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绝大部分日本军队解除武装后被遣返回国。而日本人和阎锡山秘密协议，将一部分日军留在山西，参加对中共军队的作战，“防止山西赤化”，是为日军“残留”。其意图“日本寄存武力于山西”，等待新的世界大战一起，“山西立刻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发展的前进基地”。此项任务是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赉四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等共同策划组织的。
1946年阎锡山曾两次征用日军部队。1947年残留日军改编为 “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后改称“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参与中国内战。此外有日本军人“就地复员”，以伪造技术人员身份和名册的办法，进入太原铁路局、晋北矿务局、西北实业公司等经济实体。当时安插在山西经济、政治、情报、文化等组织机构的日本残留军人和侨民，连同家属，总数在万人以上。
然而事与愿违，残留日军随同阎锡山节节溃败。1949年太原解放前夕，澄田赉四郎在阎锡山安排下潜回日本。河本大作等又策划成立山西矿业公司，妄想继续残留，最终被捕。日军的残留人员之后被遣返。
日本战败后意图“复兴皇国”的军国主义梦想，最终破灭。
河本大作 我个人的企图是，怀柔阎锡山，孤立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削弱抗日阵营
(日本对阎锡山所进行的诱降工作又称“对伯工作”。最初，此阴谋活动是由阎宜亭从中牵线，他称阎锡山为伯父，于是当时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决定以“伯”字作为秘密代号，称“对伯工作”；另外，由于阎锡山号“百川”，也是一种谐音。)
1941年7月，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关于决定日本军和山西军实行合作问题，以不要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安平会谈”中当场作出答复为条件举行会谈。但是，在会谈过程中，参谋本部部员田中隆吉和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要求阎锡山就合作问题立即作出决定，阎锡山一言未发，拂袖而去，“安平会谈”从而破裂，以失败告终。
当时，田中隆吉和花谷正将岩松义雄和阎锡山在“安平会谈”会场上握手的照片洗印了100多张，用第一军的飞机运往重庆，从空中散发，借以离间和挑拨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关系，但未收到任何效果。
1942年7月至9月间，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委托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动员我协助恢复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于是，1942年9月我便出于恢复对阎锡山诱降工作的政治目的来到太原，就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当时我已不担任满炭理事长，正在大连家中闲居。
1942年9月下旬，我就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后，立即委托曲宪南给阎锡山带去我的致敬信和我从大连带来的两篓苹果。一个月以后，曲宪南带着阎锡山的复信回到太原。阎锡山在信中表示了“希望将来能互相合作”的意愿，并回赠了一匹丝绸。
在恢复对阎锡山工作的同时，我和花谷正（第一军参谋长）、笹井宽一(第一军参谋)三人，为了加强对阎锡山的工作，起草了关于成立“三委员会”的草案，送交阎锡山，并征得其同意。山西军当即表示将派王乾元、彭士弘、梁綖武参加“三委员会”。
“三委员会”的组织情况
政治委员会：日军方面：花谷正（第一军参谋长）、笹井宽一（第一军参谋）；山西军方面：苏体仁（伪山西省省长）、梁綖武。
军事委员会——日军方面：花谷正（第一军参谋长）、笹井宽一（第一军参谋）、官内某（驻临汾六十九师团参谋长）；山西军方面：王乾元（中将）、张文炤。
经济委员会——日军方面：河本大作（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尾崎长八（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经理课长）、三轮隆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销售课长）；山西军方面：彭士弘、曲宪南、贾英云（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总务处长）。
上述三委员会设在太原市东华门19号第一军司令官公馆。委员会的经费由双方共同负担。各委员会的分工及任务如下：
政治委员会：1．为了加强对中共的政策，日本军占领区的l5名主要县长由阎锡山指定，经“三委员会”批准任命。2．为了加强对中共的政策，山西军向日本军占领的城市中派遣特务，以镇压和逮捕共党员和进步的爱国分子，并摧毁其地下组织。日军则使山西军派来的特务潜伏到各工厂、矿山的各个部门，揭发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
军事委员会：1．为了使对中共的军事行动顺利开展，山西军和日本军通过协商划分驻地，以防止发生冲突。同时，为了防止中共军进入山西军管区和日本占领区，又确定了双方的警备地区。2．日本军同意部分山西军进驻临汾以东的浮山县，并将汾河以西，临汾经孝义至文水一线以西地区定为山西军地区。3．日本军向山西军无偿援助山炮及弹药。第一军占领区同中共军作战时，须听取由“三委员”任命的伪县长的意见。
经济委员会：1．彼此交流物资，加强经济合作。强化对中共地区的经济封锁，促使其经济崩溃。2．在物资交流方面，山西军要求日军提供棉花、纸张、烟草及日用杂货。日本军要求山西军提供铜、硝石、水银、硫磺等。3．根据山西军的要求，日军提供生铁制造机2台，中国人技师2名，送往吉县，帮助山西军生产武器和弹药。
1944年5月，为了让阎锡山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我访问了当时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正值东条去缅甸出差，只会见了企画院总裁铃木贞一和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副总裁吉野信次。我向他们陈述了苏体仁委托我说明的对阎锡山工作的具体对策，并要求他们在东条回来后向他转达。
阎锡山的意图是，不愿意以第一军司令官作为谈判对手，而是希望同驻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直接交涉。阎锡山希望得到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位置，从而掌握华北军事和政治的实权。
我的企图是，让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都富有经验的阎锡山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就可以排除以往汪精卫政权对华北进行军事指导的必要性，从而强化华北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曾经向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传达了我同东条英机的交涉内容，请求他同意开展对阎锡山的工作。但这时已是太平洋战争末期，因而未收到任何效果。
1945年3月，梁綖武提出要了解南京政府的意图，我给驻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柴山参谋长写了一封信，介绍梁綖武前去南京。梁綖武此去南京的目的是了解日本军方有关太平洋战争局势的内部情况，这是阎锡山的政治策略，因此交涉未获任何结果。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于阎锡山极为反感，支持王克敏就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因此“三委员会”的工作毫无进展。
至于我个人的企图是，希望通过对阎锡山工作，怀柔阎锡山，然后再使白崇禧摆脱蒋介石的制约，从而孤立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利用白崇禧和阎锡山等非嫡系部队，削弱抗日阵营，以利于日本军的侵略。
古海忠之，日本京都府人，曾在东京税务署及大藏省任职，后被派往伪满洲国任国务院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掌握实权，参与制定政策。1945年被苏军俘虏。
古海忠之、城野宏等 日本军在同阎锡山的历史性勾结基础上，企图在山西保存实力，等待卷土重来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却违背投降命令，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敌，在中国战场上的全部日本军拒绝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命令所属全军，“必须向国民政府投降，一切武器、物资和设施交国民政府军，不许交给八路军”；同时，还暗中命令，“如果将武器交八路军，将依法惩处。八路军若强行收缴，可以用武力抗抵”。
一、“八一五”以前日本军和阎锡山的关系
1940年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根据诱使阎锡山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消灭八路军的阴谋，通过大矢正春等人联系，同阎锡山建立关系，开始进行交涉。他们推测，基于“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同阎锡山间的关系，这一计划很有可能实现。
阎锡山一向主张实行“山西门罗主义”，实际上他将山西置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统治之外，极力奠定山西省的军事和经济基础，以便使山西省实现自给自足，从而自立。为此，阎锡山从日、法、德等国引进设备和技术，在省内开办了从钢铁厂到纺织厂以及其他轻工业等一系列工厂，特别是引进以大仓矿业为中心的日本技术人员和机械，同日本垄断资本之间关系极深。“七七”事变爆发后，阎锡山派出部下苏体仁、靳瑞宣等人代表自己到天津，同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进行交涉，企图以山西保持中立为条件，不让日本军攻入山西。然而，在中国人民中燃起的抗日烽火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山西的富源也早已垂涎三尺，企图全部据为己有，于是侵略军便攻占了山西。
后来，田中隆吉调任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但仍来太原，指导上述交涉。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谍报谋略机关茂川公馆也设在太原，第一军又另设晋中公馆，作为这一交涉的联络机关，甚至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也曾前来太原指导交涉。因阎锡山又名伯（百）川，便将这一诱降活动称之为“对伯工作”。阎锡山环顾周围形势，很难下定决心公开投降，但又企图从同日本军的交涉中获益，便派部下曲宪南为代表潜入太原，负责同日本军联系；同时，他又迎来日军代表林龟喜，待若上宾，同日军保持联系。林龟喜是大仓矿业会社的社员，自“七七”事变前即同阎锡山有密切交往。通过上述交涉，1941年第一军司令岩松义雄在汾阳会见了阎锡山的代表、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和骑兵第一师师长赵瑞；1942年又在汾阳县遥罗村（据河本大作1953年7月28日笔供为孝义县安平村）会见了阎锡山本人，并签署协定，其内容包括日阎两军停止交战；对八路军采取共同行动；双方不越过现有的占领区界线。于是，阎锡山派其妹夫梁綖武赴太原驻在，负责同日本军联系。根据上述协定，第一军所属的三十七师团和四十一师团也都分别同其正面的山西军签署现地协定；划定界线，并在设有师团司令部的运城和临汾分别设联络处。
其后，根据上述协定开始采取各种共同行动。过去有日本驻军的浮山和安泽两县接纳山西军的一个军，与八路军相对抗。由日本军操纵的山西省傀儡政府，任命阎方派来的人员为两县县长以下干部。阎锡山又派出靳瑞宣等人在日本军的领导下开展活动。第一军指示山西省傀儡政府，任命靳瑞宣等人为省政府干部，使日阎合作进一步具体化。1943年末，阎方又派出40多名行政干部，在山西省傀儡政府内宣传“日阎合作，共同反共”，并被任命为八路军势力强大的五台、交城、沁县等县县长和其他地方干部，作为日本军的爪牙，向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1942年2月，阎锡山让第一师师长赵瑞和第二师师长杨诚以投降的形式率部投靠日军，日军将其编成“山西剿共军”，开入上党道一带，作为日本军的傀儡部队进攻八路军。1944年日本军任命赵瑞为山西省保安副司令，掌握全省保安队，与阎军共同对抗八路军。1945年，日本军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不能向保安队提供充分补给，于是便由阎军向交城、文水等县的保安队补给人员、武器和弹药，相应地由日本军向阎军提供棉布及其他工业品。
阎锡山责成其心腹、日本留学生出身的徐士珙创立“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徐士珙在孝义县城内设办事处，向日本军占领地区内的日军官兵、侨民和华北交通会社社员等投寄信件，打着“中日两国人共同驱逐英美，防止赤化，让亚洲人掌握亚洲”的招牌，使日本人靠近阎锡山，号召日本人支援阎锡山的反共反革命活动。当日本败局已定时，这一活动更加猖狂，数名日本人到孝义会见徐士珙，徐向他们宣传说，“即或日本战败”，日本人也无须担心，凡与阎锡山合作的人都将受到“同志”式的待遇。他的话产生了一定影响。
日本军在上述同阎锡山的历史性勾结基础上，企图在山西保存日本军，等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
二、残留运动的开始与“特务团”的编成
山西的第一军也同样不甘心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投降。他们始终与人民为敌，不想把掠夺来的“猎物”交还人民，坚持进行垂死挣扎。然而，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出击，解除日军武装。太原市由第一军直接掌握的兵力只有一个步兵大队、樱部队的一个中队和若干特种部队。第一军司令部命令当时正出动至山西省中部地区进行抢粮作战的山西省顾问辅佐官城野宏（顾问辅佐官是以军嘱托身份接受第一军司令官指挥）火速将由其指挥作战的山西省保安司令部直属机动部队八个大队带回太原。第一军参谋岩田清一将城野宏召至司令部，对他说：“军的意图是必须阻止八路军接收太原，要使阎锡山速来太原，接收第一军所属部队和警备地区。但是，阎的先遣部队尚在文水附近，不可能立即到达，而八路军为了接收太原，正在向西山方向前进。为此，保安司令部须展开直属八个大队的兵力，守在西山一带，阻止八路军前进。”8月l7日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又命令伪山西省长兼保安司令王骧警戒西山一带。为破坏八路军的接收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后，澄田便派岩田清一赴阳曲县小店镇，同阎锡山的先遣部队楚溪春部队联系，使之火速进入太原。
继而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来到太原，澄田派岩田和城野与赵承绶交涉，并商定将驻大同的坂本兵团和大同的日侨撤至太原。当时，岩田向赵承绶提出保证，将尽全力支援阎军，将所有部队的武器，物资和设施交给阎锡山。
8月末，阎锡山回到太原，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到平遥出迎，在第一军直辖的樱部队的护卫下乘汽车进入太原城。在车中，阎锡山向山冈道武提出：“不能将这样的部队（指樱部队）给我吗？”山冈回答：“可以考虑。”
阎锡山回到太原后，立即派省防第二军军长赵瑞为代表，与第一军交涉日本军残留问题。阎锡山指名由岩田清一担任第一军代表。此外，根据赵瑞的要求，以会议需要绝对保密为理由，由自“八一五”前即有密切关系的城野宏担任翻译。城野宏在“八一五”前任伪山西省顾问辅佐官时，曾负责根据日阎合作协定派来日本军和傀儡政府工作的阎方人员的教育和配置，同时，又从阎军接受保安队人员和武器的补给。因此，一直同阎军有密切联系。而且，他同保安司令部的最高负责人、副司令赵瑞之间关系也很深。因此，阎锡山回到太原的第二天便召见城野，要求他继续给予合作。于是，便在太原市东缉虎营山西省保安司令部的军官宿舍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谈判。
最初，阎锡山提议将第一军全部改编为阎军，岩田回答说：“日本军是天皇的军队，所以不能只以司令官的意志将其改编为阎军，但是可以采取适当的方法满足贵方要求”。在谈判过程中，岩田和赵瑞每天都分别向澄田和阎锡山汇报当天谈判经过，接受指示，再开始第二天的谈判。这样，经过一周谈判，确定下述方案：1．日本军调查志愿参加阎军的官兵，以“就地复员”的方式，使之成为“复员完毕”的个别人，阎军再以采用“个别人”的方式组建日本人军队，纳入阎军的指挥系统。2．阎锡山方面对参加阎军的日本军人给予优待。3．在日本军主力复员回国前（滞留山西期间）负责训练阎军。
上述谈判成立后，阎方的代表改由阎锡山的妹夫、山西省政府秘书长梁綖武担任，继续进行有关具体工作的交涉，决定的事项相继付诸实施。作为交涉和执行的机构，在太原市海子边成立第二战区长官部合谋社，由梁綖武任主任。合谋社的主要任务是阎锡山和第一军就残留部队的组建、日本军的接收、武装解除和遣送回国等问题进行协商。换言之，它是阎日合作，强化武力，坚持反共反革命的参谋部。遇有重大问题，山冈道武和赵承绶来合谋社进行商谈，其他有关残留的具体工作，则由岩田和梁綖武协商决定。合谋社干部由第一军派出，第一军经理部主计科长加藤嘉之助任总务组长；第一军宣传班长长野贤任文化组长；山西省顾问辅佐官城野宏任军事组长；田中忠三郎任经济组长。总务组将从大同撤至太原日侨的六百多个行李包裹，借口没有货车无法运输，以每个联银券3万元的低价收购，转手以5万元法币卖出（当时1元法币可兑换3元联银券），获利2400万元，以这一诈骗手段获得残留活动的资金。经济组接收了原第一军司令部的宴会厅——太原亭等，为残留官兵开设娱乐场所。而真正使残留活动具体化的核心机构则是军事组，军事组拥有数十名宣传员，在日军和日侨中开展有关残留运动的宣传，实际上是吸收残留人员组建日本人部队。文化组则成立日本人的乐团和剧团，制造有利于残留的气氛。
阎锡山回到太原的第二天便将日本侨民召集到省政府礼堂开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将负责保证日侨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号召日本人残留山西，进行合作。
梁綖武、岩田和城野宏在合谋社中共同商定了日本军残留活动的方针。那就是，组建日人的残留部队，只靠军人和军队是不可能扎根持久的，参加者也会犹豫不决。为了使军队残留，还必须有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商人、以及娱乐场所、文化设施、医疗设施、学校、适合日本人的生活必需品（如酒、酱油、黄酱、豆腐、点心、药品等）的生产者和设备，以及作为结婚对象的妇女等残留。为此，在向军队开展宣传的同时，也在侨民、会社、工厂内加强残留宣传，全面展开了残留运动。
然而，要想将众多的、各种现实的利害矛盾关系错综复杂、遭到前所未有的战败打击而无所适从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残留势力，就必须制定残留的“政治理论基础”，给“残留”披上一件煞有介事的“理念”外衣，不仅使残留者本人确信自己反对一般人回国的潮流，而采取“残留”这一新的行动，乃是高尚的行为，而且使他人也能如此看待。为此，由城野执笔写了题为《日本人的立场》的小册子，第一军参谋岩田清一命令第一军司令部印刷所印出，散发给所属部队和日本侨民。城野又指挥合谋社的宣传员奔赴四面八方，根据上述小册子的观点进行残留宣传。其主要内容是：“由于战败，日本被外国军队占领，丧失了独立。恢复独立，复兴祖国是我们的责任。战后的中国已成为亚洲的主要力量，对于日本问题有很大的发言权。我们有条件借助中国的援助复兴祖国。我们现在身居中国，阎锡山热烈希望日本人给予合作，并保证向日本提供援助。凡希望实现祖国独立复兴的爱国志士，都应决心残留山西，同阎锡山携手合作！”
在这面招牌的背后，存在着策动残留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真实意图。他们认为，如果由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则不仅日本侵略者的一切势力必将被彻底赶出中国，而且再次发动侵略也将极为困难。只要由阎锡山统治山西，则日本不仅可以向这里输出资本，而且技术和商品也可以向山西倾销。另一方面，日本亟需的煤炭、铁及其他山西的丰富的工业资源也将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尤其是煤炭等无与伦比的丰富矿产资源可以满足日本的全部需要。只要强有力的日本军队成为阎锡山的支柱，同中国共产党相抗衡，日本人在阎锡山面前就会有强大的发言权。再同残留在各工厂、矿山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活动结合起来，就可以在经济上确保山西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样，利用山西作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和资本、商品市场，使丧失了朝鲜和台湾的日本，在经济上获得恢复和发展，重建大日本帝国、君临亚洲。同时，在政治上，战后的世界出现美苏两大势力的对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美国肯定将借助日本的力量对抗苏联，重新确立往日的统治态势。如果现在留在山西一支强有力的日本军，到那时就会立即成为日本派遣军的先遣部队而发挥重大作用。这就是为了复兴祖国，重建大日本帝国而残留山西的意义和作用。山西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梦想着保存并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以便再次侵略中国，进行了上述阴谋策划。城野根据山冈、岩田等日本军首脑干部的这一阴谋计划，又写出题为《日本建设诸问题》的小册子，只发给从事残留活动的干部，以便统一思想、推动第一军的活动。
合谋社的宣传员深入到日本军、会社和侨民中去，利用“复兴祖国”的口号进行号召，宣传上述“残留理念”，推动残留活动。在第一军司令部中，有目标地个别动员日本军部队长或其他军官、对士兵群众则进行煽动。号召华北交通会社警务段和青年队、妇女随军文职人员，以及山西产业会社的青年社员参加残留。这些人在战争期间都是以“尽忠报国”、“皇国臣民”、“效忠天皇”、“爱国”为唯一招牌的人，现在又向他们灌输如果是爱国者、只有残留山西才是自我牺牲的爱国行动的思想，再打上一副新的精神枷锁，把基于各种各样目的和欲望而行动的日本人，引向唯一的残留道路上来。
有人不想放弃在山西从中国人民手中掠夺的财产；有人想乘动乱之机，独树一帜大发横财；有人还想保持昔日日本军官的地位和生活；有人认为现在立即回到战败并遭到破坏的日本，生活无着，暂时看情况再说；有的被定为战犯，为逃避处刑而焦虑不安：也有人因同中国妇女结婚而不想回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这一切不可告人的欲望，却可以用“复兴祖国”这一漂亮的外衣掩盖起来，使留在中国的行动正当化，作为“爱国者”自欺欺人。对于这些长年接受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教育，被错误的爱国主义思想所毒害的人们来说，在“复兴祖国”这一号召面前，为回国而感到某种内疚，于是便违心地参加了残留的行动。同时，在帝国主义分子宣传“理念”的同时，还以物质利益为诱饵，使之更易于决心残留。阎锡山委派梁綖武为负责人，成立中国人宣导组，在日本军的各队中巡回宣传说：阎锡山衷心希望日本军残留、并给予优待。阎方制定的《留用日籍军人优待办法》规定“晋升三级（如日本军的少尉可晋升为少校）；士兵全部享受军官待遇；全体残留日军可分到宿舍，住在营外。合同期限为2年，合同期满愿回国者，阎方可负责安排回国；可以向日本汇款，家属也可来中国”。第一军将上述《办法》发给所属各部队，并命令“阎锡山如此优待日本人，各兵团应不辜负阎的期望；使更多的官兵‘自发’地参加残留。‘志愿’残留者可采取‘就地复员’的方式履行复员手续，为其参加阎军提供方便和帮助”。于是，有相当多的日本军官兵“复员”，并参加当地的阎军。也有的来到太原，进入合谋社或其他部队和团体。而合谋社再将他们派回原来所在部队，动员其他人残留。
市井之间出现了许多野心家，有人想乘动乱之机成为一方首领，也有人想借机大发横财。这些人麇集太原，开设饭店、咖啡店，有的勾结阎方干部经营工厂，开办商社。还有的野心家利用阎锡山渴望获得日本人军队的心理，不参加第一军系统，而独树一帜，组建军队，借机向上爬。如原青岛特别市警察专员、投降前夕应征入伍来到山西的一一四师团预备少尉吉谷敦雄，勾结徐士珙，策划组建“铁道护路总队”，这是一个以护路为任务的部队。对于那些不是军人又无其他谋生手段的日本人来说，是一种极其便利的残留形式。阎锡山认为这一设想有利于使更多的日本人残留，便向徐士珙拨出组建经费，由古谷负责招募队员。并命令合谋社在向第一军开展工作的同时，还要积极组建护路总队。岩田清一和城野宏从当地侨民中的青壮年男子基本上都经过军事训练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将他们集中起来组成残留日本军更为有利和容易，暂时利用这一形式使更多的日本人残留下来，将来再纳入统一的日本军指挥系统。于是便派原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大队长、战败时任阳泉煤矿工警队长的薮田大尉以该矿工警队为中心，召集阳泉的日本人，成立护路第五大队。又派原五台县合作社顾问井上义雄召集社会上的一般日本人成立护路第二大队。此外，以土木业者成立土木工程队；以原华北电电会社的日本人为中心组成通讯队。古谷凭借徐士珙对他的信任，利用同一般的日本人和原所在部队的关系，组成护路第四大队。这样，护路总队拥有四个大队，两个专业队，共1300人。由赵承绶任司令，第一军司令部部附中佐、原绥靖军指导部长藤本秀雄任参谋长，实际上是该部队的指挥官。合谋社又成立日侨职业介绍所，网罗第一军的复员兵和从大同撤至太原的日本侨民，成立省训团、特训团等部队。还派宣传员赴北京和石家庄，宣传阎锡山对日本人的优待和残留理念，引诱当地的日本人来山西，参加特训团或护路总队。
原第一军参谋部的文职人员指田国福，同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相勾结，网罗数十名日本人成立“资源调查社”，以调查资源为名，利用原日本军的情报网，秘密搜集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情报，向阎锡山提供镇压人民的材料。只要是为了“反共”，日本人和阎锡山可以轻而易举地勾结起来。指田派部下日本人混入残留的日本军中，侦察日本人队员的动向，如发现有人对阎锡山不满，或对共产党表示关心，便被当成间谍，向梁化之告密。为此，有数名日本人被梁化之的“特种警宪指挥处”逮捕处决。
也有人投靠蒋介石的情报特务机构——军统，充当特务。以辻宗盛为首的数名日本人曾参加军统系统的特务组织，并领到电台，向戴笠提供情报。
在巴结阎锡山的同时，认为也有必要讨好蒋介石，以便从各个方面打入中国，建立再次侵华的基础。这就是策划山西残留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如意算盘。岩田和城野通过赵瑞的介绍，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统计局代表张中将。张说：“从日本宣布投降之日起，你们就成为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斗争目标就再也不是日本，而是苏联了，对苏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我们和美国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准备。为此，你我要共同携起手来！”岩田还应张的要求，交付了阎锡山收缴第一军武器的有关文件副本，并约定双方今后将进行合作。事后，岩田向山冈汇报了会见经过，并说：“从国民党的动向来看，其攻击目标是中共和苏联，如加以利用，日本人就将成为和国民党拥有共同敌人的盟友，可以乘机巩固日本在中国的基础，使之成为日本再次侵略和统治中国的桥头堡，制造重新控制中国的机会。阎锡山统治的山西固然是我们的一个强有力的立足点，但是没有必要把自己局限在这一个地方，应该向全国各地发展。蒋介石也希望同日本人合作，所以我们的残留大业定能成功。”于是，残留运动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展起来了。
策划残留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军首脑的头脑也更加膨胀，他们认为，北京和天津虽然没有像山西阎锡山这样的条件，但是还有大批日本人，尤其有首脑人物，他们必定也在设法使日军东山再起，对此有必要加以利用。如果在中国各地都残留一定数量的日本人，利用他们同中国人的旧关系，可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建立第三势力，通过它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使之亲日，也就是和日本联合起来对抗苏联和中共，那时，日本就可以大举进入中国。所以，要以山西为据点，作为中国各地残留日本人的支柱，从而在中国保存日本的势力。自“八一五”前即同中国汉奸集团关系密切的城野宏根据上述方针，利用日本军首脑企图制造第三势力的愿望，吸收原伪山西省政府宣传处长褚孝双进入合谋社，参加残留运动，为日后的阴谋活动做准备。岩田则将太原陆军联络部的吉川少尉派往北京，与华北交通会社总裁宇佐美宽尔取得联系，并筹备成立山西残留军的北京联络站。宇佐美当时同原华北交通会社警务局长池上中将和原新民学院院长佐藤中将策划纠集华北交通会社的铁路警察队，成立拥有3万兵力的护路总队，其中安插1000名日本人掌握实权，但这一阴谋因预定任该总队司令，自称是国民党地下工作员的荣耀中将被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逮捕而宣告破产。接着，原中国联银总裁坂谷希一和第三坦克师团长山路秀夫又阴谋策划，准备将驻北京的日本军第三坦克师团改编为中国军队，以这一武力为基础策动国民党北平办事处处长马汉山，搞起京津冀东地区自治独立。但是，最初表示同意的山路秀夫愈来愈感到不安而产生动摇，正在犹豫不决之际，美军和中央军到达北京，第三坦克师团被解除武装，这一阴谋也以失败告终。
于是，宇佐美又与山西的残留日军相呼应，以黄河治水工程为名，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留下十万日军作为屯田兵，以阻止八路军人员前进，并向华北输送日本的技术和人员，建立对共作战军事基地的计划。
在山东也有部分日本人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对共作战中培养日本势力。
有消息称，在满洲也有部分日本人混入由原满洲国军改编的蒋介石军队中。关于由日本军俘虏制造的所谓“通化事件”也被夸大宣传，给人造成一种为保存日本势力，似乎在整个满洲正在掀起一场运动的印象。
企图重新掌握山西的第一军，关于上述动态虽然没有准确的情报，但是想象肯定有类似的活动。每当这些零星的消息传来，便立即成为残留宣传的话题，制造一种似乎中国各地的日本人正在遥相呼应、共同行动的气氛。
炸死张作霖的主谋、原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任山西产业社社长而来到山西。根据其经历，他在日本军首脑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阎锡山一回到太原，河本便迎合阎的心理，对各工厂、矿山大肆吹嘘，山西产业换上阎记招牌，改称西北实业公司，河本任总顾问，依然大权在握。他手下的日本人技术人员骨干仍然原封不动地留在工厂、掌握核心的设备和技术。河本认为只要有军队作后盾，山西的资源仍然为我所有。于是，他便鼓励和推动第一军组建残留军队。原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高级参谋今村方策大佐，也在河本的煽动下坚定了残留的决心。
无论在日本军中，或者在一般侨民中，围绕残留与否的问题，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自己希望残留的人，想尽可扩大同伙，骂不残留的人是非爱国者，似乎只有自己才是爱国者。青年军官们聚集在大街上的咖啡店里，有人说应该残留；有人说必须回去重建祖国，互相争论不休。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8月28日毛泽东亲自到重庆就实现国内和平进行谈判，并忠实地执行了协定。而蒋介石却立即撕毁协定，秘密命令部下将领准备进攻解放区。阎锡山认为同中共之间毫无妥协的余地，如果妥协，便意味着他在山西作为专制皇帝地位的末日来临。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将自己的军队从大后方运往前线，所以表面上同意签署协定，而暗中却利用火车、美军的飞机、舰只向满洲、河北、山东大批运送兵力。阎锡山并不希望国民党军队进入山西，因为那将对他在山西作为专制皇帝的存在构成威胁，因此，为了同中共相抗衡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近在眼前，那就是日本军。所以，阎锡山迫切希望将日本军据为己有，用于反共内战。
第一军根据最初同阎锡山达成的协议，开始训练阎军。从所属各兵团抽出官兵，组成包括各兵种的教官队，以笹沼传少佐为负责人，对集中在太原城南省训团的阎军进行训练。当开始训练时，阎锡山曾亲自到省训团，听取日本教官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指示。日本军方面由参谋长山冈道武出席集会，也作了指示。担任教官的日本军官兵，享受特殊的伙食标准和工资，受到优待。阎锡山还说，如果受训的中国官兵不服从日本人教官的领导，可以按照日本军队的方式“打嘴巴”，并将这一“指示”传达到所有部队。它既是对日本人一旦参加阎军将受到何等优待的实际宣传，同时也是日本军判断阎锡山对于日军残留究竟有多大诚意的一种试探。
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摸清了阎锡山的“诚意”之后，野心更加膨胀。阎锡山也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大规模地组建日本残留军。山冈全面地接受了阎锡山的要求，命令岩田制定《特务团编成计划》。计划该团由司令部、七个步兵团、特种部队、医院和生产机构组成，兵力约15000人，拥有相当于日本的一个完整师团以上的装备。在该团所属的各师团和旅团中各组建一个步兵团：司令部从各兵团选拔官兵，组成一个步兵团；原日军各特种部队分别组建残留军特种部队。在此之前已经组建的护路总队等日本人部队，在特务团成立后，全部编入，成为特务团的一个团。上述内容经岩田和梁綖武协商决定，并由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向第一军下达编成命令，然后付诸实施。
当时，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被重庆方面指定为战犯，不可
能公开出面，便由参谋长山冈代理操持一切。日本军的高级干部，对于残留问题是从两个角度进行考虑的。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基于其帝国主义者的本性，企图利用这一机会在中国保存日本军队的实力，为卷土重来打下基础。虽然由于对能否成功信心不足，每个人的积极程度有所不同，但是，总之“非干不可”，作为天皇的忠臣，残留是理所当然应该采取的行动，在这一点上没有异议。即便有的人由于个人或家庭的原因希望尽早回国，但也不能公开反对残留，最多也只能说，“残留是件好事，我也希望参加，只是国内家属生活实在困难，希望能让我回去”。另一种则是千方百计逃避战犯的罪名。尤其是看到以澄田为首的几个人被定为战犯，并被收容后，心怀鬼胎的他们便设法迎合阎锡山，为之立功，以便使自己不被定为战犯。这也是他们积极动员日本军残留的因素之一。
山冈在上述形势下，认为有必要摸清日本军内部，特别是准备作为残留军骨干的青年军官们的意图，并进行煽动。11月，在原日军高级军官的集会场所——第一军司令部聚星阁，召集各队青年军官，举行“倾听青年军官意见”的集会。会上山冈听取了尉官级军官的残留决心，并说：没有坚定的决心，残留是不会成功的。企图借机物色意志坚强的人。同时，山冈又在第一军参谋长室和城野共同研究当自己的国家被他国占领后，如何才能摆脱占领国羁绊的问题，又举出当普鲁士的斯卡因和格涅兹诺被拿破仑占领后，普鲁士军曾由俄国保存和培养等历史上的先例。山冈还考虑到残留日本军的统率问题。他向城野说，残留军队即便组成，已不再是天皇的军队，如不明确建立这支军队的真正意义，就不可能再一如既往地将这一日本人军队牢固地团结起来，加以统率，所以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全体队员具有一定的政治信念。要效仿苏联的红军政治部，在残留军中设政治部。并将这一任务交给城野宏。在战败后的日本军中，士兵群众对军官的不满日益强烈，官兵之间尖锐对立。例如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六大队长笹沼少佐，竟被士兵隔着军官俱乐部的墙壁从外面捅进刺刀刺中；又如该旅团第七大队副官百濑中尉，在追赶从军营逃出的部下士兵时，反被逃亡者击毙；还有一一四师团渡边中队的士兵们，在屋顶上架设机关枪，包围了军官室，要求给予士兵自由。在上述形势下，山冈为选拔残留者而绞尽脑汁，并苦心研究对策。应诅咒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广大士兵迫切希望早日回到故乡，全家团圆，重新过和平的生活。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却要把他们继续赶到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罪恶的战争中去。
另一方面，运城的第五独立警备队携带全部武器到阳泉集结，中途在侯马镇附近遇到八路军，八路军要求交出武器，日军与之交战，并强行通过。第一一四师团也携带全部武器撤出临汾到榆次集结。山西东南部，日本军仍继续同解放军交战。
1945年末，阎锡山撕毁同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协定，以庞中将为司令官带领二万士兵向晋东南进攻解放区，被解放军包围，庞中将被打死，全军溃灭。赵承绶军赶往救援，企图再次进攻晋东南。赵承绶要求正在太谷以南集结的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长元泉馨给予支援。元泉馨以整个旅团参加作战进攻解放军。在沁县，该旅团的布川大队给解放军以重创，受到赵承绶表彰。省训队、特训团的日本人部队和第六护路总队也参加了这次作战，尤其是特训队，在解放军正面展开多次白刃战，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山冈等人认为只要是同八路军作战，即或是阎锡山的命令，也可以同以前一样地干。
山冈道武于1946午1月飞往北京，就组建特务团问题征得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同意，然后返回太原。从此组织日本军残留部队有了“合法”地位，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展起来了。
山冈在北京期间，经方面军渡边参谋介绍，会见了数十年来一直是“中国浪人”的后藤武，后藤利用迷信团体“宏光普济会”，阴谋策划纠集部分日本人进入五台山，煽动华北的佛教徒进行反共，山冈同意接纳后藤武一伙来山西。1946年2月后藤武来到山西，经合谋社斡旋成立五台工程队，后藤从北京带来的日本人和受迷信蒙骗的中国人去忻县，准备进入五台山。
第一军在获得华北方面军的批准后，于1946年1月末，在太原原第一军司令部礼堂，召集所属各兵团、部队的军官、下士官、士兵代表共200余人，举行“特务团成立大会”。会议由山冈主持，岩田和西山两参谋就部队组建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城野根据《日本人的立场》作了有关“残留理念”的报告。岩田说：“组建特务团是我军为了复员回国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它具有后卫尖兵的作用。因此，组建特务团决不是违法的和违背复员命令的行动。”提出了以第一军命令和指挥系统可以组建特务团的“依据”。于是，于1946年2月，第一军根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命令，下令所属部队按预定计划组建特务团。由于各兵团都有组成一个步兵团的任务，所以在部队内设特务团组建室，以志愿残留的军官为负责人进行组建工作。
第一军司令部开始着手组建特务团司令部和直辖第一团。总指挥官预定由第一一四师团长三浦三郎担任，在编成表上是这样公布的：司令部由原第一一四师团的太田黑参谋和军司令部的岩田清一参谋任高级参谋，分别负责训练和后勤工作。但是三浦三郎和太田黑仍留在榆次的师团司令部，没有到达太原，因此一切内部事务由岩田一手包揽。特务团司令部占据了工程司街1至4号的建筑物，离开原第一军司令部机关开始工作。由原第一军司令部的军官组成了参谋部、副官部、经理部、军医部和兽医部。城野遵照山冈的指示，为成立政治部而进行政治煽动，着手准备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原来合谋社军事组的人员和工作全盘编入政治部，迁至工程司街1号。
山冈道武在特务团之外还成立了军事顾问部，负责指导全体阎军。司令部还责成加藤嘉之助成立生产团，接收第一军的各工厂，为残留人员生产必要的生活物资。此外，根据阎锡山的提议，集中日本人青年成立了士官学校。阎锡山曾向山冈和岩田说，这是为了保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传统，山冈和岩田当然乐于接受。岩田从各队选拔青年入学，并将太原日本中学教员和田武士派往石家庄，将准备从石家庄乘车回国的中学生募集来太原，又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宇野大尉为教育队长，成立了陆军士官学校。为了将来对苏作战，将俄语列为必修课。
各兵团组建特务团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一一四师团人数多，素质好，所以司令部以该师团为重点，决定成立两个团。岩田曾派城野出席该师团的“特务团组建会议”，根据上述要求说明“残留意义”，进行煽动。政治部又向该师团的各队派出数名宣传员，发现志愿残留者，便利用他们再说服其周围的官兵残留。说什么“只有残留者才是爱国者”，从思想上进行威胁，强行拉人入伙。正值此时，南京的日本总军司令部派来宫崎参谋联系有关复员事宜，他向太田黑参谋说：“留在这种地方，没劲！算了，算了！”于是，太田黑便打算回国，并提出不再参加特务团的组建工作。但当宫崎在第一军司令部听到岩田说明必须组建特务团的理由之后，又被说服，表示同意，便回到南京去了。当然，南京方面从此也就表示默认了。然而，太田黑对组建工作放弃不管，却给师团带来极大的影响，工作陷于停顿状态、无法进行。于是岩田便告诉城野，无论如何要使太田黑回心转意。城野便派永富博之等人去威胁太田黑。永富去了之后，将太田黑痛打一顿，让他保证协助组建特务团，并派他到各部队巡回动员官兵残留，结果在榆次和平遥各组建一个团。
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的旅团长元泉馨给司令部发来电报，要求“派得力的宣导员协助组建特务团”，于是政治部派出今泉等人到各队进行动员。同时，以布川大尉和住冈大尉为中心，以暴力威胁部下，组成第六团，在太谷集结。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高级参谋今村方策大佐决定残留，他说他控制着以大队长为首的干部，所以没有问题，接受了组建特务团的任务。该旅团根据第一军的命令，召开队长会议，发布旅团命令，以1500人为目标，开始组建工作。决定从各大队分别抽出230人，以自愿“留用”的形式履行复员手续。今村反复说明组建特务团的必要性，并提出对今后生活待遇的保证，进行诱骗。但士兵们却轻易不肯上当，以致组建工作迟迟没有进展。于是，便开始采取强制手段，指示各中队必须有20%的人残留，由中队长负责进行“个别动员”。所谓“个别动员”，就是逐个威胁，但仍然凑不够数。中、小队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自己“申请”残留。今村方策和大队长菊地修一都是宫城县人，二人利用同乡关系指名残留，同时，还作为残留者的婚配对象留下一些妇女随军文职人员。强制、利诱，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好不容易拼凑了1200人，成立了第七特务团，集结在原平镇。
由各部队选拔出1300人，于2月末组建第一特务团，集结在太原城南，由原第一军直辖炮兵队长后闲少佐任团长。原第五独立警备队在阳泉成立了第四特务团。
在大同，由原坂本兵团参谋长林丰大佐任总队长，成立大同总队，下设三个大队。与之有联系的日本商人和技术人员也都决定残留。大同煤矿的干部荒本章，曾是满铁社员，是满洲青年同志会（满洲青年联盟）的领导人，曾因涉嫌“二二六”事件入狱，是一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他被满铁派来大同煤矿从事掠夺，日本战败后，要将这座好不容易抢到手的煤矿还给中国人民，他死也不甘心，于是便绞尽脑汁策划种种阴谋。正值此时，他得知日本军残留的阴谋，正中下怀，不禁大喜过望，他说：“日本绝对不能放弃这样好的煤矿，如果日本军留下作后盾，我死也要守住这一矿山。”便同合谋社派至大同的宣传员合谋，煽动日本军内的青年残留，自己也带领部分技术人员留下。结果实现了约500名日本军的残留。
上述由日本军改编的部队为“长久之计”，将多年来从中国人民手中掠夺的粮食、金条、银元和鸦片等隐藏起来。一一四师团将价值约1亿元的面粉、地毯、鸦片、银元等物资运至特务团司令部，以备来日之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组建的第七团仅在撤往忻县时运走的粮食就足够全团吃三年，另外还有数十万银元。
合谋社还集中了日本人医生，成立共济医院，为残留者施行医疗。原第一军军医部长兵头军医少将被阎锡山聘用为川至医专顾问。以片桐博士为首的同仁会的医师也都被阎锡山的慈惠医院收纳。
此外，在战争期间以因受宪兵追捕而逃来阎锡山处的日本人相泽天民等人为核心，利用徐士珙的亚民会，使若干日本人残留。
曾在北京建设总署任水利建筑专家的谷口工学博士也通过苏体仁联系来到山西，进入产业科学研究所。还企图将原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总务厅长沼田不二男召来山西，曾派人太北京同沼田联系，但未能成功。曾在北京经营公寓的住谷某听说日本人在山西受到优待，也想借机独树一帜，经过徐士珙的联系，网罗数百名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带来山西，成立“特别警察队”。此外，还有些日本人直接参加了四十九师、机关枪团等阎军部队。
如上所述，日本人又重新在太原市内飞扬跋扈。中国的人民群众虽然反对日本军残留，但是那将遭到阎锡山的武力镇压。榆次的特务第三团，以解放军前来进攻为借口，发放武器，迅速武装起来。第六、第七两团，继续使用原有武器，保持全部武装，各团开始对当地阎军进行训练。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再次拿起武器，勾结阎锡山镇压中国人民。
为了将青年人留在山西，还动员日本妇女残留，作为其结婚对象。岩田和菊地首先劝诱第一军司令部的女文职人员残留。这时，第一军的高级副官恩田忠录大佐表示反对，立即让她们登上回国列车。恩田曾长期在山西任特务机关长，自恃同山西省长苏体仁是密友，而且，在残留问题上，通过苏体仁的斡旋，阎锡山也最重用自己，结果却被“乳臭未干的岩田”占了上风，自己遭到冷落，一气之下便采取了上述反对行动。于是岩田向阎锡山的高级参谋张文炤说：“这种人的存在将会成为残留工作的绊脚石。”张文炤便将恩田定为第二战区战犯并监禁起来。
1946年3月特务团改称“工程队”。因为在向重庆的国民政府报告时，如果日军原封不动地残留山西，固然可以得到蒋介石的允诺，但它将成为中共攻击的材料。因此，全部作为技术人员，纳入西北实业公司所属各工厂的残留人员名册，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书面报告。
1946年4月，军事调停三人小组来太原。当时，国民党将大军运往前线进攻中国共产党还需要时间，因此，于1946年1月10日公布停战协定，美国派参谋总长马歇尔调停中国内战，而实际上马歇尔的任务是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但是，由于蒋介石的主力尚未到达前线，如果立即开战，将对蒋不利，因而才四处调停，其部下的一个小组来到太原。所谓三人小组，是由美军、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方代表组成的，所以阎锡山也无法拒绝中共代表来太原。该小组在太原发现阎锡山未免太明目张胆地重新改编日本军，便要求阎锡山解散特务团，尽快使日本军全部复员回国。阎锡山无奈，只好让第一军表面上下达解散命令，而梁綖武和岩田却暗中策划残留日军的办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认为，事到如今，岂能轻易放弃。迫在眉睫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乘机东山再起，侵略中国，确保山西富源和市场，所有这一切痴心妄想，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企图死抱不放，为实现其罪恶目的而继续进行垂死挣扎。山冈在工程同街3号司令部召集全体司令部人员，在宣布“解散”的同时，又说“凡自愿残留者，本军不予限制”，制造一个残留的借口，第一军司令部又将这精神传达给各兵团。山冈说：“这样一来可以将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淘汰掉，留下的都是精华，反而更好。”
岩田和梁綖武经过密商决定，以自愿残留的形式由日方处理完毕，阎方向国民政府的报告就可以说，特务团已经解散，全部回国。然后再将残留者全部改成中国名字，编入新的部队，作为中国人部队的中国人进行登记，这一原则确定之后，实际上必须有指挥机关和部队，而作为高级指挥官的现役日本军人又不可能轻易地采取自愿就地复员的形式，于是，山冈又想出一条“妙计”，让高级指挥官以照顾战犯的名义留下。当时，在南京和北京也都成立了“战犯世话部”，留下参谋级的现役军官照顾狱中战犯，为他们向狱中送东西等。山冈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世话部”。他在“解散”特务团的同时，便成立了第一军的“战犯世话部”，并亲任部长，以战犯联络人或证人等名义留下数十名现役军官，作为残留日军的骨干，并征得美军司令部的同意。在山冈之下，以原第一军参谋岩田清一少佐、第七特务团团长今村方策大佐、大同总队队长林丰大佐、副队长五味少佐、阎军通信网的领导者原电信第九联队长杉野俊三郎大佐、原第一军司令部部附剿共军指导部长阎军护路总队参谋长藤本秀雄中佐、原第一军直辖炮兵队长后闲章次少佐，原大队长赤星久行少佐、市川军医大尉等人为首，包括大尉以下的数十名司令部军官，以“合法”形式残留太原。山冈则成为阎锡山的军事顾问，利用上述一批人，全面领导阎锡山的反革命军事活动。岩田在为阎锡山充当参谋角色的同时，直接掌握和运用残留的日本军。其他成员按照山冈和岩田的计划分别进入阎军的领导中枢，对阎军进行训练。这样确保了高级干部的残留，但是还必须留下部队。三人小组无论如何不会长期留在太原，只要在他们离去之前，将部队隐藏在不为其发现的地方就可以。其间，如果同中共开战，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于是，岩田指示各队长将部队隐藏起来。原在太原市南门外的第一团，重新任命小田切正男为指挥官，藏在市东郊的陈家峪；原在榆次城内的第三团藏到汾河以西的彭村；原在太谷城内的第六团由于全部没有家属，被收容在太原南营盘的兵营中，伪装成中国军队；第七团在原平，因距离太原较远，问题不大；第四团和阳泉的护路第五大队合并，熊谷中尉等部分官兵编入当地的第十总队张国栋团。阎方说，护路总队与日军复员无关，三人小组也未提出其他异议，便保留下来。由于各团都接到了“解散命令”，以致许多人要求回国，放弃残留。这已在意料之中，对此，一方面由政治部派出宣传员，要求“为了祖国复兴，要排除万难，坚决残留”，根据山冈“残留精华”的方针进行煽动；同时，各队干部对于那些已被选中残留而又要求回国的队员，进行殴打、威胁，强制残留，最后使约3500人残留山西。
西北实业公司的日本人，在河本大作“保证前途”的诱骗下，各工厂、企业共有约500人决定残留。
第七团以今村为首，人数虽然只剩l50人，但今村是根据保证干部的方针进行选拔的，所以两名大队长和中队长以下军官，以及曹长、军曹等下士官大多残留下来。今村兼任驻忻县的阎军第十九军参谋长，负责训练第四十师，准备进攻解放军，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参加反革命内战。
三、保安总队的成立和参加反革命战争
1946年5月，根据1945年12月制定的《特务团组建计划》中同阎方的协定，对残留日本人部队进行整编。三人小组已离开太原，认为形势已趋于平稳，于是残留日本军也准备公开参加反革命战争。如上所述，特务团是以日本军的人员和指挥系统组成的，而护路总队、五台工程队和特别警察队则都是利用社会上的野心家，吸收非现役日本军的日本人，由日本军暗中操纵拼凑起来的。对于这些干部而言，只有部队才是扩张自己势力，克扣队员薪饷和供应物资而借机发财的资本，一旦纳入日本军系统，自己便不可能再称王称霸。因此，对于整编表示强烈反对。然而，他们只不过是阎锡山的雇佣兵，同和阎锡山有直接协定并以其权力为后盾的第一军的实力无法抗衡。
总司令赵承绶和梁綖武代表阎锡山同岩田、今村、城野聚集在太原，就整编问题进行磋商，最后决定，由于岩田将对整编后的部队进行指挥，不能不成为众人怨恨之的，因此不参加整编会议，而由今村和城野出面强行整编。在合谋社召开整编会议，今村和城野强行决定特务团和护路队的各队合并，成立“山西省保安总队”，设司令部，由阎锡山任司令，岩田以高级参谋的名义掌握实权。坚决反对整编的特别警察队，被赵承绶命令解散，其人员被编入各队。保安总队采取大队建制，各大队配备山炮，可以独立作战。共有第一至第六大队和工兵队以及通讯队。这样，残留军采取了由单一的指挥机构领导，随时可以参加内战的体制。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飞机和舰只已将蒋介石的军队运至东北和华北，做好了发动内战的准备。于是，阎锡山也乘机进攻解放区，今村担任阎军十九军和四十师的战术指挥，并派菊地大尉等数人负责对进攻崞县的四十师秦良骥团进行战术指导。然而，解放军立即反攻，崞县县城很快解放，菊地等人被俘。菊地欺骗解放军指挥员说：“我可以去说服今村等人投降。”他被释放后逃回原平，将其亲眼所见的解放军情况报告给今村，继续参加反革命战争。宁武、繁峙、代县等也相继解放，原平危在旦夕，以今村为首的保安第二大队和四十师都逃进忻县城内，凭借城墙阻止解放军一二○师的进攻。这样日本残留军也在忻县直接参加了中国反革命内战。
阎锡山为了救援忻县，亲自率领两个军赶到阳曲县高村；保安总队也派两个大队参加，作为阎锡山的直属卫队；在汾阳县三泉镇方面，各大队也分别抽出一个中队，由藤本中佐指挥参加阎军进攻解放军。部队立即暴露出旧日本军的本性，到处抢掠农民的家畜和家禽。在保安总队中，岩田是高级参谋而不是指挥官，所以，不便以他的名义下达命令，直接指挥部队。因为如果由岩田任总队指挥，而第二大队长今村原是岩田的上级，也不便对其进行指挥。于是，为了仅在作战期间指挥除第二大队以外的其他各队，成立了第二纵队司令部，由岩田任司令，这是一个只有头没有躯体的指挥机构。同时，还将第八九十总队等由日本军占领时期的旧保安队改编的部队也由该司令部调遣，以便阎日军协同作战。
忻县战斗告一段落，总算未被攻陷。8月，阎锡山南下，从寿阳方面进攻解放区。岩田以第二纵队的名义指挥四个保安大队进攻寿阳南方的景尚村，杀伤了解放军的政治指导员等，但立即遭到解放军的反攻，第三保安大队长大庭孝一、副大队长小川龟吉战死，部队伤亡严重，不得不败退逃回太原。
在大同方面进攻的阎军遭到解放军的反攻，大同城被包围。林丰带领大同总队督战楚溪春指挥的阎军，坚持顽抗一个月，解放军暂时实行战略转移，阎军大肆宣传获胜，蒋介石向林丰颁发了干城勋章。
作战方面由岩田负责，山冈开始对阎军进行训练。山冈派赤星久行为阎锡山的干部训练团负责人，由保安总队各大队派出教官，受赤星指挥，对阎军军官施行日本式的军事教练。“八一五”前，赤星曾在石家庄附近任大队长，岩田请求阎锡山将赤星定为“战犯”，派出山西军的宪兵，将已经在天津的赤星“逮捕”，并带到太原。山冈全面训练阎军，使之成为日本军式的法西斯军队，用以进攻解放军。在干训团、亲训团中训练阎军军官。训练阎锡山组建的相当于日本军甲种师团的亲训师。阎锡山还命令今村和岩田从保安总队抽调日本人军官和下士官组成教官队，对阎锡山的士官学校，即青年军官训练教导团和通信教育队、炮兵训练团、参谋教育队、参谋训练队、侍卫队、深造班、冲锋大队等进行训练。此外，还为了将来成立机械化部队，山冈建议阎锡山搜集旧日本军的坦克和装甲车，组成机甲队，任命赤星为司令。山冈正式成为阎锡山的军事顾问，在阎锡山办公室的隔壁设顾问部，解答其有关军事方面的咨询，并提出有关训练、作战、编成等各种建议。1947年2月，阎锡山将司令部推进至平遥，指挥进攻解放军的汾孝作战，山冈也来到平遥，指导该战役。
残留日本军尽管吹牛说“只要日本军出动，八路军就不在话下”，但在寿阳以南却被打得大败而归。于是残留日军内部出现内讧，有人说：“那是岩田指挥错误造成的，应该让更有实战经验的元泉出来指挥。”结果抬出了原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长元泉馨少将，任保安总队副司令，负责实战指挥。元泉自1946年末即同赵承绶相勾结，在组建特务团时，希望任残留日军的总指挥，而山冈却将元泉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到处说元泉的坏话，加以排斥，结果元泉未能进入特务团。于是，元泉以自己旅团的布川大队为骨干组成第六团，参加特务团，元泉本人带领旅团司令部的三浦参谋等人成为赵承绶第七集团军的顾问。元泉出任副司令后，立即起用了遭到岩田排挤而蛰居在第一大队内的城野宏，让他成立研究部，以恢复原来的政治部。于是，城野便发行《周报》及其他日文报纸，在各队中开展政治宣传“为了日本的复兴与建设，必须坚持同阎锡山合作，确保山西”，驱使队员参加反革命战争。
人民解放军在蒋阎军的进攻面前，不断发起反攻，平均一个月全歼蒋阎军一个旅。最初，日阎双方都企图尽可能将残留日军用于训练阎军，以避免损耗，但事实并不能如愿以偿。进入1947年后，山西野战军（从1946年10月保安总队改称山西野战军）连续出动，进攻解放军。如2月的汾孝战役、3月的西山战役、4月的文水战役、5月的阳泉战役等。在历次作战中，残留日军均作为阎锡山的卫队或赵承绶的预备卫队，在后面对阎军进行督战。即便如此，在汾孝作战中机甲队司令赤星负伤；在人民解放军解放阳泉的战斗中，第五大队全部被俘。如此每次作战都有伤亡，而又苦于日本人队员没有补充来源。如果退出战斗，专门从事训练，又不利于利用当时的紧张局势，加强在阎锡山集团中的发言权，从而扩充日本人的势力。最后还是确定了参加作战，进一步依附阎锡山的方针。为此，准备通过以下两项措施补充残留日军队员。一是以中国人队员补充兵力；二是从日本国内招募义勇军来中国。1946年末，城野将自合谋社时期以来的部下五城邦一派往天津，设法开辟同日本的联系渠道和设置联系据点，但未能成功。于是又命五城从天津经青岛回日本，在国内具体交涉派遣日本义勇军问题，但以后无联系，不了了之。
1946年5月，阎军在阳泉作战中败退，寿阳以东地区全部解围，太原的东部侧面也遭到强大的聂荣臻部队的威胁。阎锡山急忙找来元泉和山冈，问他们：“解放军是否将立即攻打太原？”元泉回答说：“尚不至于，但必须争取时间进行准备。”并责成城野起草题为《时局转换方策》的书面意见，提交阎锡山，这就是关于招募20万日本义勇军的计划。阎锡山根据这一计划派徐士珙赴日本，研究有关经费、运兵和同美国占领军司令部进行交涉等问题。同时，徐士珙还带着索回“七七”事变后日本军从太原火药厂抢运回国的机械设备的任务经上海去日本。
用中国人队员补充残留日军的方案，实际上是曾有过掌握和操纵伪军经验的城野的主意，是他和岩田共同向阎锡山提出建议的。决定首先在第一三四大队中进行试点，日本人同中国人的比例，第三和第四大队是一比二，第一大队是一比三，根据这一指标开始招募队员。以日本军时代的保安队、工警队和华北交通会社警务段的队员为中心，各自通过其旧关系招募队员，扩大部队，组成作战军。阎锡山认为日本军最值得信赖而依靠他们，他亲自宴请澄田睐四郎、三浦三郎、山冈道武、河本大作等日本人高级干部，在自己的照片上亲笔写上赠“某某同志”的字样送给他们；作为新年礼品赠以重金，通过种种手段进行笼络。而当日本残留军的势力一旦发展到相当强大时，他们便占据太原市运动场，周围坐满了手持太阳旗的日本人啦啦队，举行各队间的棒球比赛；或借用市内所有的剧场举行文艺演出。元泉等人说：“阎锡山算是什么东西！等我们强大了，山西就是我们的！”他们紧紧追随阎锡山，归根结蒂，其目的不外是重新武装侵略中国，再次进行占领。
四、改编为十总队和招募日本义勇军的阴谋
扩大了的日本人部队，元泉因同岩田发生冲突辞去副司令，改由今村方策任总指挥，组成作战部队。元泉认为岩田利用第二纵队进行瞎指挥而导致内讧，经过一场大争吵，元泉提出辞职，城野和岩田又重新称霸。由于害怕元泉一派的队伍分裂出去，致使残留的军势力分散，便同第二大队今村的亲信菊地修一策划，将今村从忻县拉至太原，由今村组建十总队，并任司令。大队改为团建制，司令部掌握作战指挥、人事、给养等一切大权；解散了第二纵队司令部，从而加强了残留日军的统一领导，进一步为阎锡山的反革命战争推波助澜。第二团从忻县迁往太原，整个总队集结在太原周围。
蒋介石军队于1946年10月占领张家口，11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蒋介石任第一任总统。由于残留日军队员都是以中国姓名上报国民政府的，所以山西野战军也分到国大代表名额，选举时指定某部队投某人的票，按要求制定名单上报，当然不必去投票站投票，国民大会的代表就是如此产生的。蒋介石要求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代表撤回延安，继而派出军队，占领延安。蒋介石亲手封锁了通往和平的道路，企图将内战进行到底，从而消灭中国共产党。然而，它却促使民族资产阶级倒向了中共一边，加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宣布实施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自己的真正保卫者，便坚决支援解放军。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于中国形势的实质却视而不见，过份地相信阎锡山和日本残留军的武力，妄图以其武力压服中国人民。
十总队成立后，除了继续采取以训练阎军为重点的体制之外，又面临一个自身队员的训练问题。由于中国人队员的增加，必须使所有日本人队员都掌握小队长以上的指挥能力和技术。为此，对日本人加强了战斗指挥训练。同时，为了培养未来的指挥官，又集中青年队员成立新生塾，实际上就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复活。中国人队员的增加也给阎锡山带来了烦恼，他认为，日本人不通汉语，无法掌握中国人队员的思想动态。而中国客观形势的发展，在阎军士兵中造成极大影响，持有进步思想，反对阎锡山的封建统治，期待中共解放者日益增加。结果，有的逃亡，有的在战场上不战而降，指挥官愈来愈不能信赖自己的部下。于是，阎锡山便命令整军委员会主任王靖国，对240名“政卫教官”施行特殊训练，派往十总队同日本人合作。所谓“政卫”，即“政治卫生”的简称，也就是彻底清除队内的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具体作法是派特务伪装成普通队员混入队内，窃听士兵的谈话，发现有人对阎锡山的统治稍有不满，便当众宣称该人是共产党，如本人又拒不承认，当场让众人用棍棒殴打，直至打死，这就是所谓的“乱棍打死”。阎锡山企图以这一残酷的手段，恫吓进步士兵，使之屈服于其统治。阎军的所有部队中都配备政卫教官，各队中每天都有人被“乱棍打死”。而且，这一作法也同样用于一般的老百姓。1948年5月，十总队在太谷县作战期间，根据小阎村地主分子的告密，逮捕了一名被说成是共产党的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由于她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而遭到地主的怨恨。在十总队司令部人事参谋唐果上校（王靖国派至十总队的政卫教官头子）的指挥下，司令部直辖小队和第四团的一个营将老太太层层包围，“乱棍打死”。
然而，群众在镇压面前并未屈服。文水县云周西村的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十七岁的少女刘胡兰，被绰号“大胡子”的阎军营长逮捕，在村民和亲人面前遭到严刑拷打。“大胡子”指着铡刀说：“你若不交出组织，就铡下你的头！”刘胡兰说：“岂能让你们这群人砍头！”说着，自己钻进铡刀下将头铡下。阎军官兵见到这一惨绝人寰的场面，人人不寒而栗。而残留日本军却误以为中国人队员将因害怕镇压而对日本人俯首贴耳。1948年1月，第一团政卫教官宋光先以“共产党分子”为名逮捕了以机枪连连长为首的20余人，送交整军委员会，其中有数人被“乱棍打死”。各队被捕并被送交整军委员会者多达一百数十人，其中数十人惨遭杀害。这样，对老队员经过“肃正”后再重新补充新队员。通过阎锡山实行的“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从文水、交城等9个县强征3500名队员，其中有16岁的少年，也有50岁的老人。抓来后开始进行训练，这些人在阎锡山的专制统治下，长期遭受残酷剥削，身体极度虚弱，因此在训练中不断有人因不堪折磨而病倒。各团的军医全部是日本人，他们对于中国人队员轻易不予治疗，等到病情严重时，便投以毒药，毒死了事。
通过十总队的成立，虽然实现了残留日本军的统一，但到了1947年9月，大批日本人又开始遣返。因为，当初阎锡山“留用”日本人时，曾约定负责安排回国，所以日本人一旦提出回国要求，阎锡山也不能不采取措施放行。而对于残留军的首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队员的减少和自身势力的被削弱，于是，便采取种种手段制止队员回国。政治部加强欺骗宣传，频繁地召开座谈会、报告会，在《周报》和月刊杂志《晋风》上连篇累牍地宣传国际形势，说什么“日本国内正闹粮荒，回去了也只能是为了糊口而疲于奔命”，“蒋介石军队即将胜利，共产党即将被消灭”、“美苏冲突迫在眉睫”，“大日本帝国重建之日已为期不远”，“如今再厚着脸皮回去，有何面目对待死去的战友”等等。他们利用封建的义气或眼前的利害进行诱骗和威胁，种种卑劣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无论怎样强词夺理，事实终归是事实，阎军节节败退，残留日军成为阎锡山和残留日军头子们实现野心的牺牲品，为中国的反革命内战卖命。因此，要求回国的人依然有增无减。干部们骂他们是“胆小鬼”、“懦夫”、“国贼”，甚至加以殴打。结果，第二团的猪狩军曹用手枪、伊藤上等兵用手榴弹自杀身亡，以死亡进行抗议。1948年3月，再次出现回国**，今村认为重复以往的欺骗手段已不可能奏效，便同阎锡山策划公布了“破格改善待遇”的办法。办法规定：为了使留在日本国内的家属安心，除现行工资外，另发家属津贴，将级军官每月30美元、校级12美元、尉级8美元，全部以美元支付，设法汇回日本。同时，还规定香烟发放实物，另配给石棉布，其中包括家属部分。但是，今村仍不放心，佯称太谷附
近有解放军活动，便带领全军出动，直到遣返开始的前四天，才在作战地点通知各团队调查“有无志愿回国者”，当然已来不及了。今村明知如此，便在侵入榆次南方解放区时，让各队以昔日日本军的兽性，从家畜到粮食抢掠一空，算作各队的“收入”，村庄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在上述情况下如果有人仍然坚持回国，则威胁其生命而加以制止。如第一团团长小田切正男大骂：“绝不能让那些抛弃同志，现在还要回去的叛徒们活着”，并指使他豢养的流氓和打手们挥舞大刀，进行恫吓，只“批准”老弱病残者回国，其余一律不予遣返。在第四团，以“儆戒叛徒”为名，将一个要求回国的人活埋。第二团成立“独三旅会”，第三团成立“神州疾风队”，第四团成立“亚民会”，各团分别利用反动的秘密结社，以暴力扼杀队员的回国愿望。
1948年2月，十总队正式更名为教导总队，但其内容实质并无变化，只是增加了一项将各团的中国人队员一律培养为下士官的任务。阎锡山在日益高涨的日侨俘回国趋势面前，命令徐士珙利用“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亚民会”）加强同日本人的合作。以早已同徐士珙相勾结的古谷敦雄为中心，从1947年秋开始积极进行亚民会的机构改组和发展会员活动，十总队的队员集体入会，借以加强在政治上的相互勾结，连名称也改成适合日本人口味的“亚洲文化会”。以该会名义举行文艺演出，以缓和气氛；邀请河本大作等人讲演，煽动继续残留山西，为阎锡山效力。阎锡山责成亚民会所属机构“产业技术研究社”出版日文报纸和月刊杂志《晋风》，向日本人宣传阎锡山的反共理论。亚民会还让回国者组织亚民会的日本支部，从日本国内支援阎锡山。
残留山西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迫不及待地要从日本国内招募义勇军。十总队政治部长城野派总务科长小川光于1947年9月回国，企图使其在日本国内掀起支援山西残留日军的“国民运动”，他们寄希望于日本的反动分子和野心家。然而，当时是片山内阁时期，政府又当别论，日益觉醒的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的人民群众对此当然不屑一顾。于是，政治部又同留在北京、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沈阳、张家口、杭州、海南岛各地的少许日本人取得联系，向他们投寄《周报》等反动报刊，宣传山西的日本残留军投身反共反革命战争的“意义”，呼吁向山西提供支持和援助。并于1947年末，派松本广濑赴北京、天津，准备设立同日本国内联系的据点。
宇佐见（美——下同）宽尔在北京策划的实行“京津冀东独立自治”的阴谋遭到失败后，宇佐见将部下富永顺太郎等数人“推荐”给南京国防部，成立北平第二工作队（后改称北平电讯支队），截获和破译苏联的密码电报，企图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个日本人的地盘。宇佐见本人也在北平滞留一年，后因走投无路，便借口在日本成立“日中技术协会”向中国输送技术人员而回国。富永通过截获密码电报，到处散布苏联正在进行备战，说什么“苏联的贝加尔湖一带有原子工厂”，“在远东设有军需工厂和空军基地，堪察加已实现战时体制化”等等。同时，还勾结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的魏大铭，鼓吹美苏即将开战。
在旧日本军中被称为苏联密码破译权威的大久保大佐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的情报人员横山中佐，从日本偷渡来南京，混入国防部，成立研究室第六组，截获苏联的密码电报。他们企图利用蒋介石，打着国民党政府机关的招牌，在日本国内成立一个由日本人操纵的截获苏联密码电报的情报机关。所有这一切，都是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为准备对苏联作战而开展的活动。
美帝国主义吸收日本人村崎进入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工作，该人的妻子是美国人。村崎被利用同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取得联系，进行侦察活动。村崎通过太原派来北平的联络员松本广濑，委托今村在太原为其设立联络据点，今村接受了这一要求，但最后未能实现。
今村和城野根据松本的报告，发现从天津同日本取得联系是困难的，于是又计划从上海开辟一条从日本招募义勇军的路线，并派永富博之去上海。当时，原一一四师团长三浦三郎交给永富一封写给张国利的介绍信，指示永富使张成为其有力的合作者。张国利是国民党高级干部张嘉璈之子，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受到三浦的“关照”。张嘉璈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是接收东北的全权代表，也是国民党内经济决策的元老，在经济界颇有实力。张嘉璈同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关系密切，他表示要通过桂永清争取海军支援，为之搞到船只。此外，自称是黄郛之女的黄节文，主持所谓慈善事业的儿童福利社，实际是宋美龄系统的特务情报机构。黄节文同永富接触后，建议永富利用儿童福利社建立日本人的活动据点。并同永富策划设法使关押在上海等地监狱中的日本人战犯获释，参加进攻解放军的反革命战争。
如上所述，国民党及其他中国的反动政治阴谋家和野心家立即同日本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支援他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当时，留在上海的日本人约有500人，主要是医生和技术人员，也有曾长期住在中国的商人等。日侨会长山田秀三是曾同孙中山有过交往的山田纯三郎之子，同国民党有很深的关系。当永富到达上海时，山田秀三以受蒋介石委托回国招募日本义勇军为名，已回日本。新闻记者林俊夫参加国民党组织的亚东协会，宣传“亚洲人的亚洲”，为日本人同蒋介石共同反苏反共制造舆论。他们还同永富策划，直接同蒋介石结合，招募日本义勇军，为中国的反革命战争推波助澜。
今村还写信给原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和议员大石伦治等人，请求他们为招募义勇军助一臂之力，但未获得答复。
山冈道武经常同北京和南京的日本联络部取得联系，从中对形势作出判断。原总军副参谋长今井中将还留在南京，北京还有华北方面军的笹井参谋，他们都借用照顾战犯的名义，互通声息，交换情报。太原的“战犯世话部”也改称日本太原联络部。
山冈还同住在太原的德国人翁格尔和几名瑞典人接触，企图利用他们同日本联系。翁格尔曾在日本居住过，当时是天津某商社的太原驻在员。
山冈认为，关于招募日本义勇军问题，如不同美军司令部疏通便无法解决。阎锡山也认为只有依靠山冈和三浦三郎等“大人物”才有可能实现招募计划。于是，便委托山冈从日本招聘军事顾问和教官。山冈于1948年5月回国，行前，山冈对城野说：“关于招募日本人义勇军问题，回国后还需同阎锡山秘密联系协商，请你制定一份通信用的暗号。因为还必须同美军司令部交涉，所以编制暗号时，也要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城野制成一式两份暗号，一份交山冈，另一份根据山冈的指示，交给阎锡山的高级参谋张文炤。同时还约定，有关义勇军在中国登陆后的一切运输、给养等事宜，全部由张文炤负责安排。山冈还将十总队参谋长菊地修一找到自己房间，说：“我将家属安顿好之后，尽快回来，不过根据情况（指关于招募日本义勇军的交涉）或许拖延一段时间。其间用于联系的暗号已经制定，张文炤处有一份。”又说：“今后八路军的攻势有可能越来越猛烈，如果太原沦陷，可到太原附近农村行医，重新争取民心，形成一旦有机会就能够潜入的态势。”山冈还将一本记载同阎锡山迄今为止全部交涉内容的日记交给菊地，并命令他：“万一太原失陷，必须立即销毁。”做好上述安排后，山冈便动身回国了。山冈将多年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物换成黄金，镶成金牙，重得连嘴都张不开。他本人和他同行的部下还将黄金藏在鞋底和纽扣里带回日本。
三浦三郎也在同一时间回国了。最初，三浦被安排任特务团总指挥，但他迟迟不到任，阎锡山便派徐士珙前去说服三浦残留山西。正值此时，一个曾驻临汾、与三浦同名同姓的中尉受到村民控诉，而该人早已调离山西，于是便利用这一情况，指定三浦为战犯而加以扣留。因为，阎锡山虽然渴望有三浦之流的高级指挥官留在山西，但作为中将师团长又不可能以“自愿”的方式“就地复员”，于是便采取上述手段将其留用，因此，虽以战犯名义扣留，但不仅不关入监狱，反而住进太原一流的住宅，有专用汽车和司机，配备副官、厨师，以至照顾生活琐事的侍女。每逢新年或其他节日，阎锡山必宴请战犯，待若上宾。澄田睐四郎也是如此，毫无例外。其间，三浦负责为阎锡山训练宪兵干部，后来又成立“蒲顾问部”，任军事顾问，曾制定榆次防卫计划，对驻榆次部队进行战术指导等。1948年5月，阎锡山委托三浦回国招募适当的旧日本军人来太原充当军队指挥官，并就当前对策征求意见。三浦责成城野起草了题为《一般形势判断》的书面意见提交阎锡山，其中包括从日本招募50万义勇军的计划和成立国际反共组织“防共政务局”的建议。三浦对城野说，“此行或许会能成功，我将尽力而为，你要和今村齐心合力，将太原防守到底。”然后便回国去了。就在他们为招募日本义勇军而疯狂奔走期间，解放军以破竹之势开始进攻，十总队主力在晋中战役中被击溃，阴谋终于破产。
五、残留日军的崩溃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其后，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解放了大批城市和乡村。山西南部的运城、临汾等城市也相继解放。1948年6月，由徐向前率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平遥附近，阎锡山只剩下了太原周围和平遥以北的晋中平原地区。从1947年秋季，阎锡山在这一地区开始了残酷的抢粮活动，向各军下达指标，以当年日本军的野蛮手段掠夺粮食。十总队的第三团除掩护阎军抢粮外，还于1948年春进占了榆次南部和太谷。这里曾经是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地区，而这时，离开铁路一公里以外已无人居住。所有村庄都化为一片废墟，田里长满杂草，成为荒野。在阎锡山罪恶的专制统治下倍遭苦难的晋中人民，衷心欢迎解放军的到来，竭尽全力给予支援。结果，阎军被彻底孤立，得不到群众的帮助，连解放军的情报也一点都拿不到。相反，解放军对阎军的动态却了如指掌，最后，阎军被个个击破，以致全面崩溃。
阎锡山的第61军在平遥附近遭到严重打击，赶去救援的12000名亲训师也被包围，遭到全歼。赵承绶的第七集团军，以第三十二军、第三十四军和第十九军的一个师，以及炮训团等数万兵力赶往晋中，遭到徐向前军3个纵队的打击，逃进祁县城内，据城墙展开激战。深感情况不妙的阎锡山，终于下令，命十总队主力出动。今村留下部分教官和新兵，倾巢出动赶往祁县，从6月打到7月，最后，赵承绶全军在太谷以北的西范村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全歼。十总队除司令官今村等少数人仅以身免外，几乎被全部消灭。元泉馨也在此次作战中被打死。战死的还有第一团团长小田切正男、第四团团长增田和第六团团长布川直平，第三团团长住冈义一被俘。
在作战期间，十总队队员家属要求救出在西范村附近被围困的十总队，于是岩田便以留在太原的军官和中国人新兵组成“岩田挺身队”，支援十总队主力突围。而实际上，岩田只在榆次附近佯动，根本不向包围十总队的解放军靠近，这是岩田和今村长期矛盾的结果。1948年春，岩田及其亲信、十总队副官处处长长野贤企图瞒着今村去北京。岩田想要将掠夺中国人民的财物藏在北京，以便在万一的情况下逃跑，1947年末曾为此将长野贤派去北京。当时长野在北京会见了一个自称原是军医的日本人吉村，吉村同号称宋美龄女秘书的黄节文相识。他们在长野面前大肆吹嘘说：“我们正在奉蒋介石密令进行工作，准备将留在东北长白山中的十万日本军招来。”关于长白山中留有日本军的事，在报刊中早有流传，长野听到吉村的话便信以为真，回到太原后，汇报给岩田。岩田也很感兴趣，认为如果将这支日本人部队拿到手，可以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于是，1948年春便请求张文炤为他准备飞机去北京联系此事。不料，临行前被今村得知消息，今村暴跳如雷，将岩田和长野叫来，一面用军刀的刀背打他们，一面痛骂他们是“要绞死日本人的贼”，逼岩田自杀。吓得岩田连连道歉，抱头鼠窜而去。在今村来太原之前，岩田在保安总队和野战军中曾一手遮天，而今村来了之后，自己却遭到冷遇。因此，岩田一直对今村怀恨在心。由于上述原因，当今村被围时，岩田只是表面上以“救援”为名组成“岩田挺身队”，并亲任司令，而实际上远远地徘徊在榆次附近，敷衍了事。当得知今村等人逃回太原时，便立即撤回太原。
在晋中作战中，十总队再次暴露出旧日本军的兽性，对在温李青村俘虏的解放军伤员进行拷打后，再残酷杀害。在郑庄，掠夺农民的家畜，闯入家人外出逃难的农家，以修筑阵地为名，将民房一一拆毁。
阎锡山集团内部也不断发生内讧和纠纷。赵承绶在被包围之前，企图退至徐沟县一线，形成太原防线。当时，一面压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一面安全后撤。然而，当赵军退至徐沟时，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的第七十师从侧面切断了通往太原的退路，使赵军无法撤退。王靖国又利用在阎锡山身边工作的条件，使刚刚到达徐沟的赵承绶军再次向太谷县出动。结果，赵军的退路被解放军切断，全部被包围，全军六万人覆没。
在上述作战过程中，今村命令政治部长城野从前线返回太原，为了使留守队员和一般日侨不发生动摇，宣传“前方正在打胜仗”，以加强后方补给。城野命令经理处长小林正孝用飞机向前方运送弹药和粮食；还召集日侨和队员家属开会，谎称前方一直在打胜仗，绝无问题。正值此时，十总队全军覆没，消息传来，日本人大惊失色，纷纷申请回国。逃回太原的今村见此情景，便急忙动员城野、菊地和第二团团长相乐圭二等干部设法制止日本人回国。他们威胁说：“事到如今，再厚着脸皮回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吗？”又以“改善待遇”相诱骗。但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于是，又以残兵败将重建十总队，进行垂死挣扎。由于除相乐圭二逃回外，其余团长全部战死或被俘，因此，只好将原来的第一和第三团合并，成立步兵第一团；第二和第六团合并，成立步兵第二团；第四团和小羽根队合并，成立炮兵团，着手整顿和训练。然而，这时解放大军已兵临太原城下，9月开始了总攻的前哨战。
蒋介石见太原已危在旦夕，便将三十军的两个师和其嫡系的八十六旅空运太原。三十军和十总队共同进入东北部阵地。三十军军长黄中将认为应该停止这一毫无意义的内战，便暗中同解放军谈判，决心起义。孰料原来和黄中将共同策划起义的副军长兼政治委员庞某中途叛变，并向阎锡山告密。阎锡山立即逮捕了中将和解放军代表，用飞机送往南京。二人到达南京后，当即被蒋介石杀害。黄中将遇难后接任三十军军长的庞某，太原解放后被解放军俘获，受到了正义的裁判。
河本大作受阎锡山的委托，企图从日本招聘生产大炮的技术人员。徐士珙带着河本写的介绍信去日本，准备签订雇佣合同，将技术人员带回山西。但是，任何人也不会到大军临境指日可下的太原来。于是，徐士珙又在曾残留山西后来回国的旧日本军人中奔走，动员他们重返山西。1948年11月，张文炤说：“徐士珙来电报说，已同太田黑参谋等二十余人签订合同，一两个月内就将到达太原。”今村等人得知后大喜过望，立即在部队中大肆宣传，以鼓舞士气。
由于从日本招聘不到技术人员，河本便决定模仿日本军的九四式山炮，由西北实业公司的兵工厂进行生产，装备阎军。阎锡山借助这数百门炮，声称要搞火海战术。
山冈于1948年5月回国后，原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终于摘掉战犯的帽子，正式任阎锡山的最高军事顾问。实际上，原来虽说是战犯，但也同三浦三郎一样，根本未被收监，不仅住进太原的豪华住宅，配有副官和厨师，而且还以原大同军人会馆的年轻女招待为妾。出入乘坐专车，有时还坐车去汾河钓鱼，经常是阎锡山宴会上的主宾。残留日本军干部和队员也一如既往地以军司令官相待。澄田在晋中战役大败之后，便意识到下一步该轮到太原了。作为军事顾问的当务之急，便是制定太原的城防计划。于是，他亲自巡视了太原周围阵地，又命令今村进行侦察，然后将拟定的城防计划提交给阎锡山，并说，几年之内没有问题，极力为阎锡山打气。
今村将挽回局势的希望仍然寄托在招募义勇军的梦想上，他同城野策划，派其部下副官处处长矢田茂回国，网罗其同伙的地痞流氓，不拘人数多少尽快送来太原，企图以此鼓舞队员的士气。然而，这种垂死挣扎已无济于事。当解放军开始正式进攻后，十总队进入太原东北方的要地，即牛驼寨阵地，从9月18日至l0月中旬展开了激战。在英勇的解放军进攻面前，十总队的伤亡日益增加。为了夺回被解放军占领的高地，甚至使用了旧日本军留下的毒气弹，高地也未能攻下。今村将指挥所推至最前线，亲自使用手榴弹进行督战，一名中国人队员被认为后退而遭枪杀。但以菊地、相乐为首的干部基本上全部负伤或战死，最后，不得不退至陈家峪。部队已不可能再进行步兵战斗，于是，将全队改编为炮兵队，进入黄家坟阵地，拼命地对步兵队员进行炮兵训练。为了给队员们打气，收买阎锡山的部下，借用太原城内所有剧场招待队员看戏，或请演出团体到前线进行慰问，或由今村亲自召集队员进行“鼓励”。虽然用尽了一切手段，无奈大局已定，不得不考虑到太原失陷后的问题。今村提议选出仍有战斗力者用飞机运往兰州，同蒋军共同继续抵抗解放军，并开始确定人选。城野认为武装战斗已无能为力，便成立亚东通信社，企图带领政治部的一伙人去北京，同日本保持联系，以期东山再起。岩田在太原防卫炮兵指挥处指挥炮兵向城外盲目打炮，继续进行垂死挣扎。
1948年末，在解放军准备总攻期间，战场稍显平静。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的两名记者来到太原，要求会见今村。今村在家中接见他们，并说：“防止共产党统治中国，就可以防止日本赤化，我们是为了保卫日本而战。希望能通过你们使美军当局了解这一情况，并向我们支援武器，特别是通信器材、火焰喷射器和炮弹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言必称祖国，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实际上却向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乞求施舍。今村还建议阎锡山，请求陈纳德的航空队轰炸太原周围的解放军。
蒋介石的部下、陆大校长徐永昌曾于1948年秋来太原视察。今村与之会见时，大肆吹嘘晋中战役前以中国士兵和日本指挥官组建部队的经验，并建议从日本将旧军人作为义勇军招募来中国，配合中国士兵坚持反共战争。
所有这一切垂死挣扎和阴谋策划，都丝毫不能动摇解放军铁桶般的包围，仅凭借幻想像老鼠一般东逃西窜的残留日军的末日已经来临。进入1949年，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大同总队全员被俘，太原已成为华北地区的一个孤岛。充斥着阎军和三十军的太原城内，陷入悲惨的深渊，反动军队必然伴随着掠夺。士兵的蛮横、盗窃、吃饭不付钱和强奸等，日夜都在袭扰着市民。法币贬值，如同废纸。国民政府宣传币制改革，重新发行金元券，但又立即暴跌。军队、政府机关及其人员以这些无兑换价值的纸币掠夺人民财物。今天拿到的钱，明天就只值几分之一，买不到粮食和副食品，大商人借机囤积居奇。过去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不以豆饼充饥。市民不分男女一律被赶去修筑阵地，青年被抓去当兵。连狗也都被吃掉，饿殍遍地。
阎锡山派飞机运军粮，由于机场在解放军炮兵的射程之内，不能着陆，只好空投。饥饿的市民、怀抱婴儿的母亲、老妇和孩子们在机场外，跑到落下的米袋旁，想要拾起撒落的米，阎军发现后立即用机枪扫射，一律打死。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利用特种警宪指挥处逮捕数千名共产党员、嫌疑分子、进步的民主主义者、学生等一切不满阎锡山统治和反对内战的人，严刑拷打，惨酷杀害。在城内经常逐户搜查、严禁夜间通行，到处是一片恐怖气氛。而另一方面，阎锡山的高级干部们仍然过着酒池肉林的糜烂生活；今村轮番宴请以苏体仁为首的阎方处级干部，让队员的妻子陪酒，任凭侮辱玩弄，今村个人每月用于游乐的费用多达一千块银元。
十总队政工处（原政治部）收买了阎锡山的御用报纸《阵中日报》的记者，连日发表十总队在牛驼寨阵地“奋战”的报道，以争取阎锡山对十总队的继续信任。然而，阎锡山却置部下于不顾，于1949年2月，借口同蒋介石磋商太原防守问题，乘飞机逃往南京。在此之前，他以购买新式武器为名，将多年来杀害山西人民，搜刮积累的金条运走。接着，副司令长官杨爱源也逃离太原。原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在阎锡山走后，也乘飞机逃跑。他以命令、利诱和威胁等种种手段将部下留在山西，以他们血的代价，自己在阎锡山面前“立功”，现在又成为“无罪”之人。他在太原被围困期间，曾到病床前慰问十总队的重伤员，赠送蛋糕，表示感谢，并鼓励他们要继续战斗。而转过身来，就将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部下抛在即将毁灭的城中，一个人乘飞机逃跑，经南京、上海回日本去了。这些日本青年，如果正直地生活，本来可以为世人作出贡献，而却成为澄田、山冈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实现日本帝国主义卷土重来阴谋的牺牲品而被杀害了。而且，为了实现这一阴谋，无数的中国人民也流血、牺牲、破产，家乡化为一片灰烬。
考虑到太原市民的苦难，解放军曾多次交涉和平解放太原。然而，在阎锡山逃走后，接替指挥全军的孙楚却拒不接受。特务头子梁化之对解放军关于和谈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并叫嚣“彻底抗战”。1948年10月，第八总队长赵瑞起义，参加解放军。阎锡山的干部们为此变得更神经质，孙楚把军刀和手枪亲手交给各部连长以上干部，并授权他们：“如果发现有人投降或后退，当即格杀勿论”。阎锡山的总参谋长赵世钤，以影响射击为借口，将太原南门外的民房放火烧光，在隆冬季节里，许多人无家可归，冻饿而死。
如上所述，太原的末日已经来临，十总队终于无法坚持，从黄家坟阵地撤回城内，躲在司令部里。解放军写信给今村、城野和岩田等人，动员起义，而他们却拒不接受；而且还将大炮摆在市内街道上，扬言“周围都是八路军，只要发射就会打中”，进行盲目射击。
1949年4月24日拂晓，解放军开始发起总攻，东北角城墙被突破，太原城在一个早上便被解放了。十总队在原第一军司令部、日军镇压山西的大本营、当时仍是十总队司令部的复兴楼全部被俘。阎军总指挥孙楚等人被活捉，梁化之和阎锡山的“五妹子”在地道中服毒自杀。统治山西长达40年之久的“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巢终于被捣毁；与之相勾结，妄图复活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侵略者的最后挣扎也随之而彻底破产了。
附 日寇投降后伪十总队的情况（赵承绶）
（赵承绶，山西五台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晋绥军骨干将领，曾任晋绥军骑兵司令。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后被阎锡山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野战军总司令，1948年晋中战役中率军投降。）
1946年2月，阎锡山全部留用日寇之目的，被军调三人小组所阻止，乃采取给日寇进三级、加双饷的手段，进行个别争取，成立合谋社。由日寇元泉馨、岩田、城野、长野、加藤及赵承绶、梁綖武、徐士珙、张文炤、杨叔衍等积极进行争取工作。
先成立护路司令部，司令赵承绶、副司令元泉馨、高级参谋岩田，参谋处长藤井、政治主任梁綖武、副主任城野、后勤处长广末（1948年回国）、副官长长野（晋中战役阵亡）、涉外课长远谷、军医处长吉川。以日寇铁路工程人员之一部，约一百人编成工兵营，营长藏富、内川。以日寇通信人员三十余人成立通信队，队长日裏。由岩田、梁綖武发动之日寇司令部直属小部队，及军佐、军属人员，及居留民约七百人，编成护路第一大队，队长小田切，驻陈家峪。由张文炤发动之日寇忻县及大同退回之一部人员约一千人，成立护路第二大队，队长今村，驻忻县。又由张文炤发动之日寇驻榆次之三浦师团及侨民等三百人，成立第三大队，队长大庭，先驻万柏林，后驻榆次晋华街。由城野、梁綖武发动之日寇铁路警务段约三百余人，成立第四大队，队长古谷，驻太原。由梁綖武发动日寇阳泉矿井队及矿工约三百人，成立第五大队，队长薮田，驻阳泉。元泉馨由其旧属部队内发动约五百余人，成立第六大队，队长布川，驻太原县。
护路各大队之编制如下：计炮兵队一（山炮四门或两门），重机枪队一（重机枪六挺），步兵队三。1946年10月间，伪护路军司令部改为伪山西省保安总司令部，机构均未变更。所属护路大队，均改为团。
1947年8月间，伪保安总司令部改为野战军总司令部，所属留用之日寇部队均改为十总队（又名教导总队）。总队长今村，政治主任城野，参谋长先是相乐，后是菊地，最后是早坂，参谋处长三浦，最后佐藤，军需处长广末，后小林，副官处长加藤，军械处长广义，军医处长吉川。工兵营长——藏富、内川。通信队长——日裏。军一团团长——菊地——相乐——早坂。军二团团长——布川——石塚。教一团团长——小田切。教二团团长——永富。教三团团长——古谷。
日寇留用部队参加历次战役的概况：
1946年2月，东沁线战役，日寇元泉旅团之一部，在来远参加作战。
1946年4月间，驻阳泉之伪护路第五大队配合伪十总队，到平定岔口村作战，伪张国栋团被我解放军包围，即将被歼灭，适该队赶到，经激战后，张团始行脱围。又配合伪十总队，到荫营、河底抢粮二次，10月间到平定以南宋家庄一带“扫**”二次，1946年配合伪四十六师到盂县抢粮一次。
东沁线战役后，阎锡山以日寇汽车司机人员编成机甲队，司令韩文彬（死），副司令赤星（日寇），其编制及作战情况如下：一、坦克十四辆；二、装甲汽车六辆；三、山炮一连（四门）；四、卡车四十辆（运输步兵等用）；五、山炮连连长渡边（日人）；六、机甲队共有日寇25人，主要充坦克司机及教官。七、1947年1月汾孝战役，1948年7月晋中战役，该机甲队均参加作战。在汾孝战役时，赤星、渡边均为阎锡山效力，表现勇敢，将炮运在最前线使用。此役赤星臂部负伤，渡边阵亡。
汾孝战役阎锡山进驻平遥指挥时，伪护路大队除忻县之第二大队与阳泉之第五大队外，其余四个大队均由岩田统一指挥，给阎任警卫部队，随阎到平遥，担任城防，并由岩田任平遥城防司令。汾孝战役后，各大队仍归原防训练。
1946年6月，岩田率护路第一三四共三个大队，统一指挥赵瑞之八总队，在正太路段迁、芦家庄以南地区，与我解放军作战，第三大队大庭阵亡，部队损失甚大。
1946年10月间，我解放军围攻忻县时，今村率部统一指挥，顽固抵抗，延长了阎军盘据忻县的时日。阎认为他防城有功，即将所留日寇由他编为十总队。
阎锡山留用日寇之各主要干部的罪恶概况：
一、澄田睐四郎，系日寇最后一个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日寇侵华前期，他任师团长，在我华中地区指挥作战，十分残暴，我华中人民受害最深。日寇投降后，我华中人民多次对他提出控诉，列为战犯，他为得到阎的庇护，为阎在留用日寇中，起着重心维系的作用。
二、山冈道武，是日寇最后一任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在日本任参谋多年。日寇投降后，他与阎锡山见面最多，感情最好，任阎的高级顾问及亲训团军事主任，为阎整训部队，训练干部。
三、元泉馨，系日寇最后驻长治的旅团长。他最赞成阎锡山留用日寇的政策，首先接受了阎的委托，由他所辖的旅团里发动成立了护路第六大队，以后他即充任野战军副总司令。野战军历次作战，以他策划最多，出力最大，并建议阎为留用日寇在太原、榆次专设妓院，**我妇女甚多，在晋中战役为阎送命。
四、岩田清一，系日寇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的少校参谋，与阎在太原办事处的梁綖武熟悉，由梁綖武向阎争取，担任野战军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在发动日寇接受阎的留用，成立护路大队的过程中出力很大。取得了阎的信任后，指挥护路大队直接参加作战多次，尤其是在段迁、芦家庄以南地区战役后，因阵亡团长一人，损失甚大，力图报复，在该地区见人即杀，见物即抢，见牛羊即拉。并曾任阎锡山亲训团将校队队长，兼炮兵指挥处总督导官、青年团总教官、炮训处处长。解放太原时任双塔寺地区的炮兵总指挥官，并曾勾结梁綖武侵吞胜利物资为数甚多，并在梁綖武处寄存银元宝十五个、碎银子若干、银洋七千余元。又侵吞日寇司令部之大烟土若干，与毒品走私犯丁大勇等勾结制卖毒品。日寇投降后，日军司令部除接收外，剩余的物资均由岩田及其部下广末占有，一部贿赂了梁綖武，一部供给了战犯澄田、三浦、山冈等，一部由他和广末分赃。元泉想以副司令的资格染指，今村想拿总队长的资格分肥，均被岩田拒绝，引起了留用日寇内部的明争暗斗。
五、城野宏，日本东京帝大毕业，见习士官，任运城日寇特务机关宣传部长，后任日伪省公署辅导官，并历任民政厅，警务厅、保安司令部联络官。日寇投降后，经粱綖武、赵瑞的介绍，任伪护路军司令部、保安总司令部、野战军司令部、十总队总队部政治部主任。该犯一贯担任特务及组织工作，在阎所留日寇中起着政治上领导的作用。
六、今村方策，系日寇驻原平旅团的炮兵上校参谋长，由张文炤、粱綖武的争取，他吸收了一部分日寇官兵成立了护路第二大队，任大队长。因忻县战役为阎出力很大，在护路各大队编为十总队后，任总队长，率部队参加作战。太原被围后，为阎指挥炮兵作战。
七、三浦三郎，系日寇驻运城师团长，日寇投降被列为战犯，阎力予庇护，留为己用，以后阎将他遣送回日本，给阎发动志愿兵，走后永无消息。
八、河本大作，日本侵华的积极分子，与土肥原同时在中国做特务多年，曾主持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退役后，拉拢日本财阀，又得到日本青年军人的拥护，在伪满洲国任满炭公司负责人。花谷正到太原后，调他来太原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总办，将山西煤铁、棉花、皮毛等物资盗窃甚多。日寇投降后，任阎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及日本侨民会会长，在阎留用日寇技术人员中起领导作用。
九、加藤嘉之助，伪十总队副官处长，曾任新绛县警务指导官（刘挺、刘祺最清楚他的历史，刘挺现在我军一九八师政治部服务，刘祺现在太原解放印刷所任统计员）。在十总队时，曾逼死本部人事科打字员杜敏(女)，先强奸、后逼死，在本市东缉虎营七十二号院内（刘挺、刘祺知道）。并将历次作战被俘受训后放归之俘虏四十余人，送阎返干团，非刑拷打，重做炮灰。
由1946年底开始，日寇在阎炮兵充任炮兵训练团的教官情况如下：一、日寇炮兵参谋大队长松原，任少将总教官，1948年7月晋中战役阵亡。二、中队长北川，任上校教官，1946年守沁县城时，打死我解放军很多。三、中队长吉本，任上校教官，1948年回国。在祁县东观镇任日寇炮兵中队长时，该部经常向当地要女人**。四、炮兵中队长藤井，任上校教官，1948年回国。五、中队长中原，任上校教官。六、曹长西泽，任少校教官。七、曹长内竹，任少校军医教官。其余尚有日寇炮兵中下士官及兵共23人，充任上尉、中教官，有五六人是日寇军佐，亦顶教官名义办理事务。以上情形至1947年底为止。1947年底炮兵训练团改属伪亲训团炮兵队，日本人充炮兵队及一二三四联队长及连长，训练从阎炮兵中调来的各级干部。又，亲训团所属兽医队的情况，日寇兽医松田任队长，下用日寇伊藤等四人。
阎留用日寇炮兵人员收到如下效果：一、会使用日寇留下的武器、器材，并能维修。二、射击方面可以统一指挥。三、统一测地，在太原四周实施过一次。四、兽医方面马骡卫生、管理及马骡防疫工作。五、1947年汾孝战役均由日寇随炮兵参加作战，在战场上表现最勇敢，统一指挥，射击准确。尤以在晋中战役中，松原自告奋勇突围，并组织突围部队，因此在突围时阵亡。六、日寇中原充任侍卫队总教官，率日寇十余人充当教官，给阎训练炮兵连及射击刺枪等技术。七、又，阎以十余人及军犬、军鸽一部，成立军鸽、军犬队，曾利用军鸽通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