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革命依其发源根据地之性质为区别，则有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二类。何以安史之乱以前地方政治革命均不能成功，且无多影响？而中央政治革命亦何以有成功与失败？又唐代皇位之继承常不固定，当新旧君主接续之交往往有宫廷革命，其原因为何？及外廷士大夫党派若牛李等党究如何发生？其分野之界线何在？斯皆前人所未显言而今此篇所欲讨论者也。
上篇言宇文泰以“关中本位政策”创建霸业，隋唐因之，遂混一中国，为极盛之世。《陆宣公奏议》一《论关中事宜状》（参《新唐书》一五七《陆蛰传》、《通鉴》二二八“建中四年八月”条）云：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业，万方底乂，犹务戎备，不忘虑危，列置府兵，分置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既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
寅恪案：陆敬舆所言唐代内外轻重之形势与政治之关系固甚确切，但唐人论事多追颂其祖宗创制之美，此不独臣下立言之体宜然，实亦由于府兵制度之起源及其发展颇有误会所致。盖府兵制为宇文泰当日“关中本位政策”中最要之一端，此政策之实情自唐初以降已不复为世人所知，如李繁之《邺侯家传》为唐人论府兵制主要之书，其间多所未谛，他更无论矣，此事已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详言之，兹可不论。然可由宣公之言推定其在“关中本位政策”犹未完全破坏以前凡操持关中主权之政府即可以宰制全国，故政治革命只有中央政治革命可以成功，地方革命则无论如何名正言顺，终归失败，此点可以解释尉迟迥、徐敬业所以失败，隋文帝、武则天所以成功，与夫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迨玄宗之世，“关中本位政策”完全改变，所以地方政治革命始能成功，而唐室之衰亡实由于地方政治革命之安、史、庞勋、黄巢等之叛乱，及黄巢部将朱温之篡夺也。
或问：唐代在“关中本位政策”即内重外轻之情形未变易以前，其政治革命唯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但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败，其故又安在？应之曰：其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而北门之重要则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势使然，其详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附论都城建筑一节。兹仅略述大意，附载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与宫城北门有关之史实，以资证明焉。
《旧唐书》一二六《李揆传》（参《新唐书》五〇《兵志》及一五〇《李揆传》、《通鉴》“二二一乾元二年三月”条、《十七史商榷》八九“南衙北司”条）云：
时，京师多盗贼，有通衢杀人置沟中者。李辅国方恣横，上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以备巡检。揆上疏曰：“昔西汉以南北军相统摄，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寅恪案：《新传》亦与《旧传》同作“因南军入北军”，其实应作“因北军入南军”，此揆元疏之误，非传写之讹也。《通鉴》此条胡《注》明知其误，犹只云“恐不如此”，亦太谦慎矣），遂安刘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区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变，将何以制之？”遂制罢羽林之请。
又同书一六八《冯宿传》附弟定传（《新唐书》一七七《冯宿传》附弟定传同）云：
改元〔开成〕，御〔宣政〕殿，中尉仇士良请用神策仗卫右殿，定抗疏论罢。
《通鉴》二四五“开成元年正月”载此事，胡《注》云：
南衙十六卫之兵至此虽名存实亡。然以北军卫南衙，则外朝亦将听命于北司，既紊太宗之纪纲，又增宦官之势焰，故冯定言其不可。
据此可知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其情势与西汉南北军所处者适相反。关于西汉南北军制，自宋迄今，论者多矣，可以不赘。兹所欲论者，即唐代北军及都城建置，与中央政治革命之关系一端而已。
《周官·考工记》匠人云：
面朝背市。
据通常之解释，王宫居中，其南为朝，其北为市。故止就宫与市之位置言，则宫在市之南，或市居宫之北也。《考工记》作成之时代虽晚，但必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资料，加以理想化编纂之书，似无疑义。然则所言匠人营国，其宫市之位置必有当日真实之背景者。今知西汉首都之长安，其未央宫南之司马门直抵城垣，并无坊市，而未央宫长乐宫之北则有六街三市，是与《考工记》之文适相符合。岂与此书作成之时代有关耶？至隋代所营建之大兴城，即后来唐代之长安城，其宫近城之北端，而市则在城之南方，其宫市位置适与以前之西汉长安城相反，故唐代之南北军与西汉之南北军其名虽同，而实际之轻重则相殊异也。夫中央政府之命令出于君主一人之身，君主所居之处乃政治剧变时成败之所系。西汉之长安，其宫在城南，故南军为卫宫之武力；唐代之长安，其宫在城北，故北军为卫宫之武力。苟明乎此，则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兹略引有关史事于下：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为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第一次，而太宗一生最艰危之苦斗也。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然高祖起兵太原，建成即与太宗各领一军。及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征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之名臣，可知建成亦为才智之人。至于元吉者，尤以勇武著闻，故太宗当日相与竞争之人绝非庸懦无能者，又况建成以嫡长之名位，而内得高祖宫闱之助乎？太宗终能于玄武门一击，而建成、元吉仓卒败亡，似此二人曾绝无计虑及准备者，颇为不近情理，疑其间必有未发之覆，而相传之史料复多隐讳之处也。
《旧唐书》六八《尉迟敬德传》（《新唐书》八九《尉迟敬德传》略同）略云：
隐太子、巢剌王元吉将谋害太宗，密致书以招敬德，仍赠以金银器物一车，敬德辞。（中略）。敬德曰：“在外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中略）。〔东〕宫〔齐王〕府诸将薛万澈、谢叔方、冯立等率兵大至，屯玄武门，杀屯营将军。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官府兵遂散。
同书同卷《张公谨传》（《新唐书》八九《张公谨传》同）云：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
同书一八七上《忠义传上·敬君弘传》（《新唐书》一九一《忠义传·敬君弘传》同）略云：
武德中为骠骑将军，掌屯营兵于玄武门，加授云麾将军。隐太子建成之诛也，其余党冯立、谢叔方率兵犯玄武门，君弘挺身出战，与中郎将吕世衡并遇害。太宗甚嗟赏之，赠君弘左屯卫大将军，世衡右骁卫将军。
同书同卷《冯立传》略云：
隐太子建成引为翊卫车骑将军，建成被诛，〔立〕率兵犯玄武门，苦战久之，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昨日出兵来战，杀伤我将，何以逃死？”
同书同卷《谢叔方传》略云：
太宗诛隐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门，叔方率〔齐王〕府兵与冯立合军拒战于北阙下，杀敬君弘、吕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护军尉迟敬德传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命释之。
据此，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然则玄武门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变成败之关键，至为明显，但此中实有未发之覆，即玄武门地势之重要，建成、元吉岂有不知，必应早有所防卫，何能令太宗之死党得先隐伏夺据此要害之地乎？今得见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二六四〇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对敌之勇将。常何旧曾隶属建成，而为太宗所利诱。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实任屯守玄武门之职，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窃发。迨太宗既杀其兄弟之后，常何遂总率北门之屯军矣。此亦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至于敬君弘、吕世衡则观太宗数冯立罪所言，殆与常何同为太宗之党欤？史料缺乏，未敢遽定，俟更详考之。
《旧唐书》九一《桓彦范传》（《新唐书》一二〇《桓彦范传》同，并参《旧唐书》一八七上、《新唐书》一九一《忠义传·王同皎传》）略云：
〔张〕柬之遽引彦范及〔敬〕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共图其事。时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彦范与晖因得谒见，密陈其计，太子从之。神龙元年正月彦范与敬晖及左羽林将军李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五百余人讨〔张〕易之、昌宗于宫中。令李湛、李多祚就东宫迎太子。兵至玄武门，彦范等奉太子斩关而入。时则天在迎仙宫之集仙殿，斩易之、昌宗于廊下，明日太子即位。
同书一〇九《李多祚传》（《新唐书》一一〇《李多祚传》同）略云：
少以军功历位右羽林大将军，前后掌禁兵北门宿卫二十余年。神龙初，张柬之将诛张易之兄弟，引多祚筹其事，谓曰：“将军在北门几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将军位极武臣，岂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既感大帝殊泽，能有报乎？大帝之子见在东宫，张易之兄弟擅权，朝夕危逼，诚能报恩，正属今日。”多祚曰：“苟缘王室，唯相公所使。”遂与柬之等定谋诛易之兄弟。
寅恪案：武则天虽居洛阳，然东都宫城之玄武门亦与长安宫城之玄武门同一位置，俱为形势要害之地。中宗复辟之成功，实在沟通北门禁军之故。张柬之既得羽林军统将李多祚之同意，大局即定，虽以武曌之枭杰，亦无抵御之能力矣。
《旧唐书》八六《节愍太子重俊传》（《新唐书》八一《节愍太子重俊传》同）略云：
〔神龙〕三年七月〔重俊〕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武〕三思及〔武〕崇训于其第，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而入，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所在。韦庶人及〔安乐〕公主遽拥帝（中宗）驰赴玄武门楼，召左羽林将军刘仁景等令率留军飞骑及百余人于楼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门楼，宿卫者拒之，不得进。帝据槛呼多祚等所将千骑，谓曰：“汝等并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归顺，斩多祚等，与汝富贵。”于是千骑王欢喜等倒戈斩多祚等，余党遂溃散。
寅恪案：李多祚以一人之身，二次躬率禁军预闻中央政治革命之役，然而前后成败互异者，以神龙三年七月辛丑之役韦后、安乐公主等犹得拥护中宗，及保有刘仁景等一部分之北门卫兵，故能据守玄武门楼之要地，及中宗亲行宣谕，而多祚等所率之禁军遂倒戈自杀，一败涂地矣。然则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与玄武门之地势及守卫北门禁军之关系如是重大，治唐史者诚不宜忽视之也。《旧唐书》八《玄宗纪上》（《新唐书》五《玄宗纪》及《通鉴》二〇九“景龙四年六月”条同）略云：
〔唐隆元年六月〕庚子夜〔上〕率〔刘〕幽求等数十人自苑南入，总监钟绍京又率丁匠百余以从，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持首而至，众皆欢叫大集。攻白兽、玄德等门，斩关而进。左万骑自左入，右万骑自右入，合于凌烟阁前，时太极殿前有宿卫梓宫万骑，闻噪声，皆披甲应之，韦庶人惶惑走入飞骑营，为乱兵所害。
同书五一《后妃传上·中宗韦庶人传》（《新唐书》七六《后妃传·中宗韦庶人传》同，并参考《旧唐书》一八三、《新唐书》二〇六《外戚传·韦温传》）略云：
帝（中宗）遇毒暴崩，后惧，秘不发丧。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召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分为左右营，然后发丧。少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韦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驸马韦捷、韦濯分掌左右屯营。武延秀及温从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嵩典左右羽林军及飞骑。播、璿欲先树威严，拜官日先鞭万骑数人，众皆怨，不为之用。临淄王率薛崇简、钟绍京、刘幽求等领万骑入自玄武门，至左羽林军，斩将军韦璿、韦播及中郎将高嵩于寝帐，遂斩关而入，至太极殿，后惶骇遁入殿前飞骑营，为乱兵所杀。
同书一〇六《王毛仲传》（《新唐书》一二一《王毛仲传》同）云：
初太宗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着画兽文衫，谓之百骑。至则天时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分隶左右羽林营。孝和谓之万骑，亦置使以领之。玄宗在藩邸时，常接其豪俊者，或赐饮食财帛，以此尽归心焉。毛仲亦悟玄宗之旨，待之甚谨，玄宗益怜其敏慧。及〔景龙〕四年六月中宗遇弒，韦后称制，令韦播、高嵩为羽林将军，令押千骑营（寅恪案：《通鉴》“千”作“万”，是，盖中宗已改千骑为万骑矣，温公之精密有如是者），榜棰以取威。其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相与见玄宗诉冤。会玄宗已与刘幽求、麻嗣宗、薛崇简等谋举大计，相顾益欢，令幽求讽之，皆愿决死从命。及二十日夜玄宗入苑中，乙夜福顺等至，玄宗曰：“与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贵，在于俄顷，何以取信？”福顺等请号而行，斯须斩韦播、韦璿、高嵩等头来，玄宗举火视之。又召钟绍京领总监丁匠刀锯百人王，因斩关而入，后及安乐公主等皆为乱兵所杀。
寅恪案：玄宗景龙四年六月二十日夜之举兵，与三年前即神龙三年七月六日节愍太子重俊发动之玄武门事变正复相似，而成败不同者，以玄宗能预结羽林万骑诸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而韦后死党守卫玄武门之羽林禁军统将如韦播、韦璿、高嵩等，皆为其部下所杀故也。
又以上所述自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然此皆诉诸武力，公开决战者。至于武曌之改唐为周，韦氏之潜移政柄，其转变不出闱闼之间，兵不血刃，而全国莫之能抗，则以“关中本位政策”施行以来，内重外轻之势所致也。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乱之后，内外轻重之形势既与以前不同，中央政变除极少破例及极小限制外，大抵不决之于公开战争（唐末强藩与中央政府权臣及阉寺离合之关系构成战乱，其事应列入统治阶级之升降及党派分野范围论之。故凡本书所未能详述者，以义类推之可知也），而在宫廷之内以争取皇位继承之形式出之。于是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续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也。
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已详前述，且其事为世所习知者也。太宗立承乾为皇太子，承乾乃长孙皇后之长子，既居长嫡之位，其他诸子又无太宗之功业声望可以启其窥伺之心者，然承乾终被废弃，而诸子争立，太宗心中之苦闷及其举止之失态，观两唐书《长孙无忌传》所载可知矣。
《旧唐书》六五《长孙无忌传》（《新唐书》一〇五《长孙无忌传》同）云：
寅恪案：太宗盖世英雄，果于决断，而至皇位继承问题乃作如此可笑之状，虽或施用权术，故为失态，借以笼制诸腹心大臣，然其内心之烦恼回惑已臻极点，则无可疑。盖皇位继承既不固定，则朝臣党派之活动必不能止息，太宗之苦闷不堪，实职此之由也。又观于其经此戏剧式之御前会议，建立晋王为太子之后，复欲改立吴王恪，可知当日皇位继承终是摇动不固定之事，因此，太子之嗣位亦不得不别有拥戴扶立之元勋。若皇储之继承权本极固定者，则此辈元勋何从得居拥立之功耶？
至于高宗本庸懦之主，受制于武后，其皇储之不固定夫何足怪？而武曌则为旷世怪杰，既屡屠杀其亲生之子孙，何况区区废立之事？故其皇位继承之不定乃更意中事也。若立子立侄之问题乃属于别一范围，兹不讨论，仅略引有关高宗武曌废立其子之史文于下：
《旧唐书》八六《燕王忠传》（《新唐书》八一《燕王忠传》同）云：
燕王忠，高宗长子也，〔永徽〕三年立忠为皇太子，显庆元年废忠为梁王。
同书七《中宗纪》略云：
永隆元年章怀太子废，其年立为皇太子。弘道元年高宗崩，即帝位，嗣圣元年二月皇太后废帝为庐陵王，其年五月迁于均州，寻徙居房陵。圣历元年召还东都，立为皇太子。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率羽林兵诛〔张〕易之、昌宗，迎皇太子监国。乙巳则天传位于皇太子，丙午即皇帝位。
同书同卷《睿宗纪》略云：
嗣圣元年则天临朝，废中宗为庐陵王，立〔帝〕为皇帝。及革命，改国号为周，降帝为皇嗣，徙居东宫，其具仪一比皇太子。圣历元年中宗自房陵还，请让位于中宗。则天遂立中宗为皇太子，封帝军为相王。景龙四年夏六月中宗崩，临淄王讳〔隆基〕等率兵入北军，诛韦温等。甲辰少帝逊于别宫，是日即皇帝位。
同书一一六《承天皇帝倓传》（《新唐书》八二《承天皇帝倓传》同，又参《旧唐书》八六、《新唐书》八一《孝敬皇帝传》《章怀太子传》）云：
〔李〕泌因奏〔肃宗〕曰：“臣幼稚时念黄台瓜辞，陛下尝闻其说乎？高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与〕天后所生三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弘），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贤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与二弟同侍于父母之侧，无由敢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闻之省悟，即生哀愍，辞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
然最可注意者，实神龙元年正月癸卯（二十日）玄武门之事变，其事自唐室诸臣言之，则易周为唐为中兴复辟；自武则天方面言之，则不过贪功之徒拥立既已指定而未甚牢固之继承储君而已（凡唐代之太子实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继承者，故有待于拥立之功臣也）。此役之是非及其本末今不能详述，所欲论者，即中宗虽复立为皇太子，其皇位继承权实非固定，若全国俱认为必能终继武曌之位，无有可疑者，则五王等更将何所依借，以为号召之口实耶？兹录《通鉴》神龙元年五月甲午以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条《考异》所引，而为司马君实所不取之《统纪》原文，以佐证鄙说焉，其文云：
太后善自粉饰，虽子孙在侧，不觉衰老（其实此语《通鉴》上文已采用之矣）。及在上阳宫不复栉颒，形容羸悴。上（中宗）入见，大惊。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上悲泣不自胜，伏地拜谢死罪。由是〔武〕三思等得入其谋。
此节史料实可解释中宗朝武氏权势不因则天失位而消灭之故，温公转不之信，无乃过于审慎欤？
《旧唐书》八六《殇皇帝重茂传》云：
景龙四年中宗崩，韦庶人立重茂为帝，而自临朝称制。及韦氏败，重茂遂逊位，让叔父相王。
同书同卷《节愍太子重俊传》（《新唐书》八一《节愍太子重俊传》同）云：
〔神龙〕二年秋立为皇太子，时武三思得幸中宫，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训尚安乐公主，常教公主陵忽重俊，以其非韦氏所生，常呼之为奴。或劝公主请废重俊为王，自立为皇太女，重俊不胜忿恨。
寅恪案：殇帝重茂以韦氏败见废，假使韦氏不败，而仿武曌之前例行事，则重茂亦未必能久立，何况其非韦氏所生者乎？重俊起兵失败，已于前言之，兹不复论，但究其所以举兵之由，实以既受武三思父子及安乐公主等之陵忌，明知其皇位继承权至不固定，遂出此冒险之举耳。
睿宗嫡长子成器虽曾居皇太子之位，终以其庶弟隆基（玄宗）功业显著之故，而让皇储之位。是其皇位继承之不固定，无待言矣。至玄宗虽非长嫡，然以诛灭韦氏戴立睿宗之大功得越其嫡兄成器而立为皇太子，此盖有惩于建成太宗之故事，宜其皇位继承权之固定，及考诸记载，殊亦不然，兹略引史文以证明之。
《旧唐书》九五《让皇帝宪传》（《新唐书》八一《让皇帝宪传》同）云：
让皇帝宪本名成器，睿宗长子也。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及睿宗降为皇嗣，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唐隆元年进封宋王。睿宗践阼，将建储贰，以成器嫡长，而玄宗有讨平韦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固让，睿宗乃许之。
同书八《玄宗纪上》（《新唐书》五《玄宗纪》略同）略云：
〔唐隆元年〕七月丙午〔睿宗〕制曰：“第三子〔隆〕基可立为皇太子，”〔景云〕二年二月又制曰：“皇太子〔隆〕基宜令监国，其六品以下除授及徒罪以下并取〔隆〕基处分！”延和元年六月凶党因术人闻睿宗曰：“据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灾，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东宫矣。”睿宗曰：“传德避灾，吾意决矣。”七月壬午制曰：“皇太子可令即皇帝位！”上（玄宗）叩头请所以传位之旨。睿宗曰：“吾因汝功业得宗社，易位于汝，吾知晚矣。”上始居武德殿视事，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皆自决之。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与太平公主同谋，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军作乱，上密知之，因出武德殿，入虔化门，枭常元楷、李慈于北阙。睿宗明日下诏曰：“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军国政刑一事已上并取皇帝处分！”
（寅恪案：《通鉴》二一〇开元元年七月乙丑上皇徙居百福殿）
同书九六《姚崇传》（《新唐书》一二四《姚崇传》同）云：
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岐王范、薛王业皆掌禁兵，外议以为不便，元之（崇本名元崇，因恶与突厥叛人同名，改为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请令公主往东都，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离间兄弟，请加罪，乃贬元之为申州刺史。
同书同卷《宋璟传》（《新唐书》一二四《宋璟传》同）云：
时，太平公主谋不利于玄宗，尝于光范门内乘辇，伺执政以讽之，众皆失色。璟昌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安得有异议？”乃与姚崇同奏请令公主就东都。玄宗惧，抗表请加罪于璟等，乃贬璟为楚州刺史。
同书九七《张说传》（《新唐书》一二五《张说传》同）云：
是岁（景云二年）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相顾，莫能对。说进曰：“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大悦，即日下制皇太子监国。明年又制皇太子即帝位。俄而太平公主引萧至忠、崔湜为宰相。以说为不附己，转为尚书左丞，罢知政事，仍令往东都留司。说既知太平阴怀异计，乃使献佩刀于玄宗，请先事讨之，玄宗嘉纳焉。
寅恪案：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为皇太子，而其皇位继承权仍不固定，其后虽已监国，并受内禅，即皇帝位矣，而其皇位之不安定也如故，必至诛夷太平公主党徒之后，睿宗迫不得已，放弃全部政权，退居百福殿，于是其皇位始能安定，此诚可注意者也。至太平公主欲以羽林军作乱，幸玄宗早知其谋，先发制人，得斩禁军统将常元楷、李慈等，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斯又一例证矣。
《旧唐书》一〇七《废太子瑛传》（《新唐书》八二《太子瑛传》同）略云：
废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开元三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及武惠妃宠幸，〔瑛母赵〕丽妃恩乃渐弛，惠妃之子寿王瑁钟爱，〔惠〕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玄宗震怒，谋于宰相，意将废黜。中书令张九龄奏曰：“今太子既长，无过。”玄宗默然，事且寝。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开元〕二十五年〔惠妃女咸宜公主夫〕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鄂王瑶、光王琚）三人与太子妃兄薛锈构异谋。玄宗遽召宰相筹之。林甫曰：“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锈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
寅恪案：瑛乃玄宗初立之太子，其皇位继承既已不能固定矣，至于此后所立之太子即后来继位之肃宗，其皇位继承权亦屡经动摇，若非乘安禄山叛乱之际拥兵自立为帝，则其果能终嗣皇位与否，殊未可知也。
《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上·高力士传》（参考《通鉴》二一四“开元二十六年”条考异）云：
初，太子瑛废，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属寿王〔瑁〕，帝（玄宗）以肃宗长，意未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尔我家老，揣我何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长而立，孰敢争？”帝曰：“尔言是也。”储位遂定。
《旧唐书》一〇《肃宗纪》略云：
同书一八四《宦官传·李辅国传》（《新唐书》二八〇《宦者传下·李辅国传》同）云：
〔安〕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辅国侍太子（肃宗），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肃宗即帝位，以系人心。
寅恪案：玄宗何以舍寿王瑁而立肃宗为皇太子，此为别一问题，非兹篇所能论及也。惟肃宗既立为皇太子之后，其皇位继承权甚不固定，故乘安禄山叛乱玄宗仓卒幸蜀之际，分兵北走，自取帝位，不仅别开唐代内禅之又一新局，而李辅国因是为拥戴之元勋，遂特创后来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之先例，此甚可注意也。
《旧唐书》一一《代宗纪》略云：
代宗，肃宗长子，〔乾元元年〕四月庚寅立为皇太子。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大渐，所幸张皇后无子，后惧上（代宗）功高难制，阴引越王系于宫中，将图废立。乙丑皇后矫诏召太子，中官李辅国、程元振素知之，乃勒兵于凌霄门，俟太子至，即卫太子至飞龙厩。是夕勒兵于三殿，收捕越王系及内官朱光辉、马英俊等，禁锢之，幽皇后于别殿。丁卯肃宗崩，元振等始迎上于九仙门，见群臣，行监国之礼，己巳即皇帝位于柩前。
同书五二《后妃传下·肃宗张皇后传》（《新唐书》七七《后妃传下·肃宗张皇后传》同）略云：
先在灵武时，太子（代宗）弟建宁王倓为后诬谮而死，自是太子忧惧，常恐后之构祸。后以建宁之隙，常欲危之。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大渐，后与内官朱辉光、马英俊、啖庭瑶、陈仙甫等谋立越王系，矫诏召太子入侍疾。中官程元振、李辅国知其谋，及太子入，二人以难告，请太子在飞龙厩。元振率禁军收越王系、朱辉光等。俄而肃宗崩，太子监国，遂移后于别殿，幽崩，诛马英俊〔等〕。
同书一一六《承天皇帝倓传》（《新唐书》八二《承天皇帝倓传》同）略云：
时广平王（代宗）立大功，亦为张皇后所忌，谮构流言。
同书一八四《宦官传·李辅国传》（《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李辅国传》同）云：
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代宗即位，辅国与程元振有定策功。
同书同卷《宦官传·程元振传》（《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上·程元振传》同）云：
宝应末肃宗晏驾，张皇后与太子（代宗）有隙，恐不附己，引越王系入宫，欲令监国。元振知其谋，密告李辅国，乃挟太子诛越王并其党与。
寅恪案：代宗虽有收复两京之功，而其皇位继承权不固定如此。最可注意者，则为自宝应元年四月乙丑（十六日）事变张皇后失败后，唐代宫禁中武曌以降女后之政柄，遂告终结。而皇位继承之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矣。但阉寺之中又分党派，互有胜败，如程元振等与朱辉光等之争，即是其例。至于李氏子孙无论其得或不得继承帝位如代宗与越王系之流，则皆阉寺之傀儡工具而已。
《旧唐书》一一八《杨炎传》（《新唐书》一四五《杨炎传》同）略云：
李正己上表请杀〔刘〕晏之罪。炎惧，乃遣腹心分往诸道，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会奸邪，谋立独孤妃为皇后，上自恶之，非他过也。
同书同卷《黎干传》（《新唐书》一四五《黎干传》同）云：
大历中德宗居东宫，干及〔宦官刘〕清潭尝有奸谋动摇。
同书一二三《刘晏传》（《新唐书》一四九《刘晏传》同）略云：
时人风言：代宗宠独孤妃，而又爱其子韩王回，晏密启请立独孤为皇后。〔杨〕炎奏言：“赖祖宗福佑，先皇（代宗）与陛下（德宗）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干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
同书一三七《赵涓传》（《新唐书》一六一《赵涓传》同）云：
永泰初，涓为监察御史。时禁中失火烧屋室数十间，火发处与东宫稍近，代宗深疑之。涓为巡使，俾令即讯。涓周历壖囿，按据迹状，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鞫明审，颇尽事情，既奏，代宗称赏焉。德宗时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
寅恪案：此德宗为太子时，其皇位继承权亦不固定之证也。
《新唐书》七《顺宗纪》略云：
大历十四年十二月乙卯立为皇太子，郜国公主以蛊事得罪，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几废者屡矣，赖李泌保护，乃免。
《旧唐书》一三〇《李泌传》（《新唐书》一三九《李泌传》同）云：
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郜国公主交通外人，上（德宗）疑其有他，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亦危，泌百端奏说，上意方解。
寅恪案：《通鉴》二三二“贞元三年六月”条及二三三“贞元三年八月”条载顺宗为皇太子时几被废黜事甚详，盖与《新唐书·李泌传》同采自《邺侯家传》，李繁述其父事虽多溢美，然顺宗当日皇位继承权之动摇则为事实也。
依时代之次序，此下当论述宪宗之事迹。但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且唐代外廷士大夫之牛李党争即起于宪宗元和之世。兹为叙述便利之故，本篇中专论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之事实，则至德宗顺宗之交为止。此后以内廷及外朝之党派关系与皇位继承二端合并论证，而在论证此二端之前，先一言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线焉。
唐代统治阶级在武曌未破坏“关中本位政策”以前，除宇文泰所创建之胡汉关陇集团胡汉诸族外，则为北朝传统之山东士族，凡外廷士大夫大抵为此类之人也。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如范阳卢氏者，山东士族中第一等门第也，然魏收著《魏书》，其第四七卷《卢玄传》论（李延寿于《北史》三〇卢玄等传论即承用伯起元文）云：
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业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
其实伯起此言不独限于北魏时之范阳卢氏，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魏晋之际虽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惟一之标准者也。此点关系两晋、南北朝士族问题之全部，兹篇殊难详悉考辨。故除上引《魏书·卢玄传》论之关于河北者外，更举关于江左一事，以为例证，其余不能多及，但可以类推也。
《旧唐书》一九〇上《文苑传上·袁朗传》（《新唐书》二〇一《文艺传上·袁朗传》同）略云：
袁朗，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虽琅邪王氏继有台鼎，而历朝首为佐命，鄙之不以为伍。朗孙谊又虞世南外孙，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尝因视事，司马清河张沛通谒，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谊揖之曰：“司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谊曰：“司马何言之失？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瞻，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利禄，作时柱石，见危致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沛怀惭而退，时人以为口实。
寅恪案：袁谊、张沛之言皆是也，不过袁说代表六朝初期门第原始本义，张说代表六朝后期及隋唐时代门第演化通义，其分别如是而已，然于此亦可观古今世变矣。又袁谊“山东人尚于婚媾”之言，可取与《新唐书》一九九《儒学传中·柳冲传》附载柳芳论氏族文中
山东之人尚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
诸语参证。其实袁张之异同亦涉及地域及种族问题，匪仅古今时间之关系，但此非本篇所能具论者也。
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此事寅恪尝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论之，兹不复赘。但东汉学术之重心在京师之太学，学术与政治之关锁则为经学，盖以通经义、励名行为仕宦之途径，而致身通显也。自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以后，学术重心自京师之太学移转于地方之豪族，学术本身虽亦有变迁，然其与政治之关锁仍循其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之一贯轨辙。此点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实与唐高宗、武则天后之专尚进士科，以文词为清流仕进之唯一途径者大有不同也。由此可设一假定之说：即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而放浪才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之子弟者，则因旧日之士族既已沦替，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统治地位，仍未具旧日山东旧族之礼法门风，其子弟逞才放浪之习气犹不能改易也。总之，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空间时间既非绝对隔离，自不能无传染熏习之事。但两者分野之界画要必于其社会历史背景求之，然后唐代士大夫最大党派如牛李诸党之如何构成，以及其与内廷阉寺之党派互相勾结利用之隐微本末，始可以豁然通解，请略征史实，以证论之。
《旧唐书》一八上《武宗纪》“会昌四年末”载宰相李德裕之言（参考《新唐书》四四《选举志》，又《唐语林》一《言语类》“李太尉德裕未出学院”条，谓“德裕父吉甫劝勉德裕应举”及“玉泉子李德裕以己非科第”条所言，恐皆不可信）云：
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歧，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目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新唐书》四四《选举志》（参考《旧唐书》一七三《郑覃传》、王定保《摭言》一“散序进士”条等）略云：
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得不罢。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旧唐书》一七四《李德裕传》（《新唐书》一八〇《李德裕传》同，又参考“玉泉子李卫公以己非科第”条）略云：
李德裕，赵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赵国公。元和初宰相，德裕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
《新唐书》一六三《柳公绰传》附仲郢传云：
知吏部铨，〔李〕德裕颇抑进士科，仲郢无所徇，是时以进士选，无受恶官者。
《旧唐书》一七三《郑覃传》（《新唐书》一六五《郑珣瑜传》附覃传同）略云：
郑覃（荣阳人），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荫补弘文校理。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文宗）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大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宗闵以覃与李德裕相善，薄之，奏罢〔覃翰林〕侍讲学士。文宗好经义，心颇思之，六年二月复召为侍讲学士。七年春李德裕作相，以覃为御史大夫。文宗尝于延英谓宰相曰：“殷侑通经学，颇似郑覃。”宗闵曰：“覃侑诚有经学，于议论不足听览。”李德裕对曰：“覃尝嫉人朋党，为宗闵所薄故也。”八年德裕罢相，宗闵复知政，与李训、郑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绅。二人贬黜，覃亦左授秘书监。九年六月杨虞卿、李宗闵得罪长流，复以覃为刑部尚书，迁尚书右仆射。训、注伏诛，以本官同平章事。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初紫宸对上（文宗）语及选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帝曰：“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方镇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帝曰：“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过有崇树。”上尝于延英论古今诗句工拙。覃曰：“近代陈后主、隋炀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终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愿陛下不取也。”〔开成〕四年罢相。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为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谒〔辞〕。会昌二年致仕，卒。覃位至相国，所居才庇风雨，家无媵妾，人皆仰其素风。女孙适崔皋，官才九品卫佐，帝重其不婚权家。（此十八字《新传》之文）
《唐语林》二《文学类》云：
文宗皇帝曾制诗以示郑覃。覃奏曰：“乞留圣虑于万几，天下仰望。”文宗不悦。覃出，复示李宗闵。叹伏不已，一句一拜，受而出之。上笑谓之曰：“勿令适来阿父子见之！”
寅恪案：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俱是北朝数百年来显著之士族，实可以代表唐代士大夫中主要之一派者。而德裕及覃父子又世为宰相，其社会历史之背景既无不相同，宜其共结一党，深恶进士之科也。《文选》为李氏所鄙视，《石经》为郑覃所建刊，其学术趣向殆有关家世遗传，不可仅以个人之偶然好恶为解释。否则李文饶固有唐一代不属于复古派之文雄，何以亦薄《文选》之书？推究其故，岂不以“熟精《文选》理”乃进士词科之人即高宗、武后以后新兴阶级之所致力，实与山东旧族以经术礼法为其家学门风者迥然殊异，不能相容耶？南北朝社会以婚宦二端判别人物流品之高下，唐代犹承其风习而不改，此治史者所共知。兹更举关于郑覃之一事，以补证《新唐书》所纪其不婚当世权门而重旧日士族之一节如下：
《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庄恪太子妃”条（《新唐书》一七二《杜兼传》附中立传云：开成初文宗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寅恪案：中立固出名家，但尚主与纳妃微有不同，故附记于此，以供参证）云：
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子女者，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谓宰臣者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婚。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情亲，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何罗去。”因罢其选。（原注：出《卢氏杂说》。寅恪案：《唐语林》四《企羡类》亦引《卢氏杂说》此条，但作“打朕家事罗诃去”。）
寅恪案：此条所载文宗语末句颇不易解，姑从阙疑。据《旧唐书》一七五《庄恪太子永传》（《新唐书》八二《庄恪太子永传》同），鲁王永以文宗大和六年十月册为皇太子，开成三年十月薨，又据《新唐书》六三《宰相表》（《旧唐书》一三、《新唐书》八《文宗纪》及两唐书《郑覃传》俱同），郑覃以大和九年十一月至开成四年五月之时间任宰相之职，而自大和六年十月至开成三年十月即鲁王永为皇太子期间，宰相中覃之外，别无郑姓者。故知文宗“汝郑门”之语专对覃而言者也。依覃之意，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然则唐代山东士族心目中社会价值之高下估计亦可想见矣。又唐代皇室本出自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胡汉集团，即朱元晦所谓“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者（上篇之首已引），固应与山东士族之以礼法为门风者大有不同。及汉化程度极深之后，与旧日士族比较，自觉相形见绌，益动企羡攀仰之念。然贵为天子，终不能竞胜山东旧族之九品卫佐，于此可见当日山东旧族之高自标置，并非无因也。
至李唐皇室与山东士族之关系亦有可略言者。考唐室累代其初对于山东旧族本持压抑政策，如《新唐书》九五《高俭传》（参考《旧唐书》六五《高士廉传》、《唐会要》三六“氏族”条、《贞观政要》七《礼乐篇》“贞观六年谓房玄龄”条、《旧唐书》七八《新唐书》一〇四《张行成传》、《旧唐书》八二《新唐书》二二三《奸臣传上·李义府传》、《通鉴》一九五“贞观十二年正月”条、《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七姓”条等）略云：
又《国史补》上（参考《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略云：
李积，酒泉公义倓侄孙，门户第一，有清名，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尝以为爵位不如族望，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积”而不衔。
又《通鉴》二四八“大中二年十一月万寿公主适郑颢”条云：
又《东观奏记·上》（参《唐语林》七《补遗》“万寿公主宣宗之女”条、《新唐书》一一九《白居易传》附敏中传）略云：
寅恪案：前言山东士族之所以兴起，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高厚见重于人。降及唐代，历年虽久，而其家风礼法尚有未尽沦替者。故贞观天子钦定《氏族志》，虽可以降抑博陵崔氏第二房郁后之崔干为第三等（见《新唐书》七二下《宰相世系表》“崔氏”条及《旧唐书》六〇、《新唐书》七八《淮安王神通传》），而开成皇帝不能禁其宰相之宁以女孙适九品卫佐之崔皋（皋之家世未及详考，然其为“七姓”之一，则无可疑也），而不愿其家人为皇太子妃。至大中朝借皇室之势，夺婚卢氏，其后君臣翁婿卒皆以此为深恨，又何足怪哉，帝王之大权不及社会之潜力，此类之事即其一例，然非求之数百年往日背景，不易解释也。
既明乎此，则牛李（德裕）党派分野界画之所在，终可得而言。
《唐语林》三《识鉴类》（参考《南部新书·丁》）云：
陈夷行、郑覃请经术孤立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冑词采者居先，每延英议政多异同，卒无成效，但寄之颊舌而已。
盖陈郑为李（德裕）党，李杨为牛党，经术乃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传统之旧家学，词彩则高宗、武后之后崛兴阶级之新工具。至孤立地胄之分别，乃因唐代自进士科新兴阶级成立后，其政治社会之地位逐渐扩大，驯致旧日山东士族如崔皋之家，转成孤寒之族。若李（珏）杨之流虽号称士族，即使俱非依托，但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论其实质，亦与高宗、武后由进士词科进身之新兴阶级无异。迨其拔起寒微之后，用科举座主门生及同门等关系，勾结朋党，互相援助，如杨于陵、嗣复及杨虞卿、汝士等，一门父子兄弟俱以进士起家，致身通显（见《旧唐书》一六四《新唐书》一六三《杨于陵传》、《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七四《杨嗣复传》、《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七五《杨虞卿传》及《南部新书·己》“大和中人指杨虞卿宅南亭子为行中书”条等），转成世家名族，遂不得不崇尚地胄，以巩固其新贵党类之门阀，而拔引孤寒之美德高名翻让与山东旧族之李德裕矣（见《摭言》七《好放孤寒门》“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条及《唐语林》七《补遗》“李卫公颇升寒素”条等），斯亦数百年间之一大世变也，请略征旧籍，证明于下：
《摭言》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条（略见上引《新唐书·选举志》）略云：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皆集会于慈恩塔下题名。会昌三年赞皇公（李德裕）为上相，其年十二月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赴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奉敕：“宜依！”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
《玉泉子》云：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
《旧唐书》一八下《宣宗纪》“大中三年九月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参军制”云：
诬贞良造朋党之名。
据此，李德裕所谓朋党，即指新兴阶级浮薄之士借进士科举制度座主门生同门等关系缔结之牛党也。
或疑《通鉴》二三八“元和七年春正月辛未”条（《新唐书》一六二《许孟容传》附季同传同），“载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事”略云：
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
则似科举制度与结党无关者。但详考之，知《通鉴》此条及《新唐书·许孟容传》俱采自《李相国论事集》，其书专诋李吉甫，固出于牛党之手，其所言同年无情，乃牛党强自辩护之词，殊非实状也。夫唐代科举制度下座主门生及同年或同门关系之密切原为显著之事，可不详论，兹仅举三数例于下，亦足以为证明也。
《旧唐书》一七七《韦保衡传》（《新唐书》一八四《路岩传》附韦保衡传同）云：
保衡恃恩权，素所不悦者，必加排斥。王铎贡举之师，萧遘同门生，以素薄其为人，皆摈斥之。
寅恪案：史所书保衡之恶，依当时习惯言，乃一破例。此正可以反证当日座主门生以及同年或同门之间互相援助之常态也。
《白氏长庆集》一六《重题〔草堂东壁〕（七律）四首》之四云：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寅恪案：白乐天此诗自言已外形骸，了生死，而犹惓惓于座主高郢之深恩未报，斯不独香山居士一人之笃于恩旧者为然，凡苟非韦保衡之薄行寡情者，莫不如是。此实可为唐代门生对座主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独异志》（参《唐语林》四《贤媛类》、《南部新书·己》）云：
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尝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业。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前年放春榜三十人，岂非美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贽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寅恪案：座主以门生为庄田，则其施恩望报之意显然可知。此唐代座主对于门生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旧唐书》一七六《杨嗣复传》（《新唐书》一七四《杨嗣复传》不载同门结党之由，不及《旧传》之得其实，又《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可与参证）云：
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谊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
寅恪案：史言牛派巨子以同门之故，遂结为死党。此唐代科举同门关系之一例证也。
复次，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沉转变之概状矣。其记载略录于下：
康骈《剧谈录》（参《唐语林》六《补遗》）云：
寅恪案：《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
《东观奏记·上》（参《新唐书》一八二《李珏传》及《唐语林》三《识鉴类》）略云：
李珏，赵郡赞皇人，早孤，居淮阴，举明经。李绛为华州刺史，一见谓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掇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路。”一举不第，应进士〔举〕，许孟容为宗伯，擢居进士。
《新唐书》一八三《崔彦昭传》云：
〔彦昭〕与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显，而彦昭未仕，尝见凝，凝倨不冠带，慢言曰：“不若从明经举。”彦昭为憾。至是凝为兵部侍郎，母闻彦昭相，敕婢多制履袜，曰：“王氏妹必与子皆逐，吾将共行。”彦昭闻之，泣且拜，不敢为怨，而凝竟免。（寅恪案：此采自尉迟偓《中朝故事》。）
《摭言·散序进士门》云：
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据上诸条，进士、明经二科在唐代社会其价值之高下，可以推知，不待广引也。又唐代社会于此二科之评价，有高下之殊，亦由当时政治之关系所致，盖朝廷与民众二者互相影响也。如《唐语林》四《企羡类》略云：
薛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
寅恪案：上篇引《通典》一五《选举典》三所载沈既济之言，谓进士科之特见尊重，实始于高宗、武后时。薛元超为高宗朝晚年宰相，是与沈氏之语适合也。
《新唐书》四四《选举志》（《摭言》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志”条同，又《新志》此条前已征引，今为解释便利之故，复节录数语于此）略云：
武宗即位，李德裕为宰相，尤恶进士。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旧唐书》一八下《宣宗纪》“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条略云：
帝（宣宗）雅好儒士，留心贡举，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又敕：“自今进士发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
寅恪案：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而此点亦即牛李二党进退荣辱之表征也。请更取证于下列史料：
《唐语林》四《企羡类》（参《说郛》七三引《卢氏杂说》）云：
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试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题“乡贡士李道龙”（寅恪案：可参同书同卷同类“宣宗好儒”条“殿柱自题曰：乡贡进士李某”。）
又同书同类（参《东观奏记·上》）略云：
宣宗尚文学，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宣宗索登科记，敕翰林：“今后放榜，仰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仰所司逐年编次！”
夫大中一朝为纯粹牛党当政李党在野之时期，宣宗之爱羡进士科至于此极，必非偶然也。
又张尔田先生《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大中二年下引沈曾植先生之言曰：
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
寅恪案：乙盦先生近世通儒，宜有此卓识，其所谓“牛党重科举者”自指重进士科而言也。或疑问曰：牛党中以进士科出身者如李珏，则系出赵郡李氏（见前引《东观奏记·上》，并参《唐语林》三《识鉴类》及《旧唐书》一七三、《新唐书》一八二《李珏传》等），李宗闵则为唐宗室，而郑王元懿之四世孙（见《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及《新唐书》七〇下《宗室世系表》“小郑元王房”条等），至党魁牛僧孺更是隋代达官兼名儒牛弘之八世孙，且承其赐田赐书之遗业，并以进士擢第者（见《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七四《牛僧孺传》及《唐文粹》六五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集》七《牛僧孺墓志铭》等），然则牛党巨子俱是北朝以来之旧门及当代之宗室，而李党之健者如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之流复皆以进士擢第（见《旧唐书》一七三、《新唐书》一八一《陈夷行传》，《旧唐书》一七三、《新唐书》一八一《李绅传》，《旧唐书》一七三、《新唐书》一三一《李回传》，《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八一《李让夷传》等），是李党亦重进士之科，前所谓牛李党派之分野在科举与门第者，毋乃不能成立耶？应之曰：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但此为少数之特例，非原则之大概也。故互受影响一事可以不论，所可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与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与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其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如《新唐书》七〇上《宗室世系表》所云：
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孙蕃衍，可谓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远亲尽，则各随其人贤愚，遂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至或流落于民间，甚可叹也。
故对于此新旧两统治阶级之斗争，传处于中立地位，既自可牛，此李宗闵之所以为牛党也，亦复可李，此李回之所以为李党也。二曰：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也。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也。兹更举数例以为证明，而解疑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