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从而丰富了知识，增益了智慧。这固然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但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而是为了通过了解过去而认识现在和观察未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以及从中汲取的启示和智慧，只有运用于现实和未来时，才获得了真正的社会价值。
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了“彰往而察来”的思想[90]，认为使过去的事情显明彰著起来，可以作为借鉴，用以察知未来。先秦时期的政治家也早已认识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战国时期，晋国一分为六而以智氏最强。智伯向韩、魏索取土地、人口，都达到了目的，又向赵氏提出同样的要求。赵襄子拒绝了智伯的要求，并用张孟谈的计谋与韩、魏合作，大败智伯之兵；智伯身死，国亡地分。赵的国力得以巩固，张孟谈居首功，地位显赫，“名显而身尊，权重而众服”。这本符合常理，但张孟谈却认为不合乎“持国之道”，于是向赵襄子提出要“捐功名，去权势以离众”。赵襄子大惑不解，下面是赵襄子跟张孟谈之间的问对：
——襄子恨然曰：“何哉？吾闻辅主者名显，功大者身尊，任国者权重，信忠在己而众服焉。此先圣之所以集国家、安社稷乎！子何为然？”
——张孟谈对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谓，持国之道也。臣观成事、闻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权，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91]
赵襄子见张孟谈“怆然有决色”，又听他讲得很有道理，也就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样，张孟谈乃“纳地释事以去权尊”。三年后，韩、魏、齐、燕四国谋赵，赵襄子再度重用张孟谈而四国谋败。
不论是哲人，还是政治家，他们说的“彰往而察来”“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都说明了人们之所以十分重视认识历史，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现实、为了未来。秦汉以后，这个思想由史学家进一步阐发和丰富，成为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优良传统之一。这个传统，从司马迁撰《史记》以寄“述往事，思来者”之意[92]，到章学诚以记注、撰述定史学两大“宗门”，认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93]，是一脉相承的。综观诸家所论，认识历史是为了判断现实、观察未来，其中根据和道理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现实和未来的借鉴。关于这一点，中国先民在殷、周之际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至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94]，是提出了对历史经验的有系统的考察，达到了对历史经验的更加自觉的认识。唐初修史之盛同历代皇朝开国时期之关注于史学相比，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了。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二十四史》，有8部撰成于唐初。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跟唐初的史官及最高统治者十分重视通过修史来总结历史经验、作为现实与未来借鉴的认识分不开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朝虽已立国而天下尚未平定，史官令狐德棻就提出了撰写前朝“正史”的建议。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北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因隋末动乱，文献“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95]令狐德棻作为唐代史学的开山，不仅仅是他后来几次主持了皇家的修史工作，而且在于他对史学有崇高的责任意识，所谓“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这是很大的气魄。史学家忠于职守，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着现实与未来才使他们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令狐德棻提出撰修梁、陈、北齐、周、隋等前朝正史，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的。唐高祖李渊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于次年颁发了《修六代史诏》；所谓“六代”，是除上述梁、陈、北齐、周、隋外，又加上了北魏。诏书首先强调了史学的教育作用和鉴戒作用，指出：“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些话，出于皇帝诏书，以前并不多见。诏书还对北魏、北周、隋、梁、陈、北齐六朝的历史做了概括的评价，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这些话，显示了唐高祖的政治家气度：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统治中的缺陷和错误，而是充分肯定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包括它们的“嘉谋善政，名臣奇士”，这是很难得的。他甚至还发出了深深的感叹：“简牍未修，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轸悼！”[96]一个开国皇帝对修史表现出如此重视，固然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也还有历史文化的心理影响。后来，唐太宗、唐高宗继承了唐高祖重视修史的思想和措施，陆续诏命史臣撰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晋书》、《五代史志》，同时认可、颁行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于是，官修正史，极历代修史之盛。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当史臣们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合称“五代史”）“诣阙上之”时，唐太宗十分高兴地对大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97]
这里，唐太宗批评了秦始皇、隋炀帝的文化政策，尤其是他们对史学的错误态度，表明了他自己对待史书的态度是“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我们从历史上所记载的“贞观之治”的政治局面和唐朝国力来看，再从唐玄宗时的史学家吴兢所写的《贞观政要》中所记唐太宗君臣论政的情况来看，唐太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这些话，不是虚言，亦非饰词，他是一个真正懂得了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的重要性的英明君主。
唐代史家杜佑和宋代史家司马光都是位至宰相的人物，杜佑所著《通典》、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也都是史学上的不朽之作。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说：“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98]这话，跟上引唐太宗的话，只是口气上稍有不同，含义是完全一致的。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也说：“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99]这跟杜佑所说的是同一含义，只是还明确地提出了“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样的具体做法。杜佑生活于唐中叶，目睹“安史之乱”后唐皇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在漫长的60年宦途中用36年时间撰写《通典》一书，目的在于“将施有政”。司马光生活于积贫积弱的北宋时期，心有抱负而又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退而作史，用19年时间主编《资治通鉴》一书，目的在于希望宋神宗“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从学习前人的“盛德”中认识创造“至治”局面的途径。杜佑和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特点以及他们本人的政治命运并不相同，但他们对于历史经验教训在“当今”（或曰“来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在认识上是相同的。《通典》和《资治通鉴》在古代史学上及政治文化上所享有的盛誉，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正因为如此，这两位史学家所提出的一些认识，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种认识反映在撰述目的上，极大地激励着古代史家的著史热情。中国古代史学上的“求真”与“经世”、历史感与时代感，也都在这里统一起来。认识这一点，是揭示中国古代史学之真谛的途径之一。
二是认为历代典章制度多有相承相因之处，认识历史上的典制对于考察当今典制得失、观察其发展走向都是有益的。孔子有个弟子子张向孔子提出问题：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可否预先知道？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00]在孔子看来，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它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它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按照这个道理，将来继周而起的朝代的礼仪制度，就是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礼仪制度是一个朝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是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法典化或规范化形式，是人们认识这个朝代社会面貌的重要依据。孔子认为，认识了历史上的礼仪制度，不难洞悉现实的礼仪制度；认识了历史上的和现实的礼仪制度，就不难预见未来社会礼仪制度的基本情况。孔子的这个认识，经元初史家马端临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于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101]
这里说的“理（治）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是指一些王朝在“得国”与“丧邦”方面的具体原因，各自殊异，不可能有“相因”之处。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仅仅是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说的；如果把这些具体的原因提升到理性上去认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仍有“相因”之处可以“参稽互察”，而这在历史认识上则有普遍的意义，因而也更有价值。这一点，马端临没有指出来，是他在理论认识上的缺陷。他说的“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认识，强调“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是对这一认识作了很好的理论概括。这一理论概括，从历代制度的演变和人们关于制度史的研究上，阐明了“彰往而察来”的认识价值。
三是认为史事中包含着“道”，即人们可以从史事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性认识，用以指导治国、事君、谋身、用兵行师、创法立制等等。关于这一点，元代史家胡三省的论述是较早的、具有理论性的论述。他认为：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102]
这一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胡三省批评了“经以载道，史以记事”、重经轻史的传统观念。第二层意思是，认为道无处不在，但是道又不是脱离了具体事物而存在的，它“散于事为之间”，即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对于具体事物的认识而空谈所谓的道。第三层意思是，从凡事都有得失成败来看，可见道始终都是在起作用的。古人对于“道”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胡三省说的“道”，是属于从史事中概括出来的理性认识，可以理解为道理、法则，或近乎规律的含义。概言之，他认为道理、法则存在于史事之中，要认识道理、法则，就不能离开对史事的认识；因此，史学是不可轻视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胡三省的这个认识，比之于马端临从制度文明发展的传承性来说明历史进程中的“相因”之义，进而说明认识历史的“变通张弛之故”的重要，是更高层次的概括，具有理论抽象的性质。所谓“道之万世亡弊”，也可以理解为道对于指导未来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总括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彰往而察来”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思想核心是：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从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实、观察未来。这个思想又正是从根本上揭示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关于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本书在以下各章要详细地予以论述的主要内容。
[1] 刘勰：《文心雕龙》第十六《史传》，周振甫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9页。
[2]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务书馆，1959年，第467页。相传古代史官，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礼记·玉藻》），一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此诏书本《礼记》说。
[3]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0～281页。
[4]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后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5]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简择史官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6]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史官》，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99页。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
[7]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顾学颉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7页。
[8] 曾巩：《曾巩集》卷十一《南齐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7～188页。
[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妇学》，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36页。
[1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9页。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
[1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0页。
[13] 参见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14]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82～2783页。
[15]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16] 均见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0、3319页。
[17] 《诗经·大雅·文王》，《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05页。
[18] 《诗经·大雅·**》，《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2页。
[19] 《尚书·召诰》，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5页。
[20] 《左传·僖公十六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9页。
[21] 《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95页。
[22] 《春秋榖梁传·庄公元年》，《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9页。
[2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19页。
[24]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5页。
[25]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24～2125页。
[26]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9页。
[27]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61页。
[28]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2～2063页。
[29]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楚元王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90页。
[30] 沈约：《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59页。沈约：《宋书》卷三十《五行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79页。
[31] 萧子显：《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0页。
[32]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33] 以上均见刘知幾：《史通》卷三《书志》，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8～62页。
[34] 刘知幾：《史通》卷十九《汉书五行志错误》，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98、506页。
[35]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六《天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6页。
[36]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7～69页。
[37]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答刘禹锡天论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3页。
[38]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四十《重祭柳员外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02页。
[39] 参见《楚辞》卷三《天问》，朱熹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9～50页；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四《天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28页；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天问天对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3页。
[40] 参见《楚辞》卷三《天问》，朱熹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6～67页；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四《天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6～259页；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天问天对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4～69页。
[41] 以上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十四《非〈国语〉上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48～777页。
[42]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二《汉书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2页。
[43] 见萧统编：《文选》卷五十二《曹元首六代论一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21页。
[44] 萧统编：《文选》卷五十四《陆士衡五等论一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42～743页。
[45]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三《封建论》，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44～1446页。
[46] 这里说的“国”，指封国。
[47] 这里说的“将”，指藩镇。
[48] 均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48页。
[49] 苏轼：《东坡志林》卷五“秦废封建”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4页。
[50] 曾巩：《曾巩集》卷五十一《说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94～695页。
[51] 范祖禹：《唐鉴》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2页。
[52] 苏轼：《东坡志林》卷五“秦废封建”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3～104页。
[53] 以上均引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三、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0～1114页。
[54]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五《至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8页。
[55]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孟子·离娄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1页。
[56]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57] 均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贞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22页。
[58] 见吴兢：《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魏徵语、卷四《教戒太子诸王》唐太宗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3～84、125页。
[59] 《论语·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28页。
[60]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19～1520页。
[61] 《周易·系辞》，《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6～90页。
[62] 以上所引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3321页；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63]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7页。
[64]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页。
[65] 王充：《论衡》卷十三《别通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3页。
[66] 王充：《论衡》卷二十九《案书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3页。
[67]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68]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申郑》，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3页。
[69]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页。
[7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3页。
[71] 以上均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5～377页。
[7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7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60页。
[7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44页。
[7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36页。
[7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7页。
[7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历代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21页。
[78]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34页。
[7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52～2153页。
[8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8～3209页。
[81]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82] 范祖禹：《唐鉴》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83] 孙甫：《唐史论断》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84] 孙甫：《唐史论断》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8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6～157页。
[8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十“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282～1285页。
[87]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7～158页。
[8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六“宣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47页。
[89]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页。
[90] 《周易·系辞下》，《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91] 《战国策》卷二十八《赵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93～594页。
[92]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0页；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9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94] 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9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96]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6～467页。
[97]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9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3页。
[9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100] 《论语·为政》，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22页。
[101]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10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首《新注〈资治通鉴〉序》，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