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涛前几天到欧洲考察军政，深受刺激。回京以后，向载沣禀报了外国的情况和对中国拒绝召开国会的评论，极其沉痛地提出，自从日俄协约告成，向来对中国持和平主义的列强现在已经大变宗旨，中国大局危在旦夕，非奋发有为，急起直追，断然难以挽救危亡之局，非选干练大臣进入军机不可。继而他又同军机大臣商议要政，指出各国富强之源，全在上下一致进行，故欲整顿海陆军，非先组织责任内阁，定下统一政策不可。提及国会请愿，问到拒驳原因，军机大臣以朝廷的意思回答。他说此事准驳之权，半在诸公，不得把责任完全推到监国身上，各国政府早有定评，现在这个样子，如何能够搞好宪政。还谈到解除党禁、剪发易服、注重军事等，均未得到同意，遂不欢而散，懊恼特甚。
有人保荐载涛进入军机，载沣怕落嫌疑，没有答应。但载沣对载涛所说选干练大臣进入军机之事非常注意，考虑到世续和吴郁生二人平日均很老成持重，办事谨慎，本应倚重，但又偏于守旧，对于外交之事殊多隔膜，对于现时大势茫然，断不足当此重任；世续不赞成将皇室经费与国家经费分开，置大局于不顾，吴郁生与那桐意见多有不合，他们还力保被开缺的袁世凯复职，办理外交，决定令他们退出军机。载涛与毓朗共事多日，二人政见相同，配合得很好，如果毓朗进入军机，无异是他的代表，且可远去嫌疑，遂推荐毓朗进入军机。奕劻推荐了达时知兵的邮传部尚书徐世昌。载沣在军机处学习时，徐世昌正任军机大臣，载沣知其为人平和，当即允许。8月17日，载沣下令免去世续的军机大臣，专办内阁事务；免去吴郁生的军机大臣，以侍郎在京候补；授毓朗和徐世昌为军机大臣。
立宪派人士认为，朝廷让开明人物进入军机，必然出于政策上的考虑，“以为中国革新之机，即在于是”[28]。8月22日，日本强迫朝鲜订立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又极大地震惊了中国人民。8月27日，顽固分子鹿传霖逝世，军机大臣中又少了一个昏庸老朽，愈益使人感到“第三次之请愿无横生之阻力，有成立之希望，天假良机，此其时矣”[29]，极力鼓动趁机请愿。
此时，代表团接到孙洪伊的胞弟孙叔良解囊相助《国民公报》的五十元。还接到贵州妇女爱国会的一封信，信中赞扬了刚出版的《国民公报》使舆论得以伸张，政府有以监督，使同胞从此不再受专制之毒焰，出黑暗之地狱，也捐献五十元作为《国民公报》经费。旅居日本的华侨已公举汤觉顿为第三次请愿的代表。旅美华侨也来电说，朝鲜灭亡，华侨哀悼三日。此乃中国的殷鉴，不速开国会，难以自存，必须警告政府及国民。
国会请愿代表团原定本年农历九月实行间接请愿，现在认为日俄协约签押，“危亡之祸尤为迫切”，不得不“共筹对付之策”[30]；加以军机大臣易人，第三次请愿阻力减少，大有成功的希望，遂通告各省请愿同志会，催促代表速速启程来京，务于9月23日以前齐集京师。并致函咨议局联合会，请各省咨议局闭会后，与商会、学会各举代表来京，继续请愿，以为后盾。同时电催美洲华侨请愿代表伍庄从速入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