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1]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2]，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3]，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4]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作者简介
毛泽东（1893—1976年），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至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抗日战争开始后，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三年内战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之后发动了“大跃进”“**”等运动。主要著作有《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八卷）等。
2.背景知识
若要理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首先需要理解延安整风运动。[5]
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为什么要发动整风运动呢？主要原因是中共在其成立以来的20多年历史中，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去夺取胜利。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1942年春天开始的，但是它却有一个较长的酝酿期和准备期。为什么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绝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之后，又经过成立“调查研究局”“高级学习组”，改组中央党校等一系列铺垫，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并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由此，整风运动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他明确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6]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整风之前，周扬在1941年7月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此文比较重视创作规律，也提出了一些精到的见解。比如，对于延安的革命的现实生活，他认为应当唱赞歌，同时也可以批评缺陷，要“写出它的多方面来”。他主张延安应当有“创作自由”，应该欢迎作家的批评。周扬的这篇文章一方面阐发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方面又结合了延安的具体情况，所以在延安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后，丁玲、罗烽、艾青、王实味等人也相继提出类似观点，主张文学的真实性与独立性，强调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丁玲写有小说《在医院中》和杂文《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揭露了延安生活的阴暗面和缺点；罗烽发表《还是杂文的时代》，认为作家有责任以杂文为武器来清除现实中陈腐的思想行为；艾青则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指出作家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而是“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或是智慧的瞳孔”。紧接着，王实味又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杂文，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他认为政治家的任务“偏于改造社会制度”，而艺术家“偏于改造人的灵魂”，二者各司其职又相依相辅。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延安，其爆炸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正是毛泽东意识到的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充分。这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得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7]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在普遍整风的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在5月2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引言”既出，座谈会在20多天里开了三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几十位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每次开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在23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做了总结发言。在这次发言中，毛泽东谈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学批评标准、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文艺队伍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问题，可以说是高屋建瓴，确实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是也必须指出，《讲话》不同于纯粹的文艺论著，因为毛泽东是以党的领导者身份来谈文艺问题的，所以它的政治策略性很强；另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讲话》是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党领导文艺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它无疑具有正确性和权威性，但把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结论任意引申推广，就难免会产生某些偏颇。
3.文本解读
毛泽东在《讲话》中论及的问题很多，这里节选的部分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其二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关于文艺与生活，毛泽东的看法是这样的：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实际上是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石上。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文学艺术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它是社会存在于文学艺术家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归根到底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决定和制约。“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当毛泽东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显然是对这一原理的发挥和使用。
如果仅仅强调生活对文学艺术的决定作用，很容易陷入机械反映论的泥潭里。而实际上，毛泽东对待这一问题是非常辩证的。即他一方面认为文艺离不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对文艺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文学艺术家对生活的反映总是一种能动的反映。也就是说，艺术反映是经过作家的头脑加工和改造过的。社会生活，是被反映的客体；人的头脑，是反映的主体。文艺作品既然是作家头脑对社会生活反映的产物，就意味着作家在反映生活时会对生活进行分析、选择、加工、改造。只要作家这样做了，其作品也就渗透了作家的主观意识和主体意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才指出：作家艺术家必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里所说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其实就是作家对生活的审美的感受和对生活的理性分析与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作家既有强烈的情感活动的参与，又包含着深刻的理性认识活动。可以说，作家的能动作用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既然社会生活是一座宝库，那里面蕴含着丰富生动的东西，为什么读者不直接看生活却希望读作品呢？毛泽东的解释是这样的，因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这里，毛泽东其实是提出了一个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命题。与此同时，他的思考也与西方现实主义文论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的“典型化理论”接通了。因为在西方，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到卢卡奇，虽然其论述的角度不一，但都意识到塑造典型的重要性；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关注过典型化问题。毛泽东这里所谈到的六个“更”，应该说也是对典型化方式和途径的一种形象的阐释。
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早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在同蔡特金的一次谈话时就已说过：“难道当工农大众还缺少黑面包的时候，我们要把精致的甜饼干送给少数人吗？”[8]他认为工人与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但工人与农民需要一个从普及到提高的过程。要想让他们享受到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就必须对他们实施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和民众训练的工作。然而，列宁在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展开充分论述。
不过，毛泽东的普及与提高的思想，虽然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维度上找到源头，但更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情况得出的结论。因为按照最新的研究成果，《讲话》的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人民本位”。[9]也就是说，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既是《讲话》的逻辑起点，也是《讲话》所有问题的聚焦所在。那么，人民群众亦即工农兵文化水平的现状又如何呢？可以说很不理想。他们大部分不识字，或者仅仅是粗通文墨。面对这样的读者大众，文学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必须得考虑到他们的接受水平，这样普及就变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倘不这样做，只写那些阳春白雪的东西，工农兵大众就看不懂，战争年代文艺所需要发挥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功能就无从谈起。但是光有普及依然是不行的，因为普及是就低不就高，长期使用这种策略只能让人民大众在低层次、低水平的状态徘徊，这样，提高也就成了一个弃之不顾的问题。而如何既在普及中提高，又在提高中普及，说起来容易，一旦落实到文艺创作中可能就会面临很大的难度。因此，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普及与提高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的课题。
童庆炳在思考《讲话》时指出：“毛泽东在《讲话》中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论述，实际上是帮助当时的作家对读者的期待视野作出分析与预测。”他认为，毛泽东首先对读者做了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分析，他把读者群分为两类，一个是暂时还只能接受“下里巴人”的工农兵读者群，一个是喜欢“阳春白雪”的少数人的读者群。这种对读者类型的分析是期待视野观念的理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读者类型的分析，所谓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就只能是一笔糊涂账，无法界说清楚。其次，毛泽东把读者的期待视野看成是一个由低向高的运动过程，从动态发展中辩证地来认识期待视野：工农兵群众现在的接受水平还是“下里巴人”，还需“雪中送炭”，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群众的文化水平、审美能力也正在提高，所以作家、艺术家拿出来的东西要适应群众期待视野的变化，不能老是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也需要搞提高的东西。再次，毛泽东提出了作家、艺术家对工农兵的期待视野既要适应（服务）又要加以提高的科学态度。既要重视普及，适应工农兵读者的水平，又不要总是适应，而要在做群众的学生的同时做群众的先生，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期待视野，做到把“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结合起来，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10]
从期待视野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应该说是一种新颖的思路，显然，这种思路有助于释放隐含在《讲话》中那些深层的东西，也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进一步激活《讲话》的精神，让它与时俱进，来回应当下文学艺术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
[1]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见《鲁迅全集》，第六卷，6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3] “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语文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4]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3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5] 以下关于“整风运动”的史料，主要参考了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整风运动（上）”，624～6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6] 《整顿党的作风》，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8]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4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9] 童庆炳：《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三题》，载《河北学刊》，2003（6）。
[10] 童庆炳：《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三题》，载《河北学刊》，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