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午前，孙洪伊、李芳、文耆、陈登山、陶熔、吴赐龄、李长生、王观保、贺培桐、杜宝桢、李荫桓、温世霖、王双岐、杨春泰、薛延棨、潘智远、王庆昌、邢祜周、李寿昌、王法勤、蒋宗周、李素、萧辉锦二十三名代表正整队前往摄政王府，忽有在京读书的奉天籍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十七人来到，交给代表一封血书。血书云：
世界进化，一如潮流，卷地拍天，无能遏止。二十世纪立宪之规模渐备，专制之轮廓难存。欧美前尘，东瀛继轨，天演公例，日演其活剧于大舞台而未有已。我国民受甲午、庚子、甲辰诸役之刺激，宜致睡狮之醒，而消虎视之萌，庶黄帝子孙或不至效奴隶马牛于文明之世宙。乃起视我政府，狃于积弊，醉生梦死，其不足与列强较优劣、比强弱也，稍有识者所共知矣。所赖者，我同胞激发热诚，以爱种爱国之心，出而理天下事，庶有豸乎！庶有豸乎！独是旷观东西洋强国之原因在立宪，宪法之机关在国会，国会一日不开，我同胞议政一日无根据地。幸我代表诸君出以热心，持以毅力，一再请求，未获效力，是正我同胞痛心疾首，鼓血轮于最高最热之度，而见以诚之时也。现当第三次请愿，国会之团结力已坚，进行心已定，似无庸有所勖勉，自见万众之一心。然国会之开与否，系于我种族之存亡、国家之盛衰两大问题。日韩合邦，日俄协约，南北满无故增兵，要皆亡国之材料。国会一开，全球之耳目一新，全国之精神大振，或足消窥伺而弭祸端。重要宝贵既如许，要有最大最重之代价，始能购得而发现于一朝。今我代表诸君热血潮涌，不惮牺牲一切，为同胞博莫大之幸福，吾侪具有天良，何惜此少数之血液，洒书数字，以表示此次将以血购国会，决不似前之以文字购国会者之不足动我政府也。血潮上涌，语多失序，愿代表诸君谅之，愿我四万万同胞思之。临书不胜急切翘盼之至。[52]
赵振清、牛广生对代表说：“国家瓜分在即，东三省土地已先沦亡，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二次请愿国会无效，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言毕，赵振清、牛广生即拔出利刃，欲剖腹绝命，以明心迹。各代表及仆役等人惊骇万分，力夺其刃，紧握他们的肘部，苦苦劝解。岂料在代表防备稍疏之际，牛广生突然持刃割下左腿一块肉，赵振清割下右臂一块肉，在致代表书上摩擦数遍，鲜血涔涔滴下，惨不忍睹。赵振清、牛广生申明：“如此次请愿仍无效，决即自刎”。各代表泣然泪下，答谢他们，谓“某等此次请愿，当以死殉之”。赵振清、牛广生等遂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拭泪负痛，踉跄而去。各代表肃然送走他们，立即登车前往摄政王府。[53]
摄政王府坐北朝南，前面的后海波平如镜，岸边垂柳成荫，里面的建筑雕梁画栋，极其雄伟，西花园种植着各种奇花异草。原先是康熙时武英殿大学士、宰相纳兰明珠宅邸的花园，后来几经变迁，成为光绪皇帝生父奕譞的府邸，现在是载沣居住，故又称为醇王府或监国王府。
来到府前，孙洪伊等人下了马车。
左翼卫队普管带问明来意，急忙向内通报。少时又转回来说：“据回事处传告，监国已赴三所，此书未便收受。”又领着孙洪伊、李长生和李芳同到回事处问明理由。
回事处的人告诉他们：今日监国未必回府，诸君可于初八日（10日）下午三点钟，公推二三人再来呈递，若监国仍未回府，再将书留下，当为代呈。
孙洪伊等回来向大家讲明，商议办法。议定酌留数人在府前守候，监国何时回府，何时呈上，其余的暂时回去，赶办上资政院请愿书和上政务处书。李芳、杨春泰、王庆昌、潘智远、贺培桐、文耆自愿留下。[54]
平时王府前面行人极少逗留，非常清静。此刻李芳等人在府外柳荫下盘桓，极形惨淡，引来许多群众围观。潘智远和王庆昌就借此机会轮流向群众发表演说，闻者莫不悲愤落泪。
傍晚，他们在树荫下席地坐卧。
当地的巡长见他们如此，婉劝他们回去。一位巡官和卫队普管带也相继到来，进行劝慰。他们不为所动。过了一阵，民政部左侍郎兼步军统领乌珍又特派委员百般劝解，请暂离府邸，并为代找住宿之处。代表表示：“非露宿，心不安”，坚持不允。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听说，亲带内城警厅厅丞章宗祥前来慰问。
代表仍谓非见监国面禀不可。
善耆诚恳地说：“请愿国会，甚表同情。但监国不在邸中，久候此间，亦是无益。如肯见信，即将呈稿交出，明早一准到三所代呈监国。至要求接见一层，亦必代为转达”。又说：“监国回府尚须时日，不如代达迅速。”
文耆、李芳陈述了东三省的危险情形，说：“祖宗山陵所在，为莫大之辱。”
贺培桐陈述了列强窥伺、乘机而动的情形。
潘智远陈述了国民渴望的情形，说：“非开国会，不足以释人民与朝廷之恶感，且非即刻开国会，不足以救中国之亡。”
善耆向他们保证：明天就到三所代陈，并约定后天午后会面。
李芳等人见其语出至诚，方将上书交善耆而归，出城已过半夜十二点了。[55]
上监国书以直省咨议局议员代表孙洪伊，直省绅民代表李长生，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旗籍绅民代表文耀，直省教育会代表姚文枏，直省商会代表沈缦云，直省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南洋雪兰莪、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美洲纽约华侨代表伍庄，日本华商代表汤觉顿为领衔人，略谓：
洪伊等自去年至今，感国势之阽危，痛外患之亟迫，思救国亡，惟有国会。既两次奔叩帝阍，未邀俞允，抱忠怀愚，不敢谓见屏于君父，辄自退阻。方欲与全国人民为三续请命之举，而海内外父老昆弟亦复函电交驰，迫不令去。洪伊等滞羁京师，其所以奔走呼号，不敢告劳者，欲以款款之愚诚，冀幸君父之一悟也。
乃者东三省人民，以日本并韩而后，势力渐趋于南满，北部则迫于强俄，介居两大，协谋来侵，约章既成，风云益剧。东省人民寝不帖席，既合全省士绅会议数四，乃公推特派员数人到京，佥谓及今不开国会，国家必无幸存。东三省有变，则全局瓦解，宗社人民，将置何地，虽欲从容立宪，不可得矣。时势迫促，不能再缓须臾。嗟嗟吾王，期年之间，时变如此。吾贤王受先朝遗命，监辅冲主，身膺国家之重，傥亦有震撼于中，不能自已者乎？
夫鉴往以知今，即今以察来，有远虑而后免近忧。人民生长草野，习审时变，私冀奋然图治，转弱为强，转危为安者，非贤王莫属。徒以天泽之分，不能旦夕面王，痛陈国家之大计，变革之大纲，为可痛耳。方今之病，患在壅隔。以贤王求治之殷，吾人民望治之切，两相需于冥漠之中，而迄不能豁然大解者，则以上下不交通之弊也。顾上下交通，则机关之设，首在国会。国会者，所以通上下之情，为宪法上立法最高之机关。有国会而后可言立宪，无国会而言立宪，人民生其疑阻，政事日即惰偷，虽日日言筹备，而财用之耗蠹，人才之隳窳，民生之凋敝，恐即在此筹备之中，而祸乱之至且无日矣。王试思列强之国皆有一日千里之势，而吾国至今犹在纷纭棼扰中，庶政孔多，而财政奇绌，官僚充斥，而责任无人。非不日言筹备也，而局处衙门凡号称新政机关者，率皆东涂西抹，举一遗二，而其间犹复新旧杂糅，有举无废，循节敷末，百孔千疮。以如此之政治，当列强之竞争，其有幸乎！且无暇与列强絜短较长也。凡事不从根本解决，而徒爬枝搔叶，鲜克有济。王试观两年以来宪政筹备之清单，不可谓之不密矣，督促进行之诏旨，不可谓之不勤矣。以言财政，而财政之紊乱如故；以言教育，而教育之腐败如故；以言警察，而警察之疲玩如故；其他军事、实业，凡关于国家大计者，更无一餍足人心焉。外人之觇吾国者，以为吾国之政治，如灭烛夜行，无一线光明，几不足与于国家之数，故其在吾国之行动，皆不以平等相待。值此内外交迫之际，若非有大举动大变革，则孰若速开国会，与天下以更始，令四海万国耳目一新，知吾国家真实立宪，见日月之明，而奸谋自阻。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必不信开国会后不能自强也。凡百事功皆发乎机，机之一发，则群耳易听，万目改视，腾为舆论，亦遂朝黄暮绿，南北易位，开国会即其机也。我能行之，安知不足以震慑列强！闻卧虎之啸，则猎者骇走，莫之敢撄。国家危亟，北钥告警，猎人在前，当复何谋？洪伊等分属国民，有俱烬之痛，义不忍复偷瞬息之安，所以昧死一言，冀吾王之投袂而起也。伏愿吾王上为皇上，下为人民，巩固我国家亿万年永永长治久安之基，当几（机）立断，即日请旨速开国会，上以副先朝付托之重，下以慰亿兆人民望治之心，俄顷之间，立新朝局。但令国会早开一日，即人民早享一日之太平，洪伊等归耕垄亩，歌咏衢壤，于愿足矣。所有披沥下情，请速开国会缘由，除陈请资政院议决代奏，并呈由政务处代奏外，谨合词笺状以闻，惟冀垂察。
抑更有言者，资政院性质本与国会不同，其组织亦与国会迥别，万不足以代国会，前由都察院代奏书中，已缕晰言之，幸王少留意，毋惑于叶公之龙也。[56]
8日早晨，善耆在载沣召见时即将请愿代表的上书代递，并详陈各代表之热忱，学生之流血，话说得极其诚挚。
载沣听了，颇受感动。他说：“惟此项呈词，不能据此以下上谕，故须稍缓，俟三次请愿书上奏之后，方能决定办法。”
善耆退出后即派人到联升店与各代表接洽。代表说此事必须面见肃亲王，不必用人传话，于是约定时间至肃王府求见。[57]
上午，又有志士张成珍亲带血书、指头、红禀到代表团，上署年二十五岁，奉天兴京人，系用刀劈断左手食指，以笔染血写成。书中大致不外“望诸公急切请愿，当牺牲性命，以为后盾，先献指以表愚诚”。临行，又呈出张云湖的血书，上书山左愚夫。书中词意极其悲愤，令人不忍卒读。各代表见了，皆哭泣不止。[58]
下午，孙洪伊、李长生、王双岐、文耀、邢祜周、王庆昌、陈登山前赴已经正式开议的资政院，呈递了由一百八十七人署名的请愿书。[59]请愿书略谓：
今日事势，已迥于数月以前，更阅岁时，安知所届。昔人有言：鹿死不择音；又曰：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洪伊等窃见自五月二十二日以后，时局骤变，惊心动魄者不一而足。外之则日、俄缔结新约，英、法夙有成言，诸强释嫌，协以谋我。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俄汲汲增兵窥我蒙古；英复以劲旅捣藏边；法铁路直达滇、桂，工事急于星火；德、美旁观，亦思染指。瓜分之祸，昔犹空言，今将实见。内之则各省饥民救死不赡，铤而走险。土匪乘之，骚乱日告。长沙、莱阳，几酿大变，虽幸获戡定，而善后之策，一筹莫展。乱源不拔，为患方滋。此外各地，无不嗷鸿遍野，伏莽满山，举国儳然，不可终日。此等现象，皆起于最近数月之间，非惟洪伊等所不忍闻，当亦我皇上所不及料。昔汉臣贾谊陈时局之危，譬诸抱火厝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燃），因谓之安。数月以前，我国事势，盖有类于是。今则火既然矣，且将燎原矣，举国臣民顾影汲汲，朝不保夕，非赖皇上威德，亦复何所怙恃。此所以不敢避斧钺之诛，沥心泣血而思上诉者也。
伏读谕旨有云：国家至重，宪政至繁，缓急先后之间，为治乱安危所系。大哉王言，治道尽于是矣。夫求治莫要于审缓急先后，而若者宜缓，若者宜急，若者宜先，若者宜后，则不能徒征诸理论也，而当以事实为衡。今中国非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危亡，尽人而知之矣。然宪政若何而始实施，此最不可不审也。比者筹备宪政之有名无实，天下共见。中外臣僚，其涂饰敷衍，捏报成绩，苟以塞责者，固所在多有。而一二大吏，亦尝知虚名之不可以久假，欺罔之不可以公行，力陈现在筹备之失当，成效之难期。如督臣李经羲、陈夔龙，抚臣陈昭常、孙宝琦，藩臣王乃征等，皆先后有所献替，虽所求补救之策各有不同，至其言现在筹备之不能举实则一也。筹备而不能举实，则何如不筹备之为犹愈，于是诸臣中渐有倡停办宪政之说者。夫以今日所谓筹备，非惟不足以利国，而反以病民，则停之似宜也。虽然，亦曾思孝钦显皇后、德宗景皇帝所以赫然宣布立宪者，其用意果何在乎？使专制政体而尚足以维持国命于不坠，则以在天两宫之圣，亦何乐为此扰扰，以摇惑天下之耳目。先圣之以宪政贻谋于皇上也，盖洞瞩时势，深察民情，知中国非此则不足以图存也。夫朝令暮改，君子尤讥其反汗，况于先朝训诰，为国家定百年大计者，为人臣子，乃敢窃窃焉议废弃乎！是故以现在筹备宪政之不能举实，而务设他法以举其实焉可也，坐是而疑宪政之当废焉不可也。此如抱病之夫，缘食增病，不务治病而思绝食，未有不速其死者也。洪伊等以为筹备宪政之实之所以不举者，皆坐无国会而已。何也？盖立宪之真精神，首在有统一之行政机关，凡百设施，悉负责任，而无或诿过于君上，所谓责任内阁者是也。责任内阁何以名？以其对于国会负责任而名之也。是故有责任内阁谓之宪政，无责任内阁谓之非宪政，有国会则有责任内阁，无国会则无责任内阁。责任内阁者宪政之本也，国会者又其本之本也。本之不立，而末将安所丽？两年以来所以筹备一无成绩，而宪政二字几于为世诟病者，皆坐是也。
洪伊等恭绎谕旨，谓据各衙门行政大臣奏称：按期次第筹备，一切尚未完全。又云：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皇上慎终于始之盛心，洪伊等具有天良，岂不知感。特不知届九年期满之时，倘筹备仍未完全，亦将召集国会否耶？如云不完全而亦召集也，则等是不完，后之与今，复何所择？如云必完全而始召集也，窃恐似兹筹备，终古更无获完之时。此非洪伊等疏逖小臣吹毛责备之私言，即以国之世臣如李经羲辈，身处当局，洞悉情伪，而其言之忧危既已若彼。皇上于召见中外大吏时，试命其自抚良心，问有一人焉敢谓前此筹备之确有成效者乎？又命其自摅怀抱，问有一人焉敢谓将来筹备之确有把握者乎？他勿具论，即就财政一端言之，自侈言筹备以来，岁费增加，司农竭蹶，数倍于前，后此且将益甚。筹备案中所列诸要政，虽欲勿停，又安可得？一事如此，他事可推。若是乎筹备宪政一语，不过供大小官吏欺罔君父，自便图私之口实，而于先朝殷殷贻谋之本意，更复何有？我皇上如谓今日中国可以不复筹备宪政也，则洪伊等亦复何言；亦既知筹备之不可以已矣，又灼见乎二三年来所谓筹备者之一无实效矣，而不深考其所以无效之故，而别思所以致效之途，此洪伊等所大不解也。夫筹备何以能有效？必自行政官各负责任始。行政官何以能负责任？必自有国会以为监督机关始。是故他事皆可后，而惟国会宜最先；他事皆可缓，而惟国会宜最急。谕旨所谓缓急先后之间，为治乱安危所系者，岂不以此耶！
昔汉臣刘向上成帝封事云：“下有泰山之安，则上必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保持宗庙，而令国祚永移，降为皂隶，纵不爱身，奈宗庙何！”其词危苦，千载下读之，犹将流涕。而独怪当时时主处彼岌岌之势，闻此謇謇之言，何以漠然，曾无所动于中，或明知其善而莫能用，坐使身死国亡，为天下笑，岂天命不佑，非人力之所能回，毋亦在上者不能听言择善，有以自取其咎也。今国势之危，过于汉季者且将十倍，出万死以求一生，惟恃国会与责任内阁之成立。及今急起直追，犹惧已迟，更复荏苒数年，后事何堪设想!
夫自五月二十二日以迄于今，不过数月间耳。而事变之咄咄逼人，已再四而未有已。盖悬崖坠石，愈近地而速率愈加。今后数月中，其可惊可痛之事，恐将又甚于此数月。而筹备案之敷衍告竣，乃须期诸六年以后。此六年中，内忧外患，谁复能料？而长以此泄沓阘冗不负责任之政治应之，祸变之惨，岂复臣子所忍言者哉！昔朝鲜当光绪二十一年，其主亦尝誓庙告天，宣言预备立宪，设责任内阁，其所颁大诰十二条，略与我《宪法大纲》相类，徒以无国会之故，监督机关不立，凡百新政，皆有名无实，利不及弊，坐是鱼烂，以底于亡。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若朝鲜者可以鉴矣。洪伊等诚知冒渎宸严，罪合万死，徒以时局煎迫，朝不逮夕，国脉民命，系兹一线。谨合词沥血陈请贵院，迅赐提议，于宣统三年内召集国会，并请提前议决代奏，恭候皇上圣鉴，训示施行。[60]
资政院秘书长金邦平接见了代表，收下请愿书。告诉他们：本日休院，待议长到院时当即代呈，付陈请股审查。
继而咨议局联合会将速开国会的陈请书呈送到资政院。
澳洲华侨致电陆乃翔转呈资政院说：“鉴日俄约成，瓜分局定，请速开国会，以救危局，乞代奏。”[61]日本横滨、大阪、神户和长崎的全体华侨致电《国民公报》说：“各国协商，瓜分在即，请联合要求速开国会，速弛党禁，以救危亡。”[62]
赵振清、牛广生的血书也在报纸上登载出来，激励着爱国的人士。
9日午后两点，李芳、文耆、温世霖、李寿昌、邢祜周、王庆昌、王双岐、李荫桓、杜宝桢、杨春泰、潘智远依约来到肃王府。善耆马上接见，向他们讲了代递上书时的情形，并说监国听了颇为动容。
代表说：“外间企望国会之热诚大形膨胀，某等身为代表，若国会不能速开，某等当誓以身殉。”继而讲了张成珍和张云湖两位青年断指血书的情形，并将血书呈上。
善耆看过，大为叹息。[63]
载沣担心代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的要求断难允从，将善耆和乌珍召去，叮嘱他们妥为防范，不要闹出事变。
为了减少朝廷发布上谕时的阻力，代表团决定仍拜谒军机大臣和权贵，请他们赞成速开国会。
11日下午两点，孙洪伊、李素、陈登山、吴赐龄、文耆、陶熔、温世霖、李芳、贺培桐、李长生、王庆昌、杨春泰、杜宝桢、李荫桓、薛廷坚、潘智远、邢祜周、李寿昌、王观保一行来到庆王府，晋谒奕劻。但奕劻不在府中，代表只好将上书留下，告以明天再来。
上书写道：
王爷殿下：去腊严寒，恭叩邸第，得侍光颜，备陈草莽区区之忱，请求速开国会，过蒙采纳，皇感万状。时日靡常，历春涉秋，忽忽数月。而外交变更，旧藩不祚，日、俄肆启野心，意在东省，协约发表，举国震骇，愈谓非国会不足救亡。各省督抚亦心知其然，时流露于奏牍之间，所以不敢直陈者，犹虑枢府中慎重国是，或干渎冒耳。伏维王爷手掌枢衡数十余年，凡国家变法之大计，维新之景运，皆出王爷主持，翼赞圣德，以有今日。顺时为变通之道，王爷既熟审而利行之，今者中外人民希望国会，若饥渴之于饮食，时会既至，因势利导，惟王爷是望。国家根本，首在民心。王爷更历时变，老谋深识，度亦洞鉴。今日时事，惟恃此民心之忠爱，尚有可为。倘得矜鉴愚诚，慨念国本之靡定，密陈黼座，代为人民吁请速开国会，以慰中外之望，则微特人民感激涕零，歌颂周召夹辅之勋，抑大清万年巩固之基，先朝神圣实式凭之。若其稍有回皇，窃恐四海人心怏怏失望，而外患日迫，内体不坚，国家大事或蹉跌不虞。当此时而责任所在，夫谁与归？王爷试言念及此，何以图之？急切不遑择言，匍匐待命，无任皇悚。[64]
12日，孙洪伊等二十多人又到庆王府。回事处的人告诉他们，王爷仍不在府，但上书已呈，王爷已面谕乌珍约诸位在高庙晤谈。
孙洪伊等人立即奔往高庙，请乌珍先将奕劻如何面谕告知。
乌珍道：“王爷面谕，私府非办公之所，请开国会事可向有司衙门呈请代奏，王爷无不赞成。”
代表说：“当今上谕既由军机副署，自应同负责任，况庆王爷乃皇室懿亲，朝廷元老，军机领袖，德业勋劳，久为天下所尊仰，断无庆王爷赞成而监国犹驳斥之理。第一次上书时，代表等晋谒王爷，亦面谕极端赞成，及奉上谕，却又不然。故外间多以庆王爷为反对国会，并非无因。此次代表等求见庆王爷，请问不赞成国会，尚有何法救亡？如果赞成，将来交议，若监国犹豫，王爷持积极主义，应力争；持消极主义，应不署名，则天下可以共信庆王爷实有赞成之意思。”
话刚说完，温世霖突然仰天大哭，历数官吏误国之罪。又说：“国势危迫，人民以爱国血诚上书请愿，庆邸身居权要，人民欲一见其面，犹再三拒绝，似近不情。”旋又愤愤地道：“此次请愿，系受父老兄弟委任，国会不开，万无生还之理，早晚同是一死，晚死不如早死，免睹亡国之惨。请将此项下情转达王爷。”
乌珍忙加劝慰，答应晚上约同善耆面见庆王爷，详述诸君之意，庆王爷是否允许接见，14日下午六点钟定当函告。[65]
孙洪伊等告辞，前去谒见贝勒毓朗，毓朗不在府中，也没有见着。
同日，吉林请愿代表李芳、文耆上书载沣，指出：“自日俄协约告成，三韩灭亡，外势日迫，首当其祸者厥惟三省。数月以来，日、俄在东三省之经营，兼程并进，司马昭之心，路人共见。三省人民奔走相告，咸谓灭亡之惨即在目前，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芳等目击情状，心悸胆裂”。“今日外势之逼迫，国事之委靡，非即开国会，不能保我宗庙社稷，即不能保我子孙黎民”。“窃观日俄协约、日韩合邦之后，廷臣一无举动，则其决无救国之策可知。至此而不幡然改图，即开国会，将见祸变之来，不可思议。”[66]
这天，隆裕太后听到请愿代表上摄政王书、上资政院书及谒见权贵的消息，在长春宫召见载沣，问：“呈递请愿书时有割股断指事，信乎？”
载沣答道：“有之，系奉天学生。”
隆裕闻奉天二字，似有所动，默然良久。道：“伊等忠爱热忱，谅非沽名，实迫于时事为之耳。吾亦知此事关系重大，不可草率从事。惟闻廷臣中有意反对者，亦属不少。究竟有人能将国会速开之得失及利弊关系一一断决否？若仍似是而非，怀挟私见，须当早自定见，切勿为浮言所挠。”
载沣答应后回到三所，即召见军机大臣，将隆裕太后之意告诉他们。[67]
13日，代表十七人前往那桐府第求见。门房告以今早出门，有话请述大概，待其回府代为转达。
代表说：“相国乃国之重臣，去冬今夏，某等因国事两谒相国，皆极表赞成之意。而两次上谕发表，均不允所请，不闻相国有诤语，而署名于军机大臣之列。代表等窃疑相国非真赞成国会，而转导吾民以欺也。兹之求见，将以求相国赞成或反对之决心，如真赞成，则此次交议，务恳力争，争而不听，则勿署名，或以去就争，吾民方尸祝之不暇。若别有救亡之策而不主张国会，亦恳开诚布公宣示吾民，免廑杞人之忧，此代表等所以求见相国之意也。”遂嘱门房打电话询问那桐现在何处。
门房向外务部打电话，答以不在。
代表多数主张在府守候。陈登山说：“今日之来，并未与中堂预约，应定期再求中堂赏见。届时中堂如再不见，则当忍耐饥寒，在府静候，必蒙赏见而后已。”众人遂决定14日上午到府求见。并嘱门房转达那桐，届时如再不见，决不空回。[68]
接着代表往谒载涛，因其公出，也未见到。
代表们对奕劻两次不见非常不满，《国民公报》的总理徐佛苏和编辑们非常恼火，赶写出一篇社论，题为《诘问庆王》，发表在14日的报纸头版上。该文略谓：
“前二次请愿，王固延见之，且极表明赞成之意。及诏旨明发，乃大不然。天下固有以知王之无意国会，以其阳与而阴夺者欺骗天下人也。”此次代表谒见，“不意王拒而不纳，求一望见阳示赞成之颜色而不可得。虽然，天下唯患伪立宪耳，若真专制则固我人所欢迎者。何则？其激之者愈甚，斯其应之者愈力。比年以来，我国惟困于此种无刺无非、不痛不痒之伪立宪，廉耻堕地，生计日隳，愈迁延而愈无可恢复。今王果反对国会者，不妨表明意旨之所在，将各代表逐之辱之诛之戮之，则我国民受王之赐者，实远过于今日无刺无非、不痛不痒之政体也”。“今天下万事皆绝望，枵然待毙，其有一二人心未尽死者，恃国会问题耳。一旦并此而死之，则王虽欲安立于庙堂之上，岂可得乎！”
当天上午，十余位代表谒见了那桐，讲的甚多，有的说现今时局已危，若不速开国会，则外交无后援，必定事事失败。有的说如政府别有救亡之策，不妨表示政见，即不开国会亦可。
那桐回答的也很多，谈到国势危险，财政窘绌，生计艰难各事，竟至各相对哭泣。
谈到东三省情形，文耆与李芳痛哭失声，众代表均哭，那桐也跟着流泪。
陈登山说：“今日惟请中堂决心，赞成反对，一言而判，不必稍涉游移。”
那桐说：“时局如此，谁不知国会之必要者。且吾宗祖坟墓尽在东省，尤为关怀，故某对于国会无不赞成”。但“我国政体，军机虽副署，实无完全责任”。“中国政事，一人不能擅专，此中困难情形，不能为外人道也。”最后，他答应此次极力维持。[69]
代表退出，又去谒见徐世昌。徐世昌殷勤招待，所言速开国会之是非利害，更为恳切，并问到天津新政，以示关怀桑梓之意，但言语之间，不敢十分主张。
奕劻看完《国民公报》，虽然气得七窍生烟，到底老奸巨猾，知道舆论可畏，传话接见代表，但人数切勿过多。
15日上午，孙洪伊、陈登山和李芳如约到达庆王府。
奕劻立即接见。
李芳首先进入正题，痛言东三省危急情状。
奕劻说：“东三省为国朝发祥之地，祖宗陵墓所在，今已岌岌可危，余岂不痛心！何况东三省有变，即京师亦不能保。”词气之间，意甚怆然。
旋又说：“诸君自去岁到京，一年于兹，奔走国事，备极艰辛，诸君之血忱，朝廷早已洞鉴。余与朝廷休戚同体，国家果有不幸，余之受祸较诸君尤为切。至于立宪国之作用，余亦几经考求，一面有国会，一面应有责任内阁，国会与内阁极端冲突时，总理大臣不过辞职而已。余年已七十，岂复恋恋于此？况关国家兴亡大计，余更何忍阻难。”
孙洪伊接道：“庚子之乱，使无我王支持其间，安得今日尚可与我王从容讨论国会。即今日朝局言之，殷忧方大，幸安无事者，亦赖有我王坐镇之功也。我王不云乎今年年已七十矣，何不及身为国家定百年长久之大计？”
奕劻说：“余与诸君利害同体，诸君勿自以为国民代表，余亦勿自以为军机大臣，余与诸君譬如一家人，可破除忌讳，讨论速开国会如何始能办到。中国地大民众，调查甚难，选举不易，果赶办得及，国会即可提前办理。”
陈登山说：“若云详密调查，无论今日不能办到，即再俟六年，恐不能完全无缺。然选举之调查固不必过于详密，去年咨议局举行选举亦无大误，其明验也。代表等窃计，与国会直接关系者，不过议院法、选举法二者而已。议院法各国皆有成例，仿而行之，本易集事。至选举法之编订虽较繁难，然有咨议局之先例在，变而通之，不过一二月间事耳。再假以半年期限举行选举，明年九月间即可召集开会。”
孙洪伊又说：“王爷言及选举，实属如天之幸。如九年筹备清单所列各项，皆与国会无直接关系，且卤莽灭裂，不成片段，大失轻重缓急之宜。去年代表等言之，未蒙省察。迩来各大臣中如李经羲、王乃征等亦据其所经验，言筹备清单之不可恃。当时草具清单，原出于宪政编查馆数人之手，此辈本无远大之学识，又无确实之经验，加以富贵利达之见营扰于中，不惜枉其所学，欺罔朝廷，以保全其个人之地位。抑知国会一日不开，责任内阁不立，即国家一日无主脑；无主脑，则四肢百体皆运调不灵，政府虽有绝大之政策，亦不能贯彻其始终。大政之方针既误，岂独不足以致治，且适足以招亡，观于近年以来之现象，已可概见。”
奕劻道：“国家至此地步，余复何言。余深愿我国人上下同心，合力以求治理。庶政公诸舆论，为先皇大诏所许，今舆论既以速开国会为救国之第一要著，我必无反对，诸君其勿疑。”
陈登山又说：“监国谦抑为怀，一切大政必咨询元老，得我王一言，国会必无不准之理。”
奕劻说：“余所能言者，余必尽力言之，诸君视余岂忍心负国家者？”
孙洪伊、李芳、陈登山告辞，奕劻送到阶下。[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