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
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1]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God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2]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3]，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别的文学家，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反对”“开口”就是有他们的下场。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4]，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5]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争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譬如今天衣萍[6]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衣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7]——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工夫做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工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工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8]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工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咾——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9]，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10]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11]，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给它一个题目，叫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选自鲁迅：《鲁迅全集·集外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年），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曾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从1927年至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新中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十六卷），2005年又出版修订版《鲁迅全集》（十八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2.背景知识
此文是鲁迅于1927年12月21日下午在上海暨南大学发表的演讲。演讲记录稿最初见于1928年1月29日至30日上海《新闻报》副刊《学海》第182—183期，署“周鲁迅讲，刘率真记”（刘率真即曹聚仁）。后经鲁迅校订后由杨霁云编入《集外集》。这次演讲除曹聚仁记录稿外，尚有两种：一种是章铁民的记录稿，题为《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载1928年2月暨南大学秋野社的《秋野》第3期；另一种是陈翔冰的记录稿，未见。
此次演讲，是通过章衣萍联系，应上海暨南大学秋野社的邀请所作。章衣萍早年曾加入语丝社，与鲁迅有交往。当时为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所著大都为艳情之作，曾受过鲁迅批评。
理解鲁迅的这篇演讲，既需要了解当时大的政治形势，也需要和他此前此后的一些活动、论争和文章联系起来一并考虑。
1926年，鲁迅从北平南下，先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去中山大学供职。但一年之后（1927年10月），鲁迅就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到了上海。现在看来，鲁迅辞职离开的直接原因是中山大学聘请顾颉刚前来任教。顾颉刚曾公开宣称他只佩服胡适和陈源二人，还在厦门大学时，鲁迅对他就很反感，不愿与他共事，但其深层的原因显然与政局的突变有关。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在全国战场取得了一连串的重大胜利，全国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也有了巨大发展，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从这一时期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关心北伐的进展情况的。那些不断传来的胜利消息让他欢欣鼓舞。显然，他的政治态度站在了革命的一边。在这样一种革命的氛围中，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于1927年1月16日前往广州，来到了革命的策源地。然而，在广州待了两个月，鲁迅对这个地方就形成了很糟糕的印象：“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12]“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13]而不久之后所出现的事变恰恰证明了鲁迅的预言。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开始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山大学有40多个学生在这天被逮捕。“四一五”政变后，广州的政治形势马上起了很大变化，鲁迅在这里已很不安全。八个多月的时间，鲁迅目击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巨大事变，终于“被血吓得口呆目瞪”[14]，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前往上海。
因此，“革命”是理解鲁迅这篇讲演的关键词，革命也是当时最大的政治。而对于革命，鲁迅的思考远比一些所谓的革命家或革命文艺家要复杂精深。一方面，革命意味着变革或革新，因此他希望通过革命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另一方面，他所耳闻目睹的种种与革命相关的情况又强化了他固有的怀疑精神。于是他说：“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一餐吃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15]
在此背景上再来思考鲁迅对“革命文学”的看法，我们就不会感到突兀了。在广州期间，鲁迅曾去黄埔军官学校做过一次演讲（1927年4月8日），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在这篇演讲中，他已经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革命文学”的看法：“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创作，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16]鲁迅在上海的这次演讲，其思路可看作广州那次演讲的延续。即都是想阐明一个文学与革命，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只不过两者的角度略有不同。
如果稍往后看看，又可把鲁迅的这篇演讲看作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一个前奏。由于国民党的清党，中国开始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开始重新寻找精神上的支点。一些早期浪漫主义的文化团体如创造社，在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中，也开始由浪漫主义转向革命。当时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等人，还带着青年人特有的冲动和轻率的个性。受苏联革命理论的影响，他们觉得有必要对中国旧的作家队伍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于是，创造社、太阳社的才子们发起了一场声讨鲁迅的文化围剿。在这场围剿中，鲁迅先被描述为“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冯乃超）后来又被定性为“二重反革命”。当时化名杜荃的郭沫若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文中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于是鲁迅被迫应战，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等文章中，鲁迅又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的论述。可以说，只有把这些事件、围剿、论争以及鲁迅个人的境遇联系到一起，再来琢磨他的这次演讲，我们对其命意才能有一个充分的把握。
3.文本解读
在此篇演讲中，鲁迅以文艺与政治的冲突为逻辑起点，论及许多很有价值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文艺与社会；其二是文艺与政治。
在文艺与社会的问题上，鲁迅并不认同那些离开现实人生、躲在“象牙之塔”里营造出来的风花雪月的作品，而是肯定了文学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他说：“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因此，人生的经验、生命的体验是文学写作的重要来源。一个作家如果对当下的现实人生没有体验，他就无法写出真情实感的东西来，而只能是无病呻吟。结合他在1931年的相关论述，这个问题也许会看得更加清楚。在谈到左翼作家是不是必然就能写出无产阶级文学时，鲁迅有如下观点。
日本的厨川白村（H.Kuriyag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17]
在这段论述中，我们看到鲁迅并不反对间接经验的重要性，但是间接的东西有一个前提，即他必须长期浸泡于某种社会人生之中，以至于所见所闻仿佛成了自己经历的一样，然后方可入文。而面对新的社会格局，新的人物和环境，作家则必须感同身受，如此写出来的东西才不至于离谱。
那么，为什么鲁迅要强调感同身受的重要性呢？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鲁迅所欣赏的一条创作原则，但在其背后却隐含着鲁迅的文艺观。早在写《论睁了眼看》时，鲁迅就对他所追求的文学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8]以此观点来看待以往的文艺，尤其是那些才子佳人小说和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作品，它们就全部进入了鲁迅所归纳的“瞒和骗”的写作套路里：“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19]这种恶性循环，已经使中国的文艺病入膏肓。于是鲁迅明确地赞同“为人生的文学”，而所谓“为人生的文学”其实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的文学”，是关注底层民众疾苦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躲在象牙塔里、没有亲身体验如何能够创作出来？因此，当鲁迅在这里强调现实人生的重要性时，他依然是在强调他一贯的文学主张。
关于文艺与政治，鲁迅的论述也相当精彩。在他看来，文艺与政治不可能相安无事，因为冲突很可能是它们二者关系的常态：“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在这里，鲁迅对政治和革命做出了细微的区分。社会革命虽然最终会与政治联系到一起，但革命的目标无异是求新求变；而当文学发展到某一阶段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时，革命也常常成为它必须采用的手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一次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同时也是一次文学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安于现状的文学与革命并不相互排斥，两者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诉求。但是当革命成功或失败，一个政府或政党开始其统治的时候，政治便开始从幕后走到前台，从而成为这个政府或政党利益的集中体现。为了维护政府或政党的利益，政治往往希望社会求稳定求平安，于是，维持现状就成了政治必须奉行的基本原则。文艺不安于现状，政治却要维持现状，这样，两者的冲突就无法避免了。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我们又会看到，鲁迅所说的文艺与政治的冲突其实又是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冲突。那么，为什么文学家与政治家不能握手言和却总是要兵戎相见呢？鲁迅的分析是这样的：“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而一旦他感觉到什么，他往往不会闷在心里，而是会通过种种方式把他感觉到的东西说出来。一些话30年、50年之后说出来可能已不稀奇，甚至已成为一个社会的共识，但是你在30年、50年之前把它说出，无异于石破天惊：“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
当鲁迅如此为文学家定位的时候，他所谓的文学家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家，而是具有了许多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美国当代理论家萨义德（Edward W.Said）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他们“尤其必须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经常被同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诉、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20]结合鲁迅对文学家的使命的相关论述，他的思考与萨义德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既然文艺不安于现状、文学家不满于现状，当革命到来的时候，文学家就应该投身革命，文学也就该变成“革命文学”了吧。表面上看，这样来思考问题似乎很合乎逻辑，但实际上鲁迅却认为存在着问题，因为在革命中，“革命文艺家”没有工夫吟诗作赋，“革命文学”无从谈起；革命成功后，文学家倒是有了闲工夫，这时候，他们“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但“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为什么不是“革命文学”呢？鲁迅的回答是：“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在这里，鲁迅的意思其实很明显，当革命成功之后，“革命”便淡出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这时候，文学家恭维的是“革命”，实际上歌颂的却是当权者的“政治”。而一旦文艺成为政治的附庸，文艺家成为政治的吹鼓手，即意味着革命不再是革命，文艺也不再是文艺。因为其道理鲁迅已在另一篇文章中讲得明明白白：“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21]
当鲁迅如此思考着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时，他的思想其实深深根植于他对“革命”的看法和认识之中。在他看来，革命是永无止境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22]因此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的文学家，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永远的革命者”[23]，而不是把革命挂在嘴上，把革命制作成“打打打，杀杀杀”的东西；更不能把文学当成颂扬革命（政治）的工具。如果文学家不去善待文学，政治家就更有了利用和作践它的借口和理由。也许，鲁迅在他这篇演讲中，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1] 梅兰芳（1894—1961年），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姜妙香（1890—1972年），北京人，京剧演员。梅、姜二人自1916年起同台演出《黛玉葬花》。
[2] 象牙之塔，原是19世纪法国文艺评论家圣佩韦（1804—1869年）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3] 指新月社的一些人。梁实秋在1926年3月27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说：“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其实人力车夫……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
[4] 指汉姆生（K.Hamsun，1859—1952年），挪威小说家。曾当过水手、木工，创作长篇小说《饥饿》，于19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5] 托尔斯泰，即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俄国作家。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战争与和平》是他以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于1863年至1869年。
[6] 衣萍，即章鸿熙（1900—1947年），字衣萍，安徽绩溪人。《语丝》撰稿人之一。
[7] 指吴稚晖。吴稚晖（1865—1953年），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1902年10月，吴稚晖参加《苏报》笔战阵营，猛烈抨击清政府。1916年，任《中华新报》主笔。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
[8] 陈炯明（1875—1933年），字竞存，广东海丰人，广东军阀。1925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鲁迅在1926年6月17日致李秉中信中说：“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
[9] 革命的势力到了徐州，这里指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仍打着“北伐革命”的旗帜，于1927年12月16日占领徐州。
[10] 孙传芳（1885—1935年），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1925年盘踞东南五省，1926年冬，其主力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11] 叶遂宁（C.A.Есенин，1895—1925年），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美革命的诗，如《天上的鼓手》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最后自杀。写有长诗《四旬祭》《苏维埃俄罗斯》等。梭波里（A.Cобoль，1888—1926年），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现实生活而自杀。著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
[12] 鲁迅：《通信》，见《鲁迅全集》，第四卷，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 鲁迅：《在钟楼上》，见《鲁迅全集》，第四卷，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 鲁迅：《三闲集·序言》，见《鲁迅全集》，第四卷，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 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见《鲁迅全集》，第八卷，162～1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见《鲁迅全集》，第三卷，4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7]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见《鲁迅全集》，第四卷，3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8] 鲁迅：《论睁了眼看》，见《鲁迅全集》，第一卷，2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9] 鲁迅：《论睁了眼看》，见《鲁迅全集》，第一卷，240～241页。
[20]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14、15、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1] 鲁迅：《文艺与革命》，见《鲁迅全集》，第四卷，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2] 鲁迅：《黄花节的杂感》，见《鲁迅全集》，第三卷，4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3] 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见《鲁迅全集》，第七卷，2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