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是各种武器中面积效应最大的一种。以生物武器为作战手段的细菌战、病毒战，能造成大批人畜受染发病，面积广，危害持久，伤及无辜、后患无穷。
1925年世界各国在日内瓦签订《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令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即构成战争犯罪。日本作为当时的签约国，时隔不久就背信进行了包括活体解剖、病菌注射、冷冻等各项试验，大规模研制生产细菌武器。整个侵华期间，日本细菌战部队规模较大的有5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第七三一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从事鼠疫、霍乱、副伤寒、赤痢、炭疽等病毒的研究，并用活人做实验，开发测试细菌炸弹，把生物学和医学转用于武器，并为日本培养了数千名细菌战干部。
日军细菌战部队仅人体试验所杀害的中国人就达两万人以上，通过投放鼠疫、霍乱、伤寒病菌等实施细菌战，所伤害的中国民众达70余万人。日军溃败前下令炸毁了在中国各地建立的细菌部队设施，销毁罪证。理应受到严惩的“日军细菌战首脑”石井四郎等人战后被美军庇护起来，成为美国获取细菌战研究情报的“有价值的合作者”，逃脱了战争法庭的审判。
石井四郎（1892~1959），日本千叶县人。192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后再入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细菌学、病理学等。1928年赴欧洲考察研究细菌战，回国后鼓吹细菌战，得到日本军部的支持。自1932年起，石井四郎一直领导着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在第七三一部队任职十年。他在中国进行活人细菌感染、解剖等生化实验，研制细菌武器，营造“食人魔窟”，策划指导细菌战，甚至在俘虏的馒头里注射伤寒菌以蔓延传染病。石井四郎认为，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
河本大作 石井四郎是日本研究细菌战的元老，全面负责有关细菌方面的工作
山西派遣军军医部长石井四郎是日本研究细菌战的元老。在满洲哈尔滨的西部和东部都设有特殊机关，从事细菌战的研究。他拥有两架飞机，进行用飞机投掷细菌弹的研究。他还携带照相机，拍摄必要的照片，为其研究搜集资料。
石井四郎原是细菌学者，他任陆军中佐时曾发明过滤水器。扬子江（日中事变期间）一带的部队都在作战期间携带这种滤水器。后来我还听说，他为推行滤水器，曾在参谋本部进行宣传，让参谋集合起来，他用滤水器将参谋本部前的池水加以过滤，自己当场喝下，说明经充分过滤后没有细菌。
他来到太原后，似乎仍然全面负责有关细菌方面的工作，经常出差，很少在太原。可能是由于保密的原因，有关细菌问题，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1944年夏，石井调回日本，他将位于东京牛込区河田町原经理学校加以改建，成立有关细菌战的总部，再次专门从事有关细菌战的研究。这一情况我是从花谷参谋长那里听到的。
日本军是从1918年11月前后开始研究细菌的。当时，长谷部照信少佐同宪兵队和特务机关进行联系，并获得情报。得知上述机关捕获了一名俄国密探，名叫亚历山大，在瑞典红十字会任职。在审讯中知道他正在搞细菌战研究并拥有大量细菌。于是，1918年末，长谷部将细菌战作为主要问题向参谋本部汇报。此后，由陆军省医务局开始研究。后来曾一度中断。满洲事变爆发后，约于1933年，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少将建议恢复研究，并提议在牡丹江附近进行研究和试验。这样，由关东军开始这一研究工作。至于石井四郎是何时参加的，由于我当时已离开军界，所以不得而知。不过，石井四郎在哈尔滨成立研究所，开始从事研究工作，是在1933年之后。而且石原莞尔对此事极端保密，所以我不清楚。但是，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了我任关东军参谋时驻公主岭的中马大尉，据他说，现在在牡丹江非常秘密地进行细菌研究，我才知道这一情况的。
冈村宁次 关东军只有我负责直接与石井秘密会面并与中央联系
关于石井机关的创建这件所谓极密中的极密事项，在陆军省只有大臣、次官、军务局长、军事课长及医务局长，在关东军也只有小矶参谋长和我知道，而且只有我负责直接与石井秘密会面并与中央联系。因此只有我一个人了解该机关的情况。但是，日久天长，由于当地现实存在着这一秘密机关，尽管不知其内容，而这一机关的存在却为不少军内人士所知晓。
石井四郎出生于千叶县大地主之家，自幼头脑聪敏，作为陆军的委托学生就学于京都帝国大学，石井四郎夫人是当时京大总长的女儿。从这一点也足资证明石井是最优秀的学生。
时间约在1933年的某月某日，在哈尔滨东南方靠近拉宾路车站的背阴河设立了石井研究机关，与关押被捕匪寇的看守所为邻。机关长石井军医少佐被命令使用步兵少佐军装，其部下军医亦被命令使用相当官衔的步兵军装。其勤杂人员大部是由石井家乡挑选来的可靠青年，以加强防备。由于严禁外出，石井对青年们的娱乐煞费了苦心，石井每月一至两次来长春参谋副长官舍进行必要的联系。我还记得招待他的点心和水果，他一口也不吃，全部带走的情况。
由于使用了真实的人代替土拨鼠作试验，取得成效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原来对于他顺利的取得医学成果的具体内容并不太清楚，但是在停战以后，据他亲自透露，仅获有专利权的成果就达200多件以上。
当然，取得这样的惊人成果的原因，除了上述用真人作试验材料外，还由于石井头脑聪敏并具有热情和勇气以及部下助手军医忘我工作所取得的。从事这一工作的两名军医大尉，为马疽病及其他实验而殉职。我记得在中央的谅解下，我曾虚报战况为两名死者申请了特殊功勋。
石井极为勇敢，在上级许可下，经常在大的战斗时到步兵最前线拍摄战死者的镜头。也有为了便于对他升级的原因，石井时常被命令从事其他普通军务。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他曾在山西省就任第一军军医部长，即使在此时，他也在完成本职工作外从事特别研究的使命，并获得很多成果。特别对于治疗冻伤，他得出了用摄氏37度的水温浸泡患处是最好方法的结论。这些都是根据使用人体进行种种宝贵试验，或让他活，或让他死，或让他再生等等所取得的成果。然而，不知根据什么事实，中央不加采用，因此我只在华北军采用了这个方法。譬如出外讨伐的步兵小队发生冻伤患者时，立即收集全小队的小便，洗浴患者伤处，即可治愈初期冻伤。就连进入第二期冻伤、患部溃疡变形的患者，如果耐心采用这一方法也可痊愈。
停战后，石井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停战以前，1937年春我任第二师团长到哈尔滨上任时，石井机关已在哈尔滨南郊拥有相当漂亮的房屋。由于石井军医中将也兼任军医学校教官，所以当苏军迫近哈尔滨之前，他把研究资料的精华装入三个皮包，乘飞机飞回东京，把资料藏在牛込户山町自己家里。停战后，苏美两国之间对细菌战的权威石井的研究资料，演出了一出激烈的争夺战。……
停战后有一天，占领军司令部让负责联络的有末精三中将将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带来。有末问占领军当局是作为战犯还是要利用他，回答说是后者。因此，有末放心地把石井带到占领军司令部，以后通过种种交涉并赠与石井金钱等，结果，这三皮包贵重的研究资料终于全部被带到美国去。后来美国把没收的陆海军文件大部分都还给了日本，唯独这三皮包资料没有退还。
苏联为取得石井的研究资料，进行了极为紧张的活动，苏联军官最初访问石井，遵守规定由占领军司令部的有关官员陪同前往，但其后即抛开占领军司令部官员，单独在深夜访问石井。当时石井以自家住房经营旅馆业务，因此无法谢绝来客。苏联军官对石井或威胁或乞求，甚至让步到给一部分资料也好。由于苏联军官频频来访，纠缠不休，终于使石井患了精神病而迁居到乡村。
美国自不必说，就是苏联最初也没有指定石井为战犯。但是当苏联得知从石井那里任何资料也不能弄到手后，在大晚于一般战犯审判之后，于1948年秋季才将山田关东军司令官等与石井机关有关联者作为战犯审理。
我国医学界特别是与传染病研究所有关的人士对石井的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人认为，已经是得出结论的资料，不妨用土拨鼠和其他动物进行再试验后向学术界发表，并以此鼓励石井。石井本人对之也满怀希望，但不幸病故，确属可惜。
石井生前曾告诉我，他的直属部下为解决生活问题，有人曾出卖了一小部分资料，例如血液的结晶等。
此外，不仅石井，我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时，有某国立大学外科教授二三人来访，他们在陆军省的谅解下，秘密向我要求，想实际考察一下在处决土匪，用刀砍下脑袋的其断面的情况。并且说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希望尽量给他们这个机会。我把他们介绍给吉林部队了。
萩原英夫，曾是石井部队职工。
石井四郎在五常研究所以活人作为试验材料，获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石井部队表面上伪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实际上，是在部队长石井四郎的指挥下，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培养各种细菌，从飞机上或在地面上撒布细菌，从事细菌战。另一方面，还通过使用石井式滤水器，以及其他方法，开展反细菌战业务。
石井部队的根据地设在东京都牛込区军医学校。最初，石井是在这一军医学校从事细菌的研究工作。后来，将研究所迁往满洲国滨江省五常县，在此从事同样的细菌研究业务。
当在五常设研究所时（1934年前后），石井故乡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的人们（约20人），经石井的动员来到满洲，作为石井部队的职工参加各种业务活动，获得大量财富。我的叔父石井正雄、舅父青柳雄、爪生荣二、表兄萩原武夫、伯父萩原薰也都来过满洲，在经济上获得大量收益。此外，石井还将自己的亲戚铃木茂（当时是打零工的木工）召至五常，从事各种建筑业务，铃木也获得了高额利润。后来，铃木将企业逐渐扩大，成立承包土木建筑的铃木组，自任组长。他除了承包石井部队的工程建筑外，还向若干其他企业进行投资。
……
石井在五常研究所，以活人作为试验材料，获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于是便将研究所加以扩大，在哈尔滨平房附近，强占了大片农田，建起了拥有数十幢建筑物的庞大的研究所和附设的机场。从五常返乡的人们被严禁泄露机密，同家属亲戚等任何人都不准谈论在石井部队的工作情况，这些人后来都一直从事农业生产。而1938年再次招募石井部队职工时，舅父青柳、叔父石井和表兄萩原又都带头应募。我在舅父青柳和叔父石井的动员下，经过父母同意，我也应募了。因为我作为佃农家的长子，一心向往着能够使家庭生活过得稍稍富裕些，在我这一代成为自耕农。
1937年8-9月间，我和其他20名应募者一起，在东京都牛込区军医学校参加考试（无一落榜，考试纯属形式），1938年我等一行20人一同来到满洲。募集当时曾签定合同，规定我们都是石井部队的职工。但是，当到达哈尔滨后，20人无一例外地全部被铃木组所接收。被带到工地平房后，一切工作安排、工资发放等，也都是同铃木组发生联系。在身份上，享受石井部队临时工的待遇。如安排伙食、发放工作服，宿舍也在陆军官舍中（后来同部队共同起居）。当时，我21岁，作为长年雇佣的工人，日工资是2.8元。木工和瓦工的日工资是3.5元至4.5元，杂工是2.8元至3.2元，我的工资是杂工中的最低工资。
当时的部队的外部建筑已基本竣工，灭菌器和其他研究器材，在站台上堆积如山，正着手安装内部设备的阶段。据说外部建筑是由松村组承包修建的。至于内部的机密业务，诸如研究器材的搬运、开箱、安装，尤其是七八两栋（活人实验所）的各种内部建筑和器材的安装等，任凭再廉价的劳动力，也不会雇佣中国人。石井之所以招募了我们这些同乡，首先就是为了防止泄密，这是不言而喻的。
研究器材是由日本特殊工业株式会社发出的，当我到达该地时，就有二三名由特殊工业会社派来的人，还有五六名就地采用的人（全部是日本人），配合特殊工业会社的社员共同从事除七八栋以外的器材安装工作。……
凡出入于第七八栋的人，每次出入时，都要由保机班（为保密而成立的机构）检查身份证明书，并进行搜身。木工和瓦工的负责人每天必须将内部设计图交回保机班。舅父青柳是我们这20人的负责人，他必须向保机班报告当天到作业现场的人数、作业种类和场所。
……
我在哈尔滨接受征兵检查，结果是甲种合格，我领取了1939年3月18日于黑河第七国境守备队第五中队入伍的现役证明。我决定在家乡入伍，所以于1939年1月由铃木组解雇便返乡了。我返乡时，七八两栋尚未完工，因此尚未收容用于试验的活人。但是，我积极参与了这一活人试验所的内部设备，以及其他各栋的研究器材的搬运、开箱、安装等工作，为石井部队完成任务出了大力。
二、关于石井部队罪行的所闻所见
……
当时在平房的部队勤务人员约300名（不包括千叶班的60名），南栋估计有100名。在部队长石井的直接领导下设有各种研究班。有太田中佐（当时部队的副官）领导的太田班，负责研究伤寒；有北川少佐领导的北川班，负责研究鼠疫和结核；有柳泽技师领导的农作物班（培养或繁殖农作物细菌）、图书班、特别班（活人试验）、动物班（饲养各种动物，并进行试验）、X光班、防疫班，还有增田大尉领导的航空班（研究气流和撒布细菌）等。以上只是我亲身见闻的情况，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细菌研究班。
此外，还有上述研究班的辅助班，诸如以中村技师为领导的动力班（机车库）、财务班（分一般财务和研究财务，后者负责研究器材的管理、采购和发放等）、庶务班（其中的人事班长为石井四郎的胞兄石井**，当时化名细谷）等。此外，还有焚烧班（烧毁试验后的人和动物的尸体以及消耗品等）、建设班（领导铃木组、日本特殊工业株式会社哈尔滨办事处）、宪兵室（配合本部队的防谍，当时的负责人是田坂曹长）、少年队（分别分配到研究班和辅助班）和炊事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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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部队的牺牲者很多。全面情况虽不了解，但据说南岗陆军医院的住院病人中有相当多是石井部队的工作人员。以我身边发生的事例而言，石井在五常从事研究工作期间，以他的故乡千代田村加茂为中心募集并带到五常使用的20人中有2名死亡（佯称阵亡）；在平房，并未直接参加细菌研究，只是从事工程建筑的千叶班，约60人中，有1名死于肠伤寒，名叫谷正男，萩原隆感染肺结核。我所认识的从千叶县招募的4名少年队（今井三郎、石井正敏、土屋某、萩原三雄——我的胞弟），其中今井和土屋死于肠伤寒，石井和萩原感染了肺结核。少年队的这四人都是在研究班工作的。从这一较小的范围中很难看出全面的统计数字，但如以百分比表示，则在五常工作的牺牲者为10%，平房为3.3%，少年队为100%。而据说在五常工作的约20人中，一部分负责监视用于试验的活人，大部分在炊事班或机车库劳动，如果他们也直接研究工作，可能牺牲的数字会和少年队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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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石井四郎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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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加军队后，成为军医，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发明滤水器，获得博士学位。为了支付他在德国留学期间的学习和研究费用，尽管他家是村中的大地主，也耗去了家财的大半，从而家道中落。此外，他还是工学和物理学博士，至于是什么时候，以什么研究成果获得的，我就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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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达平房后第二次见到他时，是1938年的8月，他已晋升为大佐。当时担任副官和太田班班长的太田中佐，据说资格比石井还要老，但当时依然是中佐。1942年，我入伍后，休假返乡时，他已成为少将。1945年4月我妻子生产，叔父石井来我家探望时，据说他已升为中将。其进级速度实在快得惊人。他曾夸口地说：“我将成为第一代军医大将。”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以天皇为核心的日本侵略集团对于他的特殊技能是如何重视的了。
他那专横的法西斯作风，从下述事例中也可以窥见一二。
当石井还是少佐的时候，当时的陆军大臣来到军医学校视察他的研究所，他停止试验，拖着军刀，来到陆军大臣面前，满不在乎地说：“阁下！石井很忙。”（据青柳谈）这在礼仪严格的日本军队中，完全是目无领导的表现。
我在平房工作期间，有一次在部队食堂里放映关于派遣到华北的石井部队活动情况的纪录片，石井为影片作解说。其中一个镜头拍的是**的战死的中国士兵，他说：“那些一切都暴露无遗的就是中国佬！”于是大家哄堂大笑（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句话岂不是反映了他那独裁排外的思想，把活生生的人只看作是试验材料，而不是人吗？
还有，在五常工作的人们（石井的同乡），工作一年之后（在炊事班工作或在机车库烧锅炉等），便可领到勋八等旭日章和100至300的奖金。但据说这一论功行赏并不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可以说是编制以外的勋章（据青柳说）。两个来自加茂的人，在五常工作期间，因染上肠伤寒而病死，以阵亡的名义发给了功七级的金鵄勋章和1000元以上的抚恤金，据说还在政府公报上发表了。以保密部队的名义为借口，将编制外的勋章发给自己的部下，如果青柳说的确属事实的话，则石井自不待言，连赏勋局也是马马虎虎的了。
对于他这些专横跋扈的所作所为，连关东军司令官和陆军大臣也都睁一眼闭一眼。据说为了核准数字庞大的研究费，他亲自去陆军省，迫使其批准。平房的陆军宿舍的设备，据说在关东军陆军宿舍中是最为完善的（事实上我也并未见过）。日本特殊工业株式会社由于为石井部队生产研究器材而获得了巨额利润。石井的亲戚铃木茂，以一个一文不名的打零的木匠，经石井的邀请来到满洲，仅四五年间，到了1939年，他竟积蓄了10多万元的财产。上述事实说明，通过向国民课以重税而制定的国家预算都适用于哪些方面，并进入了谁的腰包！
1945年4月，我妻子生产，当时正在石井部队工作的叔父石井，前来我的部队驻地老黑山进行祝贺。当时，他曾说：今年2月（石井四郎是1945年4月重任七三一部队长的），为欢迎去南方回来的人（包括我叔父石井），石井部队举行宴会。席上，石井曾说：“在目前情况下，石井部队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当时许多高级干部为完成石井部队的任务而陈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没有一个说对。最后，还是石井自己宣布了答案。他说：“那就是部队的处理问题。”他当时已经认定日本必败无疑。关于正在培养的细菌和研究器材，以及特别班收容的试验用的活人如何处理问题，他已经有所考虑。后来，当我在苏联从日本报纸上看到有关处分细菌战犯的报道时，才知道当年叔父石井的谈话是正确的。那篇报道中指出：日本战败时，石井毁坏了建筑物和其他一切研究器材，带领部队全体人员最先逃离满洲。而且，他没有像被作为甲级战犯而被处以死刑的东条、板垣那样留在日本，而是逃往不久前的交战国美国去了。他这样做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留在日本，定将成为甲级战犯。他的逃跑，除了为挽救他自己之外，别无其他理由。如上所述，他不仅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而且又是一个有预见的狡猾的人。
田村良雄，1939年考入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少年队，后派到中国到哈尔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4年任关东军第五十四师团军医部诊疗助手。1945年在七三一部队第三部受防疫给水部下士官的教育。
制成约70公斤伤寒病菌、发疹伤寒病菌、霍乱病菌，运往南京使用
1939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间，我是石井部队少年队队员。作为临时编制，参加了由该队培地班班长早川清少佐为总指挥的细菌大量生产队小林队，生产供“诺门坎事件”中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在无菌室今野信次技工的直接指挥下，和另外二名编为一组，每日培殖约30桶（培养用的）细菌。于该时间内，我采取了约一公斤细菌。大量生产出的细菌，按出差命令，由生产人员逐次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供“诺门坎事件”使用了。
1939年6月中旬，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石井部队）山口班，在班长山口技师的指挥下，班员约6名，制造了细菌榴散弹。当时我是少年队员，和另外二名在山口班笛木军曹的直接指挥下，在直径约0.5公分、长约1.5公分的铁片上锯成X形的沟，在上边涂上防锈剂。这一工作约进行了三天，三个人共制造了约2000个弹片。制造出的榴散弹，由山口班人员，在诺门坎前线用野炮发射出去，杀害了蒙古人民和苏联人民。
1939年侵入中国后，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石井部队）的临时编制时期，根据细菌大量生产队第一队长准尉小林松藏的命令，我和另外三名，在田部井班内，将每1cc内含有30毫克的伤寒病菌菌液，灌了两煤油桶，第二天我和另外两名将其运到兴安北省将军庙交给因“诺门坎事件”盘踞在将军庙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石井部队）碇挺进队的难波准尉。我运去的细菌，被碇挺进队撒在哈尔哈河中，进行了所谓细菌谋略战。
1939年6月下旬，我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石井部队）少年队队员，和另外30名一起，在佐藤技手的直接指挥下，帮助该队整理班，在哈尔滨车站军用月台，将供给“诺门坎事件”用的卫生滤水机约20台，三轮摩托车约20辆及装有器材的箱子，装在开往海拉尔去的军用货车上。
在1939年8月中旬至10月下旬，以田部井班、濑户川班、藤井班、培地班等为主，以判断诺门坎之细菌行动的效果及行动后之防疫为目的，而对诺门坎事件出动的部队进行验便时，我参加做了如下的事：
（一）在8月中旬，我在培地班小林准尉指挥下，与其他24人一起，将约一万块的培养基进行洗涤消毒，作病源检查用。
（二）8月中旬约一个星期，我参加教育大队山下建次大尉指挥的病源检查班，与其他十余人一起，在海拉尔对约有8500人进行检便工作。在8月下旬约三天的时间，在阿城，我作为山下大尉的助手，协助他进行了约对200人的验便。
（三）9月初旬至10月下旬，在藤井班里，受太田登的指挥，与其他三人一起，每天洗涤消毒小试管约500根，这是细菌鉴别培养基上使用的。还饲养免疫血清制造所需的试验动物。
1940年大量生产细菌期间，于7月中旬前后，柄泽十三夫大尉随同野崎幸雄少佐，率领班员中前秋雄军曹及雇员桂岛长次郎、桥本一男、横山三郎等，去华中地区进行阴谋活动，以细菌杀害中国人民。我听桂岛长次郎说，在天津、杭州、汉口等地照了相，我也看见照片了。又听桥本一男说，在进行伤寒病菌谋略战时，他自己还传染上伤寒病了。
1940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之间，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加茂部队）田中、筱田班培养跳蚤时，根据部队的命令，我和其他18名少年队员一起，以佣员身份参加了这一活动。在田中、筱田班技手田中的直接指挥下，擦煤油桶，将少量的小麦装入桶内，然后再将装在笼子里的老鼠放进去，大约一个月内，每日清早给老鼠一些胡萝卜，死的老鼠要用活的换出来。我每天管理10个煤油桶，培养了70cc的跳蚤。在同年6月上旬，在技手田中的指挥下，和15名少年队员一起，培养了900cc的跳蚤，这些跳蚤被动班领去物，和2000只老鼠一同由航空班搬去，装在开往南京的飞机上了。
1940年7月上旬至11月上旬之间，我是少年队员，和另外120名一起，参加了由大佐川岛清为总指挥的细菌大量生产队。于上述时间内犯了如下的罪行：
1940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间，于细菌大量生产队一队神崎中队无菌室，我和其他30名一起，在今野信次技手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了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的培殖和收集。在该时间内，每天我和另外两名在40个培养罐中培殖细菌，在一个罐内我收集了约3公斤的霍乱病菌和伤寒病菌。
自1940年8月下旬大约两星期，在细菌大量生产队本部材料班内，根据小林松藏少尉的命令，我和材料班佣员加藤嘉之，并得到三谷班河合美人雇员的协助，制造了搬运细菌用的冷冻剂。
其后约一星期，我和另外约十名一起，在前川富治军曹的直接指挥下，准备了操作1000罐需要的材料。在同一时间内，我每天制造培殖细菌用的棉棒200个，并进行了采取棒、中布、蛋白质水溶液空瓶的灭菌工作，从而使细菌的培殖收集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
1940年9月出巡，我和材料班的三个人一起，根据细菌大量生产队第二大队长少佐铃木启久的命令，在研究室，将装在蛋白质水溶液空瓶中的大约10公斤伤寒病菌放在两个木箱内（木箱内部钉有铁板），将“人造冷冻剂”装进后封起来，第二天叫航空班搬去，装进往南京去的飞机上了。
1940年9月初旬至11月初旬之间（该时间内参加去长春预防鼠疫大约一个月除外），于细菌大量生产队本部菌苗班，我和另外四名，在今野信次技手的直接指挥下，每日制造1000个培养罐制造菌苗时所需用的3%的普通寒天营养液，并对器材进行了杀菌消毒，使大量菌苗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由于大量生产细菌，将制成的伤寒病菌、发疹伤寒病菌、霍乱病菌、鼠疫病菌、脾脱疽菌，合计270公斤，用飞机运到南京及华中地区，由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派往远征华中地区的柄泽十三夫率领的一个队，使用这些细菌，杀害了华中地区的中国人民。
自1941年7月上旬至9月上旬，在第四部第一课柄泽班，30个人依据班长柄泽十三夫的命令，制造了伤寒病菌、发疹伤寒病菌。当时，我在无菌室内和另外两个人编成一组，在今井信次军曹的指挥下，每天培殖50桶（培养用的）细菌，并收集大约3公斤的细菌。所制成的伤寒病菌、发疹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大约70公斤，用航空班的飞机，运往南京使用。
1942年6月中旬至9月中旬，……根据班长柄泽十三夫少佐的命令，制造了供杀害中国人民使用的伤寒病菌、发疹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当时，我是柄泽班班员（雇员），参加了这一制造活动。在研究室，和另外五名在柄泽班技工宇野城的指挥下，每日制造150管，供给培养300桶制造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所需要的一种病菌，送往无菌室。该时间内，我制成了1800管菌苗。所制成的约140公斤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由航空班的飞机逐次送往南京地区，供杀害中国人民使用。
1941年5月初旬，以第二部山口班为主体，在航空班附近的平原上，在课长碇常重中佐、班长山口技师指挥下，进行了细菌弹爆炸之活体实验。在此次实验中杀害了12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员。这次我是在第四部柄泽班班长柄泽大尉命令下，与其他四人一起，带着装有平板培养器200块的灭菌罐，与特别班员1名、山口班员5名一起先到实验场去，把十余个实验用的器材从车上搬下来，在山口技师的指挥下，在50平方米内，与其他8人一起，挖了栽木桩子的坑（准备把被实验者绑在木桩上）。当宪兵室田坂曹长及其他四
人用汽车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拉来的时候，我和柄泽班的另四名奉命离开了现场，而未能看到活体实验的情形。
1941年8月初旬，石井四郎调回日本，原来的少年队就解散了，当时我正因病住院。我回到防疫给水部时，原少年队的人已被分配到中国南方各防疫给水部去工作，我就被留在第四部一课柄泽班任雇员，即所谓科学武器使用者。
我在第四部里主要做的是化学武器的研究，也就是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实验工作。我只参加两次实验。我以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少佐助手的身份，在第一部特别班里，对被关押的5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活体实验。目的是进行活体防御力及毒力试验。我与宇野诚一起，对被关押在特别班的5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各取5cc的血液，测定免疫价。第二天对其中4人注射了四种疫苗（加温疫苗、混合疫苗、包装疫苗、生菌疫苗）。一星期后又注射一次。然后将他们的血液取出，测定免疫程度之后，又注射了估计含有0.05瓦的鼠疫液1cc。其中3名三天以后死亡，在第一部笠原班进行了解剖，以后就在特别班附设的火葬场烧了。其他2人做为重鼠疫患者，提供给诊疗部做活体实验杀害了。
1943年1月中旬，我协助柄泽班技手宇野诚，在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启之少佐指导下，对监禁在特别班的两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以进行毒力试验为目的，注射了含有0.03瓦的鼠疫菌1cc，三天以后，均患了重鼠疫，而被杀害了。
竹内丰，日本京都人，东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1936年起在汤原、虎林、海拉尔陆军医院任军医中尉。1942年任日军济南陆军医院内科病室军医中尉。1943年调往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1946年任山西亲训炮兵集训团、特务团军医科长，卫生队长等职。
随着战线扩大，兵力将嫌少，用细菌战即可“以寡胜众，以少取多”
关于制造细菌战用的生菌一事，我任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北支那方面军济南陆军医院内科病室的军医中尉时，自1943年8月1日至31日止，被调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从事于制造作战用的恶疫生菌工作。开始时很顾虑，怕感染上，曾一度产生恶感。后来自己想虽然这个工作危险，但能取得卓越成绩，升官快，何况在日本以活体进行细菌研究是不易得到的机会，这正是锻炼自己技术的最好机会；同时，我还想日本虽是连战连胜，然而敌人并非仅是中国而已，还有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作为战争的对象，随着战线扩大，兵力将嫌少，用细菌战即可“以寡胜众”，“以少取多”，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因此制造细菌一事是吾等军医应尽之义务，须以认真的态度去做，又基于支部长医学博士冈田和军医大尉的命令，鼓舞我从事制造细菌战用的生菌的工作。
1938年1月8日，我在中国东北滨江省，担任关东军虎林陆军医院内科病室军医中尉时，院长本田军医大佐向虎林宪兵分队要来一名八路军俘虏，作为下级军医的研究材料。我想不可错过这一良机，因为在日本是不易获得这样好的研究材料的，为使自己的技术提高，并对日本的阵地医学有所贡献，向院长请示，结果获准将其做为我练习手术的材料。我命令病理实验室卫生下士官，在解剖室准备器械材料，命内科病室卫生下士官和两名卫生兵，将宪兵分队用卡车送来的一名俘虏，带入解剖室，绑在解剖台上，用绳将上、下肢绑起来固定好。当时该俘虏表现出恐惧不安的样子，于是让宪兵用中国话骗说给他治病。之后，命内科病室卫生下士官将其施行全身麻醉。俘虏进入麻醉期后，我执刀，命病理试验室卫生下士官充作手术助手，命病理试验室卫生兵两名充当器械递换助手，先将右肠骨窝腹壁切开，取出阑尾，让卫生下士官、士兵观看，然后切除、缝合。又对他们进行腹壁处理要领的教育，就这样，一边示范教育，一边又作了阑尾切除术。接着，从腹部正中切开，让助手们将腹壁拉开，我向卫生下士官、兵进行了腹部内脏的名称、位置，以及小肠受伤时做手术的要领等方面的教育。继将小肠的一部分切开，作了两肠管横断面缝合的肠吻合术，并将胃和十二指肠切开，做了胃肠吻合术。最后做腹壁三层缝合后，我将吗啡液注入其静脉内，将其杀害。以后病理试验室高森军医大尉摘取大脑时，我用骨锯将头盖骨锯开，将脑摘取，又作了头盖骨缝合术。
（1943年）一天，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长冈田军医大尉从济南宪兵队要来11名八路军俘虏，说是要用他们试验细菌的效力。……当时已彻底丧失人性的我，认为“这是为济南事件中殉难的日本人复仇”，便将这些英雄当作了豚鼠的代用品。……给他们注射我们培养的伤寒菌，或将细菌投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不久，症状便出现了，持续高烧、呻吟、苦闷，甚至说胡话。我看到他们痛苦的样子，心中暗自庆幸：“这个菌种的感染力相当强，用于细菌战是毫无问题的！”……由于大量摄入剧烈的活细菌，病情一直恶化下去。全身瘦得只剩下骨和皮，陷入危重状态。两颊的肉像被刀削的一样塌陷下去，只有颧骨高高突起，十分显眼。他们已经不能自己翻身了，呼吸微弱，只有鼻翼还在翕动。这样，我得以确认我所培养的伤寒菌种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因此，我企图通过解剖进一步检査由于细菌感染而受到损害的内脏各器官的变化，首先将一个人抬进了解剖室。
接着，我又指示负责麻醉的下士官，把麻醉罩放在俘虏的口和鼻子上，滴上纯酒精、乙醚和氯仿的混合麻醉剂，逐渐陷入麻醉状态。估计差不多了，我便拿起手术刀，尽量用力，从胸窝直到耻骨，将深深陷下、烧得滾烫的腹部垂直切开，打开了腹腔。鮮血立即沿着刀口的两侧涌出来，俘虏的上半身和解剖台眼看着被鲜血染红。由于不采取任何止血措施，血一直不停地流出来。木村军医将一个很大的钩形器械插人刀口，从侧面将腹壁拉开，我就从扩开的腹腔里，将内脏拿出，放在一个搪瓷面盆里，然后，同木村军医一同开始检査病变。细菌的侵蚀力完全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明显，由于获得了今后用于大批杀人的材料，不禁心中暗喜，互相议论着：“这样一来，可能在细菌战中发挥作用了！”暴行仍在继续进行，我把被细菌侵蚀变化明显的部分肠管切断，又将脾脏摘出，装入标本瓶，以便制作切片标本，充作报告材料。接着，我又无情地把一支大型穿刺针插入胆囊。
当我们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以后，向他的肘部静脉注射了两毫升吗啡液，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就是这样，我和木村军医一个接一个地，把11名俘虏都作为效力试验的培养基而杀害了，将获得的大量细菌交给华北方面军，或附上标本，报告此次暴行的成果，为发动细菌战提供了资料。如上所述，人为地使献身于人类最美好事业的人们感染传染病，最后切制成标本，培养细菌，我就是这样一个魔鬼。
汤浅谦，1942年任山西省潞安陆军医院传染病室及病理实验室军医中尉，曾多次参与活体解剖实验。
用哥罗芳麻醉剂注射到活体的静脉内，观察和试验这种药品的作用，如何使其窒息致死
1942年3月底，我在山西省潞安城内西北隅北支那方面军潞安陆军医院（北支派遣乙第一八三七部队）传染病室及病理实验室任军医中尉。有一次潞安城内东南角日军步兵第二二三联队（雪第二五二四部队）押来（或许是潞安城内住的潞安宪兵分队押来的）两名中国人俘虏。当时遵照院长西村庆次中佐的命令，把全院的军医和三十六师团的军医十几名集合在一起，进行活体解剖演习。（中略）我和其他军医把俘虏拉到手术台跟前，推他往台上躺，当他还在踌躇着的时候，就动手解衣把他剥了个净光，拧住两手将其压到台上。这时其他军医在俘虏腹部进行手术，我则负责灌麻醉剂，结合腹部手术，试验麻醉剂的效用。先后灌进麻醉药剂量较大，以检查其死与不死的征象。另一名俘虏由我进行“气管开刀术”的练习。对这两名俘虏进行活体手术演习后，其中一名呼吸还没有停止，于是我用两手把他的脖子扼紧，但一时间还未能致死，还能呼吸，我便和另一军医用带子绞住，把他彻底勒死。事后，将这两名尸体埋在附近。
1942年4月14日，我配属在潞安陆军医院（乙第一八三七部队）内，担任传染病和病理实验两室军医中尉的职务，上级命令我到太原出差，在太原市小东门街第一军工程队（俘虏收容所）里面，遵照第一军军医部长、军医少将兵头周吉及太原陆军医院院长、军医中佐佐藤某的命令，将山西省内的各陆军医院和野战医院的军医人员集中起来约30名，对4名俘虏进行活体手术演习。我对其中1名做了右上肩膀切断术。在切断的时候，有关切断术的问题，如拿切断刀的方式，神经血管的处理法，切断了以后对骨头的处理法等得到兵头周吉和其他参加演习的外科军医们的指教纠正。之后，尸体就那样扔在一边，后经太原陆军医院的卫生兵对残乱尸体作了处理。
1942年8月底我在山西省潞安城内西北隅潞安陆军医院传染室兼病理试验室作为军医中尉而服务时，在医院的解剖室里，把从潞安城内东南角步兵第二二三联队队部押来的两名俘虏，按院长、军医中佐西村庆次的命令，集合全院军医和第三十六师团的军医几十名，又进行了杀害性的活体手术练习。为了学会在野战时对喉头损伤的病患者如何处理，我对其中一名，用野战气管切开器将其气管割开作了练习。另一名即用哥罗芳麻醉剂注射到活体的静脉内，观察和试验这种药品的作用，如何使其窒息致死。之后，把这两具尸体埋在解剖室的东侧。
1943年3月底，我在上述潞安医院任教育主任兼传染病室、病理试验室中尉军医的职务时，还是在潞安城内东南角步兵第二二三联队的队部又押来俘虏2名。这一次院长换为少佐军医酒井满，按照他的命令，召集了全院的军医还有第三十六师团的军医十几名，又作了杀害活人的手术演习。我对其中一名和以前一样施行了割开气管术的练习，对另一名则让给军医助手作了摘除睾丸的手术。完了后把尸体埋在解剖室的东边假山旁。
1944年1月上旬，我在上述潞安陆军医院担任庶务科长兼内科病室中尉军医时，院长少佐军医酒井满，决定进行医术业务教育，命我制定关于配属在医院的军医和配属在部队的军医教育计划。当时把活体手术演习也包括在内。我提出的计划是：一年六回，一回两名。1944年度的潞安医院教育班的教育（院长担任教育班长），对医院和所在地的军医进行定期教育，就是根据以上计划执行的。关于活体手术演习，因部队的转移、作战及外科主任军医参加作战等，没有完全按预定计划执行。如下所述，在一年间只进行两回，共四名（其中一名没有施行手术，用刀砍了）。1944年4月初，我在上述潞安陆军医院任庶务科兼内科室中尉军医时，接受院长少佐军医酒井满的命令，从潞安城内东南角独立步兵第二四五大队（叠第一四七六部队）队部，经与该队部大尉军医（高级军医）松岗猪一郎预先联系，押送来两名俘虏，充为本院军医及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配属的十几名军医进行手术练习的对象。我为了练习摘取眼球手术，让军医做助手，做了练习。对另一名俘虏，为了给配属在部队里的新任军医传授野战气管割开器的使用法，进行了气管切开术的表演。演习结束后，命卫生兵埋在解剖室的东面假山旁。1944年9月下旬，我在潞安军医院任庶务科长兼内科室中尉军医职务时，按照院长中佐军医的命令，经预先与大尉松冈联系妥，将上述部队送来的两名俘虏中的一名，做为手术演习对象，有十名左右军曹观摩学习。把另一名提供给院长酒井满，被砍了头。在手术演习中，我向同伙传授大腿切断术，研究绑止血绷带防止过松过紧的种种要领。事后我命令卫生兵把2具尸体埋在解剖室的东侧。
1944年12月底，我在潞安陆军医院担任庶务科长兼内科病室中尉军医时，院长中佐军医酒井满，命令我再次拟定1945年度的潞安军医教育班的教育计划。关于用活人身体作练习手术，预定计划，还是一年六次，每次两名。因为战争情况逐渐不利，在山西境内的战斗人员士气非常不振，因此，更考虑到应坚决实行下去，以增强军医在前线的救急手术能力，和提高战斗士气。这样，1945年的活体手术演习，也就按以上计划进行。到4月底，派我到运城出差以前，隔一个月进行一次。如1945年1月底，院长酒井满命令我把独立步兵第二四五大队队部卫生兵押送来的一名俘虏，提供给医院解剖室军医及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军医约十名作为活体手术演习的对象。我自己就是在麻醉组里干的。演习手术后，院长酒井满命令卫生班长帮助把尸体的头盖骨切开，取出脑子，再把表层上的脑皮质剥取下来，再把这皮质切剁十分细碎以后，把院长交给的有酒精味的、能装500克，而已盛有一半**东西的瓶子打开，把脑皮装进去，第二天即交给潞安城内东面电信九联队第三中队（乙三五〇六部队宇野队）派来的卫生兵拿去。这是酒井满受托于太原电话第九联队（乙第三五〇六部队）队长陆军大佐杉野俊三郎之命，让我干的。杉野是准备赠送给日本制药公司再行研制以后，当作制药材料用的。这一具尸体即命卫生兵埋在解剖室东边假山旁。
1945年3月中旬，我在山西省潞安城内西北隅第一军第一九四兵站医院（北支那派遣乙等第一八三七部队，旧称潞安陆军医院）任庶务科长兼内科室中尉军医职务时，受院长、中佐军医酒井满的命令，经与上述独立步兵第二四五大队队部大尉军医松冈联系，收押了该队卫生兵送来抓捕的两名老百姓，提供给配属在医院的军医和第十四旅团的约十名军医，作为在解剖室里进行手术演习对象。我对其中一名做了割开气管术的练习。另一名则由我的同伙，把他做为教授军医助手的手术练习。演习完了后，跟前次同样找卫生兵班长帮助，把这两人的脑子掏出来，又把该脑皮剥取下来，用乳磁钵研得稀烂，与前回同样装进8个瓶里。数日后，有潞安电信九联队第三中队的看护兵班长拿去了。这二具尸体命令卫生兵埋在解剖室东面假山旁。
潞安陆军医院为本院和驻山西省潞安的三十六师团的军医举办了一个叫做“潞安军医教育班”的研究会，研究战争医学。为了提高青年军医的手术水平，每年都进行四五次以俘虏为材料的活体解剖。我刚来到军队不久，于1942年3月下旬，作为该医院传染病病房的军医中尉，第一次参加了活体解剖。这次暴行是在位于医院内运动场一角的解剖室里进行的。在这里还排列着露天火葬场和灵堂，附近一带已埋满通过解剖而杀害的尸体，几乎再也没有挖新坑的余地了。不时地可以看到，野犬将泥土挠开，在咬食尸体。
这一天下午，我们医院和三十六师团的军医约二十五六个人，在医院院长西村军医中佐的指导下，将从潞安城内三十六师团二二三联队队部带来的两名俘虏，作了活体解剖。这两个人年纪都在三十岁左右。当他们发现面前的手术台，上面排列着手术刀、剪刀、还有钩形的穿刺器和锯骨头的锯子时，便知道从现在开始将要被一刀一刀地割成碎块。对于日本军的这一灭绝人性的暴行，内心里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他们毫不畏惧地目不转睛地瞪着我们。
我向一个比我先来医院的军医问道：“干过什么事情的俘虏才要杀死呢？”他答道：“你说什么呀？八路即便被俘虏了，也不会听从摆布的，所以要全部杀光！”他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过了一会，两名俘虏被解开了绳子，剥光了衣服，又绑到手术台上。直到这时，他们仍然出人意料地镇定自若，也可能是决心显示中国人至死不屈的斗争意志吧！“打上麻药，一点不痛！”护士就像平时做手术似地说。又用熟练的动作蒙上了他们的眼睛。这样做是为了不使军医在手术过程中与他们的目光相遇而感到畏惧；注射麻药也并不是为了减轻他们被宰割的痛苦，而是怕他们在手术时扭动身体。
令人毛发悚立的杀人手术开始了。军医们闪着异样的目光，站在手术台周围。外科主任音羽军医向部队的青年军医们讲授腰椎麻醉的作法。“什么？还要皮肤消毒？总之要杀死，有必要吗？哈哈哈哈！用力刺进去就是了！”
麻药刚刚注射进去，就开始切盲肠。“啊——！”俘虏一阵阵地叫喊，并挺直身体。但因被绑住，所以只能摆动手脚，扭动身体。音羽无情地用手术刀切开腹部，俘虏拼命地忍受着痛苦，高亢的绝叫声回响在狭小的手术室中。“啊！讨厌的傢伙！麻药还不起作用吗？汤浅君！你给他作全身麻醉！”使用对待狗或猫的语气，音羽没有丝毫怜悯的表情。我想，这可是试验麻药效果的好机会，于是将大量的乙醚滴在吸入器上，然后放在俘虏的嘴上。俘虏呼吸三四次之后，只见脸色变得苍白，一面“哈、哈”地喘着，一面痛苦地左右摆动头部，企图摆脱掉吸入器。但是，我用力地将吸入器按住，乙醚被吸入，不久，便开始用肩部呼吸，陷入昏睡状态了。
“用了那么多的乙醚，也不会立即窒息而死的呀！”站在一旁看着的一名军医，带有几分赞美语气，毫不动心地对小声说着。突然，“如果死了，手术就没意思了！啊哈哈！”音羽一阵大笑。手术重新开始了。音羽同另一名军医拿起手术刀刺入下腹部，“哧”地一下鲜血喷涌出来，鲜红的血，是动脉出血！被麻醉到死亡边缘的俘虏几乎已经没有意识了，但由于痛苦而满脸冷汗，下颚在“喀哒、喀哒”地打战，断续发出的呻吟声十分刺耳。腹部被开了一个大洞，取出肠子，用剪刀切掉盲肠。痛得一动不能动的俘虏，只是在痛苦地喘着气。军医们都若无其事的样子，又将脐部以下切开，开始练习肠缝合的手术。
在另一张手术台上，西村向年轻的军医们讲授截断左臂的方法。由于难忍的痛苦，俘虏挣扎着，咬紧牙关，一阵阵发出“咕——咕——”的呻吟声。当用锯锯骨头时，似乎全身感到被刀刺的疼痛，由于发射作用，手臂在**着。当大血管被切断时，鲜血咕嘟咕嘟地流出来。濒临死亡的俘虏急促地喘着气，苍白的脸上出满了粘汗。面对着这一凄惨的光景，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更加大胆了，手握着弯成钩状的气管切开器，对准微微动着的喉头刺进去。由于皮肤是柔软的，用不上劲，刺不进去。俘虏痛得形相大变，发出低沉的叫声，头在左右摆动着。“用力！不管是食道还是什么，只管往里刺！”在西村的鼓励下，我用尽全力一刺，“噗哧”地一声刺穿了。随着呼吸喷出了血沫，脸上已完全失去了血色，呼吸困难，只有鼻翅在急促地翕动着。由于喉头被打开一个洞，连苦闷的呻吟声也发不出来了。
就是这样，在大约两小时的时间里，练习了肠缝合、切盲肠、截肢和气管切开等手术后，部队的军医们回去了。这时已近黄昏时分，解剖室的水泥地面上洒满了鲜血，室内一片死寂，只是听到俘虏时断时续的呼吸声。我想到要进行最后一项试验，把麻醉乙醚吸入注射器，注射到肘部已变得很细的血管中去，当时连续发出两三次咳嗽声，呼吸停止的同时，脸色一下变得苍白。
另一个奄奄一息的俘虏，西村刚才就给他往心脏里注射空气。采取如此残暴的行为，他似乎感到还不满足，“光是注射空气，还轻易不死呢！哈哈！”他发出一阵嘲笑声，停下手来，我想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卫生兵显示一下我的胆量，于是便约音羽，两个人用带子把俘虏勒死了。
我在潞安的三年里，就是这样，通过活体解剖惨杀了18名俘虏和和平居民。有时是择出眼球或睾丸；还有一次，受原电信九联队联队长的委托，为了给日本的制药会社寄去注射药，而取出了人脑。我就是通过这些手段来提高自己的手术水平，从而更好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服务，向卫生兵显示自己的胆量，借以制服他，进而达到任意驱使的目的。
林茂美，曾任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检查助手及书记。
防疫给水班在河中散布霍乱菌，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
1942年12月，我由四十一大队转到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任检查助手及书记，阶级是卫生曹长。防疫给水班有上尉班长1名，班副1名，下士官2名，卫生兵25名，共29名。防疫给水班内设事务室、药室、水质检查室、细菌室、培养器制造室。
防疫给水班表面上是防疫和检查水质，实际上是培养和散布细菌来杀害中国抗日军及和平居民。我在细菌室担任化验和培养细菌的任务。我们培养的细菌主要是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结核菌等，有时还培养流行性脑膜炎菌。培养细菌时，是把原菌和细菌培养基装入孵卵器内，温度37℃，霍乱菌经过24小时即可培养成功。我在防疫给水班时，共培养80玻璃管，计霍乱菌30管、结核菌10管、赤痢菌10管、伤寒菌30管，另外还培养了脑膜炎菌5管、流行时疹菌5管。
我上边所谈的原菌是从山东济南同仁会防疫所拿来的。每玻璃管能容纳细菌1-2cc。它的杀伤力，拿霍乱菌来说，每一玻璃管细菌能杀害100人左右。山东济南同仁会防疫所表面是慈善卫生救济机关，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它为幌子来侵略中国的机关。
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由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领导。石井部队是关东军细菌部队，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与石井细菌部队同样的细菌部队设在北京，叫华北防疫给水部，属于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管下各军叫给水支部，师的叫给水班。师团长为了保守秘密，曾下过命令，不让暴露给水班的名称，对外叫三五〇冈田部队。
1937年12月到1938年5月，我在日本福冈久留米陆军医院受卫生下士官教育，学习过细菌的培养和保管。1940年12月在三十二师团野战医院学习一个月，内有一个科目是关于细菌方面的。1943年6月，到北京防疫给水部（设在协和医院内）学习一个星期。
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我参加了这次散布。细菌是由我交给四十四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散布细菌以后，仅我们所在地区我所知道的，就有25291名和平居民死亡。总的伤亡数字我不知道，因为当时是非常秘密的。这次散布细菌的目的是要大量杀害中国抗日军和和平居民，并试验霍乱菌的效力，以便准备对苏作战时使用。
1943年2月，山东省泰安县发生天花，当时给水班派了3个人去，给两名患天花的注射了伤寒菌，两天以后这两名被注射的妇女都死了。另外，为了检验细菌，于1943年7月，到泰安县小学校，强制从30名小学生及20名和平居民耳朵上，每人抽了约2克的血。又于同年8月，侵入泰安县万德村，进行检查大便试验，指挥部下侵入各户，不论男女，强制将便管插入肛门，进行直接采便。被强制采便的约300名。
长岛勤，日本埼玉县人，曾任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部员。1942年任日本陆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四旅团长。后兼任济南防卫司令官。1945年8月在朝鲜被苏军逮捕。
林茂美检举长岛勤 关于1943年9月日军发动霍乱细菌战的证言
一、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准备霍乱作战的罪行：
1943年1月第十二军军医部部长、军医大佐川岛清（细菌战犯）对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进行了约4小时的巡视检察。检查内容包括卫生文件、防疫给水班现有的细菌检验能力，以及器材和培养器的配备等。我（曹长）接受了这次检查。事后，第五十九师团长、中将细川忠康命令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部长、中佐铃木敏夫和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冈田春树，在1943年8月以前做好下列准备，我（曹长）参与执行此项命令。
1.对卫生下士官进行霍乱细菌战训练
1943年2月，山东省泰安师团司令部防疫给水班，奉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忠康的命令（训练负责人为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部长铃木敏夫，教官为防疫给水班班长冈田春树），对师团所属21名卫生下士官进行了为期7天（每天7小时）的训练。内容有霍乱、伤寒、赤痢、斑疹伤寒等科目，还有细菌检查法，主要是霍乱菌检查法等五种检查法，以及细菌培养基的制作、灭菌消毒法、培养霍乱菌的蛋白质水溶液的制作法和显微镜检查法等实习课。我（曹长）作为助教参与了这次训练。
1943年4月根据山东省泰安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忠康的命令（训练负责人为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部长铃木敏夫，教官为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冈田春树），在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我（曹长）曾对师团所属20名卫生下士官进行了为期一天（8小时）的训练。内容有九八式卫生滤水机的使用和分解方法、被细菌污染作战地带的给水法、净水剂的用法等。其中讲课和实习各占一半。
2.时段防疫给水部为细菌战进行的准备工作
（1）在卫生材料方面，申请将细菌战必备的检验用试管，从现在的1000个增加到2000个；玻璃皿从1000个增加到2000个（试管每人一个，玻璃皿可以两人用一个进行检验）；培养细菌和制作培养基所需试剂，从现有数量基础上再增加一倍。以上卫生材料均从师团军医部领回。申请增加的理由是佯称夏季即将来临，将进入霍乱流行期，需要作好准备。我（曹长）命令冈田上等兵进行准备。在6、7、8、9月，经常备齐五捆“紧急霍乱检验材料”，以便一旦接到命令，便可立即携带材料，参加霍乱细菌战。
（2）在上述期间，我（曹长）奉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中尉冈田春树之命，以时值霍乱流行季节，卫生兵有必要增员为理由，将卫生兵由原有的15名增加至20名。在师团防疫给水班，我对上述卫生兵进行了实地训练，以备投入霍乱作战。
（3）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部长、中佐铃木敏夫和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中尉冈田春树命令：“霍乱流行期即将到来，要特别作好准备，防止人们对霍乱检验的反感。”军医部长铃木敏夫还下达公文，指示所属各大队：“鉴于即将进入霍乱流行期，应注意军内卫生和中国人民出现霍乱的情况。一旦发现霍乱疑似患者，应立即报告。”
（4）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中佐铃木敏夫向师团所属各大队发出文件（时间为1943年七八月间），命令：“即将进入霍乱流行期，师团必须全面进行霍乱预防接种，尤其注意切勿出现遗漏。预防接种完毕后，须将情况报告给师团军医部长。”师团军医部卫生材料负责人、药剂少尉泽内向师团所属各单位分布了预防接种液。
（5）1943年8月初，盘踞在山东省泰安县时，第五十九师团长、中将细川忠康下令：“在泰安县万德发现霍乱疑似患者，师团防疫给水班长立即对该部落进行霍乱检验。”当日，以冈田中尉为首的15人做好霍乱验便和消毒的准备，侵入万德村。我（曹长）指挥卫生兵逐户闯入，对表面上完全无可疑之处的中国人民进行强制验便。将全村人集中到一处，对300名男女农民进行直接验便。当日由师团防疫给水班检验霍乱菌，结果全部是阴性，未发现霍乱菌。实际上这是奴役中国人民，为发动9月的霍乱细菌战进行的一次准备演习。
二、1943年9月中旬的霍乱作战（代号“方面军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
1.作战目的：（1）大量杀戮中国人民；（2）派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在撒布霍乱菌的山东省鲁西地区一带行动，进行在霍乱菌撒布地区行动可能性的抵制试验。同时也是一次侦查中国人民被杀戮情况的作战行动。
2.1943年9月阴谋策划并实行霍乱细菌战的上层分子如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大将冈村宁次，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军医中将石井四郎，华北防疫给水部长、军医少将西村某，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长（姓名忘
记），第十二军司令官、中将喜多诚一，第十二军军医部长、军医大佐川岛清细菌战犯，第五十九师团参谋长、大佐江田稔，第五十三旅团长、少将田坂八十八，第五十四旅团长、少将长岛勤，第五十九师团高级副官、中佐广濑三郎，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中佐铃木敏夫，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员、大尉增田孝，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员、师团防疫给水班长、中尉冈田春树（医学博士，细菌学权威）。
3.参加霍乱细菌战的兵力：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在山东省泰安县泰安指挥此次作战。参加作战的有第五十三旅团司令部120人、独立步兵四十一大队300人、独立步兵四十二大队600人、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500人、独立步兵一〇九大队600人、独立步兵一一〇大队500人、独立步兵一一一大队350人、师团工兵25人、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15人、师团防疫给水班10人，共计3020人。此外，还有第三十二师团的一部，第十二军防疫给水部、第十二军直辖汽车联队、野战重炮联队的一部，蒙疆坦克部队、航空部队的一部，保定陆军医院的一部，是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4.作战行动地区：在山东省鲁西地区行动，进行侵略。包括阳谷县、莘县、堂邑县、范县、朝城县、濮县、观城县、东昌县、临清县、夏津县和馆陶县附近一带。
5.作战期间：自1943年9月中旬开始，至1943年10月末结束作战。
6.作战准备及其行动情况：
1943年9月上旬，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忠康命师团情报班长中尉吉信雅之、伍长岩切辰哉二人，通过盘踞在山东省临清地区的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大队长、中佐广濑利善）本部，和五十九师团情报谍报机关，调查鲁西地区一带八路军的有生力量，然后报告给师团长细川忠康。
第五十四旅团长、少将长岛勤在行动前，于9月中旬，向集结在山东省济南原日本军队医院旧址的独立步兵一一一大队官兵发表如下训示：“一一一大队是全旅团纪律最严明的大队，在此次作战中以坂本支队的代号行动。为完成重要的任务，在大队长率领下，要严守纪律、不染疾病。如有违反纪律者，必将严加处罚。”然后又命令军官集合，具体下达指示和命令（大友甚市揭发）。
第五十九师团工兵队山下守邦少尉指挥的一个小队，在山东爽临清至南馆陶间调查卫河的水深、流量、河宽和地质等情况，制成此次作战所需要的兵要地志（齐藤银松揭发）。
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长、中佐广濑利善决开卫河河堤。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少尉小岛隆雄奉大队长广濑利善之命，同其他六人，在距临清县城500米一座桥的50米上流处，将卫河决口，将河水引向临清西北武清县及河北省方向，使八路军及该地区的中国人民蒙受极大灾害。此次受害的中国人约达10万人。卫河决口时间为1943年9月上旬（小岛隆雄揭发）。
1943年9月15日独立步兵一一一大队（大队长、中佐坂本嘉四郎）奉第五十四旅团长、少将长岛勤的命令，将坂本大队长为首的350人组成坂本甲支队，全体接受预防接种和有关霍乱的训练，经常实行预防药品的使用法和餐具消毒法的教育，强调必须严守规定，有违犯者，不仅个人受罚，还要株及负责人。
从9月15日至18日三天内，坂本支队以山东省济南市原日本军队医院旧址为根据地，夜间乘汽车开始行动，渡旧黄河，到达阳谷。白天乘汽车，夜间徒步行军，侵入中国人村庄，军防疫给水班通过该支队调查中国人因霍乱受害的情况，并向该支队供水。三天后返回济南，进行验便，实施在霍乱流行地区行动后的抵制试验，就地隔离一周。9月25日夜，再次按上述编制开始夜间侵略行动。从济南出发，经阳谷，在莘县、堂邑、朝城、濮县等地，夜间沿距公路20公里处的村庄行动，白天乘汽车行动。9月30日左右，达到山东省范县黄河第二堤防以北的村庄，在该村庄，大队长下达命令：“范县的这一带附近是霍乱的发源地，要严格消毒，一切饮料水必须按防疫给水部的指示饮用。”第十二军防疫给水部隶属坂本甲支队，用汽车装载九八式卫生滤水机，在军内实行过滤供水。在行动过程中，由军医调查中国人感染霍乱的情况，对村民实行强制验便。坂本甲支队就9月25日以后的行动下达如下命令：“不经许可禁止掠夺食品和饮用水。发现霍乱者时立即报告军医和军官，按其指示采取措施。另外，在村庄宿营时，每户房屋都须经军医和军官的批准方可住进，严禁在发生霍乱患者的房屋内宿营。”9月30日在聊城县东昌集结，接受第十二军防疫给水部的验便和检查。在结束行动地区的抵制试验后，从10月上旬为了对莘县、范县、濮县、观城、大名一带的八路军发起攻击和掠夺粮食而开始作战。结果，掠夺粮草2000吨以上，集结在山东省济南货场内。10月14日霍乱细菌战的全部作战宣告结束（证人：大友甚市）。
1943年9月中旬，以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长、中佐广濑利善为首的500人，从驻地临清出发，在东昌、梁水镇一带进行侵略行动。在梁水镇进攻国民党军队（约200人），打死50人。在梁水镇附近有大批中国人的霍乱患者和死者。小岛隆男曾亲眼看到40名中国人的中年男女因患霍乱而死亡。宫本亲眼目睹一35岁的男性中国农民因霍乱死去。小岛隆男曾经直接听到中国农民说，梁水镇附近有许多中国人感染了霍乱，并因此而死去。在堂邑、馆陶、临清各县侵略过程中，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军医柿添中尉在此次霍乱细菌抵制试验中，总是走在部队的前面，了解各村霍乱的传染情况。他曾说：“所有的村子都有霍乱病人和死者，找不到可以宿营的地方。”由此可见，这附近一带几乎全部成为霍乱细菌战的牺牲品了。山东省临清县临清留守部队的矢崎贤三听到一名中国农民说：“有30名中国人患霍乱。”在此次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的细菌抵制试验，和中国人受害情况调查的侵略行动中，大队自身携带九八式卫生滤水机丙、丁、戊，用以供水。在霍乱发生地区严禁吃生的食物和饮用生水，每人携带净水液和杂酚油一瓶参加行动。在临清、聊城、堂邑、冠县附近活动一周后，返回临清第四十四大队驻地，师团防疫给水班和华北防疫给水部为了进行在撒布霍乱地区行动后的抵制试验，对全体参加行动的人员进行了验便（证人：在押的小岛隆男、宫本升、矢崎贤三）。
三、在山东省临清县的临清和馆陶县进行霍乱抵制试验的罪行：
1943年9月14日，第五十九师团长、中将细川忠康在山东省泰安县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向我（曹长）下达了第五十九师团作战命令，命令指出：“在第五十九师团警备地区内发现疑似霍乱患者，师团为采取防疫对策，师团防疫给水班向当地派出卫生下士官等5人进行防疫和调查。同时，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也将派出检查班，望与之合作。有关细节问题由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下达指示。”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中佐铃木敏夫指示：“到临清后，首先调查初发患者及其发病原因。在济南同济南防疫给水支部派出的黑川军医中尉等15人会合，共同合作，损失查明初发患者的病源。”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长、中尉冈田遵树命令我，携带验便用的采便管500支、消毒器一个，以及其他霍乱检查所需材料。他说：“首先在济南同济南防疫给水支部的黑川中尉取得联系，到达临清后，损失对霍乱疑似患者验便，调查原因，确诊为初发患者后立即报告师团长。”我（曹长）于9月15日率领四名卫生兵，按上述命令携带卫生材料，从泰安出发。在济南，动防疫给水济南支部的黑川检查班一行15人会合。到达临清四十四大队驻地，我（曹长）等五人为了在发现初发霍乱患者的南馆陶进行验便和调查，又向南馆陶进发，途中在馆陶发现初发患者已被送至该地，立即验便，由我等五人和另外一个分队将其送至临清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驻地（患者为日本军某一等兵、密码员）。经黑川检查班检验结果，于1943年9月17日9时确定为霍乱阳性。我（曹长）将已确定军内发现真性霍乱初发患者的情况用电报报告给师团长中将细川忠康。此后的十天内，我们一直留在独立四十四大队队部，对该大队全体人员进行验便。黑川检查班检查霍乱菌。自9月17日确定发生真性霍乱后，南馆陶、馆陶和临清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内陆续发现霍乱患者，达200名（死亡1至3名），全部由第五十九师团野战医院临清患者疗养所收容治疗。在此期间，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进行了彻底的细菌抵制试验。第五十三旅团长、少将田坂八十八、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军医中佐铃木敏夫把这次疫情说成是自然发生的，借以欺骗士兵。9月中旬他们又在临清四十四大队本部，用两天的时间，巡视了各中队的伙房、马厩、厕所等，对霍乱细菌抵制试验进行直接指导。同时，还在第五十九师团野战医院临清患者疗养所，对入院患者进行了直接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何时何地患病，何时接受预防接种，共几次，目前病状如何，以前有无传染病史等，对照患者和病床日记一一进行调查。我（曹长）对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队部全体人员进行三次验便，十天后将全部工作移交给黑川检查班，率四名卫生兵返回泰安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驻地。
1943年9月下旬在山东省泰安县泰安，第五十九师团长、中将细川忠康命令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中尉冈田春树：“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组成检查班，对‘方面军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参加人员进行验便，在临清对作战通过部队进行彻底的霍乱检查。”根据上述命令，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中尉冈田春树等15人（包括我个人）携带全部霍乱菌检查材料赴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驻地。我（曹长）直接奉冈田中尉的命令，指挥13名卫生兵，对“方面军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部分参加人员共3000名进行了直接采便，采用以采便袋各人采便的方法检查霍乱菌。约以5天的时间，进行了霍乱作战参加人员的霍乱抵制试验。结果发现约有10人是霍乱菌阳性，全部收容到临清患者疗养所。
1943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在山东省泰安县泰安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第五十九师团长、中将细川忠康命令，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中佐铃木敏夫，和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中尉冈田春树，前往山东省临清县临清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驻地，利用两天时间，对该大队300名士兵和军官进行3个小时的训练。铃木军医部长以《关于凶猛的传染病——霍乱》为题，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讲话。他强调霍乱是一种极为凶猛而且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为了消灭这种传染病，必须严守纪律，接受预防接种。在讲话中他完全隐瞒了这次霍乱菌抵制试验的真相。讲话后，防疫给水班班长、中尉冈田春树利用两个小时讲授了九八式卫生滤水机的使用方法和效能，以及净水液和净水片的使用方法。我（曹长）作为冈田的助手准备讲课用器材，做九八式卫生滤水机和净水液（片）的效能试验（将污水过滤成清水，演示净水液的杀菌力等）。（证人：在押的七○八号小岛隆男）
1943年9月下旬，第五十九师团长、中将细川忠康在山东省泰安县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作为直接指导霍乱作战的机构，在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内设“防疫本部”，以指导霍乱作战。
1.任务：表面上声称是“对师团内猖獗已极的霍乱采取正确的对策，进行切实的指导，以期迅速扑灭”。然而，实质上是了解在撒布霍乱菌后，中国人民被杀害的情况，指导在霍乱作战中利用霍乱菌进行的侵略活动，以及指挥在霍乱菌撒布地区所进行的抵制试验，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机构。
2.期限及编制情况：从1943年9月20日开始约一个月。主要成员：有防疫本部长第五十九师团参谋长、大佐江田稔，部员第五十九师团高级副官、中佐广濑三郎，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中佐铃木敏夫，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员、大尉增田孝，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冈田春树，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勤务、卫生材料负责人泽内药剂少尉。此外还有第五十九师团经理部军官一名。第五十九师团野战医院卫生伍长片桐济三郎和葛西伍长作为防疫本部的联络下士官，奉防疫本部命令，于9月中下旬从泰安出发，分别前往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驻地临清和东昌，搜集两地霍乱发生情况（包括中国人和军内），然后，用电报向第五十九师团长、中将细川忠康报告。约于10月8日联络下士官片桐及葛西两伍长奉第五十九师团团长、中将细川忠康之命返回第五十九师团野战医院（证人：在押的四〇三号片桐济南三郎）。
四、因撒布霍乱细菌中国人受害情况：
1943年9月20日前后，在山东省临清县临清第四十四大队驻地，在为该大队队员做霍乱抵制试验而进行采便时，第五十九师团长、中将细川忠康命令我（曹长）前去调查霍乱初发地南馆陶驻地及其附近的中国居民情况。于是，我带领防疫给水班的三名卫生兵和另一小队赴军内最早发现患者的南馆陶，侵入10户居民家检查，发现有20名中年男女受害，上吐下泻、严重脱水，完全呈现霍乱症状，其状惨不忍睹。得不到任何治疗的这些中国人无疑将全部死去。在该地，我（曹长）对疑似霍乱患者进行了直接采便，并从吐泻物中取出十件可检物，当日返回临清驻地，经黑川检查班检验结果，证明全部为霍乱阳性菌。
1943年9月下旬，在山东省临清县临清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我（曹长）等五人为大队官兵的霍乱菌感染率试验而进行验便时，奉师团长、中将细川忠康的命令，侵入临清驻地周围中国人住宅，调查中国人患霍乱的情况。对20户居民调查的结果，发现了中国的中年男女30名霍乱患者。这些病人排出米汤样的粪便，剧烈呕吐，身体极度衰弱，骨瘦如柴，十分痛苦。中国人生活困难，衣食无着，更谈不到支付医药费。他们对于传染力极强又难以预防的霍乱毫无抵抗力。可以肯定这些患者必将全部死于抵制试验。
1943年9月中旬，在山东省临清县临清驻地，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长、中佐广濑利善组织五百人发动霍乱作战。在梁水镇附近，小岛隆男（在押七〇八号）曾亲眼目睹四十名中国人中年男女死于霍乱。他还直接听到有人讲，在梁水镇附近的所有村庄都有很多中国人患霍乱或因霍乱死去。宫本升（在押九五〇号）在聊城县梁水镇附近行动中，曾亲眼见到一35、6岁男性中国人因霍乱死去。矢崎贤三（在押九一四号）在临清附近听说，村子里有30名中国人感染了霍乱。在此次作战行动中，在冠县、堂邑县和聊城行动时，四十四大队队部军医柿添中尉总是走在部队的先头，了解霍乱的发生和中国人受害的情况，向大队长、中佐广濑利善报告。据柿添军医中尉说：“这一带地区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在流行霍乱，连宿营的地方都找不到。”这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受害人数之多了（证人：在押的七〇八号小岛隆男、九一四号矢崎贤三）。
1943年9月下旬，武一文（在押的七九六号），在山东省临清县临清附近，参加第五十九师团工兵队山下少尉指挥的小队进行霍乱作战时，在临清城内曾目睹一中国农民约55岁左右患霍乱，瘦弱不堪，后来死去。
1943年9月中旬，在山东省高村驻地（参加霍乱作战前夕），宫本升（在押九五〇号）曾在驻地附近目睹五名伪军因霍乱死去。
……据柿添军医中尉所说，和矢崎贤三听到的，中国人的实际受害者人数还多，这里所供述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五、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
1943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在山东省泰安县泰安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军医部，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中佐铃木敏夫命令我（防疫给水班曹长）和师团军医部卫生曹长丸九山正库负责誊清《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由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中佐铃木敏夫，军医部部员、大尉增田孝和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中尉冈田春树共同起草，又经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忠康，第五十九师团参谋长、大佐江田稔和第五十九师团高级副官、中佐广濑三郎审查签署的，约50页，2万字。报告完全是一派谎言，将在第五十九师团驻地山东省鲁西地区军队内所做的抵制试验，说成是自然发生的霍乱，毫不涉及日本军撒布霍乱细菌问题。
……
六、霍乱细菌战的证据：
1.1943年9月发动霍乱作战时，曾任地十二军军医部部长的军医大佐川岛清（战败时进级少将）在战败后，在苏联已供认制造这一阴谋的事实，并因此作为细菌战犯被逮捕受到处分。曾在伯力二十分所的宪兵大佐立花说：“华北霍乱细菌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目的是为了屠杀中国人民和准备进攻苏联。”（古贺正人在苏联听到的）从1943年初至同年8月，由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所进行的霍乱检疫准备，证明是在周密的准备和计划下实行的。
2.1943年6、7月间，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铃木敏夫，向师团所属各部队下达文件，要求在军内彻底进行霍乱预防接种。军医部长通过书面材料和临清患者疗养所的实际情况，在患者中调查接受预防接种和未接受预防接种的人数。这实际是调查霍乱抵制试验中预防接种的效果。
3.1943年11月上旬在济南第十二军军医部，就1943年9月鲁西地区发生祸乱问题开会讨论，会期两天。与会者有第十二军的军医部长、大佐川岛清，部员渥美军医中佐，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中佐铃木敏夫，部员、大尉增田孝，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长、中尉冈田春树。会后，冈田春树曾向我简单的透露了会议内容，主要是就霍乱发生的原因进行探讨。会议认为，一是由于当时在厦门和香港在流行霍乱，从南方传来此地；其二是因为霍乱菌可以越冬，原来此地就有霍乱菌。这些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矛盾百出，而且是反科学的，说明他们是处心积虑地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4.自从1943年9月17日，山东省临清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驻南馆陶某一等兵被确诊为真性霍乱后，军内又连续发现真性霍乱。它同通过对南馆陶、临清等地中国人验便和霍乱菌检查所发现的100个霍乱阳性患者的细菌完全一致。证明这些中国人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撒布细菌而染病死亡的。
5.1943年11月上旬，根据第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铃木敏夫的直接命令，我（曹长）同军医部的丸山军曹誊清了《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其中关于发病的原因作了反科学的分析，出现了没有原因的结果，其目的就是要隐瞒撒布霍乱菌的事实。而且这一报告共印40份，呈报上级部队，送交有关师旅团，以作为霍乱细菌战的资料。
6.1944年5月，在山东省济南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办公室，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中尉冈田春树曾对我（曹长）说：“日本帝国到了最后关头，说不定要撒布细菌。”由于他清楚地了解1943年9月霍乱菌抵制试验的真相，才同我说这番话的。
综上所述，“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本质，不仅是以武器屠杀中国人民的作战，而且是在屠杀中国人民的同时进行的一次军队行动的抵制试验；是旨在进攻苏联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非人道的罪恶行径。目前在管理所内被关押的当时的上层分子、第五十四旅团长长岛勤就是向所属大队下达霍乱作战命令和领导作战的指挥官。第五十九师团高级副官、中佐广濑三郎当时作为师团幕僚之一，曾协助第五十九师团长、中将细川忠康计划并指挥作战，也属上层分子之一，特此检举。
铃木启久，日本福岛县人，曾任日本关东军步兵第十二大队大队长、第六十七联队大佐联队长。1941年任步兵第二十七师团少将旅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1944年任日军第一一七师团长，1945年被俘。
防疫给水班根据我的命令在村庄里散布霍乱菌，致100名以上的居民患霍乱病
1942年4月间，师团得到丰润北山区有数千名八路军以王官营为中心进行活动的情报后，进行了“丰润大讨伐”。我根据第二十七师团长原田熊吉的命令，指挥第一和第三联队参加此次作战。在讨伐中，我曾命令部下“必须歼灭王官营附近的八路军和彻底破坏八路军根据地”。第一联队在王官营附近包围了约100名八路军并进行了攻击，结果射杀了60名。王官营战斗结束后，得到“八路军在鲁家峪附近有秘密阵地”的消息，第一联队迅即赶到该地进行了扫**，并向我报告，我命令“要彻底扫**”。我还曾亲自到现场视察，当时扫**战已基本结束，仅对坚守在一二个洞穴内的八路军继续进行攻击。我在视察掳获品后，命令田浦联队长“要彻底破坏八路军根据地”。由于我的命令，部下烧毁房屋约800户，并在鲁家峪攻击洞穴时使用了毒瓦斯，杀害八路军干部等100人，又将在鲁家峪附近村庄避难的农民惨杀了235人，将其中的孕妇剖腹，强奸妇女达百名之多。我还命令速将约50名八路军俘虏和有关者送县适当处理，部下在送往玉田县途中，又杀害俘虏5人。
1944年7月，部下二〇五大队由怀庆调至兰封途中，在封丘北方约20公里的地方对抗日军进行了攻击，打死抗日军约40名，杀害农民约100名，烧毁一个约有400户的村庄。同年8月，八十八旅团攻击怀庆西方山地的抗日军，打死抗日军10名，屠杀居民30名，烧毁房屋400户。9月攻击叶县的抗日游击队，烧毁房屋300余户。10月攻击郑州东北方的抗日游击队。11月，我命令八十七旅团长吉武秀哉，指挥步兵三个大队和十二军配属的一个骑兵连队及一个防疫给水班，攻击林县及浚县东方地区的八路军，并命令步兵部队和骑兵联队分别进攻林县南部和北部地区。步兵部队在撤出南部地区时，防疫给水班根据我的命令，在三四个村庄里散布了霍乱菌。后来我接到军医部长长野武治关于“在林县有100名以上的居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很多”的报告。
防疫给水班是由十二军配属于我师团，以后我将它配属于旅团。散布细菌是我命令的，我并命令军医部协助防疫给水班共同进行。
矢崎贤三，曾在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五十三旅团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服役。
我率部下驱使中国农民中的霍乱患者迁往他处逃难，以使霍乱蔓延
1943年9月上旬，在山东省临清县、馆陶和堂邑等县，独立步兵第四十四大队在大队长广濑利善的指挥下进行五十三旅团作战，历时约一周。此次作战主要是为了进攻上述地区的解放军和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同时，由于当时日本侵略军所撒布的霍乱菌，已经在中国人民和无辜农民中广泛地蔓延，企图通过此次作战，使霍乱病人逃难，混入和平农民中，从而使霍乱进一步蔓延。结果，在下一阶段作战（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大队讨伐）时期，所有的村庄都发现了霍乱病人。我奉中队长中野登之命，率部下35人参加了上述讨伐，在山东省临清、馆陶、堂邑等县行动。在堂邑县某村向抗日国民党军队约100人发动进攻，有12名抗日国民党军被枪杀或炸死。同时，还迫使患霍乱的国人逃往他处，从而使霍乱病菌进一步蔓延。
1943年9月中旬至下旬，约以两周时间，驻山东省鲁西地区的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开展霍乱防疫工作。进行了有关防疫对策和在霍乱流行地区讨伐的训练，借以为下一阶段作战做好准备。
一、军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黑川军医中尉等15人和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林曹长等5人，从9月中旬至下旬期间，赴临清和馆陶出差，为大队全体人员验便，采取防疫措施。同时，也为中国人验便，目的是为了调查霍乱发病和蔓延的情况。
二、五十三旅团长田坂八十八同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长铃木中佐于九月二十日前后到达临清，进行防疫视察。同时，铃木军医中佐亲自指挥军队，将大队内的粪便运出并埋掉。还召集大队全体人员讲授石井式滤水器和净水剂的用法，进行有关霍乱病的教育。
三、在这一阶段中，除各中队军官对士兵进行有关传染病的教育外，军医柿添忍及卫生下士官等还到各中队进行巡回教育。
在上述防疫期间内，我曾协助进行防疫给水班的验便和调查工作。在运出粪便时，曾指挥部下将中队粪便全部运往队外加以掩埋；还进行了有关石井式滤水器的使用和霍乱防疫知识的教育，目的是为下一阶段作战进行准备。
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从1943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期间，在山东省聊城、堂邑、馆陶、临清及冠县等地，为进一步使霍乱蔓延而进行讨伐，迫使霍乱病人逃往中国人中避难，从而使霍乱进一步扩散，以达到杀害中国人的目的。一方面调查霍乱菌撒布地区传染病的蔓延情况，同时在这一地区训练侵略军队。
我奉中队长中野登之命，率部下30名参加讨伐，每天行军16至20公里，驱使中国的和平农民中的霍乱患者迁往他处逃难，以便使霍乱在中国人中间进一步蔓延。大队军医柿添忍身穿便衣，与尖兵共同行动，调查霍乱的蔓延情况。在向师团军医部提供资料时，我拥护柿添的做法，并积极协助其行动。在堂邑县某村发现霍乱患者一名，直接同柿添取得联系，并提供资料。此次讨伐开始时，大队长广濑利善通过军医柿添忍向我提出下列注意事项：（1）发现霍乱患者时，立即报告军医或卫生下士官，不许接触患者；（2）食物必须全部经过100度加热后方能食用；绝对不吃中国人做的生的食品，饭后必须吃咸梅数个；（3）饮用水全部使用经滤水器滤过的水，滴入净水液，或烧沸100度以上方可饮用；（4）各分队由分队长负责挖地建厕所，出发时，用土掩埋；（5）发现有身体不适者时，立即向直属上级报告。
我将上述注意事项向中队士兵进行传达，同时，还命令小队携带石井式滤水器，供应饮用水，每个分队分给4把铁锹，以备挖厕所用；让卫生兵携带卫生背包；向分队长分发试验纸；命分队长负责进行监督。我亲自进行上述训练和在霍乱菌撒布地区的军队教育，为发动霍乱细菌战进行准备。
从1943年10月上旬至中旬，五十九师团在山东省鲁西地区发动了十八秋鲁西作战。当时在该地区早已由日军撒布霍乱菌，中国人因此而染病。日军通过此次讨伐，驱使病人逃往外地避难，以便使霍乱在中国人中间进一步蔓延。同时，在讨伐中还掠夺了大批物资。有小麦约10000袋（每袋60公斤）以上，棉花42500袋以上，牛约80头以上。我在这次讨伐中，派出了在上期讨伐中经过训练的30名部下参加，犯下了上述罪行。
通过以上三期讨伐行动，在中国人民中撒布的霍乱菌在鲁西一带（临清县、丘县、馆陶县、冠县、堂邑县、莘县、朝城县、范县、观城县、濮县、寿张县、阳谷县、聊城县、茌平县、博平县、清平县、夏津县、高唐县）蔓延，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间，有20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和无辜农民被霍乱病菌所杀害。我直接指挥部下实行了这一条杀人阴谋。
附 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致重庆蒋介石电（1940年12月5日）
（黄绍竑（1895~1966），新桂系三巨头之一，历任第7军党代表、广西省主席、15军军长、湖北省主席、浙江省主席、内政部长等要职。）
上月28日敌机空袭金华，二架散布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落下，经人民搜集送检，由本省卫生处陈万里、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刘经邦、福建省卫生处防疫专员柯主光、本省卫生处第二科长郑介安、本省卫生试验所技正吴昌丰五员，在严密检验下，鉴定其形，业经辩明系鼠疫杆菌。除继续由该员等施行其他生物科学试验外，谨电呈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