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愈是被克制，理智便愈是被强调。那么，他所希冀的便会是一切事情都能够只凭理智思维的力量得到解决，这就好像是只要知道了自己的问题就足以将其治好，或者像是单靠推理就能解决世上的所有麻烦。
在讨论了超脱型个体的人际关系之后，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任何亲密持久的关系都必然会破坏他的自我孤立状态，如此就非常危险。除非与他交往的人也同样自我疏离，自愿尊重他对保持距离的要求；或者他的伙伴出于其他原因能够并且愿意改变自己，顺应他对自我疏离的需要。痴心等待培尔·金特归来的索尔维格便是这种理想伙伴。索尔维格对金特别无所求，如果她对他有什么要求，那会吓坏他，就像是他如果失去了对自己情感的控制也会被吓坏一样。大多数时候，金特并不知道自己的付出是如此之少，而他却以为自己已经献出了未表达出口、未体验过的感情，把对自己来说珍贵无比的东西献给了索尔维格。只要感情距离得到充分的保障，金特仍能保持某种程度的持久忠贞。他也许可以与他人有短暂的交往关系，但在这种关系中，他时隐时现。这些所谓的短期关系非常脆弱，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他退缩。
两性关系对超脱型患者来说与旁人没有两样，都像是一座桥梁。只要这种关系是暂时的且不影响他的生活，他便乐在其中，而且，这种关系还必须严格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此外，他也可能对这种关系极为冷漠，根本不允许它的发生。这时，他可能会用臆想的关系取代真实的关系。
我们所描述过的所有特质都会出现在分析治疗的过程当中。很显然，超脱型患者会十分厌恶分析治疗，因为那的确算是对他个人生活的最大侵犯。但他又对自我观察非常感兴趣，分析治疗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看到自己复杂的内心过程，这令他非常神往。他可能好奇于自己梦境的生动性，或困惑于自己偶然联想的恰当性。当他验证了自己的设想时，就像科学家验证了假设时那般快乐。他感谢医生在自己身上下的功夫，感谢医生在某些地方给予的指点，但厌恶被催促或者被“强迫”着去触碰自己从未料到的东西。他老是担心分析治疗中的暗示会带来危险，而实际上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其危险性远小于另外两种类型，因为他早就全副武装地防范外来的影响了。他原本可以去检验医生给的建议是否有效，用这种合理的办法保护自己的立场，他的做法却与之大相径庭，尽管表面上比较礼貌周全，不那么直接，但他盲目拒绝一切不符合他对自己或生活的总体看法的建议。他尤其反感的是医生居然要他做些改变。当然他也希望摆脱那些扰乱他的东西，但这种改变不能触及他的人格。他一方面非常愿意审视自我，但另一方面也在潜意识中决心保持原样。他对所有外来影响的藐视仅仅是对他态度的一种解释而已，但这不是最透彻的那个，我们后面会再讨论其他几种解释。自然而然，他会在自己与医生之间隔开很长的距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分析医生对他而言只是听到的一个声音。分析治疗的过程在他的梦里，可能表现为来自不同大洲的两个记者在打长途电话。乍看之下，这样的梦境表现的可能是他对医生和分析治疗过程的疏远感——仅仅体现了他在意识层面的态度。但是因为梦并不是对现实情感的简单展现，它也是对解决方案的一种探寻，这个梦境的深层含义是他希望能够避免与医生及整个分析治疗过程产生联系，也就是不让分析治疗以任何方式触碰到自己。
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以及过程外，我们都能观察到一种特点，那就是患者的疏离孤立状态受到侵犯时，他会死命防卫。每一种神经症状态都会有此情况，但这类患者的抗拒更为持久，几乎成了殊死搏斗，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事实上，早在自我疏离状态真正受到威胁之前，这种反抗就已经在悄然进行了，且有一定的破坏性。回避医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果分析医生试图使病人相信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会使病人的内心发生某些变化，那么病人的抗拒会比较巧妙和委婉。病人至多会对分析医生表现出一点合理的看法。假如病人自发地产生一些情感反应，他也绝不会任其进一步发展。此外，对与人际关系有关的任何事情被分析这一点，病人常常有根深蒂固的对抗情结。病人与他人的关系一般都非常含糊暧昧，医生常难以得出清晰的印象。病人的这种抵抗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与他人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谈论这些问题只会使他苦恼不安。医生如果几次三番试图讨论这个话题，便很可能受到患者的公然质疑。这个医生是不是想让患者变得合群（医生的这种想法是患者所不齿的）？如果后来医生成功地使病人知道了自我疏离的缺点，病人便会惊恐不安、烦躁易怒，这时他可能会想放弃治疗。在分析治疗过程以外，他的反应会更加强烈，本来是平静温和、通情达理的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孤傲与自由受到了威胁而恼羞成怒或破口大骂。病人一想到要加入什么活动或专业团体，一想到别人需要他真正参与而不仅仅是交纳一笔会费，便会惊恐万分。即使他不慎参与了，他也会不顾一切地赶紧脱身。比起那些有生命危险的人，这种病人更有发现逃跑办法的能力。有个病人曾经说过，如果要在爱与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由。这也说明，他不仅愿意用尽一切办法来守护这种超脱的状态，还觉得为此做出再大的牺牲也不为过。他把外在的好处和内心的价值观都抛弃了；在意识层面上，他把任何可能干涉自我孤立的欲望都清除掉；在潜意识中，他自动压抑了这种欲望。
任何被如此强烈捍卫的东西一定有其巨大的主观价值。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希望理解超脱的功能，从而最终有助于治疗。如我们所见，每一种对待他人的基本态度都自有其积极意义。在接近人的倾向中，患者试图为自己建立一种与外部世界的友好关系；在对抗人的倾向中，患者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为了生存而自我武装；在回避人的倾向中，患者企图获得某种真诚与平静的心境。事实上，对人的发展来说，这三种态度不仅值得拥有，而且对个体的发展十分有必要。只有当它们表现在神经症中时，才变成强迫性的、固执的、盲目的以及相互排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它们原本的价值，但并没有完全毁灭它们的价值。
我们的确可以从自我孤立中获得很多好处。在所有东方哲学中，超脱都被看作是达到精神至高境界所必需的基础，这一点意义深远。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愿望与神经症性超脱混为一谈。在前者，超脱是人们的自愿选择，被认为是自我实现的最佳途径，选择超脱的人如果愿意，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神经症冲突则与之不同，它无关选择，而是内心的一种强迫，是患者唯一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们也可以从这当中获得些许好处——尽管好处的大小取决于整个神经症过程的严重程度。纵然神经症有巨大的破坏性力量，超脱型患者仍能保持些许真诚。如果是在一个人际关系普遍友好和真诚的社会，这种品质算不了什么；但在一个充满虚伪、狡诈、忌妒、残忍和贪婪的社会里，内心没那么强大的人很容易失去诚实的品质，而与他人保持距离则有益于维护这种品质。此外，神经症通常会打破心灵的平静，自我孤立可以提供一条通向内心安宁状态的大道，他们愿意付出得越多，获得的安宁感就越强。另外，假如患者在他的神奇圈内没有全部扼杀掉自己的感情生活，那么，他的自我孤立还会使他产生出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和情感。最后，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他对世界的沉思和相对集中的注意力，都有助于创造力——倘若他有这种才能的话——的建立和表现。我并不是说神经症性超脱是创造力的前提条件，而是说在神经症压力状态下，自我孤立可以为患者表现创造力提供最好的机会。
尽管有很多好处，但它们并不是病人拼命维护自我疏离状态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好处不大，或被干扰，患者仍然会拼命地维护。这一观察结果把我们领向问题的更深处。如果超脱型个体被抛向与他人的亲密接触中，他很可能随时会土崩瓦解，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会神经崩溃。我在这儿使用神经崩溃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它囊括了一系列的失调状态——身体功能紊乱、酗酒、抑郁、工作能力丧失、精神错乱、自杀。病人自己会——有时精神病医生也会——把刚好发生在“崩溃”之前的某一件烦心事与失调状态联系起来。比如，士兵受到歧视，丈夫瞒着妻子拈花惹草，妻子有神经症的表现，一段同性恋经历，在大学不受欢迎，结束养尊处优的生活不得不去谋生，等等。诚然，这类事情可能与之有关，但是医生应该认真对待它们，尽量弄清某一个具体事件究竟诱发了病人什么问题。但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因为问题摆在那儿：为什么病人会受到如此强烈的影响？为什么他总体的精神平静状态只因一件事就被打破了——而这件事总的来说只不过是普通的挫折和烦恼？换言之，即使医生已经弄明白了病人对某一特定事件的反应方式，他还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诱发事件的大小与后果的严重程度如此不匹配。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了解这一事实：像其他神经症倾向一样，自我孤立中的神经症倾向只要起作用，就能给患者一种安全感；反之，如果它们不能起作用，就会使患者焦虑不安。只要超脱型个体还能保持与他人的距离，他就比较有安全感；而一旦因某种原因他的神秘圈被侵入，其安全感便受到了威胁。这样，我们就更能够理解，患者在不能维护自己与他人的感情距离时为何会惊慌失措了——我们还得再加一句：他之所以这样害怕，是因为他没有应对生活的办法。于是，他只能独善其身，逃避生活。这是超脱的消极特点，也使得它不同于其他的神经症倾向。更具体地说，超脱型患者面对困难处境时，既不能委曲求全，也不能奋起抗争；既不能俯首合作，也不能颐指气使；既不敢爱也不敢恨。他毫无自我保护的能力，犹如一头困兽，只会使用一种应付危险的办法——逃开并躲藏。在他的联想和梦境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他就像锡兰的俾格米人，只要藏身于树林中便不可战胜，但若从树林中出来便会不堪一击；他还像中世纪的城镇，周围只建有一堵围墙——一旦围墙被攻破，整个城镇便失去了自我保护的屏障。这种状态充分解释了超脱型患者对生活为什么总是感到焦虑不安。他把离群独处作为一种全面的保护措施，他必须死守不放，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所有的神经症倾向说到底都是防御性手段，但其他倾向也是患者力图积极应对生活的一种方式。然而，如果自我疏离成为主导倾向，则会使患者无力真正应对生活中的问题，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最大的特点也只有防御性这一点了。
患者对超脱状态的拼命维护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对超脱的威胁，也就是“攻破围墙”，不仅会常常造成暂时的恐慌，还可能引起表现为精神错乱的人格分裂。如果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超脱状态被打破，患者不仅会感到忧虑，还会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绝对的恐惧。例如，患者害怕淹没在拥挤的人群中，主要是怕失掉了自己的独特性。他还害怕被无助地置于攻击型个体的强迫和支配之下。这些都是他毫无防卫能力的体现。
他还有第三个恐惧，就是怕自己会精神失常。精神失常的可能性非常大，以至于他需要绝对确信这不会成为事实。这里所说的精神失常并不是发疯，也不是因为想不负责任而做出的反应。它是一种惧怕人格分裂的直接表现，通常表现在梦和联想之中。这意味着，放弃超脱将使个体无法逃避内心的冲突，他承受不住这个打击，用某个病人的话说，只能像被雷电击中的大树那样被劈成碎片。这一断言已被其他的观察结果证实。极度自我孤立的个体对内心冲突有着不可遏制的反感。再后来，他们（指的是极度自我孤立的个体，后文的“他们”也是指的这些人）会对医生说，当医生提到冲突时，自己根本不知道医生在说些什么。每当医生真的使他们看到了内心正在激烈进行的冲突，他们便会悄然地在潜意识中用巧妙的手段回避这个问题。如果在他们准备好承认冲突之前，却突然发现冲突的存在，他们便会感到巨大的恐慌。当他们后来在更安全的基础上认识了冲突之后，便会表现出更大程度的自我孤立。
于是，我们得出一个乍看之下十分令人困惑的结论：自我孤立是基本冲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但也是病人用来对付冲突、保卫自己的手段。但如果我们缩小注意范围，谜团就能自行解开。自我孤立正是病人用来对付基本冲突的更为积极主动的方法。这里我们必须重申，基本态度中无论哪一个占了优势，都不能妨碍其他对立类型的存在和作用。比起前面讨论的其他两种倾向，我们在超脱型人格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几种态度的相互作用，这几种相互矛盾的倾向常常可见于患者的生活史。在他明确地接受自我孤立的倾向之前，他往往有过屈从依附的经历和攻击对抗的时光。其他两种类型的价值观是界定分明的，与之相反，他的价值观却充满矛盾。对他奉为自由独立的东西，他一直都评价甚高，但除此以外，他也许会在分析治疗过程的某个时候对善良、同情、慷慨、自我牺牲等品质表示出极端的赞赏；而在另外一个时候则又马上转向冷酷无情的丛林哲学。他自己也有可能对这种矛盾感到困惑，但他总是用某种合理化解释来否认自己那些倾向的冲突。分析治疗师如果对整体结构没有清晰的把握，则很容易对此迷惑不解。医生可能会在某个方向上乱找一气，但走不多远便会碰壁，因为病人总是躲进自我孤立的状态中避难，把医生的通路全给封闭了，就像人们关上了轮船上的防水隔舱。
在超脱型个体的这种特殊的“抗拒”中，掩藏着一个完美而又简单的逻辑：他不愿与医生发生联系，不愿把自己当作人来进行自我认识。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分析自己的人际关系，他不愿面对自己的冲突。如果我们把握了他看问题的出发点，我们就会明白，他对冲突因素的分析根本就不关心。他的出发点是：确信只要自己与他人保持安全的距离便无须操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纵然存在着关系的失调也不会使他苦恼。甚至是医生指出的冲突，他也置之不理，否则便是自寻烦恼；没有必要把事情理出头绪，反正自己会龟缩在这种超脱状态中。如前所述，这种潜意识的推理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至少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他所忽视并长期拒绝认识的，是他不可能在真空里成长和发展这一事实。
神经症性超脱最重要的作用便是让主要冲突发挥不了作用。它是患者用以应对冲突的最极端、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作为众多制造虚假和谐状态的神经症方法之一，自我孤立试图通过回避而达到解决冲突的目的。但这不是真正的解决，因为患者并没有消除掉对亲近、攻击性支配、利用与优秀的强迫性渴求，这些强迫性渴求即使不造成他思维的瘫痪，也会持续烦扰他。只要继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价值观，他便绝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内心平静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