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党国际的转变

“新东方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极大地影响了西欧乃至国际范围内政治局势的发展，也给社会党国际以极大的启发。与此同时，西欧其他国家及其社会党的政策调整也对它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因此，从70年代初开始，社会党国际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对一些国际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调整和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彻底改变过去支持“冷战”的立场，明确表示提倡和推行东西方之间的缓和；二是废弃过去僵硬、死板的“反共不交往”禁令，转而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灵活的态度。

转向缓和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逐渐统一思想、宣布明确支持“新东方政策”的过程。作为在野党所酝酿的一项重要政策，“新东方政策”在国内首先在西德社民党内部获得支持和拥护。与此相似，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首先是在社会党国际内部求得理解和同情的。因此，社会党国际实际上很早便介入此事。例如1963年5月，勃兰特借出席西北欧6国社会党斯德哥尔摩会议之机，就“新东方政策”问题同其余5国的社会党领导人交换过意见。（SI:SII,1963, No 24）7月，他的谋士和助手埃贡·巴尔便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基本概述“新东方政策”精髓的两个著名观点“：通过接近实现转变”和“小步子”政策。（陈乐民：第248—249页）同一年，社会党国际机关刊登载了勃兰特的一篇文章，在编者按中还特意指出这是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雏形。（SI:SII,1963, No 44）

社会党国际之所以很早便介入了“新东方政策”的酝酿和形成，首先是由于这一政策事关重大，有可能引起国际形势的极大变化。因此，一向关注欧洲问题，关注其中症结—德国问题的社会党国际自然对此倍加重视。其次又是同德国社民党在社会党国际内部地位的变化有关。在社会党国际筹建时期，德国社民党因战争罪责问题而一度受到责难；50年代，它又因主张尽快统一德国、反对加入北约和重整军备而成为“反主流派”。但在50年代末，德国社民党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完成了重大调整，反而成为国际中的先行者，随着联邦德国在西欧的作用日益重要，德国社民党在国际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到60年代中期以后，它已逐渐取代早期的英国工党而实际成为国际中的主导力量。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党国际中聚集了一些与勃兰特等人持有类似的看法的重要人物。例如，1963年成为英国工党领袖的威尔逊，早在二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时期便因力主同苏联和东欧进行贸易往来而与后者结有特殊关系，此后更是每隔一年访苏一次。1964年大选后，他成为工党在野13年后入主唐宁街10号的第一人，担任首相职务直至1970年。同时，他在1963—1970年间担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1964年时又曾暂代主席之职。1961年“柏林墙事件”发生后，威尔逊便认为“柏林墙给人们的教训不是什么能否共处或是否愿意共处，而是共处显得格外重要了”。（史密斯、威尔逊：第128页） 1967年1月，他在访问法国时又对戴高乐讲，欧洲需要政治独立、工业独立乃至军事独立，而求得独立的目的在于“实质问题是我们能否完全打破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按照将军和我所理解的欧洲，把欧洲建立起来”, “欧洲在全世界要发挥甚至更为广泛的作用”，并提出加强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交往。（史密斯、威尔逊：第241页）1968年，“捷克事件”发生之后，威尔逊一方面表示谴责，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欧安会”提议不应持“消极态度”。（史密斯、威尔逊：第228页）再如，当时的瑞典社民党及其领袖艾兰德和1969年接替主席职务的帕尔梅 ，在坚持传统的中立外交的同时，不仅加入了不妨碍其中立地位的一些欧洲组织，而且大力主张和实际推动东西方缓和。（Astrom, p.19）再如，1969年增选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在他于1968年12月至1969年7月出任政府外交部长期间，凭借其巨大的政治威望和灵巧的政治策略为意大利完全转向支持缓和、支持召开欧安会确定了方向。（Feld, p.95）因此，勃兰特等人也同样积极地与社会党国际成员党进行磋商，希望通过这些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它们国家的政府，创造缓和的氛围。

如果说“新东方政策”处在酝酿时，社会党国际主要是在内部讨论中进行研究，那么从这一政策得到贯彻时起，它便开始表现得更为积极。到1969年10月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并开始全面推行“新东方政策”之后，社会党国际便迅速表示支持。这年12月，执行局会议决定设立“欧洲安全问题工作小组”，负责研究“新东方政策”所引起的国际形势变化，协调成员党对“欧安会”的态度和具体意见。（SI:SII,1970, No 1）1970年3月，社会党国际举行成员党领领导人会议，西德社民党副主席魏纳向与会者通报了“新东方政策”的实施情况，特别是与苏联、波兰和民主德国会谈或谈判的内容及进展，会议据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SI:SII,1970, No 4）同年5月4日，此年度第一次执行局会议，讨论了领导人会议的结果和新的情况，明确提出“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应当对欧洲安全问题以及拟议中的‘欧安会’采取共同的立场”。（SI:SII,1970, No 5）这表明社会党国际内部已经就缓和问题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随后的工作将主要是进行具体的准备以完整地阐述自己的立场。果然，此后的两次执行局会议和欧洲安全问题工作小组的几次会议集中讨论了东西方关系的各个方面并拟就了研究报告。

1971年5月，社会党国际在已被选定为“欧安会”会址的城市赫尔辛基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理事会会议。来自30多个国家的150名代表参加会议，几乎所有西欧国家的社会党均由本党领袖或主席领衔。而最重要的是，这次会议确定了社会党国际对于东西方缓和的基本态度，因而成为社会党

国际最终完全抛弃“冷战”立场，转向支持缓和、推动缓和的标志。会议在按惯例讨论了国际形势之后便转入了主要议程，讨论“争取欧洲和平与合作的政策”。勃兰特首先做了引导性报告，随后重点发言的有英国工党影子内阁 的外交大臣海利，奥地利党领袖、政府总理克赖斯基和芬兰党的代表。最后，会议比较顺利地通过了有关决议，其中首先肯定“：社会党国际确定，现时存在着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良好机会，可以用来向缓和和合作迈出决定性的步伐。世界不应当不去利用这个机会。”为此，决议特别赞扬“（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领导下的联邦德国以其正在奉行的东方政策和毫不动摇的气魄已经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气候”，并且还认为英、法、美、苏、四大国以及“两个德国”之间为解决柏林问题而进行的努力，有利于“实现欧洲缓和和合作的伟大任务”。在此基础上，社会党国际在决议中明确提出“70年代应当成为合作的时代，其目标应当是结束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从这一原则立场出发，社会党国际对“欧安会”的举行表示全力支持，希望“欧安会将会提供一种永久性的机制，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欧洲国家可以由此展示怎样以合作代替对抗，并创立起一个和平区”；同时，又提出了颇带新意的裁军主张，第一次明确表示“裁军主要是超级大国的责任”，这实际上是要求美苏两家率先进行裁军，这又为以后更具体、更适应现实的裁军主张和建议初步奠定了基础。（SI:SA,1971, No 5-6）

上述原则立场确定以后，社会党国际更加重视与缓和有关的国际形势变化。赫尔辛基理事会会议结束后，社会党国际又连续召开两次领导人会议，专门研究东西方关系；欧洲安全问题工作小组非但没有停止活动，反而按照新的安排开展了更广泛的研究工作。这些活动进一步使社会党国际坚定了支持和推动缓和的决心。1972年6月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全面肯定了赫尔辛基会议以及其后继续发展的支持缓和的政策立场，不仅认为国际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变对抗为合作”（SI:SA,1972, No 6-8），而且特别强调社会党国际近年来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要之处便是顺从这一趋势，为推动缓和而努力。社会党国际总书记雅尼切克在工作报告中针对国际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是推动缓和而特意指出“：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现在深信，紧张局势的缓和和东西方关系的正常化，是为保障欧洲及世界人民的和平创造良好的条件。”（SI:SA,1972, No 6-8）至此，社会党国际完成了自正式建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转变，而这又引起了其他方面一系列的变化。

“新东方政策”所表现的“超意识形态”色彩、缓和进程开始后的国际形势变化，使得社会党国际难以维持其“反共不交往”禁令。而7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的重新崛起以及与法共的“左翼联盟”给社会党国际带来了更大更直接的冲击。在1971年6月于塞纳河畔的埃皮内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新的法国社会党诞生了。同时，前共和制度大会党主席密特朗当选为这个新党的第一书记。尽管新党是由各社会主义流派组织包括参与社会党国际创建的旧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联合而成的，尽管第一书记密特朗在此前从未加入过法国社会党，但密特朗本人及其新党很快便在法国政坛乃至国际政治舞台上引起了轰动，影响力急剧上升：在1974年的总统选举中，密特朗仅以1.6%的微弱差距而败于当时执政的在位总统德斯坦。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密特朗和法国社会党采取了新的“左翼联盟”政策。密特朗早就认识到法国政坛正经历着两极分化的发展，一度发达兴盛的中派已不复存在，因而应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联合左派力量以改变长期由右翼当政的局面。因此，在埃皮内大会接受了他的主张后，法国社会党便开始为建立以共社合作为主体的左翼联盟而进行具体的准备。经历了若干反复之后，法国共社两党从1972年4月底开始会谈，不久便达成了妥协。同年6月27日，法国社会党、共产党和左翼激进党人运动签署了“共同施政纲领”, “左翼联盟”正式形成。（SI:SA,1972, No 72-74）这大概是自1936年1月人民阵线“共同纲领”签署以后的第一次类似的事件，它以文字声明的形式将60年代以来不时出现的左翼实际协调竞选的做法固定下来。

这显然是一次突破，但相对而言又带有较多的功利色彩。确切地说，对于社会党而言，共同纲领的提出和左翼联盟的形成有助于它利用法共的妥协扩大自己的竞选潜力，并为日后在联盟中占据领导地位奠定基础；对于密特朗而言，这可以用来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为早日争得总统职位而制造有利的条件。按照密特朗和社会党的战略设想，左翼联盟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改变国内政治力量对比、改变右翼独占政权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变联盟内的力量对比使社会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争夺共产党的传统选民。（SI:SA,1972, No 72-74）当然，在实现这一战略设想的过程中还须有必要的妥协和让步，这就包括部分纲领要求的调整和改变传统作法、允许共产党人进入政府等等。

如果说“新东方政策”向社会党国际提示，是可以通过同共产党人，主要是外国共产党的合作，打开对外活动的局面；那么法国党的“左翼联盟”政策则向它说明，可以通过同共产党人，主要是本国共产党的合作，打开国内政治的僵局而使之有利于社会党执政。正是因为这样，社会党国际从一开始便十分注意法国社会党的情况，由最初只考虑“共产党人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与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合作的运动”（SI:SA,1971, No 12），改变为更侧重研究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一般关系问题。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和磋商之后，社会党国际赶在法国共社双方正式会谈之前的4月7日—8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一次执行局特别会议。会议以“欧洲合作的现状”为议题，着重讨论了共社关系问题，并且一揽子解决了这个问题所包含的两个关键问题，会议最后的结论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应当

自由地决定它们自己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SI:SA,1972, No 5）这实际上是放弃了1956年执行局会议所设立的“反共不交往”禁令，将60年代以来的某些灵活做法和区别对待统一并且确定下来。从此，无论是在国际舞台上还是在国内政坛中，共社两党间的交往明显增多了，联合行动，特别是就某些具体问题而采取的联合行动也时常发生。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到后来连社会党国际也主动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接触、寻求合作。

但正如法国社会党的“左翼联盟”政策具有功利色彩那样，社会党国际对共社关系问题的新见解也另有一番含义。从字义上看，阿姆斯特丹会议的转变只是将过去的“坚决反对、主动干预”改变为“不干预，不过问”而已。同时，又为成员党同共产党有可能进行的交往和合作划定了两个界限：一是“如果某个成员党要同其他国家的政党建立联系，则应当事先同那个国家的社会党国际成员党进行协商”；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既不应当、也不允许对共产主义做出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妥协”。（SI:SA, 1972, No 5）这表明社会党国际所同意或不反对的共社合作只能是有限制的合作，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而非“放弃意识形态分歧”的合作。正是因为这样，虽然在1972年6月26日开始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再次重申了放弃“反共不交往”禁令，总书记雅尼切克还将此列为自上次大会以来“对外态度”变化的要点之一，但刚刚签署了“共同施政纲领”的密特朗竟在会上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的基本目标是依靠共产党占据的地盘，重建一个强大的社会党，使共产党的500万选民中有300万选民变成社会党的选民，这就是社会党要与法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的理由。”（SI:SA,1972, No 6-8）

然而，社会党国际这一转变的重要意义并不能由此而加以贬低，因为伴随着这一转变而出现的则是对美国的进一步离异。这主要体现在社会党国际对智利事件 所采取的态度上。1970年9月，智利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为总统，随即组成了由社会党、共产党和已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激进党等6党派联合执政的政府。阿连德担任总统后便宣布智利“要树立第一个按民主的、多元性的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实践中，阿连德政府实行了有利于无地农民的土地改革，针对外国和本国垄断企业和银行、特别是铜矿业的国有化，主要使下层劳动群众受益的社会福利改革，以及包括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全向性外交政策。（Entessar, p.101）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党国际赞赏、至少是不反对的。特别是在它看来，阿连德政府在人事上有成员党的参与，在主张上有与民主社会主义相通之处，因此有可能以此为突破口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在阿连德当选总统之际，社会党国际便迅速表示支持。（SI:SII,1970, No 11）国际总书记还亲自出席了阿连德的总统就任仪式。在他后来所提交的报告中甚至将此视为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一次重大胜利并将阿连德政府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府”。（SI:SII,1971, No 5-6）在以后的发展中，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1973年2月，社会党国际执行局有意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在国际主席皮特曼亲自主持下，会议发表声明对阿连德政府表示全面支持并强调出于民族利益而实行自然资源国有化的必要和合理。阿连德总统同与会代表也举行了会晤。这次会议还决定设立一个拉美加勒比常设委员会，制定社会党国际关于拉美地区的行动纲领，从而表明了社会党国际更长远、更广泛的发展设想。（SI:SA,1973, No 2）

但阿连德政府从一开始便引起美国和智利国内反动保守势力的不满，它所推行的改革和新政策更招致他们强烈的反对。因此，阿连德政府始终面临着政府危机、议会反对和兵变威胁。1973年9月，在美国的插手下，智利军人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杀害了阿连德本人并取缔了包括激进党在内的联合执政伙伴的合法存在（关达等：第85页）。对阿连德政府始终表示支持的社会党国际随即在同月22日召开了自1968年“苏联侵捷事件”以来第一次执行局紧急会议，对推翻阿连德政府的“智利国内外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表示强烈的谴责，其矛头直指美国。（SI:SA,1973, No 5） 1973年9月29日，由社会党国际8个成员党出面，又在赫尔辛基召开了“支持智利人民的国际会议”。（SI:SA,1973, No 6）10月，社会党国际派出代表团调查智利情况。11月举行的成员党领导人会议也专门研究了智利事件及其后果。到1974年3月，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又设立了至今仍在工作的“智利问题委员会”，负责协调成员党的有关活动并提出行动建议。（SI:SA, 1974, No 2）

对于这样一个在智利一国之内所发生的事态，社会党国际做出了比以往任何类似场合下都更为激烈和强硬的反应。而更有意义的是，这是一个有美国势力插手的事件，但社会党国际并未由此退缩避讳，这也是过去所不曾有的。从此，“智利事件”成为社会党国际与美国之间一桩不可小视的积怨。直到80年代，社会党国际在评论全世界保守力量时，还将智利政变后的军政权领袖皮诺切特与撒切尔和里根相提并论。（SI:SA,1983, No 3）同时，社会党国际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问题时似乎也形成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行动模式。但其重点却在于不放弃从意识形态方面、从价值观念上对美国的倒行逆施提出批评，同时又认可其主要成员党所在国在许多方面仍同美国保有特殊关系。这种情况也同样反映在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对美国的越战政策的批评上。

上述种种变化显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变化的延续和发展。由于国际形势、特别是欧洲形势的变化以及主要成员党的政策调整，社会党国际在70年代初的变化幅度更大、也较少反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