个劳工在胡子下若隐若现地微微一笑。“——无知的花花公子！”他在想，“在一家啤酒屋里要威士忌。”拉弗斯通苍白的脸上微微一红。他直到这时才知道，有些穷酒吧办不起烈酒执照。
“那就巴斯1 吧，好吗？两瓶一品脱装的巴斯啤酒。”
没有一品脱装的瓶子，他们只得要了四个半品脱装的。这是一家非常穷的酒屋。高登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大口巴斯啤酒。
这比散装啤酒酒精含量高些，沿着他的喉管嘶嘶烧了过去。由于他肚里空空，酒就有点上头。他立马觉得多了些哲思，也多了些自怜。他已经下定决心不要开始对贫穷满腹牢骚，但现在他终究还是要开始了。他突兀地说：“我们说的这都是些屁话。”
“什么都是屁话？”
“所有关于社会主义啊资本主义啊现代世界的状态啊还有天知道什么的这些。我他妈的才不管现代世界的状态。除了我自己和我在乎的人，就算全英国的人都要饿死了，我也不关心。”
“你这不是有点夸张了吧？”
“不。我们所谈的这一切——我们只是在投射我们自己的感受。这全都是由我们口袋里的东西决定的。我上蹿下跳地说伦敦是个死气沉沉的城市，说我们的文明要死去了，说我希望爆发战争，还有天知道说了些什么。而这全部的意义就是我的工资是一星期两英镑而我希望它是五英镑。”
1 巴斯是英国著名啤酒品牌。
这又一次拐弯抹角地提醒了拉弗斯通他的收入。他用左手食指缓缓地摸了摸鼻子。
“当然，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你的。毕竟，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一种经济状况的反映。”
“啊，但你只是从马克思的书来理解这一点！你不知道靠一星期两英镑艰难度日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艰苦的问题——再没什么能有艰苦那么体面。而是那种该死的、卑劣的、肮脏的憋屈。接连几个星期独自生活，因为你没有钱的时候就没有朋友。自称作家却从来没作出过什么东西，因为你总是筋疲力尽无法写作。你住在一种肮脏的地下世界。一种精神的下水道。”
他这下开始了。每次他们在一起待久了，高登一定会开始说这些恶言恶语。这是最卑鄙的行为。这让拉弗斯通万分尴尬。然而高登不知怎的就是忍不住。他必须要对某人倾诉自己的烦恼，而拉弗斯通就是唯一理解的人。贫穷，和其他所有肮脏的伤口一样，必须要偶尔暴露出来。他开始谈论自己在柳圃路上生活的恶心细节。他大谈污水和卷心菜的气味、餐厅里结着块的调料瓶、恶心的食物、叶兰。他描述了自己偷偷摸摸泡茶，并把泡过的茶叶扔进厕所的把戏。拉弗斯通愧疚又可怜地坐着，盯着自己的玻璃杯，双手慢慢晃动着它。他能感到，贴着自己右边胸口的地方有一个方形的东西在指责他，那是一个小笔记本，据他所知，里面有八张一英镑的纸币和两个十先令的纸币，就躺在自己厚厚的绿色支票簿旁边。这些贫穷的细节是多么可怕啊！倒不是说高登描述的真算什么贫穷。这顶多是贫穷的边缘。但真正的穷人又怎样？米德尔斯堡那些七个人挤一间房、一星期二十五先令的失业者又怎样？当还有人在那样生活的时候，你怎敢口袋里揣着好几英镑的钞票和支票簿逍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