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夔龙接到12月24日的上谕和学部的指令，猖狂至极，悍然调兵包围学堂，勒令开课。“人心更为抑愤”，法政学堂有个“素日勤学安分，久有令闻”的学生，“对于此事则愤不能自已”，“用刀割去一臂”，次日殒命。学生虽在刺刀逼迫下不得已复课，“实则纷纷四散”。[71]
保定学生闻悉天津学生的请愿被镇压，自25日开始全体罢课，表示对天津学生的支持和对陈夔龙的抗议，其中以师范学堂的学生最为激烈。
陈夔龙接到电报，恐怕“蔓延愈甚，后患难防”，急调陆军和警兵将师范学堂及其他学堂包围，“不准学生自由出入，往来函件必须拆视”，“昼夜巡防，不稍松懈”[72]。1911年1月2日，朝廷深恐罢课风潮蔓延全国，又严令各省督抚“随时弹压”，“从严惩办”[73]。陈夔龙立即饬令学堂复课，否则解散学堂，将学生押送回家。学堂的监督和堂长们再三劝说，学生们不得已，只好在武力高压下停止了罢课。
在此之前，军机大臣曾密电陈夔龙，令其侦查请愿领导人，如果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以免纷扰。1911年1月7日晚上，陈夔龙命令署理巡警道田文烈带领巡警，将温世霖秘密逮捕。旋即密电军机处，谓温世霖“曾充长随多年，声名恶劣，久为衣冠不齿。此次在津竟敢假国会请愿为名，借此敛费。前月十九，更擅捏通国学界同志会名义，自称会长，发电十六省，遍行要结，同时罢课，几酿巨患。当经密饬署巡警道田文烈严密查拿，兹将温世霖拿获到案。伏查温世霖以乡里无赖、出身微贱之人，假托名义，结众敛钱，已属有害地方，更敢擅捏会名，妄称会长，遍电各省，广肆要结，尤为意图煽动，居心实不可测。当此民情浮动之时，若不严行惩儆，诚恐愚民无知，此唱彼和，万一再为煽动，一发难制，势更遗患无穷。是温世霖之借端生事，非特为害一方，且影响及于各省，实非寻常滋事可比。夔龙为保卫治安，顾全大局起见，应否将温世霖即温子英从重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遏乱萌而弭隐患之处，谨电请代奏，请旨遵行。”[74]
第二天，天津各界著名人士方才得知温世霖被逮捕的消息。当晚八点，绅民自动聚集在天津县议事会共商营救办法，公推教育家张伯苓为临时会长。首由温世霖之弟温励庵报告了被捕的情形，张伯苓、杜宝桢、潘云巢和阎凤阁等人都估计是因四次国会请愿，学生罢课而起。最后议定以个人名义上禀总督，诘问温世霖被捕的理由，当场将禀稿拟定，在上面署名的有二十六人。
9日上午十点，张伯苓等二十六人同赴督辕禀见。
陈夔龙只接见了张伯苓，对他说：“温世霖出身微贱，胆大妄为，此次执法，实为地方除害。早晚将见明谕，其罪多系充军，诸君可无须过问。”[75]
张伯苓出来对大家讲了，准备晚上再进一步研究办法，谁知朝廷已经发来密电，批准了陈夔龙的奏请。陈夔龙唯恐生变，即于下午三点密令委员徐德澂和署理天津县知县周子荫及差遣队队官杨永寿，带领队兵二十名，秘密将温世霖押上快车。
为了防止各学堂暴动，陈夔龙又下严令，命军警监视。同时发布告示说：“照得莠民煽惑，最足扰乱治安。查温世霖假名结会，遍电各省，胁令罢课，要结挟制，非但为患一方，且影响及于他省，实属胆大妄为。经本大臣饬拿，请旨惩儆，明奉上谕，温世霖着即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等因，钦此。自应钦遵办理。本大臣为保全治安，此等不安本分、借端滋扰之徒，自难稍事姑容，致为地方隐患，此外决无株连。为此出示晓谕，仰尔士民人等务仍各安生业，毋得轻听浮言，自生疑惑。倘有混徒造谣生事，扰害治安，定即严拿惩办，决不稍贷。”[76]
咨议局致电清政府，全体议员愿保温世霖；北洋师范学堂、农业学堂和天津县四十乡议事会议员向咨议局陈请，为温世霖辩护，然已无及。
温世霖发配之后，直隶各界人士极为关注，深念新疆路远山遥，天寒地冻，兼之温世霖眼疾未愈，途中可虑，公议集资白银一千两，供其沿途之用。王庆绪十分同情温世霖的不幸遭遇，挺身而出，愿与他同往新疆，加以调护。在天津的十几名湖南人还联名倡议，将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所余的九百余元全部送他。北京某校师生亦集资五百元，并写了一封万余言的送别书密赠温世霖。政府虽将温世霖视为罪犯，但沿途各地人民反而将其当作上宾。行经河南时，温世霖受到一千余人的热情欢迎，并集资八百余元相赠。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四日）抵达陕西省城西安，温世霖请假十日，在此度过春节，又受到盛大欢迎和招待，该省咨议局和绅学商军各界以及在陕西的直隶人士皆有馈赠，还有的赠送了鲜花。“公道自在人心”，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