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一三六《崔损传》（《新唐书》一六七《崔损传》同）略云：
崔损，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后名位卑替，大历末进士擢第。户部尚书裴延龄素与损善，乃荐之于德宗，〔贞元〕十二年以本官（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损〕身居宰相，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祔，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
同书同卷《卢迈传》（《新唐书》一五〇《卢迈传》同）略云：
同书一八八《孝友传·崔沔传》（《新唐书》一二九《崔沔传》同，参《颜鲁公文集》一四《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铭记》）略云：
崔沔，京兆长安人，自博陵徙关中，世为著姓。沔淳谨，口无二言，事亲至孝，博学有文词，母卒，哀毁逾礼。沔善《礼经》，朝廷每有疑义，皆取决焉。
同书一一九《崔祐甫传》（《新唐书》一四二《崔祐甫传》同）略云：
崔祐甫，父沔黄门侍郎，谥曰孝公。家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安禄山陷洛阳，士庶奔迸，祐甫独崎危于矢石之间，潜入私庙，负木主以窜。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此语前已引），及祐甫代衮，荐延推举，无复疑滞，日除十数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八百人，多称允当。朱泚之乱，祐甫妻王氏陷贼中，泚以尝与祐甫同列，雅重其为人，乃遗王氏缯帛菽粟，王氏受而缄封之。及德宗还京，具陈其状以献，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
据此，知崔损虽与沔、祐甫同属博陵崔氏，而一为当世所鄙薄之“破落户”，一为礼法名家。卢迈既是祐甫之甥，其以孝友恭俭著称，必受其父母两系门风之熏习无疑。然则崔沔、祐甫、卢遭之流，乃真山东旧族之代表，可与新兴阶级对垒相抗者也。又《旧唐书》一一九《常衮传》（《新唐书》一五〇《常衮传》同）云：
天宝末举进士，〔作相〕尤排摈非辞科登第者。
而祐甫代衮，用人不拘于进士，岂其意旨与李德裕、郑覃所持之说亦有合欤？是前日常崔之异同，即后来牛李之争执，读史者不可不知其一贯之联系也。三曰：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也，如杜牧《樊川集》七《牛僧孺墓志铭》（参考《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七四《牛僧孺传》及《唐文粹》五六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新唐书》五七上《宰相世系表》“牛氏”条等）云：
八代祖弘以德行儒行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赠文安侯。文安后四世讳凤及，仕唐为中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于公为高祖。文安后五世集州刺史赠给事中讳休克，于公为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赠太尉绍。太尉生华州郑县尉赠太保讳幼闻。太保生公，孤始七岁，长安下杜樊乡东文安有隋氏赐田数顷，书千卷尚存。
寅恪案：《新唐书》七五上《宰相世系表》“牛氏”条与牧之文微有出入。牛弘仕隋，官至吏部尚书，迄未尝一为宰相（见《隋书》四九、《北史》七二《牛弘传》，但两唐书《牛僧孺传》皆谓弘为仆射，似因此可称“相隋”，考旧史弘传止载弘卒后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并未言赠仆射。又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虽亦言赐田等事，但无牛弘相隋之语，《通鉴》二三七“元和三年夏四月”条胡《注》则云：“牛弘相隋”，盖承昔人之误也。可详考《通典》二一《职官典》三“宰相”条，兹不备论），殆以吏部尚书当天官冢宰之误。然此等俱无关宏旨，可不深论。独家有牛弘隋代赐田一事，似僧孺与弘之血统关系确凿可信，但一取与此相类之事即僧孺同党白居易、敏中兄弟家所谓前代先祖赐田者考之，则又不能不使人致疑于新兴阶级之多所依托也。
《白氏长庆集》二九《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云：
初，高祖赠司空有功于北齐，诏赐庄宅各一区，在同州韩城县，至今存焉。
此所谓“有功于北齐”之司空即白建也。据《北齐书》四〇《白建传》（《北史》五五《白建传》略同）略云：
白建字彦举，武平七年卒，赠司空。
是白建卒于北齐未亡以前。其生存时期，周齐二国东西并峙，互相争竞。建为齐朝主兵之大臣，其所赐庄宅何得越在同州韩城，即仇雠敌国之内乎？其为依托，不待辨说也。又《新唐书》七五下《宰相世系表》“白氏”条列白居易、敏中之先世云：
白建字彦举，后周弘农郡守邵陵县男。
此白建既字彦举，与北齐主兵大臣之姓氏名字俱无差异，是即白香山所自承之祖先也。但其官则为北周弘农郡守，与北齐赠司空之事绝不能相容，其间必有窜改附会，自无可疑。岂居易、敏中之先世赐田本属于一后周姓白名某字某之弘农郡守，而其人却是乐天兄弟真正之祖宗，故其所赐庄宅能在后周境内，后来子孙远攀异国之贵显，遂致前代祖宗横遭“李树代桃”之厄耶？今虽难确定此一重公案，而新兴阶级所谓前代赐田之不能作绝对可信之物证，亦由是得以推知也。至白氏亲舅甥之婚配（见近刊《罗贞松先生遗稿》），乃新兴阶级之陋习，宜其为尊尚礼法门风之山东旧族所鄙薄。又白香山之违犯当时名教，坐不孝贬官，虽有政治性质，终亦与其门族渊源不无关系，但非兹篇所能旁及者矣。
复次，《旧唐书》一七二《令狐楚传》（《新唐书》一六六《令狐楚传》略同）云：
令狐楚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后。
《新唐书·令狐楚传》虽删去“自言”二字，据其书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令狐氏条，楚实非出自德棻。然则《旧传》“自言”之语固不应删也。夫楚绹父子继世宰相，尤为牛党之中坚，而其家世谱牒之有所依托，亦与白敏中相同。是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不足信赖，观此可知也。
又，就牛李党派之分画以进士科及旧门族为标识一点尚有须注意者，即李栖筠在天宝末年已以仕进无他途，不得不举进士（见前引《旧唐书·武宗纪》中李德裕语），则贞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词科之高选，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而新兴阶级复已累代贵仕，转成乔木世臣之家矣。如杨收一门者可谓唐末五代间之世家也，观《旧唐书》一七七《杨收传》所云：
杨收自言隋越公素之后。
论曰：“门非世冑，位以艺升。”
可为一例。然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凡借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见《旧唐书》二〇《哀帝纪》“天祐二年三月癸巳”敕文、一一三《裴遵庆传》附枢传及《新唐书》一四〇《裴遵庆传》附枢传等）。
又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倡伎文学有密切关系，孙棨《北里志》所载即是一证。又如韩偓以忠节著闻，其平生著述中《香奁》一集，**艳之词亦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寅恪案：此集冬郎《自序》中“大盗入关”之语实指黄巢陷长安而言。震钧即唐晏作《韩承旨年谱》乃误以大盗属之朱全忠，遂解释诗旨，多所附会，殊不可信也，以不在此篇范围，故不详辨）。然则进士之科其中固多浮薄之士，李德裕、郑覃之言殊未可厚非，而数百年社会阶级之背景实与有关涉，抑又可知矣。
如牛党之才人杜牧，实以放浪著称。《唐语林》七《补遗》所载“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条，“杜舍人牧恃才名颇纵酒色”条，及其《樊川集》中《遣怀七绝》“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之句等皆是其证例。或疑其祖佑既为宰相，而兼通儒，是其人乃名家之子弟，似不可列之新兴阶级中。但详考其家世风习，则知佑之父希望实以边将进用（见《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及《唐文粹》六八权德舆撰《杜佑墓志铭》），虽亦号为旧家，并非士大夫之胜流门族。《旧唐书》一四七《杜佑传》（《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同）云：
〔佑〕在淮南时，妻梁氏亡后，升嬖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寅恪案：权文公铭佑之墓，而不载李氏者，殆为之讳耶？）
又同书一二四《李正己传》附师古传（《新唐书》二一三《藩镇淄青·李正己传》附师古传同）云：
〔贞元〕十五年正月，师古、杜佑、李栾妾媵并为国夫人。
又同书一三五《李齐运传》（《新唐书》一六七《李齐运传》同）云：
末以妾卫氏为正室，身为礼部尚书冕服以行其礼，人士嗤诮。
又同书一八八《孝友传·李日知传》（《新唐书》一一六《李日知传》同）略云：
〔日知〕卒后，少子伊衡以妾为妻，家风替矣。
夫杜氏既号称旧门（见《新唐书》七二上《宰相世系表》“杜氏”条），而君卿所为乃与胡族武人同科，在当时士论，至少亦有如李伊衡之“以妾为妻，家风替矣”之叹。若取较山东士族仍保持其闺门礼法者，固区以别矣。然则牧之以进士擢第，浮华放浪，投身牛党，不独其本人性质近似使然，亦其家世风习与新兴阶级符合所致，实可与前述博陵崔损事并论，盖虽俱称旧门，仍不妨列之新兴阶级中也（可取两唐书《杜佑传》附牧传与《唐语林》七《补遗》“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条附载“牧子晦辞亦好色事”互相参证。知其家风固习于浮薄，不同山东礼法旧门也）。
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参《旧唐书》一九〇下《文苑传》、《新唐书》二〇三下《李商隐传》）。
若柳仲郢处牛李二党之间，则与义山不同，《旧唐书》一六五《柳公绰传》附仲郢传（《新唐书》一六三《柳公绰传》附仲郢传同）略云：
〔公绰〕子仲郢，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牛僧孺镇江夏，辟为从事。仲郢有父风，动修礼法。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后李〕德裕奏为京兆尹，谢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门馆。”德裕不以为嫌。仲郢严礼法，重气义，尝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无禄仕者，仲郢领盐铁时，取德裕兄子从质知苏州院事，令以禄利赡南宅。令狐绹为宰相，颇不悦。仲郢与绹书自明，绹深感叹，寻与从质正员官。仲郢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子玭尝著书诫其子弟。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
考柳氏虽是旧门，然非山东冠族七姓之一，公绰、仲郢父子所出，亦非柳氏显著之房望（见《新唐书》七三上《宰相世系表》“柳氏”条），独家风修整，行谊敦笃，虽以进士词科仕进（公绰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受牛僧孺之知奖，自可谓之牛党，然终用家门及本身之儒素德业，得见谅于尊尚门风家学之山东旧族李德裕，故能置身牛李恩怨之外，致位通显，较李商隐之见弃于两党，进退维谷者，诚相悬远矣。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升沈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分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阙也。
牛李党派之社会背景及其分野界画既略阐明，其朝政竞争胜败进退之史实始易于解释。前论唐代中央政变皇位继承不固定之事迹至德顺之间而止，兹请续述顺宪间永贞内禅隐秘之内容。但因永贞内禅为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勾结之一显著事例，而牛李党派实又起于宪宗元和时之故，此后即取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二事合并言之。所以然者，不仅为纪述便利计，亦因此二事原有内在之关联性，不得分隔论之也。
关于永贞内禅之隐秘，寅恪已于拙著《〈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专论之（载《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甲编》）。故兹于《顺宗实录》避免繁冗，仅录其条目，而略其原文，别更节写其他关于此事者于韩书之后，以供参证焉。
韩愈《顺宗实录》一之
〔王〕伾以〔王〕叔文意入言于宦者李忠言，称诏宣下条。
同书三之
叔文欲带翰林学士，宦者俱文珍等恶其专权，削去翰林之职条。
同书四之
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王伾、李忠言为之内主，〔韦〕执谊执行于外，而中官刘光琦、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者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猜怨条。
同书五之
叔文入至翰林，任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条。
《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上·刘贞亮》即《俱文珍传》（《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俱文珍传》同）略云：
贞元末，宦人领兵，附顺者益众。会顺宗立，淹痼弗能朝，唯〔宦者〕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书，然未得纵，欲遂夺神策兵以自强，即用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收宦者权。而忠言素懦谨，每见叔文，与论事，无敢异同。唯贞亮乃与之争，又恶朋党炽结，因与中人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同劝帝立广陵王为太子监国，帝纳其奏。元和八年卒，宪宗思其翊戴之功，赠开府仪同三司。（此十五字《旧传》之文）
《旧唐书》一五九《路随传》（《新唐书》一四二《路随传》同）略云：
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随进《宪宗实录》，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随奏曰：“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
寅恪案：宪宗之得立为帝，实由宦者俱文珍等之力。文珍与其同类李忠言异趣，故内廷文珍之党竞胜，王伾、王叔文固不待论，而外廷之士大夫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遂亦不得不退败矣。
韩退之本与文珍有连（见《昌黎外集》三《送俱文珍序》及王鸣盛《蛾术编》五七），其述永贞内禅事，颇袒文珍等。其公允之程度虽有可议，而其纪内廷宦官之非属一党及压迫顺宗拥立宪宗之隐秘转可信赖。唯其如此，后来阉寺深不欲外人窥知，所以屡图毁灭此禁中政变之史料也。刘禹锡《梦得外集》九《子刘子自传》述“永贞内禅事”云：
时，太上（顺宗）久寝疾，宰臣用事者都不得召对，而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
梦得在当时政治上与退之处于反对地位者（观《昌黎集》一《赴江陵途中诗》“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冤仇”等语。又三《永贞行》及《忆昨行诗》“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之句，可以为证，其详不能于此言之也），而所言禁中事亦与退之相同。然则韩刘之述作皆当时俱文珍一党把持宫掖胁迫病君拥立皇子之实录，而永贞内禅乃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内廷阉寺党派影响于外朝士大夫之显著事例也。
又《旧唐书》一五九《崔群传》（《新唐书》一六五《崔群传》同）云：
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镈欲加“孝德”二字。群曰：有“睿圣”，则“孝德”在其中矣。竟为镈所构，宪宗不乐，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
寅恪案：皇甫镈以靳惜“孝德”二字构崔群，宪宗竟信其语，因之不乐而出群。据此，宪宗之于其父，似内有惭德也。然则永贞内禅一役必有隐秘不能昌言者，从可知矣。
牛李党派之争起于宪宗之世，宪宗为唐室中兴英主，其为政宗旨在矫正大历、贞元姑息苟安之积习，即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而主持用兵之内廷阉寺一派又与外朝之李党互相呼应，自不待言。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阉寺始终柄权，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维持不改。及内廷阉寺党派竞争既烈，宪宗为别一反对派之阉寺所弒，穆宗因此辈弑逆徒党之拥立而即帝位，于是“销兵”之议行，而朝局大变矣（后来牛李二党魁维州之异同与此点亦有关，不仅由僧孺之嫉功也。可参考《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七四《牛僧孺传》及《唐文粹》五六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集》七《牛僧孺墓志铭》，而《通鉴》二四七“会昌三年三月”条司马光之论及胡三省之《注》尤可注意也）。
《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吐突承璀传》（《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上·吐突承璀传》同）略云：
吐突承璀幼以黄门直东宫，宪宗即位，授内常侍，知内侍省事，俄授左军中尉。〔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诏以承璀为河中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等使。谏官上疏相属，皆言：“自古无中贵人为兵马统帅者”，宪宗不获已，改为充镇州已东招抚处置等使。出师经年无功，承璀班师，仍为禁军中尉。段平仲抗疏，极论承璀轻谋弊赋，请斩之以谢天下。宪宗不获已，降为军器使，俄复为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出为淮南节度监军使，上待承璀之意未已，而宰相李绛在翰林时数论承璀之过，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还，乃罢绛相位，承璀还复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议请立澧王宽为太子，宪宗不纳，立遂王宥。穆宗即位，衔承璀不佑己，诛之。
同书一六四《李绛传》（《新唐书》一五二《李绛传》多采《李相国论事集》，可参读）云：
吐突承璀恩宠莫二，是岁（元和六年）将用绛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为淮南监军，翌日降制，以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绛梗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不协，时议者以吉甫通于承璀，故绛尤恶之。
同书一四八《李吉甫传》（《新唐书》一四六《李栖筠传》附吉甫传同）云：
刘辟反，帝（宪宗）命诛讨之，计未决，吉甫密赞其谋，兼请广征江淮之师，由三峡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从，由是甚见亲信。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请袭父位，吉甫以淮西内地，不同河朔，且四境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为守御，宜因时而取之，颇叶上旨，始为经度淮西之谋。
《新唐书》二〇一《文艺传上·元万顷传》附义方传（《通鉴》二三八“元和七年正月辛未”条同）云：
历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观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闽人也，义方用其亲属为右职，李吉甫再当国，阴欲承璀奥助，即召义方为京兆尹。（寅恪案：《新唐书》及《通鉴》俱采自《李相国论事》集。）
寅恪案：宪宗与吐突承璀之关系可谓密切矣。故元和朝用兵之政策必为在内廷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所主持，而在外朝赞成用兵之宰相李吉甫其与承璀有连，殊不足异也。至《旧唐书》一三七《吕渭传》附温传（《新唐书》一六〇《吕渭传》附温传同）云：
〔元和〕三年吉甫为中官所恶，将出镇扬州，温欲乘其有间，倾之。
其所谓“中官”疑是宦官中之别一党派，与吐突承璀处于反对之地位者也。
《旧唐书》一六七《李逢吉传》（《新唐书》一七四《李逢吉传》同，并参《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六六《令狐楚传》）云：
时，用兵讨淮蔡，宪宗以兵机委裴度。逢吉虑其成功，密沮之，繇是相恶。及度亲征，学士令狐楚为度制辞，言不合旨。楚与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罢楚学士，罢逢吉政事。
同书一七〇《裴度传》（《新唐书》一七三《裴度传》同，并参《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〇一《萧瑀传》附俛传、《旧唐书》一六八、《新唐书》一七七《钱徽传》等）云：
先是，诏群臣各献诛吴元济可否之状，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俛语尤切。唯度言：贼不可赦。
《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同，并参考《新唐书》一七四《牛僧孺传》，《旧唐书》一四八、《新唐书》一六九《裴垍传》，《旧唐书》一五八、《新唐书》一六九《韦贯之传》，《旧唐书》一六四、《新唐书》一六三《杨于陵传》，《旧唐书》一六九、《新唐书》一七九《王涯传》，《旧唐书》一四《宪宗纪下》“元和三年夏四月”条，《通鉴》二三七“元和三年四月”条等）云：
李宗闵，宗室郑王元懿之后，贞元二十一年进士擢第，元和四年（寅恪案：“四年”当作“三年”）复登制举贤良方正科。初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与僧孺同年登制科。应制之岁，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考策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等又第其策，为中等，又为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语，同为唱诽。又言：翰林学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选，考核之际不先上言，裴垍时为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异同。吉甫泣诉于上前，宪宗不获已，罢王涯、裴垍学士。垍守户部侍郎，涯守都官员外郎，吏部尚书杨于陵出为岭南节度使，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出为果州刺史，王涯再贬虢州司马，贯之再贬巴州刺史。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随牒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为监察御史。
《旧唐书》一七一《张仲方传》（《新唐书》一二六《张九龄传》附仲方传同，并参考《白氏长庆集》六一《张仲方墓志铭》）略云：
张仲方，韶州始兴人，伯祖文献公九龄开元朝名相。仲方贞元中进士擢第，宏辞登科，历侍御史仓部员外郎。会吕温、羊士谔诬告宰相李吉甫阴事，二人俱贬。仲方坐吕温贡举门生，出为金州刺史（寅恪案：此亦座主门生关系密切之例证）。吉甫卒，入为度支郎中。时太常定吉甫谥为恭懿，博士尉迟汾请为敬宪。仲方驳议曰：“兵者凶器，不可从我始。师徒暴野，戎马生郊，僵尸血流，胔骼成岳，酷毒之痛号诉无辜。剿绝群生，迨今四载，祸胎之肇实始其谋。请俟蔡寇将平，天下无事，然后都堂聚议，谥亦未迟。”宪宗方用兵，恶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贬为遂州司马。
同书一七二《萧俛传》（《新唐书》一〇一《萧瑀传》附俛传同）略云：
萧俛曾祖太师徐国公嵩开元中宰相，俛贞元七年进士擢第，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学士，九年改驾部郎中，知制诰，内职如故，坐与张仲方善。仲方驳李吉甫谥议，言用兵征发之弊由吉甫而生。宪宗怒，贬仲方，俛亦罢学士，左授太仆少卿。
同书一七九《萧遘传》（《新唐书》一〇一《萧俛传》附遘传同）略云：
萧遘，兰陵人，开元朝宰相太师徐国公嵩之四代孙（寅恪案：“四”字误）。遘以咸通五年登进士第，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
寅恪案：新兴阶级党派之构成，进士词科同门之关系乃一重要之点，前论李绛及杨嗣复事已涉及之。今观《李宗闵传》，益为明显。至李吉甫为人固有可议之处，而牛李诋斥太甚，吉甫亦报复过酷，此所以酿成士大夫党派竞争数十年不止也。张仲方乃九龄之侄孙，九龄本为武后所拔擢之进士出身新兴阶级。据《大唐新语》七《识量篇》（参考《旧唐书》一〇六《李林甫传》、《新唐书》二一六《张九龄传》、《通鉴》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冬十月”条）云：
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张九龄谏曰：“不可。”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岂有门籍？”九龄顿首曰：“〔臣〕荒陬贱类，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士耳，羞与绛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
又《国史补·上》（参考《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云：
张燕公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
及《新唐书》一九九《儒学传中·孔若思传》附至传云：
明氏族学，与韦述、萧颖士、柳冲齐名，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剟去之。说子垍方有宠，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纷纷邪？”垍弟素善至，以实告。初，书成，示韦述，述谓可传，及闻垍语，惧，欲更增损。述曰：“止！丈夫奋笔成一家书，奈何因人动摇，有死，不可改！”遂罢。时述及颖士、冲皆撰《类例》，而至书称工。
可知始兴张氏实为以文学进用之寒族，即孔至之所谓“近世新族”之列。宜乎张说与九龄共通谱牒，密切结合，由二人之气类本同也。因是，九龄侄孙仲方与山东旧门李吉甫气类绝不相近，亦成为反对之党。若兰陵萧氏元是后梁萧詧之裔，而加入关陇集团，与李唐皇室对于新旧两阶级之争得处于中立地位者相似。故萧俛由进士出身，成为牛氏之党，而萧遘虽用进士擢第，转慕李文饶之为人，乃取以自况也。
元和朝虽号称中兴，然外朝士大夫之党派既起，内廷阉寺党派之竞争亦剧，遂至牵涉皇位继承问题，而宪宗因以被弑矣。
《旧唐书》一七五《澧王恽传》（《新唐书》八二《澧王恽传》同）云：
澧王恽，宪宗第二子也，本名宽。吐突承璀恩宠特异，惠昭太子薨，议立储贰，承璀独排众议属澧王，欲以威权自树。赖宪宗明断不惑，及宪宗晏驾承璀赐死，王亦薨于其夕。
同书一五九《崔群传》（《新唐书》一六五《崔群传》同）云：
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时为遂王，宪宗以澧王居长，且多内助，将建储贰，命群与澧王作让表。群上言曰：“大凡己合当之，则有陈让之仪；己不合当，因何遽有让表？今遂王嫡长，所宜正位青宫。”竟从其奏。
同书一八四《宦官传·吐突承璀传》（《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上·吐突承璀传》同）云：
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议请立澧王宽为太子，宪宗不纳，立遂王宥，穆宗即位，衔承璀不佑己，诛之。（前文已引，兹为论述之便利，特重录之。）
同书同卷《王守澄传》（《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同，并参考《旧唐书》一四、《新唐书》七《宪宗纪》及《旧唐书》一五九、《新唐书》一四二《韦处厚传》中“不讳内恶”之语）云：
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等弒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时守澄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
《通鉴》二四一“元和十五年正月”条（参考《旧唐书》一二〇、《新唐书》一三七《郭子仪传》附钊传）云：
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宪宗）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穆宗）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钊，太子之舅也。
《新唐书》八《宣宗纪》云：
大中十二年二月废穆宗忌日，停〔穆宗〕光陵朝拜及守陵宫人。
《通鉴》二四九“大中十二年二月甲子朔”条纪此事，胡《注》云：
以陈弘志弒逆之罪归穆宗也。
裴廷裕《东观奏记·上》云：
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宣宗）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锄恶党无漏网者。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与一二侍儿同升勤政楼，倚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通鉴考异》“大中二年”条引《〔宣宗〕实录》，并附按语云：
〔大中二年〕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寝疾，权不听政，宰臣率百僚问太后起居。己卯复问起居，下遗令。是日太后崩。初上（宣宗）篡位，以宪宗遇弒，颇疑太后在党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六月贬礼院检讨官王皡为润州句容令，以皡抗疏请郭后合葬景陵（宪宗陵名）配飨宪宗庙室故也。
〔司马光〕按，《实录》所言暴崩事，皆出《东观奏记》，若实有此事，则既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诏云“以太后寝疾，权不听政”？若无此事，廷裕岂敢辄诬宣宗？或者，郭后实以病终，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礼，故皡争之，疑以传疑，今参取之。
寅恪案：元和末年内廷阉寺吐突承璀一派欲以澧王恽继皇位，王守澄一派欲立遂王宥即后来之穆宗，竞争至剧。吐突承璀之党失败，宪宗遇弒，穆宗因得王守澄党之拥戴而继位矣。至郭后乃穆宗之生母，其预知弑逆之谋，似甚可能。司马君实所论虽不失史家审慎忠厚之旨，但参取两端，颇近模棱，难以信从。盖裴廷裕比穆宗于商臣，若非确有所据，必不敢为此诬妄之说也。鄙意郭后之暴崩傥果出于宣宗之志，则崩前一日何不可预作伏笔？或者，即因有前日寝疾之诏，遂促成次日暴崩之事乎？总之，宫掖事秘，虽不宜遽断，然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阉寺党派之竞争二端，与此唐室中兴英主宪宗之结局有关，则无可疑也（钟辂《前定录》“李生”条亦纪懿安太后为宣宗幽崩事，又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记》四所载郭太后被药杀事，则年月名号俱有讹误也）。
复次，内廷阉寺中吐突承璀之党即主张用兵之党既失败，其反对党得胜，拥立穆宗，故外朝宰相即此反对党之附属品，自然亦不主张用兵，而“销兵”之议遂成长庆一朝之国策矣。
《旧唐书》一六《穆宗纪》云：
长庆元年二月乙酉，天平军节度使马总奏：当道见管军士三万三千五百人，从去年正月已后，情愿居农者放，逃亡者不捕。先是平定河南，及王承元去镇州，宰臣萧俛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之议，请密诏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八人逃死，故总有是奏。
同书一七二《萧俛传》（《新唐书》一〇一《萧瑀传》附俛传略同）云：
穆宗乘章武（宪宗）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销兵”。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遣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此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
寅恪案：“销兵”之数每年仅限百分之八，且历时甚短，其所以发生如是之大影响者，盖当时河朔为胡化区域，其兵卒皆善战之人，既被裁遣，“合而为盗”，遂为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而中央政府征募之人自然不能与河朔健儿为敌也。
又《旧唐书》一六六《元稹传》（《新唐书》一七四《元稹传》略同）云：
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
《新唐书》一七九《李训传》（参考《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云：
宦人陈弘志时监襄阳军，训启帝（文宗）召还，至青泥驿，遣使者杖杀之。复以计白罢〔王〕守澄观车容使，赐鸩死。又逐西川监军杨承和、淮南韦元素、河东王践言于岭外，已行，皆赐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诏剖棺鞭尸，元和逆党几尽。
据《新唐书·李训传》明言崔潭峻为元和逆党，但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弒，则《旧唐书·元稹传》“长庆初潭峻归朝”之语微有未妥，故《新唐书·元稹传》改作“长庆初潭峻方亲幸”也。夫潭峻既为拥立穆宗之元和逆党中人，其主张“销兵”自不待言，于是知元才子《连昌宫词》全篇主旨所在之结句“努力庙谟休用兵”一语，实关涉当时政局国策，世之治史读诗者幸勿等闲放过也（参考一九三二年六月《清华学报》拙著《读〈连昌宫词〉质疑》。又宦官王践言为元和逆党之一，而文宗大和九年八月丙申诏书以李德裕与之连结者，盖践言曾言送还吐蕃悉怛谋之非计，与德裕主张相合，李训、郑注遂借之以为说耳。详见《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旧唐书》一七四、《新唐书》一八〇《李德裕传》等，兹不能悉论也）。
《新唐书》八《敬宗纪》（参考《旧唐书》一七上《敬宗纪》）略云：
敬宗讳湛，穆宗长子也，始封鄂王，徙封景王。长庆二年穆宗因击球暴得疾，不见群臣者三日，左仆射裴度三上疏请立皇太子，而翰林学士两省官相次皆以为言。穆宗疾少间，宰相李逢吉请立景王为皇太子（癸巳诏以景王为皇太子）。四年正月穆宗崩，丙子皇太子即皇帝位。
《旧唐书》一七三《李绅传》（《新唐书》一八一《李绅传》同）略云：
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储贰，唯臣备知。时翰林学士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而逢吉固请立陛下，李续之、李虞继献章疏。”帝虽冲年，亦疑其事。会逢吉言：“李绅在内署时，尝不利于陛下，请行贬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执，乃贬绅端州司马。会禁中检寻旧事，得穆宗时封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与绅三人所献疏，请立敬宗为太子。帝感悟兴叹，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由是谗言稍息，绅党得保全。
李德裕党刘轲《牛羊日历》云：
穆宗不豫，宰臣议立敬宗为皇太子，时牛僧孺独怀异志，欲立诸子。僧儒乃昌言于朝曰：“梁守谦、王守澄将不利于上”，又使杨虞卿汉公辈言于外曰：“王守澄欲谋废立”，又于街衢门墙上施榜，每于穆宗行幸处路傍或苑内草间削白而书之（寅恪案：牛党所为殊似今日通衢广张之效颦外国政党宣传标语，岂知中国人早已发明此方法耶？可笑，可叹！），冀谋大乱。其凶险如此。
寅恪案：敬宗为穆宗长子，故外朝诸臣请立为皇储，又值穆宗初即位，元和逆党方盛之时，其党魁王守澄既赞成其事，而穆宗不久即崩，其皇位继承权所以幸未动摇也。然观外廷士大夫如李逢吉、刘轲之流俱借皇储问题互诋其政敌，并牵涉禁中阉寺党魁，则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内廷阉寺党派与外朝士大夫党派互相关系，于此复得一例证矣。
《旧唐书》一七上《敬宗纪》（《新唐书》八《敬宗纪》同）云：
〔宝历二年十二月〕辛丑帝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成，《通鉴》作“澄”）、许文端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克等二十八人饮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即时殂于室内。
《新唐书》八《文宗纪》（《旧唐书》一七上《文宗纪》同）云：
文宗讳昂（初名涵），穆宗第二子也，始封江王。宝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刘克明等矫诏，以绛王悟勾当军国事。壬寅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神策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奉江王而立之，率神策六军飞龙兵诛克明，杀绛王。
《旧唐书》一五九《韦处厚传》（《新唐书》一四二《韦处厚传》同）云：
宝历季年急变中起，文宗底绥内难，诏命将降，未有所定。处厚闻难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义灭亲，内恶必书，以明逆顺，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有所避讳？”遂奉藩教行焉。
《通鉴》二四三“宝历二年十二月”条云：
〔宦官〕刘克明等矫称上（敬宗）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勾当军国事。壬寅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殿外庑。克明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绛王为乱兵所害。
寅恪案：宪宗为宦官所弑，阉人以其为英武之主，威望在人，若发表实情，恐外间反对者借此声讨其族类，故讳莫如深。前论《顺宗实录》事引《旧唐书·路隋传》，可以为证。及敬宗又为宦官所弑，当时阉人初亦应有所顾虑，然其所以卒从韦处厚之说，公开宣布者，则由敬宗乃童昏之君，不得比数于宪宗，遂以为无足讳言也。致敬宗及绛王悟之被弒害，与夫文宗之得继帝位，均是内廷阉寺刘克明党与王守澄党竞争下之附属牺牲品及傀儡子耳，亦可怜哉！斯又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与阉寺党争关系之一例证也。
文宗一朝为牛李党人参杂并进竞争纷剧之时期，故《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同）云：
文宗以二李（寅恪案：二李谓宗闵及德裕也，宗闵代表牛党）朋党，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夫唐代河朔藩镇有长久之民族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而牛李党之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尤长久于河朔藩镇，且此两党所连结之宫禁阉寺，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外更有种族问题，故文宗欲去士大夫之党诚甚难，而欲去内廷阉寺之党则尤难，所以卒受“甘露之祸”也。况士大夫之党乃阉寺党之附属品，阉寺既不能去，士大夫之党又何能去耶？及至唐之末世，士大夫阶级暂时联合，与阉寺全体敌抗，乃假借别一社会阶级即黄巢余党朱全忠之武力，终能除去阉寺之党。但士大夫阶级本身旋罹摧残之酷，唐之皇室亦随以覆亡，其间是非成败详悉之史实虽于此不欲置论，而士大夫阶级与阉寺阶级自文宗以后，在政治上盛衰分合互相关涉之要点，则不得不述其概略也。
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俱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逐最剧之时。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朝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无复前此两党对立、生死搏斗之迹象，此读史者所习知也。然试一求问此两党竞争之历程何以呈如是之情状者，则自来史家鲜有解答。鄙意外朝士大夫明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之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迄至后来内廷之阉寺“合为一片”（此唐宣宗语，见下文所引）全体对外之时，则内廷阉寺与外廷士大夫成为生死不两立之仇敌集团，终于事势既穷，乞援外力，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兹略引旧史，稍附论释，借以阐明唐代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关联变迁之历程于下，或可少补前人之所未备言者欤？
《旧唐书》一六九《李训传》（《新唐书》一七九《李训传》同）略云：
文宗以宦者权宠太过，继为祸胎。元和末弑逆之徒尚在左右，虽外示优假，心不堪之。思欲芟落本根，以雪雠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前与侍讲宋申锡谋，谋之不臧，几成反噬（寅恪案：事见《旧唐书》一六八、《新唐书》一五二《宋申锡传》），自是巷伯尤横。因郑注得幸〔王〕守澄，俾之援训，冀黄门不疑也。训既秉权衡，即谋诛内竖。中官陈弘庆者，自元和末负弑逆之名，忠义之士无不扼腕。时为襄阳监军，乃召自汉南，至青泥驿，遣人封杖决杀。王守澄自长庆已来知枢密，典禁军，作威作福。训既作相，以守澄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罢其禁旅之权，寻赐鸩杀。训愈承恩顾，黄门禁军迎拜戢敛。
同书同卷《郑注传》（《新唐书》一七九《郑注传》同）略云：
是时〔李〕训、〔郑〕注之权赫于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仇丝毫必报。因杨虞卿之狱挟忌李宗闵、李德裕。心所恶者，目为二人之党，朝士相继斥逐，班列为之一空（寅恪案：此事可参考《旧唐书》一七下《文宗纪下》大和九年八月九月有关诸条，及同书一七四《李德裕传》、一七六《李宗闵传》，《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一八〇《李德裕传》等）。注自言有金丹之术，可去痿弱重膇之疾。始李愬自云得效，乃移之〔王〕守澄，亦神其事，繇是中官视注皆怜之。卒以是售其狂谋，而守澄自贻其祸。
同书一八四《宦官传·王守澄传》（《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同）略云：
时，仇士良有翊上之功，为守澄所抑，位未通显。〔李〕训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权，乃以士良为左军中尉。守澄不悦，两相矛盾。训因其恶，大和九年帝（文宗）令内养李好古斋鸩赐守澄，秘而不发。守澄死，仍赠扬州大都督。其弟守涓为徐州监军，召还，至中牟，诛之。守澄豢养训、〔郑〕注，反罹其祸。人皆快其受佞，而恶训、注之阴狡。
《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略同）略云：
《通鉴》二四五“大和九年六月”条（参考《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云：
神策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郑注因之，出承和于西川，元素于淮南，践言于河东，皆为监军。
寅恪案：李训、郑注所以能异于宋申锡，几成扫除阉寺之全功者，实在利用阉寺中自分党派，如王守澄与仇士良、韦元素等之例是也。又当时牛李党人各有其勾结之中官，训、注之进用本皆由于阉寺，故能悉其隐秘，遂欲同时一举将阉寺及士大夫诸党派俱排斥而尽去之也。当日阉寺之党派既是同时并进，互相争斗，达于剧烈之高点，故士大夫之党派各承其反影，亦复如之。斯为文宗一朝政治上最要之关键，前人论此，似少涉及者，特为标出之如此。
《新唐书》一七九《李训传》（《旧唐书》一六九《李训传》同）略云：
〔训〕出〔郑〕注，使镇凤翔，外为助援，擢所厚善，分总兵柄。于是王璠为太原节度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罗立言权京兆尹，韩约金吾将军，李孝本御史中丞。阴许璠、行余多募士，及金吾台府卒劫以为用。〔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帝（文宗）御紫宸殿，约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树。”〔帝〕辇如含元殿，诏宰相群臣往视，还，训奏：“非甘露。”帝顾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验之。训因欲闭止诸宦人，使无逸者。时璠、行余皆辞赴镇，兵列丹凤门外。训传呼曰：“两镇军入受诏旨！”闻者趋入，邠宁军不至，宦人至仗所，会风动庑幕，见执兵者，士良等惊走出。阍者将阖扉，为宦侍叱争，不及闭。训急，连呼金吾兵曰：“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于是有随训入者。宦人曰：“事急矣！”即扶辇，决罘罳下殿趋。训攀辇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训反。”帝曰：“训不反。”士良手搏训而踬，训压之，将引刀靴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领众四百东西来上殿，与金吾士纵击，宦官死数十人。训持辇愈急，至宣政门，宦人郗志荣揕训，仆之，辇入东上阁即闭，宫中呼万岁。会士良遣神策副使刘泰伦、陈君奕等率卫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辄杀，杀诸司史六七百人，复分兵屯诸宫门，捕训党千余人，斩四方馆，流血成渠。
赞曰：李德裕尝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反以台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尝称训天下奇才。德裕曰：“训曾不得齿徒隶，尚何才之云？”世以德裕言为然。（寅恪案：李德裕语见其所著《穷愁志奇才论》。）
寅恪案：此甘露事变之一幕悲剧也。当时中央政权寄托于皇帝之一身，发号施令必用其名义，故政权之争，其成败关键在能否劫持皇帝一人而判定。夫皇帝之身既在北军宦官掌握之内，若不以南衙台府抱关游徼敌抗神策禁旅，则当日长安城中，将用何等兵卒与之角逐乎？此甘露变后所以仅余以藩镇武力对抗阉寺北军之唯一途径，是即崔淄郎之所取用而奏效，但为当世及后世所诟病者也。至谓“以上意说〔北军〕诸将，易如靡风”，则天下事谈何容易！在大和之前即永贞之时，王叔文尝谋夺阉寺兵柄，举用范希朝韩泰，卒无所成（事见韩愈《顺宗实录》五及《旧唐书》一三五、《新唐书》一六八《王叔文传》），况文宗朝宦官盘踞把持之牢固更有甚于顺宗时者乎？而韩退之《永贞行》（《昌黎集》三）所云：
君不见太皇（顺宗）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寅恪案：神策军实宦官所将耳，非天子自将也，退之此语无乃欺人之甚耶？）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
不过俱文珍私党之诬词，非公允之论也。然则李训实为“天下奇才”，文宗之语殊非过誉，较当日外朝士大夫牛李党人之甘心作阉寺附属品者，固有不同矣。李文饶挟私嫌，其言不足信，后之史家何可据之，而以成败论人也！
《通鉴》纪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即二十一日”甘露事变，其结论有云：
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
诚道其实也。至文宗几为阉寺所废，如皮光业《见闻录》之所言者（见《通鉴考异》“大和九年十一月”条及《唐语林》三《方正类》，《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下·仇士良传》末），固有末谛，已为司马君实所指出。但自此以后，唐代皇位之继承完全决于宦官之手，而外朝宰相唯有服从一点，若取下列史料证之，则更无可疑也。
《唐语林》七《补遗》云：
宣宗崩，内官定策立懿宗，入中书商议，命宰臣署状，宰相将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得与禁中事，三十年以来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说？”
又《新唐书》一八二《李珏传》云：
始庄恪太子薨，帝（文宗）属意陈王（成美），已而武宗即位，人皆为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与禁中事？”
盖甘露事变在文宗大和九年，即公元八三五年。宣宗崩于大中十三年，即公元八五九年，夏侯孜所谓“三十年”者，乃约略举成数言之。又李珏之事与夏侯孜不同，其语之意旨亦异。然可据以证知自开成后所谓“建桓立顺，功归贵臣”（刘梦得语，见前引），而外朝宰相固绝难与闻也。
《旧唐书》一七下《文宗纪》（参《旧唐书》一七五、《新唐书》八二《陈王成美传》）云：
〔大和〕六年十月庚子诏：鲁王永宜册为皇太子。
〔开成〕三年九月壬戌上（文宗）以皇太子慢游败度，欲废之。中丞狄兼谟垂涕切谏。是夜移太子于少阳院，杀太子宫人左右数十人。十月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阳院，谥庄恪。
〔开成〕四年十月丙寅制：以敬宗第六男成美为皇太子。
〔开成〕五年春正月戊寅朔上不康，不受朝贺。己卯诏立亲弟颍王瀍为皇太弟，权勾当军国事，皇太子复为陈王。辛巳上崩于大明宫之太和殿。
同书一八上《武宗纪》（《新唐书》八《武宗纪》同，并参考《旧唐书》一七五、《新唐书》八二《陈王成美传》）略云：
武宗讳炎，穆宗第五子，本名瀍。文宗以敬宗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开成〕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迎颍王于十六宅，立为皇太弟。四日文宗崩，皇太弟即皇帝位。陈王成美、安王溶殂于邸第。初，杨贤妃有宠于文宗，而庄恪太子母王妃失宠怨望，为杨妃所谮，王妃死，太子废。及开成末年，帝多疾，无嗣，贤妃请以安王溶嗣，帝谋于宰臣李珏，珏非之，乃立陈王。至是，仇士良欲归功于己，乃发安王旧事，故二王与贤妃皆死。以开府右军中尉仇士良封楚国公，左军中尉鱼弘志为韩国公。
《新唐书》八二《庄恪太子永传》（《旧唐书》一七五《庄恪太子永传》同）略云：
〔大和〕六年立为皇太子，母（王德妃）爱弛，杨贤妃方幸，数谮之，帝（文宗）震怒，群臣连章论救，〔帝〕意少释，然太子终不能自白其谗，是年（开成三年）暴薨。（寅恪案：《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记》亦有杀皇太子之记述，可供参考。）
《通鉴》二四六“会昌元年三月”条（参《新唐书》一〇七《宦者传上·仇士良传》）云：
初，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有宠于文宗，仇士良恶之。上（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杨嗣复出为湖南观察使，李珏出为桂管观察使。士良屡谮弘逸等于上，劝上诛之，乙未赐弘逸、季棱死。
张固《幽闲鼓吹》云：
朱崖（李德裕）在维扬，监军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朱崖（德裕）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邀中堂饮，更无余宾，而陈设宝器图书数床皆殊绝，一席祗奉亦竭情礼。宴罢，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行至汴州，有诏令监淮南军。钦义至，即具前时所获归之。朱崖（德裕）曰：“此无所直，奈何相拒？”悉却与之。钦义感悦数倍，后竟作枢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钦义所致也。
《通鉴》二四六“开成五年九月”纪李德裕入相事，即采用张书，胡《注》云：
史言李德裕亦不免由宦官以入相。
寅恪案：上引文宗、武宗两朝间史料，亦皆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及一时期宫掖阉寺党派竞争决定后，李氏子孙充傀儡，供牺牲，而士大夫党派作阉寺党派之附属品，随其胜败以为进退之明显例证也。又《幽闲鼓吹》载李德裕入相实由杨钦义，鄙意小说家记卫公事多诬词，究其可信与否，未敢确定，即使可信，亦非赞皇入相之主因。据《通鉴》二四七“会昌三年五月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条云：
上（武宗）夜召学士韦琮，以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
是杨钦义以愿悫著闻，不敢依惯例以干预命相，则文饶之入相似非全由钦义之力，可以推知。其时宦官刘弘逸一派与牛党之宰相李珏等翊戴皇太子成美，既遭失败，则得胜之阉寺仇士良、鱼弘志一派自必排去牛党之宰相，而以其有连之李党代之，杨钦义殆属于仇士良派者，此德裕入相之主因也。然则宫掖阉寺竞争之胜败影响于外朝士大夫之进退，于此益得证明而无疑矣。
《新唐书》八《宣宗纪》略云：
宣宗讳忱，宪宗第十三子也。始封光王，本名怡。会昌六年武宗疾大渐，左神策护军中尉马元贽立光王为皇太叔。三月甲子即皇帝位。四月乙亥始听政。丙子李德裕罢。五月乙巳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白敏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通鉴》二四八“会昌六年三月”条云：
上（武宗）疾笃，旬日不能言，诸宦者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一应军国大事令权勾当。甲子上崩，丁卯宣宗即位。
胡《注》：
以武宗之英达，李德裕之得君，而不能定后嗣，卒制命于宦竖，北司掌兵，且专宫禁之权也。
寅恪案：会昌季年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之史实无从详知，但就武宗诸子不得继位之事推之，必是翊戴武宗即与李党有连之一派失败，则可决言。于是宣宗遂以皇太叔之名义嗣其侄之帝位，而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观此益可知矣。胡氏之语甚谛，自会昌六年三月宦官马元贽等于宫中决策后，外朝李党全盛之局因以告终，相位政权自然转入其敌党牛党之手也。
由宪宗朝至文宗朝，牛李争斗虽剧，而互有进退。武宗朝为始终李党当国时期，宣宗朝宰相则属于牛党，但宣宗以后不复闻剧烈之党争。究其所以然之故，自来未有言之者，若依寅恪前所论证，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傥阉寺起族类之自觉，其间不发生甚剧之党争，而能团结一致以对外者，则与外朝诸臣无分别连结之必要，而士大夫之党既失其各别之内助，其竞争遂亦不得不终归消歇也。兹略举一二例，以为证明。
《唐语林》二《政事类》下（参《新唐书》一六九《韦贯之传》附澳传）云：
宣宗暇日召翰林学士韦澳入。上曰：“要与卿款曲，少间出外，但言论诗！”上乃出诗一篇。有小黄门置茶床讫，亟屏之。乃问：“朕于敕使如何？”澳曰：“威制前朝无比。”上闭目摇手曰：“总未，依前怕他。在卿如何？计将安出？”澳既不为之备，率意对曰：“谋之于外廷，即恐有大和事（寅恪案：大和事指甘露事变），不若就其中拣拔有才者，委以计事。”上曰：“此乃末策，朕行之，初擢其小者，至黄，至绿，至绯，皆感恩，若紫衣褂身，即合为一片矣。”澳惭汗而退。
《北梦琐言》五“令狐公密状”条云：
唐大和中阉官恣横，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祸，竟未昭雪。宣守即位，深抑其权，末年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绹〕，欲尽诛之。〔绹〕虑其冤，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遗类矣。”后为宦者所见，于是南〔衙〕北〔司〕益相水火，洎昭宗末崔侍中〔胤〕得行其志，然而玉石俱焚也。
寅恪案：韦澳意欲利用阉人，以制阉人，即李训、郑注之故技。在文宗大和之世用之虽不能成全功，然其初颇亦收效者，以当时阉寺中王守澄与仇士良之徒尚分党派，未“合为一片”，故可资利用也。迨其起族类之自觉，团结一致，以抗外敌，如《唐语林》《北梦琐言》所载大中时事，则离间之术不能复施，此宣宗以后宫禁阉寺一致对外之新形势，不独在内廷无派别，亦使在外朝无党争，统制中央全局，不可动摇分裂，故激成崔胤借助藩镇外来兵力，尽取此辈族类而歼灭之也。
又，读史者或见僖宗时宦官田令孜恶其同类杨复恭、复光兄弟事，因以致疑于宣宗以后阉寺“合为一片”之说者，如《旧唐书》一九下《僖宗纪》所言：
〔中和〕三年六月甲子杨复光卒于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都头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各以其众散去。时复光兄复恭知内枢密，田令孜以复光立破贼功，惮而恶之，故贼平赏薄。及闻复光死，甚悦，复摈复恭，罢枢密为飞龙使。
是也。但检同书同卷“中和三年五月王铎罢行营都统”条云：
时，中尉田令孜用事，自负帷幄之功，以铎用兵无功，而由杨复光建策召沙陀，成破贼之效，欲权归北司，乃黜铎而悦复光也。
然则田令孜虽与杨复恭、复光兄弟不相得，对于外朝士大夫则仍能自相团结，一致敌视。盖当时阉寺南衙北司之界限即阶级族类之意识甚为坚强明显，不欲连结外朝士大夫自相攻击，因亦无从造成士大夫之党派，如以前牛李两党者也。
《新唐书》九《懿宗纪》（参考《通鉴》二四九“大中十三年六月”条《通鉴考异》“咸通二年二月”条，及《容斋随笔》六“杜悰”条）略云：
懿宗讳漼，宣宗长子也，始封郓王。宣宗爱夔王滋，欲立为皇太子，而郓王长，故久不决。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实杀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