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组建之后，将北大荒的农场改编为部队编制。那时候，我所在的大兴农场变为57团，在团下面新设立一个独立营，叫作武装营。
1972年的初春，我在二连猪号喂猪，奉命到武装营报到。武装营组建毛主席文艺宣传队，新到任的营教导员邓灿点名将我调去。那时，我和他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第一批进北大荒开荒的老人，1958年复员转业官兵。1968年，他负责到北京招收知青，我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报名未被学校批准，曾经找过他，他破例将我招收去了北大荒。这一次，是第二次见面。听说，调我之前，营部几位头头讨论，有人再次提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持反对意见。邓灿力排众议，说肖复兴就是一个北京小知青，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我来到了营部。营部设在三连对面的路口旁，这是一个丁字路口，是进出大兴岛的唯一通道。营部的背后是一片荒原，在一望无际的萋萋荒草的衬托下，营部显得孤零零。那时新盖起来一座红砖房，西边最小的一间，是电话交换台，里面住着一个北京知青小王，一个哈尔滨知青小刘，都是69届的。东边一间稍大些，住着几个三连小学的女老师、三位北京知青、两位天津知青。中间最大的房子，便是营部，办公室兼宿舍，住着教导员邓灿、副教导员和副营长，还有通信员和我。一铺火炕上，晚上睡着我们五个人。其中的这位副营长，便是竭力反对调我来营部的人，他原来是我们二连的连长。
我很快就和大家熟络了起来。通信员喜子，原来是我们二连农业技术员的儿子，我刚到二连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跟屁虫一样，成天跟在我们知青的屁股后面一起玩，自然一见如故。他有辆自行车，为了到各连队通知各种事情，没事的时候，他常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到处疯跑，团部演出露天电影，他更是驮上我，骑上八里地去看电影。
开头的那些天，宣传队其他从各连队调来的人还没来报到，白天，几位领导下地忙去的时候，屋子里就我一个人，交给我的任务是要在这段时间里写一整台的节目。写累了，无聊得很，我便去交换台和小王、小刘聊天。小王爱说，小刘爱笑，交换台房间不大，她们两人整天憋在那里，也闷得慌，我一去，都很高兴，窄小的交换台里，便热闹得像喜鹊闹枝。那时候，小王有个对象，也是北京知青。我对小王说：“什么时候，带你的对象让我们看看！”小王说：“好啊，正好你帮我参谋参谋！”小刘没有对象，小刘值班的时候，小王约会去了，小刘一个人守着交换机，更是无聊，自然更欢迎我去聊天。我问她：“人家小王都有对象了，你怎么没有？眼珠子比眼眉毛高？”她冲我摇摇头说：“我不想找！”我问为什么？她说：“我不想一辈子就待在这儿，我想回哈尔滨！”
中午的时候，我会去隔壁女老师的宿舍，她们下课回来吃饭，人凑齐了，会更热闹。她们见我实在无聊，建议我去学校讲课，作为调节。我去了，上了一节数学课，教室的窗后四面洞开，春天的风吹进来，带着荒原上草木清新的气息。她们坐在教室后面听课，望着她们还有学生明亮又好奇的眼睛，让我的感觉十分良好。
休息天，副教导员和副营长都回家了，只有邓灿留下来，他不仅没结婚，甚至连对象都没有。想想那时候，他三十出头了吧。和他熟了之后，我指着隔壁的女老师宿舍，开玩笑对他说：“你看中哪个了，我替你去说说！”他一摆手，对我和喜子说：“走，打猎去！”便拿起他的双筒猎枪，带着我们两人去了荒原。春天打野兔子，冬天打狍子。打狍子最有意思，狍子见人追上来，会站在那里不动，撅着屁股朝向你，等着挨打，你一打一个准儿，因为狍子的屁股是白色的，一圈圆圆的，像靶子一样，非常醒目。北大荒有两个俗语，一个是“狍子的屁股——白定（腚）”，一般说制订的规矩或条例一点用没有，便会说这句。一个是“傻狍子”，说人傻，不像北京人说傻蛋，而是说傻狍子，含蓄又形象。我第一次吃狍子肉，便是邓灿打到的一只狍子。不过，狍子肉不好吃，很瘦，一点儿不香。邓灿对我说：飞龙和野鸡好吃，什么时候，咱们打一只飞龙或者野鸡吃！可是，他从来没有打到过一只飞龙或野鸡。
宣传队的人到齐后，每天从早到晚排练，这样空闲的日子没有了。只有到了晚上回来睡觉，这座红砖房才又出现在面前，才会让我又想起那些个闲在的日子，到东西两头的屋里和那几个女知青插科打诨的欢乐时光。荒原之夜，星星和月亮都特别明亮，真正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营部的这座红砖房，像是童话中的小屋，即便离开了北大荒那么多年，也常会浮现在梦中，有时会觉得不那么真实，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过。青春时节的痛苦也是美好的，回忆中的青春常会被我们自己诗化而变形。
武装营的历史很短，一年多之后解散。宣传队便也随之寿终正寝，所有人都风流云散。没过多久，我便离开北大荒，调回北京当中学老师。
回北京三年后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上班路过珠市口，在一家早点铺吃早点，和交换台的小王巧遇，我们一眼就认出彼此，她端着豆浆油条跑到我的桌前，兴奋地说起过往，说起营部的那座红房子。说起彼此的现状，才知道她和原来的那个北京知青早就吹了，吹的原因是她查出来一个卵巢出现了问题，不得不做手术摘除。不过，现在，她挺好的，调回北京之后找了个对象结婚，有了一个孩子，日子过得不错。
交换台的小刘，我再也没有见过。2015年的冬天，传来了她病逝的消息，很让我惊讶。她爱笑爱唱爱跳。她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哈尔滨，却那么早就离开了我们。
1987年，我到佳木斯，知道邓灿已经在农垦总局当副局长，家就住在佳木斯。我到他家拜访，见到了他的夫人陈荫萍。我已经知道他们成了一对，但在武装营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和陈荫萍在暗通款曲，信件往来已如长长的流水，合在一起，够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了。陈荫萍原来和我同在二连，也是北京知青，先开康拜因，后当会计。我和她熟悉得很，初到北大荒，她还为我缝过被子，只是同样不知道，其实更早在当年邓灿到北京接收北京知青时，她对邓灿就有了好感，算是一见钟情吧。那一晚，在他们家吃的晚饭，喝的北大荒酒，喝到夜深，月明星稀，物是而人非。
去年中秋节前，我发微信问候邓灿，给我回信的是陈荫萍，没有想到她告诉我老邓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只是初期，虽不严重，却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身体大不如以前。想起以前他带我踏雪荒原打狍子时的情景，恍若隔世。
2004年，我重返北大荒。当年营部的通信员喜子，已经是农场建三江管理局的副局长，他开着辆吉普车迎接我。想起当年他骑着自行车驮着我看露天电影，我指着吉普车对他说：“真是鸟枪换炮了！”要说，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昔日的友情，由于这么长时间的发酵而变得格外浓烈。我请他开车带我到三连走访原来我们二连的铁匠老孙，才知道老孙已经去世，感时伤怀，让我和老孙的爱人忍不住一起落泪。
谁想到临别前的酒席上，喜子喝多了，醉意很浓地对我说起老孙的爱人：“别看你对老孙家的婆子哭，她什么都不是，你看看她家都弄成了什么样子，鸡屎都上了锅台……”这话一下子把我激怒，我指着他的鼻子说：“她什么都不是，那你说说你自己是什么！你当个副局长就人五人六了……”我们竟然反目相向，怒言以对。酒桌前的争吵，都是借着酒劲儿的发酵，现在想想，有些后悔，毕竟同在荒原那座红房子里同吃同住一年多。时间，可以酿造友情，也可以阻断友情吗？
一起回三队的时候，我对他说去看看营部那座红房子。他对我说早拆掉了！我还是坚持要去看看故地，他把吉普车停在丁字路口等我，我一个人向原来营部的方向走去，那里是一片麦海，它前面的大道旁是一排参天的白杨。夏日酷烈的阳光下，麦海金灿灿的，白杨树阔大的叶子被晒得发白，摇晃着发出海浪一样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