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老问题与新希望

社会党国际在70年代初以来所发生的各种调整和变化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也表现出难以为继、后劲不足的征候。就此而言，这些变化的发生也暴露出其自身存有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与生俱来、始终未能摆脱甚至在有些时段愈显其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弊病。作为一个以“国际”的形式开展活动、主要注意力名义上又集中于国际重大问题的世界性政党联合体，社会党国际的对外活动乃至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无不受到这一弊病的危害和影响。

在政策思想上，“欧洲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社会党国际始终受缚于以欧洲为中心、根据西欧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去观察世界和考虑问题的传统视角。因此，它长期以来不能较为现实地、全面地估量和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不能对国际重大事件做出合乎全世界涵盖更广大的第三世界人民和国家愿望和要求的反应。其政策往往落后于现实的变化，更谈不上对未来发展有所预见；其理论往往囿于西欧社会改良的实践，无法适应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现实。在50年代，建立伊始的社会党国际只能执行实际上已由西欧各国政府认可的政策；进入60年代后，它才开始重视亚非拉问题，但又未能坚持下去，而且这种重视始终难以一以贯之的坚持和深入，反映出了社会党国际的急功近利以及它对第三世界问题或是浅尝辄止，或是避重就轻、就事论事的态度；到70年代初，社会党国际终于发生了较前几个时期更为明显的变化。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阐明的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欧独立自主、联合自强趋势日益发展的影响使然，是西欧国家在新的形势下普遍而全面地调整对美、对苏联东欧国家和对第三世界国家战略和策略的间接结果，是西欧国家国内政局变化、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动而引起的，而并非是社会党国际消除“欧洲中心主义”弊病的结果。正因为这样，直到70年代中期，社会党国际还不能提出真正有利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主张，不能完全接受它们提出的某些合理要求。

在具体活动中，“欧洲中心主义”弊病主要表现为社会党国际过于重视欧洲事务，明显轻视欧洲以外地区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关于欧洲事务的讨论，往往在它的各种会议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仅从可比较的数字来看，在其前12次代表大会上，它通过了58项专门论述国际问题的专项决议，其中29项涉及欧洲事务，与第三世界国家有关的只有14项；而在另外7项关于国际形势的一般性决议中，阐述欧洲事务的篇幅也占近一半。同一时期的理事会会议和执行局会议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自1961年开始不定期举行的成员党领导人会议，无论是与会者或者是会议主题几乎都限定在欧洲。至于那些非正式的专家会议，不仅大多与欧洲事务有关，而且会议本身对这些事务进行探讨的详尽程度更是令人惊讶，其议题从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选举、办报、国有企业管理、移民等等无所不包。一般说来，社会党国际会议地点的选择也极具象征意义。但在这方面，过分关注欧洲的状况也可窥见一斑：12次代表大会无一例外地都在西欧城市举行；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末，总计共达近百次的理事会会议和执行局会议也仅有1960年、1973年和1975年三次在欧洲以外地区召开。另据不完全统计，社会党国际在1951—1975年期间先后建立过35个研究国际重大问题或事件的工作小组和特设委员会，但其中只有9个直接与第三世界有关。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60年代初这种状况稍有改观，但到60年代末却又恢复旧貌，及至70年代亦无多少变化。

在组织建设方面，“欧洲中心主义”则表现为社会党国际过于倚重欧洲成员党，对接纳第三世界国家政党持消极态度，在国际组织内部对这些党又采取歧视性的做法。长期以来，是否坚决反共、是否主张或实行西欧式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实际上是社会党国际接纳新成员时奉行的“不成文法”。以此划线自然妨碍了不少第三世界国家政党进入国际。到1962年时，社会党国际成员党虽已增至42个，但其中

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政党只有12个，而真正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却只有6个；与1951年成立时相比，第三世界国家政党的数量只增加了4个。同一时期却还有乌拉圭社会党宣布退出国际。（SI:SII,1963, No 34-35）1963年的社会党国际在第八次代表大会大声称要加强同那些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但名称并无此类名词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党的联系，为此还增设“观察员”资格。（SI:SII, 1963, No 39-40）但结果却形成了新的歧视和阻碍，自此先后有10个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加入国际，但均未能成为正式成员。直到1975年底，社会党国际全部成员连同观察员在内已有56个政党，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足15个，仅占成员党总数的1/4左右。更有甚者，在国际领导层中，欧洲成员党的领袖几乎包揽了一切职务。前11届的国际主席和副主席、总书记均由清一色的欧洲人充任。直到1972年十二大副主席人数增至8人时，以色列工党领袖、政府总理梅厄夫人才首次作为欧洲以外地区的政党领袖当选为国际副主席。作为一级决策机构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也是欧洲人的天下，第三世界国家政党难有立锥之地。执行局的构成在1951年时为10个党，1966年十大时扩至15个党，但直到1972年社会党国际十二大扩至18个党时，第三世界国家政党才第一次实际进入执行局，而所占比例仅为1/6。可见，第三世界国家政党不仅很难加入社会党国际，而且始终被排斥在国际内部的决策过程之外，欧洲成员党在国际中一直享有一言九鼎、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述政策思想、具体活动和组织建设三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使得社会党国际从成立伊始便带有社会党人“欧洲俱乐部”或“白种人联谊会”的色彩，直到70年代也未能消除之。“欧洲中心主义”成为社会党国际难以治愈的顽症，到70年代更是显得愈加明显。反过来，第三世界国家及其政党也因此对社会党国际深怀疑虑和戒备，不愿与之主动交往；而已加入国际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则消极观望，或是对国际的各种活动不甚积极，或是一遇机会便要自立门户。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党国际在欧洲以外地区没有取得足以称道的业绩和立足点。这与它的“国际”名称形成了鲜明而又颇具讽刺性的对照。

当然，社会党国际对这种尴尬局面并非毫无觉察。如前所述，早在1952年的社会党国际“二大”上，时任国际主席的菲利浦斯就曾指出过沦为“白人国际”的危险。（SI:SII,1952, No 43-44）此后，社会党国际的领导人也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强调要发展同欧洲以外地区的联系，要同亚非拉政党加强交往；社会党国际本身也进行过一些努力。但由于这些主张或认识缺乏系统性，缺乏根本立场和态度的转变，因而未能导致社会党国际本身的重大改革或调整。而与之相应的活动也或因后劲不足而半途而废，或因方向有误而未见成效。

如果说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的发展曾使社会党国际不得不进行一些应时应景的小修小补，力图使“欧洲中心主义”有所改观；那么，在进入70年代以后，各种事态的发展已随社会党国际面临二者必居其一的重大抉择：要么以改革求发展要么守现状变衰亡。“社会党国际所带有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已处于再也不能维持下去的严峻局面。

仅就欧洲事务而言，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实行的石油禁运在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意识上都对西欧国家形成了猛烈的冲击。随之而来的1974—1975年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样对“欧洲中心主义”构成了巨大压力和挑战，迫使这些在能源、原料和市场等方面依赖于第三世界的西欧国家再次审时度势、加强调整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受此影响，社会党国际也不能不重新评价自己对第三世界的态度和政策，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针对一再变化的形势作出较大规模和更有系统的调整。另外，在同一时期，欧洲一体化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72年初，英国、爱尔兰和丹麦正式签约加入后，欧

洲共同体（以下简称“欧共体”）已扩至9国，欧洲其他国家也与欧共体建立了良好关系。由此，欧洲联合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前景。在经济上，原欧共体6国与“自由贸易区”7国间的对立冲突不复存在；在政治上，关于政治合作的“达维农报告”实施顺利，1979年即可实现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为此，欧洲社会党又迫切需要以更明确、单一的区域性协调机构来处理相互间的关系，谋求更紧密的合作，因而它们在1974年创立了“欧洲共同体各国社会党联盟”，以正式成员和观察员的名义接纳了所有的社会党国际欧洲成员；同时，还酝酿成立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的跨国性常设办事机构。（Pridhams, p.72）但这样一来，却使社会党国际不再具有过去那种居间调停和缓解欧洲社会党之间矛盾分歧的职责；欧洲社会党也不再需要利用社会党国际的机构和会议来处理它们之间的事务。此时的社会党国际只有将注意力转向欧洲以外地区，转向影响更广泛、意义更深远的国际重大问题才能求得发展，更确切地说，才能证实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此外，当时的内部组织状况也使改革的需要显得愈加迫切。一方面，始终是国际支柱的某些西欧社会党或者是由于自身处境困难而无暇顾及国际组织的事务，或者是因不满于国际的作用有限而失去参与国际活动的积极性，甚至另寻其他国际交往的新方法。因此，社会党国际自70年代初以来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组织较大规模的活动，代表大会的日期曾一推再推，理事会会议自1971年5月后长期未曾举行，其他活动也大多处在停滞之中。即使是在费尽力气才得以举行的活动，参加者也愈来愈少。另一方面，社会党国际的活跃与否主要取决于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个人的活动能力和热心程度。自1964年始终担任国际主席的皮特曼，到1975年时年满70岁，已是年老力衰且又体弱多病，经常不能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活动，从1975年5月起干脆不再出席国际的任何会议，处于实际退休的状态，也直接影响了社会党国际的活动。

由此可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党国际迫切需要以新的活力激发自身、以新的活动调动成员党、以新的形象吸引更多的政党加入、以新的人选改善领导状况。所有这些都表明改革势在必行。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党国际自身处境固然表明了不改革即衰亡的危险，但也为改革的到来和成功提供了契机和希望。

东西方关系的缓和，特别是欧洲局势的缓和，为社会党国际作出独立的政策抉择、真正确立其中间立场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独立是对依附、追随和盲从美国而言，中间是对美苏争霸的传统国际政治两极格局、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歧而言。对于社会党国际来说，在“冷战”**年代那种阵线分明、对垒严密的状况下是不可能有独立和中间可言的。正如社会党国际机关刊物的编辑德埃伊在一篇回顾1972年成员党发展状况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当东西方关系恶化时，社会民主党人便很难做出选择，要么同意大多数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要么就被指责为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因此，二战后初期“冷战”的出现导致社会党采取支持西方国家的政策。然而，“随着60年代末期国际局势缓和的迅速发展，社会民主党人能够重新坚持其中间立场”，他甚而认为这在现象上表现出社会党左倾化的发展。（SI:SA,1973, No 1）正如我们在前面两节所论证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转向提倡和支持缓和、放弃“反共不交往”转向“超意识形态合作”、与美国愈加疏远进而发展为严厉批评美国等等，均表现了它向中间立场的过渡，表现了在客观条件的变化后它已经作出了必须的调整。

实际上，社会党国际趋向中间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向主张不结盟和中立外交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接近。独立性的加强又进一步使它能够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和观察国际问题，并由此形成新的见解，采取新的对策。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党国际的变化为70年代中期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