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神经症性绝望的个体总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办法“照常生活”。如果神经症还没有对他们的创造力造成太大的破坏，他们或许还能有意识地使自己安于个人生活的现状，把心思放在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上。他们可能沉浸在社会或宗教活动中，或者热衷于打理某个机构的事务。这些人的工作或许有点成效；他们虽然缺乏热情，但也没有受到干扰，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还有些人在努力适应某种生活模式的过程中，可能会停止对这种模式的质疑，但也不会赋予其多大意义，而只是想完成自己的义务。约翰·马昆德(9)在《时间太少》中描述过这种生活。我想，这也正是埃利希·弗洛姆(10)所谓的“缺陷”状态，他没有称之为神经症。不过，我却认为它是神经症的结果。
另外，患者可能会放弃一切大有希望的认真追求，而转向生活的边缘，想从中获得一星半点儿的乐趣。他们要么沉醉于某些癖好和它们带来的乐趣中，比如美味佳肴、狂欢滥饮、寻花问柳等；要么就破罐子破摔，一蹶不振。因为无法有始有终地做任何工作，所以他们爱上了吃喝嫖赌。查尔斯·杰克逊在《失去的周末》中所描述的酗酒状态，就是这种状态最终结局的写照。谈到这一点，我们也不妨思考一下，患者潜意识的自暴自弃是否也是导致诸如结核病和癌症等慢性病的一种重要心理因素呢，这种思考十分有趣。
最后，失去了希望的患者会变得具有破坏性，同时又试图通过代偿**使自己恢复原状，这在我看来就是虐待狂倾向。
因为弗洛伊德认为虐待狂倾向出于本能，所以精神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所谓的“倒错的虐待狂”上。日常人际关系中的虐待狂模式虽然没有被忽视，但也没有严格的界定。任何一种咄咄逼人、针锋相对的行为都被他们看作本能性虐待狂倾向的变种或升华。比如，弗洛伊德就把对权力的追求看作这样的一种升华。诚然，对权力的追求可能带有虐待狂性质，但是如果一个人把生活看作万事万物互相争斗的战场，他对权力的追求就只是一种生存竞争。实际上，这根本不一定是神经症。由于缺乏分辨力，我们既无法全面地把握虐待狂态度可能采取的形式，也无法对虐待狂倾向的概念有一个确切的标准。要决定什么是虐待狂，什么不是，最主要的还是靠个人的直觉——而这种情况无助于准确的观察。
仅仅是伤害他人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表明虐待狂倾向。个体可能只是陷入了个人或普遍性的争斗，不得不伤害对手，还不得不伤害盟友。对他人的敌意也可能只是一种针对具体事件的反应。个体可能自觉受了伤害或惊吓，所以奋起反击，反击的力度虽然超出了挑衅的力度，但个体在主观上认为一点儿也不过分。患者在这一点上很容易自欺欺人，他们往往会把真正的虐待狂倾向看作合情合理的反应。虽然很难区分这两者，但这并不是说对事件的反应性敌意就不存在。最后，攻击型患者会把自己的攻击手段看作一种为了求生而进行的奋斗。我不应当把所有攻击行为都称作虐待狂倾向，虽然他人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可能受到了伤害，但这种伤害并不是患者的主要意图，而只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副产品。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尽管这里提到的那些行为是带有攻击性的，甚至是带有敌对性的，但它们并不是出于患者的恶意。患者并不能从伤害本身得到任何有意识的或潜意识的满足。
作为对照，让我们来看一下某些典型的虐待狂态度。我们在这类人身上可以观察得更透彻，他们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对他人的虐待倾向，无论他们自己对此种倾向是否有所意识。当我在后文提到有虐待狂倾向的个体时，指的就是这种对他人主要表现出虐待性态度的人。
这种人可能想“奴役”他人，尤其是奴役其同伴。“受害者”与他的关系必须是奴隶与超人的关系，这种奴隶不仅没有愿望、情感、主动性，而且对主人没有任何要求。这种虐待狂倾向可能表现为对受害者的塑造与教育，就像萧伯纳创作的话剧《皮格马利翁》中希金斯教授对伊丽莎的塑造一样。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表现也可以有建设性的一面，比如父母对子女、教师对学生。偶尔，这种积极作用也可见于两性关系中，特别是当有虐待倾向的一方比对方成熟时。有时，这也见于一大一小两个男人的同性恋关系中。但即使是在这种关系中，如果“奴隶”有任何想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表现，想有属于自己的朋友和兴趣爱好，主人就会原形毕露。主人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也常常在心头萦绕着占有欲和嫉妒感，并把它们当作一种折磨手段。这种虐待关系特有的表现是，对受害者进行掌控远比个体自己的生活更加重要。他会不在意自己的工作，情愿放弃与别人交往的乐趣和好处，也绝不给他的同伴任何独立自主的可能。
他奴役同伴的方式也很独特。这些方式大同小异，而且取决于双方的人格结构。施虐者会给受虐者一点点恩惠，让他觉得这种关系值得维持。施虐者会满足受虐者的某些要求——从精神层面来说，他所给予的这些恩惠大多数时候也只够让受虐者维持最低需求。但施虐者会向对方强调自己所给予的是独一无二的。他会说，没有谁能像我一样理解你、支持你，能如此满足你的性需求，给你如此多的乐趣；实际上，除了我以外，没有谁能受得了你！他会再一次用未来的好日子来**对方，使两者的关系得以维系——明示或暗示他会给对方爱、婚姻、更好的经济状况、更好的待遇。有时，施虐者会向同伴强调自己很需要受虐者，并以此来吸引他。施虐者的占有欲极强，经常看不起他人，这使得他把受虐者与他人隔离开来，于是他所有的伎俩都会行之有效。当受虐者完全依赖他后，他最后又可能扬言要离开。他用的威胁手段还有很多，不过它们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会在后面单独讲述。如果不考虑同伴的性格特征，我们自然就无法理解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受虐者往往属于顺从型，害怕被抛弃；或者，他们还可能是这样一种人：把自己的虐待狂倾向深深地压抑了下去因而变得十分无助——这在后文也会讨论到。
这种情况中产生的互相依赖不仅会使被奴役者，也会使奴役者感到怨愤。如果后者对离群独处的需要增强，那么，他会因为被奴役者占用自己太多的思绪和精力而心生憎恶。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了这种牵绊，却责怪对方太贪心、太黏人。在这种时候，他想抽身离去，不仅是一种威胁对方的手段，同样也是恐惧和不满的表现。
并非所有虐待狂都想奴役他人。还有一种表现，就是玩弄他人的感情，就像摆弄一件乐器一样。索伦·克尔凯郭尔在他的小说《**者日记》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人，他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期望，却深谙这种感情游戏之道。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表现出兴趣，在什么时候表现出漠不关心。他能极其敏感地预感和观察女孩对他的反应。他知道什么能够唤起她的情欲，什么能够浇灭她的情欲。但是，他的敏感性只限于虐待性游戏所需要的范围：他完全不在乎这种经历对女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克尔凯郭尔的小说中描写的是有意识的老谋深算，而在实际情况中这些人这么做往往是潜意识的。尽管如此，实际情况也是同样性质的游戏：它包含着吸引与拒绝，引诱与辜负，抬高与贬低，欢愉与痛苦。
虐待狂的第三类特点是利用同伴。利用他人的行为并不一定是虐待狂所特有的表现；采取这种行为，有可能只是为了捞到好处。在虐待性利用中，捞取好处可能也只是其中一个目的，但是这种“好处”常带有幻想的性质，与他投入的感情完全不匹配。对施虐者来说，利用行为本身就是他的乐趣所在，关键在于占了他人上风的这种胜利体验。它所特有的虐待性色彩表现在为利用他人而采取的手段上。受虐者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施虐者不断增加的大量要求支配，如果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便会感到有罪和羞耻。施虐者总能找到各种借口说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有理由提出更多要求。易卜生在戏剧《海达·高布乐》中向我们展现了，即使满足了这种要求，施虐者也绝不会感激，而他提出这些要求，正是因为他意欲伤害对方，让他就范。这些要求可能是关于物质的、关于性的，或是有关帮助施虐者建立事业的，也可能是要求同伴特别关注自己，一心一意、逆来顺受的。这些要求的内容并不是虐待性行为所特有的，它们的本质在于：施虐者要求同伴想尽办法来填充其感情空虚的生活。这一点也充分地表现在海达·高布乐身上，她老是抱怨生活无趣，缺少刺激和**。她这种像吸血鬼一样汲取他人的情感力量以维持生存需要的行为，通常来说完全是潜意识的。但这很可能就是她渴望利用他人的深层原因，这也正是滋养着她种种非分要求的沃土。
如果我们意识到施虐者在利用他人的同时，还有一种想挫败他人的倾向，那他的这种行为本质便更显而易见了。当然，如果你要说施虐者从没想过给予，那也不对。在某些时候，他甚至会非常慷慨。虐待狂的一个典型特征，不是一毛不拔的吝啬，而是一种虽然是潜意识的，却非常积极主动的冲动——挫败他人，剥夺他们的快乐，辜负他们的期望。同伴的任何满足或乐观都必然会激起施虐者想方设法将其毁掉的欲望。如果同伴很想见他，他便露出不快。如果同伴想**，他便性冷淡或者**。他要么什么都不愿去做，要么就不做任何积极的事情。他浑身散发着忧郁的气息，就像一种让人吃了就会抑郁的药。引用阿尔多斯·赫胥黎(11)的话是：“他不需要做什么，他往那儿一站就够了。人们一经传染便会枯萎发黑。”他还说：“这是怎样一种对权力欲的粉饰，怎样一种披着优雅外衣的残忍啊！这又是怎样一种特异功能啊，它的阴霾居然有如此大的传染性，连最高昂的情绪也会被它击溃，任何一点快乐的可能也会被它扼杀。”
与上述表现同样重要的，还有虐待狂的另一种倾向，那就是患者总想蔑视和羞辱他人。他特别热衷于找碴儿，并向他人指出他们身上的毛病和弱点。他凭直觉就知道什么东西会让他人十分敏感并会因此而受伤。他总喜欢用自己的直觉无情地批评、贬低他人。这种行为可能会被他合理化为一种真诚坦率，也可能会被他合理化为想帮助他人的愿望。他可能认为自己会因为怀疑他人的能力或正直而真的感到不安——但假如别人质疑他的这种怀疑是否是真心的，他便会惶恐。这种倾向也可以仅仅表现为一种多疑。他会说：“要是我能够信任那个人就好了！”但是倘若他在梦中不是把那个人变成臭虫就是变成老鼠，他又怎么会信任那个人呢？换言之，他对别人的不信任，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打心底里蔑视他人。如果施虐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蔑视他人的态度，那他只会看到自己因此产生的对他人的不信任感。我们更应当称之为一种对吹毛求疵的热衷，而不仅仅是一种倾向。他不仅把自己的探照灯照向了他人的实际缺陷，还极擅长把自己的过失外化，从而搭起一个用来防范他人的箱子。假如他的行为搅扰到了某人，他便会立马显得对那个人的情绪波动非常在乎，甚至看不起。假如正受他威胁的同伴对他不太坦诚，他便会因为同伴的隐瞒或撒谎而对他严厉斥责。若同伴太过依赖自己，他同样会对同伴严厉斥责，而这种情况却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他对同伴的这种损害不仅表现在语言上，同时还表现在各种蔑视行为上。带羞辱性和蔑视性的性行为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当他以上的各种欲望受挫时，或者当事态反转，施虐者感到自己被掌控、被利用、被蔑视时，他便会怒发冲冠，像发疯了一样。于是乎，在他的想象中，再怎么折磨那个冒犯者，都难解他心头之恨。他可能会拳脚相向，想把对方碎尸万段。这种虐待狂性质的愤怒表现也可能被压抑，代之以一种急性惊恐发作的状态或者某种功能性躯体障碍，这都说明施虐者的内心紧张感增强了。
那么，这些虐待狂倾向意味着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心理需求迫使患者有如此残忍的行为呢？有些人认为虐待狂倾向是性欲倒错的一种表现，事实上，这种假设乃无稽之谈。诚然，它们可以表现在性行为当中。但在这一点上，它们并不例外，也服从一条普遍的规律，那就是，我们的一切态度都必然会在性的方面有所表现——就像它们必然会在我们的工作方式、步态、字迹等方面有所表现一样。还有一点，许多虐待狂性质的追求之所以能得以维持，是因为某种兴奋，或者像我不断在说的那样，是因为澎湃的**。然而，倘若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兴奋或激动的情绪在本质上是关于性的，哪怕个体对它们的感受并非如此，这就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各个兴奋本身都是关于性的；但并没有证据能够支持这个前提。从现象学上来说，虐待狂性质的兴奋与**的放纵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说虐待狂冲动是婴儿时期该倾向的延续，这种说法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小孩儿往往会对动物或更年幼的孩子比较残忍，而且显然也会从中收获乐趣。鉴于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性，有人可能会说，成人的虐待狂倾向只是孩童时期残忍本性的修正；但事实上它不仅仅是一种修正：成人虐待狂倾向的残忍性与孩童时期的残忍性在种类上是不同的。如我们所知，它与孩童时期的残忍性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儿童直截了当的残忍行为所不具备的。儿童的残忍行为似乎只是因为感到被压迫、被羞辱而产生的一种比较简单的反应，他通过对那些更弱的家伙实施报复来肯定自己的权力。确切地说，虐待狂倾向有着更为复杂的根源。此外，像每一种试图用童年经历来直接解释成人的怪僻行为一样，这种比较也避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童年残忍行为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呢？
上述每一种假设都只关注了虐待狂的某个方面——一种关注的是性欲，另一种关注的是残忍行为——而且哪怕是这两种特点它们也都解释不清楚。埃利希·弗洛姆(12)所给出的解释也是如此，尽管他的解释比其他人更加接近本质。弗洛姆指出，虐待狂患者并不是想毁掉那个他所依附的人，而是因为他不能独立生活，必须依靠同伴一起完成一种共生性的生存。事实的确如此，但它还不足以解释个体为什么会被驱迫着去随意摆弄他人的生活，或者为什么会用这样那样的具体形式去随意摆弄他人的生活。
如果我们把虐待狂看作一种神经症症状，那么我们照例不能先去试图解释这种症状，而是要去努力理解引起这种症状的人格结构。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该问题时，我们认识到，那些对自己的生活不会产生强烈无用感的人，绝不会有明显的虐待狂倾向。远在我们通过临床观察发现这种情况之前，诗人们便已经在直觉上感觉到了。无论是在海达·高布乐身上，还是在**者身上，都谈不上使自己有所作为，使生活有点意义的任何可能。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个体无法妥协，便必然会变得怨天尤人。他永远会觉得自己受排挤，永远一败涂地。因此，他开始厌恶生活，厌恶生活中的所有积极面。他在厌恶的同时，还有一种嫉妒情绪油然而生，针对的是那些拥有他所渴望之物的个体。这是感觉自己被生活抛弃的一种痛苦，一种不悦的嫉妒。尼采将这种状态称为“Lebensneid”，德语中也是嫉妒之意。他并不认为别人也有别人的不幸，他觉得：“他们”坐在餐桌旁，而他却饥肠辘辘；“他们”在恋爱、创造、欢悦、健康、自在、有所归属。“他们”的幸福和对快乐的“天真”企盼只会激怒他。如果他得不到幸福和自由，旁人何以能够如此呢？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那个白痴的话来说就是，他不能原谅他们的幸福，他必须践踏别人的幸福。这种心态在一位患肺结核的老师身上有生动的表现，他在学生的三明治上吐痰，并因为自己能把它们捏得粉碎而得意。那是一种有意识的报复性嫉妒行为。而虐待狂想挫败和击溃他人兴致的这种倾向，通常是深深掩藏于潜意识当中的。但其用心与那位老师同样险恶：把自己的不幸分给他人；如果别人也像他一样一败涂地、一蹶不振，他的悲苦便会缓解，因为他不再觉得只有自己在受苦。
为了缓解这种令人苦不堪言的嫉妒情绪，还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酸葡萄”策略，他把这种策略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至于连那些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也能被轻易地骗过。事实上，他的嫉妒心掩藏得如此之深，甚至如果别人提出或暗示了这些嫉妒心的存在，他也会对他们大加讽刺。他只关注生活中痛苦、沉重或者丑陋的一面，这表现的不仅是他的辛酸苦楚，更表现了他想向自己证明他并没错过什么。他总是吹毛求疵，贬低他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这种心态。比如，他会关注一个美女身上不太完美的部位；进了一间屋子，他会把目光放在与其他家具的颜色、尺寸不太搭的家具上；他会挑出某个出色演讲中的唯一一处不足。同样，别人的生活、性格或动机中的任何一点错误，在他看来都是很严重的。如果他比较圆滑世故，便会把这种倾向说成是因为自己对不完美的事物极为敏感。但事实上，他只专注于这些东西，对其余一切都视而不见。
即使他能够缓和自己的嫉妒情绪，卸下怨愤，他的这种看扁一切的态度反过来也会引起一种永久的失望与不满。比如，如果他有子女，他想的主要是他们所带来的负担和责任；如果没有子女，又会觉得自己的人生缺少了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他没有性伴侣，他觉得自己有某种缺失感，想到禁欲的可怕前景便会忧心忡忡；如果他有性伴侣，又会因此觉得很丢脸和羞耻；如果他外出游玩，他会因为各种不便而恼火；如果他不能出去游玩，他又觉得宅在家里很丢人。由于他想不到自己的长期不满根源于自己的内心，他便觉得有理由让别人知道他们是怎样辜负了他，而且有理由无休止地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使别人满足了他的要求，他也从来不会满足。
这种充满怨恨的嫉妒心、看扁一切的倾向以及由此引起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某些虐待狂趋势。我们明白了虐待者为什么非要挫败他人，强加给他人伤害，吹毛求疵，贪得无厌。但我们如果不去深入思考绝望感对他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影响，便无法领会它的破坏程度，也无法理解他自以为是的态度。
尽管他违背了人性美德最基本的要求，但在他心中同时供奉着一个十分高尚、十分严格的理想化道德标准。他是这样一种人（我们前面提到过），他知道自己永远达不到这种标准便灰心丧气，于是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干脆“破罐子破摔”。他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渣男”，并感到一种不顾一切的快意。但他的这种行径只会加大理想化形象与真实形象之间的裂隙，使其变得无法填补。他觉得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十恶不赦了。他的绝望感变得更深，反正已经一无所有了，于是便更加肆无忌惮。只要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他其实就不可能对自己持一种建设性态度。任何想使他变得积极向上的直接行为都必然会不了了之，反而会表现出治疗师对患者情况的无知。
他的自我厌恶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连他自己都不敢正视自己。他便只好使自己强大起来与之抗衡，于是，只好加强身上已有的自以为是的盔甲。他人的一点点批评、忽视或者不赏识，都可能唤起他的自卑感，因此必定会被他当作一种不公而加以拒斥。于是乎，他不得已才把自卑感外化，转而责怪、训斥、羞辱他人。然而这却使他自投罗网，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他越蔑视他人，便越意识不到自己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越强烈、越残酷，他便越绝望。于是，对他人的攻击便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这种过程在前面的例子中已经描述过，那个患者抱怨她的丈夫优柔寡断，而当她意识到她所恼怒的其实是自己的优柔寡断时，便恨不得把自己碎尸万段。
如此看来，我们便开始理解虐待狂患者为何一定要责难他人了。我们现在也明白患者想改造他人，或者至少改造同伴的这种逻辑，是一种强迫性的、常常还带有盲目性的倾向。由于他自己达不到理想化形象的标准，他的同伴就得达到才行；并且一旦同伴没有做到，他便会把对自己的熊熊怒火全都发泄到同伴的身上。他有时也会问自己：“我为什么就不能由他去呢？”但很显然，只要内心的冲突还在持续而且被患者外化，那么这种比较理性的想法就不会有什么用。他通常会把自己对同伴施加的压力合理化为一种“爱”，或者是关心同伴的“成长”。毫无疑问，这压力并不是爱，也不是为了让同伴依照自己的想法和内心法则去发展。事实上，他是想强加给同伴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那就是实现施虐者自己创造的理想化形象。他为了对抗自卑感而建立起来的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使得他在这么做的时候，有着一种自命不凡的信心。
理解了这种内心的挣扎，我们对虐待狂症状所固有的另一个更加普遍的因素就有了更好的认识，那就是一种如同毒药般浸透患者人格中每一个细胞的报复心。他之所以有并且必须有这种报复心，是因为他把自己强烈的自卑感外化了。他的自以为是使他觉得出现的问题跟自己毫不相干，于是他便会认为自己才是受辱者、受害者；由于他不明白他所有的绝望其实都源自他的内心，便自然会把绝望的到来归咎于他人。他们毁了他的生活，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正是这种报复心吞噬了他内心所有的同情和怜悯。我凭什么要同情那些毁了我生活的人——况且他们过得还比我好！在个别的情形中，他的报复欲是有意识的，比如针对他的父母时；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渗透在他全身的性格倾向。
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虐待狂患者是这样一种人，他觉得自己受到排挤，而且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于是便为所欲为，产生一种仇世的态度，把怒火发泄到他人身上。我们现在也明白了，他是想通过让他人不幸来缓解自己的痛苦。但这绝不是全部的解释。单靠破坏性倾向还不能解释多数虐待性追求所表现出的如此澎湃的**。其中必定还有某些好处，某些对施虐者来说更重要的好处。我这样说似乎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我在前面说虐待狂是绝望的结果。一个绝望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希望？还能去追求这种希望？更何况是如此全心全意地追求呢？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患者主观地认为自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为难他人不仅缓解了他忍无可忍的自卑感，同时还给了他一种优越感。改造他人不仅使他收获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对他人的掌控感，还使他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种替代性意义。他在榨取他人的感情时，也为自己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感情生活，缓解了自己的情感贫瘠。当他打败别人时，他得到了一种胜利的得意，这使他自己绝望的失败变得模糊。这种对报复性胜利的渴求，或许是他最强大的动力。
他所有的追求也都是为了满足他对**与兴奋的饥渴。一个健康且内心平衡的个体不需要这种**。他越是成熟，便越不在意它们。但虐待狂患者的感情生活是空虚的，除了愤怒感和胜利感之外，几乎所有的情感都已被扼杀掉了。他的内心充溢着一片死寂，所以需要些猛烈的刺激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