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都御史王质特派人到龙场驿凌辱、挖苦王阳明，还克扣他的粮饷。
王质早年在朝廷担任御史，熟悉王阳明的情况。王阳明到龙场驿任职后忙着种粮种菜、挖洞筑房，忙着读书悟道，忽视了官场上的那一套应酬规矩，加上又闹出了一些动静，王质就派了一群亦官亦匪的人来到龙场驿站。这群人来砸场子时，王阳明正在给大家讲课。他们训斥王阳明不识好歹，并作势要揍王阳明。王阳明不动声色，大家却怒了。双方开战，当地人人多势众，来砸场子的人被打得抱头鼠窜。
王质大怒，当时就想调动军队，但又改变了主意。他命令贵州按察司副使毛应奎督促王阳明必须向他道歉。这位毛副使也是浙江余姚人，算是老乡。此前王阳明还曾为他写过一篇《远俗亭》。于是，毛应奎就给王阳明写信晓以利害，要他向王质道歉，哪怕就是写一封道歉信也好。
王阳明沉思片刻后拿起笔来，给贵州按察司副使毛应奎写了封信，信中说：“本地人殴打官府派来的那群差人，并不是我王阳明指使的。那些差人仗势欺人，相信也并非是官府指派的本意。我也没有指使大家去打人，更没有对官府有任何不敬，为何要向他道歉？如果他非要追究，那请转告他，王某在龙场什么磨难没有遇到过？几乎一日三死，再大的事对我也不算什么。王某虽是遭流放的官员，也应该得到尊重。”
据说，这封信一发出，知府当下惭服，立即给王阳明送来了米、肉，还派人来替王阳明劈柴担水。王阳明明确表示拒绝。当地官员又改送金帛、鞍马，唯恐阳明先生不开心。王阳明只收下了粮米柴炭等生活必需品，其他的奢侈品一律敬谢不受。因为自己是被朝廷放逐之臣，要那些会很不好听，也不太合适。
此时的王阳明博学精思，才识卓然，当地秀才、官员纷纷登门求教。
正德四年（1509年）春，一个官员来到了龙冈书院。这个人叫席书，字文同，号元山，四川蓬溪县吉祥乡人。弘治三年（1490年）中进士，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相当于省教育厅副厅长。
据说席书来到贵州也是有目的的。他在户部员外郎（财政部副司长）任上时，云南发生了一场大地震，灾情严重，人心惶惶。朝廷派南京刑部侍郎樊莹到云南巡视。樊莹的调查结果是当地政府荒于政事，救灾不力，导致天灾酿成人祸，于是上书朝廷，请求罢免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对此，席书认为云南发生天灾，责任不在云南，而在朝廷，结果把朝中权贵们全得罪了。于是，他就被打发到这贵州来主管教育。不过，他倒无所谓，既来之，则安之。比王阳明大十一岁的席书希望能为贵州教育做点事。
当他听说王阳明在龙场讲学的事情后，立即亲自前往龙冈书院。席书在京城时就听说过王阳明，知道他致力于圣人之学。席书对此也有一些心得，更有一些困惑，正好前来切磋一番。
席书当年在京城时与王阳明是同僚，在龙场相遇自是十分感慨。他耐心地听了王阳明的课，通报身份后向王阳明提出一个问题：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区别在哪里？哪一个的理论更正确，更值得学习？
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烧脑问题。要知道大明王朝都是崇朱非陆。而王阳明的理论都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观点。如果尝试讲清楚的话，必须找好切入点。
王阳明淡定地回答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这句话是他在龙场顿悟而得，凝聚了他半生的心血。这边的席书闻听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是闻所未闻的观点啊！圣人还能自己修成，那岂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了？
然而，这句话却也如当头棒喝，很有启发性。席书回去后反复思考王阳明的这句话，又有很多疑惑。于是他第二天又到龙场来向王阳明请教。王阳明以禹和稷为例，切磋一番后，席书得到了还算满意的答复。之后席书又带着感悟和迷惘回去琢磨。过了两天他好像又找到新的破绽和理论盲点，感觉说服力还差了点，于是又到龙场与王阳明辩论。
王阳明从“知行”的角度来说明他和朱熹、陆九渊的不同。他说：“朱熹是通过经书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陆九渊是通过静坐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二人虽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可都认为“知行”是有先后次序的。而我却认为，知与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二者是一回事。”
席书又问了另一个问题：“您也提倡静坐，和陆九渊的静坐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说：“陆九渊的静坐是希望从心中得到真理。而我提倡静坐，是因为现在的人心浮气躁，静坐能让他们把心沉静下来，我并没有让人一味静坐去获取真知。”
席书问：“那您从哪里获得真知？”王阳明回答：“真知就在我心中，但必须在事上练，只有去实践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样。”
和王阳明反反复复有过几次深入交流后，席书终于领悟到了王阳明开始对他说的那句话的所有背景和真正含义。席书激动得含泪感叹道：“没想到今日能重睹圣人之学！”
在通透彻底的大智慧面前，席书真正对王阳明的心学感到心悦诚服，越发相信王阳明确是少见的天才人物，也是自己一心想要寻找的最好老师。于是他马上命人修建贵阳书院，并亲自率领贵阳的秀才们来到龙场，礼聘王阳明担任贵阳书院的总教习。
《阳明祠碑记》对此有记载：“阳明之学，言于天下，由贵阳始也。”
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四个字：“知行合一。”当时的人多是依据朱熹“格物致知”的思路，想把世间万物的一切天理都“格”个清楚后再去实践。这种思路既不可行，又徒耗时间和精力。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实际上也就是贯彻“心即理”和“事上练”的思路：天理既然都在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须要做的就是去用实践来验证，而不是去外面再寻找天理。
这种思路的前提是“心外无理”。它假定了世间一切天理都已在心中，不必再去寻找外在天理，而是重在行动，重在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和验证心中之理。这是王阳明心学的闪光点，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心学理论的重要特质。
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王门弟子徐爱来到了贵阳书院看望恩师。
王阳明感到了他乡遇故知的意外之喜。三个月前，正是三年一度的会试之期。在京城，徐爱考中进士，取得了二甲第一百一十三名。他从京城奔赴贵阳，这一路需要近两个月时间。
徐爱就“知行合一”当面向王阳明求教：“当今很多人都知道事父当孝，事兄为悌，可事实上还是不孝不悌，这难道不是说明了知跟行是两件事吗？”
王阳明的回答为：“这是因为知行被私欲蒙蔽，而不是知行的本体。从本体上讲，知行是一致的，所谓知而不行，其实就是不知。圣贤教育人们知与行，就是要恢复知与行的本来面目，不是简单地告诉你如何去知、如何去行。”这里说的本体，就是本来面目，而不是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王阳明强调的是知和行的本体是一致的。
他对“行”还有一个特别的定义：“一念发动处即是行。”起心动念就是“行”。爱慕美色跟厌恶臭味也算“行”。“孝”和“悌”也是这样的。光说知道并不是真知，实践中做到孝悌才能说明知孝悌。因此做不到就不是真知，真正的知就是能做到。知和行其实是一个整体。
徐爱一听很有道理。但是，他心中还有一个问题：“古代圣贤为什么要把知、行分成两个呢？是希望人们有意识地对知和行分别加以研究吗？”
王阳明一听，点头答道：“古人为什么要把知行分开呢？是因为有两种人，一种人冥行妄做，不求甚解；一种人好说空言，不去躬行。所以，将知和行区分开来，是古人为了补救偏弊，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如果真正领会了知与行的含义，一句话就能说清了。现在人却把知与行当成两件事，以为一定得先有知，然后才能行动。我现在如果只讲述讨论如何做知的功夫，等到真正知了才去做行的功夫，那就会让人终生不付诸实践，也终生一无所知。这种弊病由来已久了，我说‘知行合一’正是为了对症下药。”
知与行的本体就是这样。如果掌握了知行合一的要领，就算把它们说成两个也不妨事，本质上它们还是一回事。如果没有领会这个宗旨，光说两个是一回事，又有什么用处呢？只是些无用的空话、大话。
徐爱闻听，顿然领悟。王阳明就是针对当时言行不一的虚矫时风来强调知行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