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在前两次请愿中都比较落后，不料在请愿同志会发出第三次请愿的号召以后，仅捐款赞助请愿一件事，西安就出现了极为动人的场面。在热闹的大街上和繁华的场所前，不但有许多中上层的士民争相解囊，一些下层社会的群众也相当踊跃，拿出了自己的血汗钱。如：
一个以剃头谋生的人，捐了大钱六百。
南院门有个说书的先生一次捐出帖子钱几千，别人以其生活贫困，劝他少捐一些，他奋然说：“我日得钱，岂可不令我与国事？”
一些和尚、道士和小学生也先后签名捐款。
有些关心国事的青年妇女，如桑氏、荀氏不便出面，让自己的丈夫把钱送到同志会。还有一个寡妇也让人把钱送去。
咨议局是请愿的主要发动者，议长王恒普的态度相当积极。说：“此事吾不少避，吾特请抚宪代奏。”
23日，咨议局和请愿同志会召开了请愿大会，参加的群众有一万多人。师范学堂的全体师生迈着整齐的步伐，由学堂监督带领着来到会场，最为引人注目。会上增选了请愿同志会干事，五千余人签上了自己姓名。由于时间来不及，以后又连续进行了几天，签名的士民络绎不绝，非常踊跃。“陕西国民之气，蓬蓬勃勃，直有一日千里之势，自议长以下，初愿皆不及此。”
开完大会，参加的群众游行到抚署请愿，“群以死争”，要求巡抚恩寿代奏。恩寿答允。
请愿的群众散去，农林学堂的学生却开始了罢课。原因是请愿同志会发出的开会公启，被该堂提调匿藏起来，没有公布，未让学生参加，并开除了两名自动参加会议的学生，引起了学生公愤。其实，该提调不让学生参加会议，也是奉命行事。9月，学部曾经通咨各省及北京各衙门所属的学堂，说教员和学生应以专心向学为要图，请开国会问题固然重要，但业经各省国民代表要求至再，是否允准，朝廷自有权衡，凡学界中人一概不准干预。罢课的事情迅速传开，陆军学堂的臧、刁两位监督和咨议局、同志会的负责人前往调处，对提调说：“此会不比别会，官长当明避暗助可也，不布公启，实属有误。学生来会，可做不知，开除二人，速即复名，不当以学生不得入会常章是拘。”这种处理极为明允，可是，学生又揭出提调干的坏事二十余条，一时尚难了结。[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