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思想家朱熹论读书，有许多精辟见解。他在讲到读史时，提出一个见解：“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72]这句话，反映了朱熹的史学批评思想，也很有分量地揭示了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
什么是历史上的“大伦理”？朱熹论《春秋》说：“《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庄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73]他根据《春秋》隐公元年的书法及所记载的几件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一开首便讲到了君臣之事、夫妇之事、朋友之事、兄弟之事，把“人伦”都讲到了。从《春秋》经文来看，这里有的说法比较勉强，有的说法也还存在着争议，姑且不论。这里要说明的只是：所谓“大伦理”，当是指在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几层关系基础上的大是大非。朱熹还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74]这或许就是他认为的“伦理”中之“大”者。他反对经学家把《春秋》“穿凿得全无义理”的做法。王夫之也认为：“君臣、父子，人之大伦也。世衰道丧之日，有无君臣而犹有父子者，未有无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75]这是历史上自春秋至明清的“大伦理”。
什么是“大机会”？朱熹没有明说。他论读史时还讲过下面这段话，似可理解为“大机会”或与“大机会”有相近的含义：“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皆用背得，方是。”[76]他又说：“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77]显然，在朱熹看来，这几件事情很重要，有的是历史进程中的契机，带有转折性质的。朱熹论三国形势，可以看作是“大机会”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注脚。他说：曹操认识到“据河北可以为取天下之资”，但却被袁绍抢先了一步，以致“后来崎岖万状，寻得个献帝来，为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此亦是第二大着”。故曹操终究不失为能够把握“大机会”的人物，“若孙权据江南，刘备据蜀，皆非取天下之势，仅足自保耳”。[78]孙、刘虽不及曹操，但足以“自保”，以一度成鼎足之势，也还是可以称得上能够抓住“大机会”的政治家。
朱熹说的“大治乱得失”，比较容易理解。他说：“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如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79]《史记》揭示了秦汉之际的兴亡得失，而《春秋》却并不“说破”，是寓其义于史文之中。其实《春秋》文字过简，于兴亡得失之故实难昭示明白。朱熹有时也离开具体的史书而讲他自己对于治乱盛衰的认识，如说：“物久自有弊坏。……秦汉而下，自是弊坏。得个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个唐太宗起来，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80]这些话，似更能说明他讲的“大治乱得失”的含义。
总之，可以这样说，朱熹认为《春秋》写出了大伦理，《史记》写出了大治乱得失，它和《后汉书》《三国志》的许多篇章写出了大机会。这是他对有关史书在这方面成绩的肯定，同时也是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标准。在北宋和南宋，跟这种认识相同或相近的人并不少见；因为朱熹有更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所以也就更有代表性。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因受时代的影响和启迪，对兴亡治乱问题有广泛的探讨，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宋人承其余绪，又有了贞观、开元之治和唐末、五代之乱的比较，他们对治乱问题看得很重，这是很自然的。一部浩繁的《资治通鉴》，可以用司马光的两句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81]来概括。范祖禹《唐鉴》序，概说唐代“兴废治乱之所由”是：
昔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82]
宋代史家这样重视历史上的尤其是唐代的治乱兴废，自有很多现实上的考虑。可见朱熹说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也不是偶然的。
宋人孙甫更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对于“治乱”的认识。孙甫也是专治唐史的。他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嘉祐元年（1056年），以16年时间撰成编年体《唐史记》75卷。可惜其书久佚，今存书序及史论92首，辑为一书，即《唐史论断》，凡3卷。孙甫撰《唐史记》，这跟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有极大的关系。他在《唐史记·序》中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归结起来，其大意是：
第一，认为古史《尚书》《春秋》“体不同而意同”。《尚书》“记治世之事，作教之书也"；《春秋》“记乱世之事，立法之书也”。两者“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史家撰述，欲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当师法《尚书》《春秋》。
第二，批评司马迁“破编年体，创为纪传”，虽便于记事，所取亦广，以“才力雄俊”而贯穿全书，但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反倒不清晰了。他进而提出：
夫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
他认为《史记》没有做到这些，是其“失之大者”。
第三，纪传、编年，凡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僻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都是可以采用的。但若“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认为在揭示历代的治乱问题上，编年体还是优于纪传体的。
孙甫按照他的这些认识，根据唐代历朝实录和《旧唐书》，兼采诸家著录之“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撰成《唐史记》。他对于旧史处理的原则是：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遗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83]
孙甫的一些看法，未尽中肯。尤其是他对《史记》的批评实为不当，相比之下，朱熹的见解要高明多了。他对编年、纪传二体的认识，也多少存在着偏见，不如唐人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论述得全面。尽管如此，他提出的“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的见解，以及他撰《唐史记》过程中对旧史的处置原则，在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上，还是有价值的。孙甫所说的“治乱”，包含有具体的要求，即指君令、臣行，臣谋、君纳，事情成败，治乱之由等。观其《唐史论断》，所论亦多关治乱兴衰大事，如论置十二军、放宫人、魏徵论致治不难、唐太宗责封德彝不举贤、任用房杜等，都是唐初历史上的大事，都跟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反映了孙甫在史学批评和历史撰述上的一致。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曾巩等名家，都对孙甫有很好的评价。欧阳修所撰墓志说：孙甫“尤善言唐事，能详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见当时治乱。每为人说，如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故学者以谓阅岁读史，不如一日闻公论也”[84]。这又反映出孙甫在评史、撰史、说史方面的共性。他说史能打动人，说明他对治乱有透彻的阐述。
历史撰述为什么要写出“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它怎样才能达到“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目的？清人王夫之从史学的主要作用是“资治”的认识出发，把这些问题阐述得更深入、更明确了。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85]
王夫之认为，历史著作不因其繁而有价值，而应着重写出历史上人们“经世之大略”，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其“得失之枢机”即得失之关键所在，或以为法，或以为戒。不能如此，那么撰述历史有什么用呢？
王夫之针对《资治通鉴》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记光武征平原太守伏湛为尚书，让他充分发挥善于抚循百姓的作用，后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又访求曾为密县令而善以教化治民、深得民心的卓茂，擢其为太傅，封褒德侯这两件事，[86]而发表评论说：东汉初年，承王莽之弊，“民易动而难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光武处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则班固、荀悦徒为藻帨之文、而无意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何征焉？”[87]他认为，东汉初年大规模地、有效地安民的措施，是前面汉高祖、后面唐宋王朝都不曾碰到过的大事业，是“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的主要依据。然而史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经世之大略”语焉不详，那后起的人又怎能窥其“得失之枢机”呢？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在所记之事后也有一段评论，认为：“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这里，也给予汉光武帝很高的评价。但司马光、王夫之两人评论的角度显然不同：司马光是对这件事作历史的评价；王夫之是从这件事情中，提出了对历史撰述的更高的要求，他的评论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来的。
历史撰述写“经世之大略”，也有多种表述方法。王夫之比较了小说、笔记和《资治通鉴》记唐宣宗事说：“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小昭而大聋，官欺而民敝，智攫而愚危，含怨不能言，而蹶兴不可制。……至是而唐立国之元气已尽，人垂死而六脉齐张，此其候矣。”[88]这种写法，同样可以使后人从中窥见“得失之枢机”。王夫之称道这种写法，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得与失，都是可以作为借鉴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89]
历史的内容是多样的、丰富的，当然不限于“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更不仅仅局限于“治乱”；历史的作用是广泛的、细致的，亦不只是昭示“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内容和教育作用就有很开阔的认识。但是，这里所提出的朱熹、孙甫、王夫之的有关论点，毕竟是历史撰述中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问题。尽管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所谓“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但对这类问题的重视，古今是有相同之处的，中外也是有相通之处的。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辽、金、元时还分别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广泛流传，就是今天也还拥有众多的读者。而《第三帝国的兴亡》《大国的兴衰》等书，则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这些，都可以证明，朱熹、孙甫、王夫之等所提出的问题，实为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中的重大问题；现今的史学家、史学批评家，以及所有读史的人，是可以从中得到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