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和我是中学同班的同学，大家就都叫他老朱，是因为他长着两撇又浓又黑的小胡子，显得比我们要大，要成熟。他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他主持开支部大会，学生干部有干部的样子，就像唱戏的老生总会有老生的装扮，一举一动都显得老成持重。以后我们一起到北大荒插队，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上台演出节目，他演的也总是干部的形象，在话剧《艳阳天》中，他当然演的是肖长春。上中学那会儿，他自己也处处起着老大哥的表率作用，处处不忘他是个学生干部，非常愿意帮助别人。
其实，他只比我大一岁。
高一那一年，到农村劳动，我突然腹泻不止，吓坏了老师，立刻派人送我回家。派谁呢？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出了村，四周是一片荒郊野地，听说还有狼。老朱说我去送吧！他赶来一辆毛驴车，扶我坐在上面，扬鞭赶出了村。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赶毛驴车，十几里乡村土路，就在他的鞭下、毛驴车的轮下，颠簸着如流逝去。幸亏那头小毛驴还算听话，路显得好走了许多，只是天说黑一下子就黑了下来，四周没有一盏灯，只有星星在天上一闪一闪，一弯奶黄色的月亮如镰如钩，没有在天文馆里见到的星空那样迷人，真觉得有些害怕，尤其怕突然会从哪儿蹿出匹狼。
一路上，我的肚子疼得很，不时还要跳下车跑到路边蹿稀，没有一点气力和老朱说话，只看他赶着车往前走。他也不说话，我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有些怕，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们像被罩在一个黑洞洞的大锅底下，再怎么给自己壮胆，也觉得瘆得慌。那时，我们才十五六岁呀！
终于，看到隐隐约约的灯火闪烁的时候，我们俩都舒了一口气。倒退几十年前，农村和城里的区别就是这样明显，突然间面前出现两排昏黄的路灯，我们知道小毛驴的任务完成了。老朱把我送上公共汽车，向我挥挥手，赶着他的小毛驴车往回走了。那时候的北京城，毛驴车和大汽车就是这样的和平共处，相映成趣。我看见老朱赶着毛驴车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之中，心里忽然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就是这样拉长或缩短的。人和人之间的友谊，有时候就是这样悄悄地滋润着、蔓延在心房的。我不知道老朱独自一人赶着那辆小毛驴车，是怎样回村的。可以想象得到十几里荒郊野外，夜路蜿蜒、夜雾飘散、夜露垂落，不是那么容易走的。
我们的友谊，大概就是从那个夜色苍茫的夜晚开始的。
从那以后，我们渐渐熟了起来。我常到他的家里去，他也常到我家来，我们发现彼此身上有着太多相似的东西，不是命运的巧合，就是生活的轨迹如出一辙。我们两人的出身、经历、家庭状况……非常相似，我有一个疼爱我、为了家早早就出去工作的姐姐，和一个不大听话的弟弟，他也一样，有这样一个让人敬重、同样为了家早早就出去工作的姐姐，和一个让人操心的弟弟；我的家生活不富裕，母亲曾糊纸盒养家，他的母亲一样也曾艰辛地打过麻绳。最巧的是，他的父亲是一家食品厂的会计，我的父亲是税务局的科员，偏巧正负责向他父亲收食品厂的税。还有相同的一点，我们的父亲都曾经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军需官……
我们似乎是走的同一条路，从童年而来，一直走到了这个夜色苍茫的夜晚，心和心忽然碰撞到一起。
童年和少年还没来得及回味，我们就长大了。
1968年的春天，我正在呼和浩特的姐姐家，是老朱一连几封鸡毛信将我召回，他对我说：“北大荒来人招学生去北大荒的农场，下一拨是到山西插队，咱们还是争取到北大荒去吧！”我们彼此都明镜般地清楚，能到北大荒农场去，是我们当时最好的出路了。
我们开始去找北大荒农场来的人磨，那时去北大荒，由于出身，我们都不够格。我们说好了一定要争取去北大荒，而且一定要一起去。许多个夜晚，我们都去泡北大荒来的人的住处，死磨硬泡。大概心诚则灵吧，最后我们两人都被批准了。被批准的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华灯璀璨，春风吹拂，我们非常高兴，毕竟是挺不容易才被批准的，一时的兴奋淹没了一切，以为捡了什么喜帖子。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齐步走。友情这东西，不是美人痣，与生俱来，而是脚底下的泡，靠日子走出来的，日子摞上日子，友情便结上结实的老茧。
分手之际，我和老朱，还有老傅和俊戌四个同班好友，来到崇文门外的崇文食堂，想如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别一样，开怀痛饮一番。掏遍了衣袋，只有老朱掏出两角六分，买一瓶小香槟，倒在四只杯中，瓶底还剩下一点儿，老朱说了句文绉绉的学生腔：“谁还觉得歉然？”没人说话。老朱举起瓶，将瓶中酒分成四份倒在每人的杯中。便一起举杯，再无豪言壮语，默默地一饮而尽。从此，悲欢离合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
我和老朱坐着同一列火车离开的北京，1968年7月20日上午10点28分，这个时间永远在我们的生命中定格。那一天，锣鼓喧天中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我们两人都有些心不在焉，眼睛不住张望着车窗外的站台，希望站台上能够出现我们渴望出现的奇迹。那时，我二十一岁，老朱二十二岁，都有了朦朦胧胧的恋情，我的女朋友是一个小学的同学，他的是邻校女中的同学。我们彼此没有说什么，但都明白同样是等她们。而她们分别对我们两人说要来车站为我们送行。但是，火车开了，她们两人谁也没有出现在站台上。我们两人的失望都一览无余地写在各自的脸上。
当火车刚刚驶出北京站，在建国门前城墙的垛口上，老朱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他的那位女朋友高高地站在古城墙的垛口上，秀发迎风摆动。老朱忽然将半个身子探出车窗，挥着手高喊着她的名字叫道：“给我来信！”
火车在这一刹那风驰电掣而去，再看不见她的身影。五十三年过去了，老朱那喊声依然清晰地回**在我的耳边。这是我见到的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情不自禁的冲动，和他一向的老成持重大相径庭。
五十三年过去了，我们的中学时代，就是在火车飞驰离开北京那一刻，彻底和我们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