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本陆续增兵中国，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改变其作战序列。1937年8月日本组建“上海派遣军”，同时将原驻华北的中国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11月，日本参谋本部为统一指挥上海作战，又组建“华中方面军”，将“上海派遣军”划归其管辖。1938年日本大本营为统一指挥华中地区作战，组建“华中派遣军”，而撤销“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1939年9月为了巩固在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并统一调兵，日本组建“中国派遣军”，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撤销“华中派遣军”。冈村宁次为“中国派遣军”第三任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1884～1966），日本东京人，早年曾来中国参加日俄战争。1923年，冈村宁次任参谋本部驻上海武官；1927年任第六联队联队长，后任参谋本部战史课课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冈村宁次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后转任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1932年冈村宁次奉命转赴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与炮制《治安警察法》《暂行惩治盗匪法》等。1933年5月，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中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通路。1935年冈村宁次转任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成为日军大本营的核心决策圈人物。1936年任第二师团师团长，1938年奉命组建第十一军。1939年4月，冈村宁次仅用七天就占领了南昌。他提出“讨蒋爱民”的口号，以分化抗日势力。1941年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推行“三光”和“无人区”政策。1944年率部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8月任第六方面军司令，攻占桂林、柳州。1944年11月，冈村宁次被任命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想以新的进攻来挽救日军的颓势，在美苏联合打击下终遭失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作为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签字投降。此后，国民党政府委任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工作总联络部长，进而向其咨询，发挥他曾与八路军作战的“经验”，帮助蒋介石打内战。1949年1月被国民党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离奇地宣判“无罪释放”，并被送回日本。1950年，冈村宁次还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
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基本都与中国相关，日本侵华战争的每一步骤都有他的参与，堪称“侵华日军第一人”。
冈村宁次 卢沟桥事件爆发之时，我就想到日本从此将进入多事之秋
我在临时检阅松花江沿岸驻军时，1937年7月9日在通河接到电报报告，得知7日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件。13日回到哈尔滨后，通过各方面的情报和报纸，大体知道了事件的内容。我虽然肯定中央部和军部的措施（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但有如下感想：
回想7月14日及22日在日记中所写的要点并加以综合，得出如下结论：“在这一事件的背面，蒋介石对第二十九军这一地方部队的实力因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兴的（这是中国人自古常用的手段），同时，国际共产党和斯大林对日本在满洲以外地区消耗兵力，也可能是欢迎的。果真如此，可以说，这一事件恰如他们所愿。因此，必须万分注意收尾方法，迅速予以解决。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当为苏联所喜。”
此外，7月23日的日记记载，虽然一时阴云消散，似乎出现就地解决的可能性。但还不是彻底处理办法，估计今后同样事件将要频频发生。我的预言不幸言中，终于发展成为全面战争。
我从来反对与中国进行长期战争，反对汪精卫工作，也不赞成开始太平洋战争。……卢沟桥事件爆发之时，我就想到日本从此将进入多事之秋。（注：我虽然有如此想法，但此后却始终在中国战线，并四次出任军司令官，这种与友为敌的命运，真使人啼笑皆非。）
从1944年9月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转调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经历
1944年8月25日，我被免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而充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这种似极平常的人事变动，本无足怪。但其后仅隔三个月，又被转调他任，对于关系重大的方面军司令官职务变动如此频繁，使我感到诧异和不满。
第一，由当时全军最大的华北方面军转调新编较小的方面军（即使负有作战任务），似为左迁，但从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的冈部大将又转调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来看，也可算荣升。
第二，第六方面军既然如此重要，何以莅任仅三个月，又调我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而再令冈部继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致使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随之陷入仅隔三个月又办交接的窘境。何以最初不将冈部派到第六方面军司令部？新编军作战艰难固在预料之中，但冈部岂非出色的大将？我在第六方面军部署繁重作战任务仅仅三个月，即被调离而将残局委之冈部而赴南京，心中极不愉快。既对冈部感到内疚，又对大本营抱有强烈反感。人皆贺我荣升，我却心怀不满。
第三，第六方面军的参谋长由宫崎周一少将充任，副参谋长由天野正一少将充任。前者为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代的作战课长，后者为作战主任。配备与我如此投缘的干将（不知有意安排抑或巧合）其用意当然期望此次作战将能排除万难，势必成功，然而，未满半年，该二人竟亦调往地方。
总之，此事至今我仍困惑不解。在此种情况下，中央当权者即应派遣专人或以密函，向我坦率加以说明（暗示也可），方为统率之道。人事安排虽严禁解释，可避开人事说明的形式，而在慰问言辞中交代一二，以免引起疑惑为好。
1944年8月24日，我于河北省的石家庄巡视下属部队，忽接北京司令部电话，报称收到转任密令电报。于是立即返回司令部。25日被任命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随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来去汉口赴任的指示。
……
9月2日由北京出发，经南京，9月4日抵汉口。为何取道南京，虽已记忆不清，但当时华中西部制空权已基本掌握于敌手，因此，去汉口时一般均沿长江一线前往。
此次为继第十一军司令官任内，攻克武汉之后再度进驻汉口。前后两次环境大变，令人吃惊。以前敌机极为罕见，在汉口、九江之间，往来内地之大型运输船，常达三四十只，如今连十吨左右的小汽船均被敌美空军炸光。以前，此地住有数万日本侨民，店铺很多，相当豪华；如今，侨民大部归国，留者寥寥无几。偕行社尚有一些男女服务人员，照料军人食宿。甚至我的居处亦有变化，以前位于汉口市内，彼时常从二楼窗口眺望街头情景；如今改在汉口东郊为树林环绕的旧军事设施之内，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到。飞行队青年军官因频频出征，常常有去而不回者，人数逐渐减少。在偕行社食堂每天照料他们的少女，睹此情景，露出凄凉神态，毫无青年朝气。
到汉口接任后，发现所属部队风纪败坏，中国事变爆发后的残暴行为屡屡出现，用普通训示方法制止，恐已无济于事，乃决定改变形式，印发如下标语式的训示，以便时刻诵读：“统集团（第六方面军代号）司令官五训：一、贯彻击美爱民，戒烧、戒奸、戒杀。二、遵守卫生纪律，怠忽卫生而致病，即为不忠。三、行为不检至为可耻，丢失武器、损伤军马亦军人之耻。四、道义乃无形战斗力，对友邻部队应尽情谊。五、爱护节省装备弹药。弹无虚发方为强兵。”“戒烧、戒奸、戒杀”为我在北京即已颁布的标语训示。
在空战方面敌人一旦居于优势，我空路交通暂时受阻，只能于早晚进行短暂飞行。此种情况，本年4月在河南作战时我已有所体验。但目前制空权竟已全被敌人掌握，对敌机的猖獗活动几乎束手无策，我方空路交通处境极为艰难。
第六方面军司令部设于汉口，为便于指挥桂、柳作战，决定将战斗指挥部设于湖南省南岳山中的迎宾馆内。从汉口到南岳的路线，应先乘飞机到衡阳，再由衡阳换乘汽车，如无制空顾虑，只需半日即可到达。可惜已失去制空权，此段行程竟需三天时间。飞行只在早晚短暂时间，陆路唯有利用黄昏，窘况由此可见。飞机亦非以前所乘运输机，而是六人（包括五名随从）分乘三架侦察机，并由六架战斗机护送，宛如出征，却也爽快。
我转调南京后，去汉口与广州方面，仍须于早晚短暂时间飞行。
与第二十三军的联络最为不便，直接南下飞往广州十分危险，因而一般须绕道台湾迂回前往。9月25日我由汉口出发，有次巡视第二十三军司令部，即是经由台湾前往的。
原来新编第六方面军远征占领桂林、柳州的目的之一，即因我空军无能为力，只得利用地面兵力以歼灭分散于江西、湖南、广西各省的美军机场。
完成此项歼灭任务后，我即转调总司令部，因绕道台湾前往广州耗时过久，我曾试行先到南昌，然后于早晚较安全时间由南昌直飞广州，此次试验竟告成功。正当为此满意之际，继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的冈部大将亦沿此航线去广州，于清晨广州着陆时遭敌机攻击而负伤。
……
11月10日，第十一军占领桂林，该军一部亦占领柳州。
占领桂林、柳州为第六方面军新编后的第一作战目标。大致计划由第十一军攻占桂林，由第二十三军攻占柳州。由于敌军将由柳州向西退却，故第十一军于占领桂林后，应即避开柳州通路而向西南挺进，以逼近其退路为有利。我虽下达如此命令，但第十一军却急于攻占柳州，致使逼近其退路的行动不够积极，违背了我的意图。此次作战经过，宫崎周一中将札记中已有评述，故此从略，但回顾过去战绩，仅就日军之迷恋攻占城市恶习再作一言。
举凡作战目标，不外能动的敌军与不动的土地（城市、山河的要地等），但在中国战场，城市目标最多，且对鼓舞士气最为适宜。攻取武汉时，曾有数千疟疾病号，而在占领武汉后方始发现，在此以前，病号从未接受诊断，一心只想去汉口，强忍病痛继续战斗。
以大部队进攻，绝不能全体进入城市，只能有一小部分部队占领城市，其他大部分要在城外地区行动，此理尽人皆知，但人人皆愿入城。我以第十一军司令官身分攻占汉口时，仅以两大队步兵占领汉口市区。然而，此乃依靠全军威力压倒敌之大军，方得占领汉口。
但是，城市总有其魅力，而且各条大道最终总要通向城市，尽管军队常有穿越远离城市的旷野进逼敌军的任务，却往往为城市所吸引。本年5月在河南作战中，原作战计划要点为首先使坦克兵团按兵不动，待敌军集中主力迎击我方猛攻时，再使坦克兵团突然插入敌阵，使敌陷于崩溃，并切断敌军退路以歼灭之。但坦克兵团勇猛突破敌阵，完全击溃敌军后，其先头部队竟为此间唯一城市（名城洛阳）所吸引，结果兵团大部进入洛阳，丧失了切断敌军退路的良机。在中国战场上，各兵团有许多随军特派记者，他们用无线电发报机将战绩直接向国内报纸进行报道，大事宜扬“争先主动”之类的战果，此种情况亦可能为城市所吸引的原因之一。将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争先立功”的精神发挥于现代战场之上，可谓功过并存。
……
1944年11月24日蒙赐诏书：“朕委卿以中国派遣军统帅之任。惟现下战局实关重大，望卿深察宇内大势，妥为筹划，益振军威，以副朕望。”奉答如下：“蒙赐优渥敕语，拜受统帅中国派遣军之大任，诚惶诚恐，不胜感激，愿粉身碎骨竭尽死力以奉圣旨。”有生以来首次拜受对我的敕语，感激之至。重下决心，必将把握解决战局之转机，奉慰圣怀。
自我就任总司令官直至停战的八个月期间，最重要事项有二，即进攻四川作战及开展对重庆工作。日记所载过于简单，随感录的作战部分又已烧毁，但战史室编纂主任官（长尾、森松）对于进攻四川作战问题的回顾，热心予以赞助，他们综合大本营有关文件及宫崎周一中将札记等，1964年数次向我询问，我就记忆所及已做陈述，但因事关重大，愿就此再略述一二。
1944年12月初，莅任南京听取各部课长所作情况简报后，我首次想到，以前虽亦考虑过全军的情况，但就任总司令官后，考虑问题更须着眼于战争全局。南方军屡经苦战，前途堪虑。国内情况虽不甚详，但财政困难当属无疑。当前，南方军总兵力约75万，而我派遣军则拥有105万大军。战争重点虽在南方军方面，但就兵力而言，主力却在我这方面。以如此重兵仅能维持现状，心甚不安。如何报效祖国，如何支援陷入苦战的南方军，此乃就任总司令官后首先考虑的问题。
出击四川的构想即出于此种考虑。对于中国军队，早在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期，我即抱有坚定的必胜信念，此时看来，对重庆一击，必将有利于整个战局。在断定美军将在中国东海岸登陆的人看来，进攻四川有危险，且对解决战局并无裨益。但依我看来，此乃意外之幸事，如对美军登陆，有所牵制，就可减轻祖国负担，此种危险，正所欢迎。此种想法，当时虽未过分强调，却始终未忘怀。1945年7月25日的日记最后有如下一节：“……战争愈加激烈，默念战争前途，对我派遣军当无所虑。以我擅长苦战之派遣军，若将大部美军引至大陆，以减轻皇国本土之负担，实为快事。所虑者唯有帝国全局之未来。”
进攻四川作战的设想于12月15日提交参谋部，全体参谋同意制订草案，松井总参谋长、宫崎等三位主任参谋一行于1945年1月2日启程晋京，呈报大本营。参谋总长、陆军大臣之基本同意，但僚属中间反对者甚众，只同意部分采纳。
1月11日松井总参谋长归来，详细报告请示结果。1月8日宫崎参谋的电报告知大本营的气氛，9日我在日记中写有“与大本营意见颇有分歧”。
分歧点在于，大本营判断美军在中国东海岸进行登陆作战可能性大，我则判断可能性小，并且认为倘来登陆，反为意外之幸事。如前所述，美机空袭虽极频繁，但其轰炸目标仅为我军细小设施，避免破坏其盟国的建筑及践踏其土地。因此，我认为假若美军登陆，将从东京湾（即北部湾）一带我军未设防地点登陆，经过整备后再向我军来犯。（据战后得知：1.美军毫无在中国大陆登陆的意图。2.我军占领桂林、柳州迫近贵州省境时，重庆阵营内曾出现迁都西康省的议论。）总之，从派遣军本身来看，腹背受敌显系冒险，而我甘冒此险，断然进行大牵制作战，目的即在于减轻本土重负，但很少有人理解我的心意。
日军侵华期间战区强奸罪及军纪风纪见闻
1938年8月18日吉本军参谋长视察九江对岸小池口一带，结果如下：驻扎在小池口附近的波田支队（与第六师团同为南九州兵）的原田大队风纪败坏，强奸、掳掠情况屡有发生。有的人在召集附近村长时夺取他们的服装，这是因为穿起来便于进行强奸。我军飞机场工程由一位村长承包，因士兵**了该村长的妻子、女儿，致使机场施工一度停顿。有的士兵克扣修机场的民工工资。还有的人在九江，害怕军司令部的管束，却跑到小池口去胡作非为。“讨蒋爱民”的标语到处张贴，但毫无实效。
于是，我与吉本参谋长协议，将九江全体宪兵派到对岸小池口严命逮捕所有罪犯，送交军法会议处理。另外，又将九江特务机关的主力移驻小池口
，加强安抚工作。
8月23日五十岚宪兵队长前来报告，他以平淡口吻讲了以下意见：调查小池口上等兵等三名**事件时，得知少女既未极力反抗，也未亲自告发，不能构成强奸罪，所以最好不予起诉。在座的军法务部长也陈述了相同意见。对他们的意见，我严厉斥责说：我也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成立，但那是以日本国内为前提制定的法律，对此不能不加深考虑。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神武精神是在法律以前就有的。另外，应当理解被害良民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宪兵必须让被害者都来亲自控告，而后严惩所有罪犯。
宪兵队长、法务部长的那些意见，事先曾向吉本军参谋长讲过，也同样遭到反对。从此，宪兵队长以军司令官的严厉要求为理由，似乎严加取缔，但其后各地强奸事件仍频频发生，还听到一些奇怪现象，有不少事例用调解的形式加以处理，而且调解金各地统一为15日元。因此，我痛感必须根本修改陆军刑法的亲自控告罪，设立战区强奸治罪法。1940年回国时，我曾向阿南陆军次官提出我的意见，得到坚持正义的阿南的同意，并答应着手修改。
8月23日以后至9月底的见闻如下：
第一，在九江我的宿舍后面，有一片丘陵草地，这里是替换进攻部队的临时宿营地，与我的住处相隔三四百米，从室内即可大致看到部队状况。从军、风纪方面来看，各部队有很大差异。由南九州构成的波田支队，士兵背囊都留在相距甚远的镇江，携带的帐篷被当作背袋使用，以致破烂不堪，难以遮挡雨露，因此宿营时以侵占民房为主，在上述土山地露营，无民房可占就和衣露宿。
与此相反，来自北陆地区的第九师团某支队，自参加上海战斗以来，转战各地，出征时日远比前者为长，但来到此地便支起修理完好的帐篷露营，营中秩序井然、肃静，早晨士兵肩负背囊，成四路纵队威风凛凛的出发，与前者出发时的混乱队伍成为鲜明对照。
这两支部队指挥官采取的措施有何区别，士兵来源地的民情有何差异，虽然尚难立即断定，但在生死难卜的战场上，极易产生干部忽视军纪、重功轻罪的弊端。因此，看到军纪如此严明的军队，确属难能可贵，令人钦佩。
第二，考虑“慰安妇”（即军妓）问题。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此事，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效仿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招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
现在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像第六师团那样，虽有“慰安妇团”通行，**罪行仍未绝迹。
据闻北京附近的中国老人回忆，义和团事变时，欧美各国军队肆无忌惮的**掳掠，唯独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如今日本兵竟然变成这样，深为慨叹。
第三，据宪兵的报告中提到，一位住在蚌埠已嫁中国人的日本中年妇女说，中国兵掳掠而不**，日本兵却**而不掳掠。二者的是非，唯有求教于天主教会的神父了。
在刑罚条款中，触犯最多的是对长官的暴行和强奸。从罪犯年岁来看，以33岁居多。
看到上述报告，我想，按说33岁的人，应当是已经受过军队教育的兵员，因此，现役时期的军队教育也应承担责任。但是这些士兵离开军队以后已在社会上生活多年，所以社会也应负有责任。这究竟是军队之罪，还是普通国民之罪？
第四，据来到前线的中村军务局长说：不少人从战区向家乡邮寄拍有残暴行为的照片，因违反邮政法而予没收的已达数百件。好奇心竟发展到如此地步。
我经常巡视华北、华中前线，发现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也包括日本兵的风纪）由此总结了如下三点：
第一，绝对见不到姑娘们的踪影，系恐怕日本兵的佐证，治安不好；
第二，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第三，在上项情况下，走出家门口眺望，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来往的街道上，治安良好。
在这次河南作战时，我照例作了“戒烧、戒**、戒杀”三戒训示。4月30日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进驻郑州，看到郑州的情景真是又惊又喜，经过激烈战斗占领郑州后仅仅十天，虽然大商店尚未营业，市场却早已开始营业，市民往来如梭，也出现了年轻姑娘，看到这番光景，我立刻感觉到第十二军的军纪严明。
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常发生强奸暴行事件，对此曾做过种种考虑，当时陆军刑法规定，强奸案诉讼程序和普通刑法同样，必须受害人亲自告发方予受理，我认为这是根本性错误。1940年2月，我返回国内时，曾向阿南陆军次官建议设战区强奸罪，正义的阿南次官当即同意修改。其后历时二年，终于在1942年制定了战地强奸罪法。
所幸在华北方面军时期的强奸罪行已比我在第十一军时显著减少。我想犯罪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后备兵极少，大部分都是年轻的现役兵和补充兵。这些犯罪士兵在军法会议上申诉时，都说离开家乡以前，复员先辈们教唆过他们在中国战线强奸的事，结果不由得起了那种念头。可见最初派往中国战线的后备兵比起昔日的出征兵是多么缺乏风纪观念。
我从昔日书籍中得知，日清战争、北清事变（指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时，我军官兵军纪严明，有“神兵之称”。回忆过去，我在日俄战争末期，以小分队参加桦太战线，任大尉时投入青岛战斗，以及作为关东军参谋副长和第二师团长开往满洲等时期，所到之处，军纪良好，几与往昔无异。而这次在东京耳闻攻占南京时发生了大的残暴行为，我认识到，率领这些犯有暴行罪的部队去攻占武汉，必须极力维持军、风纪。针对当时情况，我决定发布“讨蒋爱民”的训示标语，说明我军目的是消灭蒋介石军队，而对无辜民众应以仁爱相待。
抵上海后的一两天内，听取先遣的宫崎周一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特务机关长荻原中佐等有关军纪的汇报，综合如下：攻占南京时，确实发生过对数万市民进行抢掠、强奸等大暴行。第一线部队借口给养困难而杀戮俘虏。（后来又出现驱使俘虏搬运物资的现象。）上海收容大批俘虏，但其待遇不良。据最近俘虏的敌军官讲：“我们被日军活捉便遭杀害，退却又要督战者枪杀，所以只有顽强抵抗。”
7月15日中午，我在南京开始以第十一军司令官的身份进行指挥，17日启程巡视第一线部队，18日访问位于潜山的第六师团司令部。该师团长稻叶中将到任不久，是一位公正人士。据他讲，师团官兵作战英勇无比，但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通过上述报告，我越发认识到必须严格实行爱民方针。
观察日本官兵的言行，在军风纪上比过去日俄战争，北清事变时下降之处，大体如下：
（一）对上级的服从性下降（表现于犯罪统计、语言态度、敬礼等）。
（二）性道德下降（表现于强奸、随军有慰安妇女）。
（三）公共道德更加缺乏（为图省事，将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弃之路旁；偷盗其他部队的马匹成风；侵占送往前方的慰问品等等）。
（四）干部有犯强占、受贿罪者。
（五）有借口处理麻烦而杀害俘虏的野蛮作风。
然而，现在大部分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日本国民之罪。事实上，受到刑事犯罪惩罚的大部是应征者。
至于对国家、对家庭、乡里，以及对战友的道义，与过去相比幸未下降，尚可差强人意。
有关上述之（三），有以下数例：
（1）如果自己部队的马匹不足，就乘黑夜偷盗他队之马，这已成为风气。第二军司令部军司令官亲王殿下的正副两匹乘马，也被盗走，一再搜查仍无下落。就连全军中军纪最好的第九师团，在马回岭附近转战别地时，也带走第一○〇师团的几匹马。更有甚者，竟以武力威胁看马士兵，强夺他队马匹。
（2）偷取小包及补给品的也不少。
（3）通信部队在建立的每一棵电线杆上都挂着“日本军用”的牌子，以防被他队盗走。
以前，在日俄战争后不久来日本的美国拉尔德博士，曾在贵族会馆演说，盛赞日本国民战时所发挥的特质，曾举出以下四点：一、勇气特别是后方的勇气高昂；二、对战争的细心准备；三、国民全面的节制。四、对敌人的宽容精神。现在我等所从事的战争，与举国一致的日俄战争相比，其性质虽略有差异，而发挥国民精神一点，则不应有很大差别，如将今昔情况对比，可以看出以上第1点，还算可以，第2点即有疑问，第3点则是不好，至于第4点则大为下降了。
另外，对上述第（五）项有关对待俘虏的问题，其后有改为让俘虏随军搬运部队行李或替软弱的士兵背背囊等倾向。因此，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我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
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军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19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除上述将领统率的正规军外，投诚的也有地方杂牌军的小部队。即使这样队伍，在维持治安方面也起到一些作用。
1942年10月8日我曾到山东省张店，检阅了该地杂牌军的投诚部队，当晚在日本饭馆招待各部队的五六位部队长并进行了恳谈。此时我想起在北满任第二师团长时，曾费了一年的苦心，最后成功地使管区内的土匪全部归顺。并举行归顺仪式后，也是在饭馆宴请他们的几位头目，并进行了恳谈。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后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总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
我下令编撰《剿共指南》，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8天。1943年秋，又将方面军作战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进行两个月的清剿作战。
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为此，我命令参谋部编撰一本叫做《剿共指南》的小册子，列举了这方面的实例以防遭难，并根据经验讲述讨伐共军的要领。小册子分发各部队供作参考。这本书起到了很大作用，甚至对共军作战堪称我等先辈的国民党军，停战后也立即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加以运用。
……
试举一件受共军诡计蒙骗的事例：我军步兵分队在最边缘地方布防时，驻守一般是在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堡垒，外面围绕一条深水沟，沟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平时将吊桥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沟围绕地范围内，并派有岗哨警戒。村庄里的农民大多是纯朴善良的人，天长日久自然也就和村民有些来往。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队送葬行列。如此大殡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不整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起齐射，分队长等应声倒毙，随后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
我参与日军在中国战区的投降手续流程
根据蒋委员长的要求，为进行预备交涉，（1945年）8月20日派遣今井参谋副长等人飞往湖南芷江。今井参谋副长一行，在当地与中国委员就投降手续等问题进行交涉后，于8月23日返回，汇报交涉情况约达二小时。
其主要内容是，在芷江与何应钦及其同意的参谋长以下人员，并美军参谋长等进行了会谈，对待日方的态度比较礼貌并表示了善意。会谈指定派遣军总司令官，为全部遣返中国战区、台湾及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日本陆、海军及全体官民及其他善后工作的责任者。特别是命令非经何应钦批准，严禁与其他人员交涉及破坏销毁一切武器、军需品及各种设施。必须做好完整无缺向国民政府军移交的准备。
据说中国方面的委员，大部分是日本留学生出身，对我方持有好感。8月27日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所长冷欣中将，到达南京就任。根据他的要求，28日我去铁道部长公馆，同他进行了会谈。
冷欣亲手把何应钦总司令部的备忘录交给了我，谈话约一小时，并谈了二三件其他事项。其中，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也必须确保南京、上海、北京、天津、青岛、武汉、广州、香港等八个大城市。我回答八大城市可能不会发生问题。冷欣中将是完全不了解日本情况的人，在初次见面时表现了胜者对败者的严厉态度。但是，8月31日来访时，与前次截然不同，态度殷勤，对粮食等问题表示了相当的同情。我也因治安情况不好，请求他转达何总司令在军队遣返时准许携带武器直到乘船地点。
8月24日大本营发来命令，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合并指挥所属全部官兵及第十方面军（台湾）、第三十八军（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并统辖中国方面舰队，向蒋介石投降。
8月25日，为了与盟军方面顺利进行停战交涉，在总司令内组成外交委员。任命今井参谋副长为委员长，尾川、小笠原、桥岛、椙山、船木参谋等为委员，清水大尉及其他人员为助手。
停战后最使我担心的是怎样使200万军民安全回国的问题。特别在国共矛盾激烈，治安状况不好地区，如何使深居中国内地军民安全集中到乘船地区，必须以极大关心妥善安排。为此，参谋部在多次商讨后，9月2日向何应钦司令提出如下“有关停战协定之请示事项”（注：结果大部得到同意，拒绝部分以△符号表示）：
（一）解除武装：（1）请允许携带武器到乘船地区。（2）请允许指挥官携带刀剑返回日本。△
（二）回国运输：请尽量向联合国多借船只。
（三）粮食：（1）请允许保留日本方面现有粮食，作为停留期间生活之用。（2）至乘船地不足部分，请中国方面给予补充
。
（四）组织领导：到最后为止，运用日军之领导组织，所有中国方面的要求事项，统由日本方面负责处理。
（五）归国日侨：（1）由日本方面保护同行。（2）请准予优先乘船。
有关投降手续等，因中国方面连日提出了一些小的抗议、质问和调查等，参谋们昼夜忙于事务，其忙碌程度与进行大作战的情景无异，对他们高度的责任感，我深为敬佩和感谢。由于中国总司令部的交涉委员（参谋），全部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基本都会日语，在这一点上十分方便。
9月7日，王武参谋来访今井参谋副长，当询其9月9日签字仪式，是采取总司令官携带军刀入场，然后向对方呈交的形式，还是采取不带刀入场的形式时，小林总参谋长等也参加了协商，对方回答采取不带刀入场的形式。
9月9日是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日期。9时半率领小林总参谋长、今井总参谋副长、小笠原参谋、谏山等十方面军参谋长、三泽第三十八军参谋，偕同福田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从我军总司令部出发，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军官学校）少憩。10时在王俊中将、王武参谋的引导下，进入会场。
在投降书上交换签字，并领到第一号命令，约15分钟投降书签字仪式结束，随即退出。
对方除何应钦总司令外，陈绍宽、顾祝同两上将，萧参谋长，海军将官等也列席，在旁边列席的还有像似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人员。
以后据中国参谋透露的内部消息说，会场布置，最初中国方面为避免威胁感，拟采取圆桌方式。但由于美军方面的干涉，才改为长方桌对立方式。另外，还规定投降者必须敬礼。即，一到会场向何应钦总司令官敬一次礼，小林总参谋长向何总司令领取投降书时再一次敬礼，我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后，小林总参谋长向何总司令呈交时再一次敬礼，前后共敬礼三次。中国方面对此均不回礼。这恐怕也是出自美军的建议。但是，在第三次小林总参谋长呈交降书敬礼时，何总司令却不由得站起来作了答礼。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
我面临投降这一未曾有过而且是意料不到的事实，心中非常不快，但尽量保持不失沉着冷静。在会场上我不时凝视着何应钦的举动。由于是向我最亲密的中国友人何应钦投降，心中也有安然之感。
日中两军迄今已缔结过三次停战协定。第一次是1932年5月5日上海事变结束时的协定；第二次是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第三次是这次投降签字。第一次正面出头交涉的是田代皖一郎军参谋长，我作为军参谋副长辅助交涉。而且其后不久，中国政府派遣到上海的陈仪指名与我商谈满洲问题。第二次我作为关东军代表（当时任该军参谋副长）在协定书上签了字。这回第三次，却陷入了率领120万大军（包括台湾、法属北部印度支那）签字投降的命运。想到自己和这三次停战都有关系，确属奇缘，使我无限感慨。
10时，在中国南京是9时，中国人喜欢九九九这个数字，这个纪念时日可能是特意选定的。
第一号命令（译文）如下：
中国战区中国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一号中华民国34年9月9日于南京）
一、自本9日午前9时以后，本总司令对归官所发一切公文，均作为命令或训令。
二、本9日午前9时以前，由本总司令送交贵官之中字第一号至第二十三号之备忘录，除另有规定者外，一律认作命令。
三、本9日午前9时，由贵官签字之投降书及受领的蒋委员长之第一号命令，贵官应以最快之方法转送中国本部（除东三省）、台湾（包括澎湖列岛）、安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本陆海空军。
四、贵官及属下中国本部（除东三省）、台湾（包括澎湖列岛）、安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本陆海空军，自本9日午前9时始，全由本总司令领导指挥，不准接受日本政府之任何领导。
五、由本9日始，取消贵官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之名义。由10日始，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
六、由10日始，贵官之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
七、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的任务为执行或传达本司令部的命令，并处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务，不得自行发布任何命令。
八、本部中字第二十号备忘录所划分的各地区代表日本投降部队的司令部，统改为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并一律取消代表投降长官的原有名义，改称该地区联络部长。（略）
根据这一命令，9月9日20时，我下达有关投降命令，要点如下：
（一）余遵率大命，率领在华（满洲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之全部陆军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第十方面军司令官、第六军司令官、第十三军司令官及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应按附表之划分，指挥所辖地区内一切陆军部队（包括非部队成员）向各地受降主官投降。为此，目前应执行另附降书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的有关事项。
（三）各方面军司令官在执行上项有关命令时，应与所在地区海军指挥官密切协作。涉及陆海两军有关事项，应负责对海军部队的领导，为此，在与受降主官交涉中，应包括有关海军事项之执行。另外，有关各方面领导下的辅助部队，应按帝国陆军部队办理。
（四）第十三飞行师团长及第二船舶运输队长，其在第六军及第十三军管内之部队，在执行第（二）项规定时（中略），分别受第六军司令官及第十三军司令官指挥。
（五）各方面军司令官在执行本命令时，必须迅速、确切，赏罚分明。
（六）执行本命令时，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书面请示当地受降主官，就地妥善处理。
（七）（以下略）
同日，又以总司令官名义，下达如下训示：“对中国派遣军将士之训示：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之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念及我征战万里、确信必胜、英勇善战之将兵，以及皇国之苦难前程，万感交集，无限悲痛。然圣断既下，事已至此，全军将士面临冷酷事实，宜彻底遵奉圣旨，毋趋极端，含辛茹苦，更加严肃军纪，保持铁石团结，进退举措，有条不紊，以显示我崇高皇军最后之真姿。异域瘴疠之间，望全军将士珍重自爱。泣血训示如上。”
9月10日，何应钦总司令提出会见。当即偕同今井参谋副长、小笠原参谋赴总司令公馆。就座后，何应钦迎头第一句话是：“日本现在已无武装，我想今后将能实现真正的中日和平互助。愿我等共同为之努力。”我对此感受颇深。
会见中，就我方先前书面申请的有关借用自卫武器、联络用飞机、借用通信器材以及粮食、运输、技术援助、解除武装、命令系统、处罚问题等，中国方面表明了态度。会谈约两小时辞去。在此会谈中，美国方面仅马库奇中将一人参加。会谈始终在和缓气氛中进行。
战争结束接收中与蒋介石的密切合作
国民政府系统的地方杂牌军及共军意欲接收南京及其他各地日军武器与重要地点等情，已如前述。我方根据“对华处理纲要”，除正式的中央政府系统外，对此等蠢动则断然拒绝。但因当时中央政府远在内地重庆，正式的中央军也多驻在内地，因此中央官员及军队到9月以后才来接收，此乃势不得已。何应钦总司令于9月5日才到南京。在各地负责接收的中国官员及部队干部，基本上根据蒋介石8月15日广播演讲的方针，对我方态度殷切诚恳。我方也根据前述“对华处理纲要”，认真办理移交。因此，各地接收大体得以顺利进行。
9月某日，为做好接收准备，中国总司令部派某中将到津浦线南部各地视察。该中将对所在地日军将士作了如下的谈话，使我将士大为感动：“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当时，如此言论到处可闻。可见蒋委员长的对日方针向部下贯彻得相当彻底。
试举二三实例，说明民间会社及军队接收的部分情况。
华北电信电话会社（北京）10月11日被接收。接收人员开始对我方社员作了要点如下的指示：一、中日社员应互相合作进行工作。二、日人应感戴蒋介石主席之温情，安心坚守岗位。三、今后必须杜绝不法行为。四、日人社员如受华人社员侮辱时应即报告，上级将秉公处理。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北京）之接收情况也与此相似。南京丰田汽车修理工厂接收后，中国方面接收人员与日人社员同住厂内。日人照旧继续工作，待遇也未变更。上海具有世界大规模的多数日本纱厂，有数百名日人职员留在工厂三年以上，指导生产经营。总的情况是，一般侨民大部收容在集中营，逐步撤退回国。但接收后工厂及会社的日侨，时间虽长短不同，一般均留在厂内进行技术及经营指导。
有关军队之接收，试举最为和睦之一例如下：“广州地区第一百二十九师团参谋长石原恕之允大佐札记（要点），9月中旬始判明前来接收的是从缅甸调回的新编第一军。该军第一师负责接收我是八团。该第一师师长于10月25日到达淡水之广九铁路附近。据报告，其前日，曾有部分中国军队开来我守备地区。我守备队长提出在协定成立前不准进入。对方接受这一抗议，很和气地撤走了。10月25日，我为协商今后问题，单身拜访第一师师长。我先向师长祝贺胜利，然后提出，日军事已至此，将正大光明地将武器移交贵方，并说明已准备完了。该师长一一表示满意。最后并问我：‘贵官心情如何？’我答称：‘身为军人，心情不佳。’彼此握手哈哈大笑。接着，与接收主任谢中校参谋商讨有关移交防地及接收武器等问题，该中校极口称赞在缅甸与之作战的我第十八师团之勇猛顽强。他敬佩日本陆军大学之教育并向我请教。会谈在和睦气氛中结束。新编第一军是蒋介石嫡系美式优良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加尔加答受过美式训练，军纪严明。其年青将校擅长社交，态度明朗，对与日本作战深以为憾。有的甚至高喊：‘我们黄色人种之团结，乃亚洲当务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鸦片战争！’当夜，两国军官在当地饭馆举行联欢会。中国第一师司令部除师长外全体军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参谋及守备队长以下全体军官出席。两国军官携手进入饭馆。这一情景使麇集的人山人海的群众和士兵，投以惊奇的目光。席间，拉起胡琴，中国姑娘唱出了‘我要胜利归来！勇敢……’军歌。（中略）夜深始尽欢而散。（下略）”
以战争结束为转机，中国方面特别是上层人物之间掀起加强日中合作之热潮。各地接收中也到处可见。中国甚至有将日本的高级技术、军事技术及技术人员等引进中国之意图，但因美国对此不满，此风遂被扼止。
10月21日，应何应钦之邀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气氛变了，日方只我一人，对方有何应钦、萧参谋长、钮少将、王武上校（除萧氏外均精通日语）。谈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12月23日晨，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蒋和蔼之情溢于言表。他主要谈了以下几点：一、从何总司令处听到接收工作顺利进行，非常高兴。二、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三、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以上10月21日和12月23日都是在星期日的早晨突然召见，这使我不得不多想了一些。
以上只是好的一面，但综合12月中旬的各接收工作报告，在基层以检查为名强索物品或要求接收物品清单以外的东西（此部分均为接收人员吞没）等不法行为，也有不少。
总之，到本年末的接收情况是，华中、华南均基本结束，但华北的河北省一部分地区，刚刚解除了武装，至于山东、山西两省，我军则尚在以武力维持治安及确保交通。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共军不断与我军交战，而中央军迟迟未能到来之故。
附 第六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分析日军军纪松弛内因
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时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养出来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军风纪的涣散，可以说是国民伦理观念下降和忽视教养的反映。维持严明的军风纪，当然主要依靠部队本身严格切实的指导和监督。但与直接掌握兵员的下级干部的素质，有着重要关系。
日俄战争、北清事变时的日本军队，从军者主要是现役兵（当时服役三年），联、大、中、小队长几乎都是在营服役时期的干部。因此，保存了团结、服从以及军风纪各方面的优良风习。与此相反，在中日事变及以后的大东亚战争中，各种军队数量急剧增多，伴随战争的长期化，传统的优良风气越来越少，新建或改编的部队，有如掺水的酒，军队传统的优良风气丧失殆尽。特别是应征的下级干部，除个别人外，有觉悟、信心及知识能力等方面，多数都不够格。
日俄战争不久来日本的美国拉尔德博士曾赞扬日本国民之特质，与中日事变以来的实际情况相对照，冈村司令官和我都有不胜今昔之感，然而，追本溯源，下述重大问题必须深刻反省。日清、日俄之战，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自卫战争。当时全国军民举国一致，斗志昂扬，成为强大的精神支柱。但是，满洲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缘木求鱼。
偷马和偷取补给品等非法行为，在军纪严明的部队中是不可想象的。频频发生此等事件，是军纪涣散的证明。下面所述是在事变中曾以公文通报的严重犯罪事例。上海战争结束向南京追击中，某汽车部队三名低级军官，奉命收拾遗留在上海郊外的行囊，他们在路上拾到了中国人丢弃的汽车，把汽车卖给了上海的中国商人，然后欺骗兵站司令部，搭乘开往长崎的运输船回到日本，在佐贺县的温泉等地恣意遨游，随后又要坐开往上海的运输船返回时，这一严重非法的犯罪行为才被发现。
在枪林弹雨中奋战的第一线部队所想象不到的非法行为，大多数发生在后方工作的部队，特别是在干部看不到的地方分散行动的时候。这充分说明兵员本身的觉悟和自我克制的能力是如何重要。由此可见一般国民的教养和社会道德的重要意义。
擅自杀害或虐待俘虏，应视作现代的恶习。日俄战争时绝对没有这种情况。这些问题的发生，可能由于满洲事变以来对中国人存在蔑视心理，加以认为俘虏可耻，因而产生了蔑视俘虏的情绪。从这些问题来看，值得反省的是，我们多么缺乏宽容和怜悯弱者的仁义教养。这一恶习，后来在菲律宾发展成“死亡进军”，严重损伤了日军的声誉。这虽然是由于作战上的要求及当时各种条件，不得已而产生的现象，但不可否认它超过了应有的限度。
同时，滥用取粮于敌的古代兵法，致使掠夺粮食及其他物资的恶性到处可见，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如前所述，关于爱护武器及其他装备等问题，虽然平素一再强**育，但由于激烈的活动和战争时间的拖长，应征士兵由于体力不佳、不能克服困难，就乱扔乱放甚至丢掉武器，而且习以为常，也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