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大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入到这一关系之中。第一，政治影响文学；第二，文学介入政治；第三，文学远离政治（文学自律）。
1.政治影响文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关系中，虽然文学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两者均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但是，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政治往往集中体现了该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在整个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政治都居于主导地位。这样，政治影响文学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党对文学的影响。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为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产生了自觉地代表和维护一定阶级利益的政党。政党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在组织和发展本阶级的事业时，对于能够广泛影响群众思想感情的文学不会不闻不问。相反，它一定要努力发展本阶级的文学，为本阶级总的事业服务，并对敌对阶级的文学采取反对态度。这样，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往往会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这样，文学便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政党影响文学的情况由此略见一斑。
第二，政策对文学的影响。一定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是政治对文学的具体要求，而由于政治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文艺政策常常带有强制性。比如，在中国，当毛泽东的《讲话》最终被抽演成“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后，它已经成为一种文艺政策。因此，在毛泽东时代，作家艺术家必须遵循这种政策，并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创作。这一时期所取得的创作成就和产生的创作失误，都可以在这种政策的导向和影响中找到某种答案。
第三，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意识形态有许多种，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交往中，往往会受到后者的影响。与文艺政策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一般来说不具有强制性，它是以人们接受某种政治思想，认同某种意识形态的方式作用于文学活动的。因此，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就更为内在和隐蔽。它既可以表现为旗帜鲜明的政治观点，又可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文学活动和作家、作品的思想倾向和情感态度上。考尔克在分析新好莱坞影片的制作时指出：“美国影片……往往支持主导的意识形态，但却把自己表现为直接的现实，它在给我们娱乐的同时却在支持有关爱情、英雄主义、家庭、阶级结构、性别、历史的被确认的看法。”[2]这里所谓的主导的意识形态，其实就包含着政治意识形态。而美国影片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支持甚至是无意识的，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经过长时间的渗透之后，已经使文艺作品的审美意识形态具有了一种习惯性的表达。因此，表面上看，是审美意识形态对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实际上却是政治意识形态长期影响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识形态的结果。
2.文学介入政治
文学介入政治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首先，在阶级社会里，作家都是一定阶级的一员，因此，他总是要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场上，在一定阶级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观察了解社会生活。他在创作时，对所表现的生活现象，尤其是描写一定的政治事件、政治活动时，总要做出自己的政治的、审美的评价，表明自己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阶级社会里的文学必然会有一定的阶级性，大师的文学作品或明或暗地会显示出一定阶级的政治倾向性。这是中外文学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恩格斯指出：“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3]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屈原、李白、杜甫到施耐庵、曹雪芹，他们的作品也都有着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卢那察尔斯基所谓的“任何作家都是政治家”[4]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此，不管作家承认与否，他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某种政治倾向性。这种政治倾向性可以看作文学在客观层面上对政治的介入。
其次，在特殊的历史语境里，作家、理论家会把文学当成一个特殊的介入政治的工具，因此，他们往往会强化或强调文学艺术的“介入”功能，这又可以看作在主观层面文学对政治的介入。比如，希特勒上台后，其宣传机构利用广播、宣传画和新闻纪录影片等来宣扬纳粹的政策，颂扬德军闪电战的胜利，为造神运动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政治生活审美化的局面，为了与这种战争美学针锋相对，德国理论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谋求的政治审美化，而共产主义对此作出的回答是艺术政治化。”[5]而所谓的“艺术政治化”，实际上就是让作家艺术家投身于斗争中去，把文学艺术当作武器，以牙还牙、以毒攻毒。这是文学介入政治的一个典型例子。其后，法国哲学家萨特也曾提出过类似的文学主张。而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史上，我们也可以找到以文学为武器介入政治的许多例子。
3.文学远离政治
文学远离政治的问题实际上可归结为一个文学自律的问题。因为一些作家和理论家意识到，无论是文学主动介入政治还是被动地依附政治，其实都是处在他律的状态中，从而失去了文学的自主性。沈从文认为，如果文学与政治关系太密切，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即作家的市侩工具化与官僚同流化。尤其是受中国的政治习惯影响，伪民主精神的应用与政治上的小帮闲精神上相通，到时代可竞卖竞选时，这些人就常常学习谄谀群众来争夺群众，到时代需要政治集权时，又常常用捧场凑趣方式来讨主子欢心。写成作品具宣传味，且用商品方式推销，作家努力用心都不免用在作品以外。”[6]阿多诺也认为，布莱希特直接介入现实的戏剧、本雅明“艺术政治化”的主张，最终使文学艺术沦为了政治的传声筒和宣传品，从而丧失了艺术所必须具有的否定性。在阿多诺看来，“这并非一个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的时代，但政治已进入到了自律艺术之中”[7]，这样，艺术也就担负起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伟大的使命，即艺术必须既消除自身的异化因素，又同时积蓄起批判社会的力量，因为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能存活下去。[8]而一旦艺术与政治调情或与政治婚合，它的批判性与否定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多诺在批判布莱希特与萨特的“介入文学”（committed literature）时才指出：
艺术作品，至少是那些拒绝屈从于宣传的艺术作品，之所以缺乏社会影响，其中一个决定性原因在于它们不得不放弃使用那些迎合大多数公众的传播手段。假如不放弃的话，它们就会成为包罗一切的传播系统中的典当品。如果说艺术真有什么社会影响，它并不是通过夸夸其谈的宣讲，而是以微妙曲折的方式改变意识。任何直接的宣传效果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原因大概在于甚至这类作品也往往被看做完全的非理性之作，结果是介入的审美原则反而中断了原本可能会引发实践的机制。[9]
艺术不能为政治做出某种承诺，而应该与政治拉开必要的距离。如果艺术拜倒在政治的石榴裙下，就会使艺术沦落风尘，失去自己的清白之身。而当艺术成为政治审美化架战车上的吹鼓手时，艺术也就像文化工业制作出来的产品一样套上了他律性的枷锁。因此，就像艺术不能够献身于商业一样，艺术同样不能委身于政治，这就是阿多诺在艺术问题看法上的底线。
倡导文学自律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然而一旦进入实际的操作层面，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所谓远离政治或许只是一种姿态，而实际上，这种姿态本身也包含着一种政治态度。英国作家奥威尔指出：“没有一本书是能够真正做到脱离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应该脱离政治，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10]阿多诺也认为：“强调作品的独立自主性，这事本身就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性和政治性。”[11]明乎此，我们才能对远离政治的问题理解得更加辩证一些。
【思考题】
1.如何理解作家的“深入生活和占有生活”？当代作家史铁生因为疾病，每天坐在轮椅上，他不可能像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那样深入生活，为什么他同样写出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作品？
2.鲁迅是怎样论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他与毛泽东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有怎样的区别？为什么？
【辅助阅读材料】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三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童庆炳.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三题.河北学刊，2003（6）.
8.李洁非.《讲话》的深层研读.粤海风，2004（1）.
9.赵勇.本雅明的“讲演”与毛泽东的《讲话》.文学评论，2013（5）.
[1]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62、1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 转引自[美]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周传基、周欢译，18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3]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30～1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 [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蒋路译，3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 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trans. Harry Zohn，London：Fontana Press，1992，pp.234-235.
[6]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见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146页，珠海出版社，1998。
[7] Theodor Adorno，“Commitment”，in Ronald Taylor trans.and ed.，Aesthetics and Politics，London：Verso，1986，p.194.
[8] Theodor Adorno，Aesthetic Theory，trans. C.Lenhardt，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321.
[9] Theodor Adorno，Aesthetic Theory，trans. C.Lenhardt，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344.
[10] [英]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董乐山译，10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11] 转引自刘金涛：《文学与政治》，载《上海文学》，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