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6年夏秋之后，钱玄同放弃保存国粹的主张，将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努力方向转向了学习西方。1917年1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大凡学术之事，非智识极丰富，立论必多拘墟。前此闭关时代，苦无域外事可参照，识见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变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智识，以与本国参照，域外智识愈丰富者，其对本国学问之观察亦愈见精美。乃年老者深闭固拒，不肯虚心研求，此尚不足怪，独怪青年诸公，亦以保存国粹者目标，抱残守缺，不屑与域外智识相印证，岂非至可惜之事？其实欲昌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不当从消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以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缺、深固闭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120]
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既需要同一文化系统内部的不同流派间的交流、参照，也需要不同文化系统间的比较、借鉴，在近代世界随着全球市场的扩展而五洲变通的时候，后者更为重要。提倡积极接受域外智识，以与本国文化相参照，反映了跳出国粹派的钱玄同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新看法，是他提倡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出发点。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写了许多文章、通信和随感，大力倡导向西方学习。
为了有利于学习西方，钱玄同对晚清以来有碍于学习西方的观念，如中国文化世界第一，西方的科学、哲学、伦理等思想学术在中国古已有之等，做了许多批判：
若说科学是墨老爹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我国的文学，既有《文选》，又有“八家”，为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礼》是极好的政治；中国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发昏作梦。请问如此好法，何以会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的把戏出现？何以还要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何以还要什么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办法？[121]
近来中国人常说，“大同是孔夫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夫子发明的；共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前周公和召公发明的；立宪是管仲发明的；阳历是沈括发明的；大礼帽和燕尾服又是孔夫子发明的”（这是康有为说的）。此外如电报、飞行机之类都是“古已有之”。这种瞎七搭八的附会不但可笑，并且无耻。请问：就算上列种种新道理、新事物的确是中国传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学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进步，到了现在的样子，我们自己不但不会改良进步，连老样子都守不住，还有脸来讲这种话吗？[122]
钱玄同的批判可谓尖锐、辛辣。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批评过这类观点，“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123]
在批判阻碍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想同时，钱玄同主张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他说：
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124]
我的思想，认定中华民国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艺、科学，都该完全学人家的好样子，断不可回顾七年前的“死帝国”。[125]
我以为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做一个文明人。[126]
我们应该知道，人家的学问、道德、智识都是现代的，我们实在太古了，还和春秋以前一样，急起直追，犹恐不及，万不可再徘徊歧路了。[127]
一切都要向西方学习的提法，极端甚至偏颇，也不科学，反映出钱玄同跳出国粹派，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以与中国文化相参照的同时，又有向西化派发展的思想倾向。不过，从当时和后来钱玄同的思想实际看，他要学习的是那些现代的、适应20世纪的新文化，而不是照搬一切西方文化。
为有利于学习西方，钱玄同大力提倡各种文化改革。他提倡的废汉字，既是为了批判旧文化、旧传统，也是因为他认为汉字里没适于表达现代学术的新词语，而一切现代社会的新名词、新术语又都是西方人发明的，采用世界语或直接使用外来语言对于接受西方科学文化更为方便。他提倡汉字横行和句读符号也是为了方便接受西方文化，“因为以后的中国文章中间，要嵌进外国字的地方很多，假如用了直式，则写的人，看的人，都要把本子直搬横搬，两只眼睛，两只手，都费力得很。又像文章中间所用的符号和句读，要他清楚完全，总是全用西洋的好”。[128]他提倡中国使用世界公历纪年也是期望求得世界的一致，使中国融入世界，“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上的一部分；现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连”。[129]总之，钱玄同关于文化改革的许多设想和主张都是从有利于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角度出发的。
为了有利于学习西方，钱玄同强调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但在译介西方书籍时，常常存有用中学剪裁西学的做法。钱玄同对之坚决反对。他说：“无论译什么书，都是要把他国的思想学术输到己国来，决不是拿己国的思想学术作个标准，别国与此相合的，就称赞一番，不相合的，就痛骂一番。”“中国的思想学术，事事都落人后，翻译外国书籍，碰着与国人思想见解不相合的，更该虚心去研究，决不可妄自尊大，动不动说别人国里道德不好。”[130]关于吸取西方文艺思想，周作人曾提出：“将他国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决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不过的是经过了野蛮阶级蜕化出来的文明事物在欧洲先发现，所以便跳了一步，将它拿来，省却自己的许多力气。既然拿到本国，便是我的东西，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钱玄同对之表示句句赞成，认为是“至真至确”之论，并进一步发挥，“我们对于一切学问事业，固然不‘保存国粹’，也无所谓‘输入欧化’，总之，趋向较合真理的去学去做，那就不错”。[131]
二
新文化运动**过后，因着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杂志、《华国》月刊、《甲寅》周刊等，相继问世。1920年，梁启超著《欧游心影录》，提出欧洲文化破产，要用东方文化去解救西方。受其影响，1922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东西文化划分为不同性质的三种文化，认为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是中国文化。1923年，张君劢做《人生观》讲演，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1922年4月，吴宓发表《论新文化运动》，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传播西学糟粕。1925年9月，章士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批评新文化。东西文化问题再一次成为思想界注目的焦点。钱玄同对这一系列文化论争极为关注，积极思考东西文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发展程度的不同，而不是根本性质的不同。钱玄同说：“我反对梁漱溟先生的那种分别东西文化三类（中国、印度、欧洲）之说，我相信胡适之、吴稚晖、徐旭生、唐璧黄诸先生的话。我认为东西文化之异，并非性质不同，只因西洋人比咱们要努力上进，一切学术都超迈到咱们前面去了，咱们应该耻于落后，不甘‘自外生成’，急起直追，赶上前去，跟上他们，才是有出息的民族，有希望的国家。彼等所谓‘西方文化’便是现世界最较合理的文化，所谓‘西学’便是现世界最较近真的学术，这断断不是西洋人私有的东西。”[132]钱玄同认为梁漱溟的三路向说太武断了。[133]他认为，西方文化就是世界文化、是现代文化，反对把文化分成东西方的观点。他在日记中写道“‘东方化’、‘西方化’的说法实在不能成立。总之，科学未兴以前的文化，都是博物院里的材料。看到中国有宋之‘朱学’，清之‘汉学’，印度有因明学，这都是科学的精神的渐渐发舒。我更相信‘赛先生’绝对不能西洋人所私有，的的确确是全世界人类公有之物，所以说这是‘西方化’，实在绝对不通，这分明是世界文化”。[134]他在给林语堂的信中说：“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135]对于当时发生的科玄论战，钱玄同赞成科学一派的观点。[136]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创造出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钱玄同认识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符合近代东西方文化发展的实际，而他将西方文化界定为世界文化和现代文化，则更是认识到了近代以来世界文化发展的实质。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最合理的内核。学习西方文化，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现代的。这一观点，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认识西方的一个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那些将东西方文化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即将东方文化视为精神的，有永恒的价值，西方文化为物质的、机械的，无永恒的价值相比较，与表面不拒绝西方文化、而实际上也认定西方文化是物质文化的观点相比较，钱玄同的观点是深刻的。
第二，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将西方文化全盘承受。1923年，钱玄同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近日很‘动感情’，觉得两千年来的‘国粹’，不但科学没有，哲学也‘玄’得厉害，理智的方面毫无可满足之点，即感情方面的文学除了那诵圣，媚上，押韵，对仗，用典等等‘非文学’以外，那在艺术上略有地位的总不出乎——a.歌咏自然，b.发牢骚，c.怡情酒色三种思想。……因此，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还是民国五六年间的《新青年》中陈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话最为不错。还是德赛两先生最有道理。”[137]他在另一封给周作人的信中又说：“我近来觉得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却只有二人：1吴敬恒，2陈独秀是也。虽然他俩在其他种种主张上我们不表同意的也有——或者也很多，但就——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将西方文化全盘采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俩最可佩服的。”[138]1924年4月8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旧则旧，新则新，两者调和，实在没有道理，制度是有机体，牵一发而全身动摇也。我以为真应该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才是。”
“东方文化连根拔去，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思想的提出，钱玄同将他学习西方的思想发展到极端。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这种激进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新文化运动**过后，钱玄同曾对自己的激进态度进行过反思，在新与旧关系的问题上，钱玄同对自己将新旧文化截然对立起来的态度有所修正，主张客观地对待儒家学说和旧文学，“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很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139]他在评价沈尹默的“旧”时说：“他对于‘旧’是确有心得的，虽然他自己的主张似乎单调了一点，但我还觉得他今后的‘旧成绩’总有一部分可以供给‘新的’作为材料之补充。”[140]对于传统道德中“孝”的观念，钱玄同提出：“由孝引之于爱，不当一味排斥。”[141]这些都反映出钱玄同在新旧文化关系上的新思考。不过，钱玄同主张包容，并非排斥斗争。旧思想的回潮，钱玄同再次奋起，发出激进的呐喊。面对那些“提倡与民国绝对不相容的三纲五伦，提倡嫖赌，提倡纳妾……一言以蔽之，在时间上开倒车而已”。[142]的事情，钱玄同极为愤慨[143]，“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将西方文化全盘承受”之论因是而发，“近来的怪论渐又见多，梅光迪诸人不足怪，最近那位落华生也有提倡孔教之意，我未免有‘意表之外’之感焉。觉得中国古书确是受戒的书物，这些书不曾经过整理就绪（即将它们的妖怪化、超人化打倒）以前，简直是青年人读不得的东西。我近来犯动感情，以是‘东方化’终是毒药……我近来耳闻目睹有几件事，觉得梁启超壬寅年的《新民丛报》虽然已成历史上的东西，而陈独秀在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的《新青年》中的议论，现在还是救时的圣药。现在仍是应该去提倡‘非圣’、‘逆伦’，应该积极去铲除‘东方化’。总而言之，非用全力来‘用夷变夏’不可，我之烧毁中国书之偏谬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144]这样，钱玄同把他学习西方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极端。
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合理内核，批判中国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是近代振兴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但将西方文化全盘承受，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却不是科学的做法。它显然有着绝对化、片面化和简单化的倾向。不过，应该看到，钱玄同的全盘承受欧化论是在与复古论、调和论的斗争中提出的，是针对反新文化运动、复古主义、盲目的民族自大而发的很“动感情”的话。他的观点显然带有争论中过于偏激的情绪化色彩，它是现实斗争中的口号，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探讨。实际上，钱玄同主张的全盘承受欧化也并不是不顾一切的西化，而是西方现代文化、新文化，主要是要接受以培根、牛顿、瓦特、米勒、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阿斯勒的学说为代表的反映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步的先进学说。[145]钱玄同认为西方文化也有弊端，不应该完全照搬，他在1923年致周作人的信中，批评一切效法西方的做法：“我以为纵然发现了外国人的铁**有了臭虫而不扑灭，但我们决不该效尤，说我们木**发现的臭虫也应该培养，甚至说将铁**的臭虫捉来放在木**也。所以外国女人虽有头发，但中国女人并非不可剪发，外国女人虽说穿锐头高跟的鞋子，但中国女人并非不可穿宽头平底的鞋子。”[146]1925年，他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又写道：“我常说‘欧化’，似乎颇有媚外之嫌，其实我但指少数合理之欧而言之耳。多数之欧不合理者甚多，此实无化之必要。”[147]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些观点是在与周作人的私人信件中提出的，在公开的论争中，他很少讲西方文化的短处，就像他很少讲中国文化的长处一样。这一方式，既体现了钱玄同在东西文化观上的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驱者的苦衷。其实，钱玄同所谓“连根拔除”的内容也并非是全部中国文化，钱玄同在《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一文中列举的要除掉的所谓国粹是“纲常名教、忠孝节义、文圣武圣、礼教德治、文以载道、元首小民、安分守己、乐天知命，不问政治，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济人利物非我事，自有周公孔圣人”等，把它们当成中国文化的全部显然错误，但它们确是中国文化中的糟粕部分，确是应该“连根拔出”。在实践中，钱玄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实际做法并不是简单的“连根拔出”，他积极赞成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自己计划整理宋之永嘉学派，清初之颜李学派，清中叶之浙东学派，自欧阳修以来到康有为的疑古辨伪学派的著作。[148]这些著作，在钱玄同看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三
从积极学习西方的文化观出发，钱玄同激烈地批判复古主张。1925年5月，钱玄同看到《学衡》和《华国》两种杂志中有特别攻击新思潮的内容，《华国》“骂提倡新文化新道德者为洪水猛兽”，“骂李光地因服膺朱老爹穷理之说而研究天文曆数为非，又以‘学者浸重物理’为率人类以与鳞介之族比矣”。钱玄同认为这些“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他还认为《学衡》上吴宓和景昌极的文章攻击科学，维护礼教也是混乱思想。为此，钱玄同提出“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辞而辟之也”。[149]他一面呼吁胡适出来做思想界的医生，自己也发表文章，对反对新文化的思想加以反驳。
钱玄同的批评目标集中在“国民文学”的口号上。1925年3月6日，《京报》副刊发表穆木天、郑伯奇、周作人等讨论“国民文学”的信。穆木天提出，“我们要复活我们祖先的话语”，实现“祖先传来的理想的极致”、“发掘我们民族的精髓”。[150]郑伯奇在回信中也强调“要追怀古代的光荣”，“向残虐无道的外国资本主义算总账，我们要问鸦片战争的罪魁，我们要为庚子动乱申冤”。[151]国民文学的主张者还提出要歌颂“我们民族历史的浩浩****，澎澎鼓动，放浪汪洋”，“不要管他们的时代思潮……我们做顽固的人罢！”。[152]建立国民文学的口号，反映了1925年前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强调民族主义，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对于凝聚人心，鼓动宣传，有其积极的意义，但过度强调民族主义可能会容纳守旧思想，蕴涵着某种复古倾向，产生对现代化运动的反动。当时周作人赞成国民文学的口号，但也意识到其不足，周作人提出“提倡国民文学必须提倡个人主义”。[153]钱玄同则明确地反对国民文学的口号，他认为国民文学的主张是“二十年前底老新党盲目赞美德国和日本那种血腥气的爱国主义，不自知其丑的‘保存国粹’‘宣扬国光’主义，现在复活了”。[154]钱玄同对国民文学口号中蕴涵的复古思想坚决反对，他认为把世界现代文化普及到中国来，“但决不能说是国民的，因为既非咱们所固有，亦非咱们所独有”，若以“‘发掘我们民族的真髓为职志’，似乎总应该考察咱们民族底真相，未可错认一己的理想为民族的精髓而一味去歌颂”。钱玄同认为，国民文学论者与爱国论者，国故论者，复古论者一样，“对于中国民族一切腐朽的文化，残酷的道德，污秽的生活，谬误的学术，都有相当的赞美。他们最不愿中国人‘舍己从人’。他们常说甲点是中国的比外国的好，乙点是外国的比中国的坏，丙点是外国的也没得比中国的好”。进而，钱玄同提出：“西洋史上有ㄦㄜㄋㄝㄤㄙ（Renaissance）一件大事，近来的中国人也觉得咱们中国也非得要这么一套不可。我底偏见，却认为咱们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咱们不应该再要这一套，咱们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连根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承受’才是正办。……我坚决地相信社会是进化的，人们是应该循进化之轨道前进的，应该努力前进，决不反顾才对。所以我认为过去的各国文化，不问其为中国的，欧洲的，印度的，日本的，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都应该弃之若弃撇屣。”[155]
对国民文学口号的批判，体现了钱玄同对复古思想的愤恨和他的强烈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愿望。应该指出的是，在钱玄同批判保守复古思想时，也有将一切民族主义宣传视为保存国粹和宣传国光，有完全否定中国文化价值的倾向。
在批判穆木天的同时，钱玄同还从正面阐述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学习西方文化的关系，他主张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分开，既反帝国主义的侵略又积极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暴力，是糊涂蛋丢脸的行为，服从先进文明国发明的学术，是明白人合理的举动。”[156]“反抗帝国主义是反抗侵略咱们的强权，绝对不是‘排外’，向咱们施行帝国主义的外国文化，都比咱们高得多多，咱们不但不应该‘排’它，而且有赶紧将它‘全盘承受’之必要，因为这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咱们中华民国也应该受这文化支配。”[157]在反帝斗争中，他提出：“不吸哈哒门香烟是应该的，但不应该回头再拿三尺长的旱烟袋；不用日本的报纸是应该的，但不应该回头再用开花纸、罗纹纸，不穿英国的哔叽是应该的，但不应该回头穿宁绸……”。[158]
在近代，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往往是相伴而来，西方文化往往是帝国主义所挟以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手段。所以，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又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既要批判民族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又要通过民族文化的阐扬以建立民族自信心。保存国粹和全盘西化是解决文化问题的两个极端。钱玄同亲身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国粹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高涨的气氛中，明确主张将帝国主义侵略与西方现代文化分开，是一种理性的思考。
[1] 《钱玄同日记》，1921年1月18日。
[2]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8页，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4。
[3] 同上书，11页。
[4] 《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1月29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292－296页。
[5] 《钱玄同致胡适》，1920年10月，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275页。
[6] 《钱玄同日记》，1921年1月1日。
[7]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9月25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第5辑，32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8] 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9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9] 目前出版的关于钱玄同的资料汇编，关于这封信，都存在系年错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将该信系年为1932年，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出版的《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延续此误，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钱玄同文集》第6卷，则系年为1926年，又造成了新的错误。
[10]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11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11]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112、113页。
[12]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1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13] 《钱玄同日记》，1921年1月1日。
[14]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6年3月14日，《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110、111页。
[15]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18页。
[16]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12月17日，《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106页。
[17]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6月12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3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8] 陈独秀：《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独秀文存》，51页。
[19]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25日。
[20]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1月21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18页。
[21] 钱玄同：《关于反对帝国主义》，1925年6月8日，《语丝》第31期，1925年6月15日。
[22] 《钱玄同日记》，1923年4月1日。
[23] 钱玄同：《赋得几分之几》，《京报副刊》，1925年12月5日。
[24] 《国民公报》寸铁栏，1919年8月16日，参见《钱玄同文集》第2卷，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5] 钱玄同：《在劭西先生的文章后面写几句不相干的话》，1925年12月4日，《钱玄同文集》第2卷，250页。
[26] 钱玄同：《随感录》二十八，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
[27] 钱玄同：《赋得国庆》，1925年10月10日，《京报副刊》国庆特号。
[28] 钱玄同：《赋得国庆》，1925年10月10日，《京报副刊》国庆特号。
[29]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6年3月24日，《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111页。
[30] 钱玄同：《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1925年4月5日，《语丝》第22期，1925年4月30日。
[31]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4年3月24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33页。
[32] 周作人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晨报》，1922年3月31日。周作人、钱玄同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发表后，立即受到非宗教方面的攻击，周作人于4月5日在《晨报》上发表《拥护宗教的嫌疑》，进一步明确发表《宣言》的目的，“冠冕的说，是为维护约法上的信教自由，老实的说一句，是要维护个人的思想自由”。
[33] 钱玄同：《关于反抗帝国主义》，1925年6月8日，《语丝》第31期，1925年6月15日。
[34] 1925年6月10日，钱玄同与马隅卿、常维钧及学生数人同出散发传单。见《钱玄同日记》，1925年6月10日。
[35] 钱玄同：《废话——关于三一八》，《语丝》第73期，1926年4月5日。
[36] 钱玄同：《〈国语周刊〉发刊辞》，1925年12月6日，《钱玄同文集》第3卷，156页。
[37] 钱玄同：《关于反抗帝国主义》，1925年6月8日，《语丝》第31期，1925年6月15日。
[38] 《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
[39] 《钱玄同日记》，1924年9月12日。
[40] 钱玄同：《青年与古书》，1925年4月11日，《钱玄同文集》第2卷，141页。
[41] 钱玄同在1908年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晚阅《史通》，先取前儒所痛斥为非圣无法之《疑古》观之，觉其伟论卓识，独具眼光，钦佩无量。”2月4日的日记又有阅读《史通》的《载文》和《惑经》篇的记载。
[42]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29、30页。
[43] 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1923年6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102页。
[44] 同上书，104页。
[45] 《玄同先生与胡适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上编，27、28页。
[46] 《钱玄同日记》，1921年1月11日。顾颉刚也认为崔述“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钱玄同对此评价道“真是一针见血之论”。《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80页。
[47]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30页。
[48] 《钱玄同日记》，1923年4月4日。
[49] 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1921年1月27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24页。
[50] 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1925年12月13日，《古史编》第1册下编，231页。
[51] 同上书，233页。
[52] 同上书，232页。
[53] 《钱玄同日记》，1922年7月15日。
[54] 《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1日。
[55] 《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23日。
[56] 钱玄同：《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1921年11月5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41页。
[57] 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1923年2月9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52页。
[58] 同上书，52页。
[59]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1页，上海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本，1988。关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胡适在《章实斋年谱》中认为是说“六经皆史料”。钱玄同对此不赞同，认为有“增高解释之失，实在和《文史通议》全书都不相合”。见《钱玄同日记》，1922年12月11日。
[60] 《考信录提要》卷上，崔述撰述、顾颉刚编订：《崔东璧遗书》，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1] 《钱玄同日记》，1922年12月24日。
[62] 《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12月7日，《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40册，298页。另，1925年钱玄同在《语丝》撰文，对十三经进行全面批判，其写作的一个原因是“而况近有这个大虫也者（指《甲寅》——引者注），力主小学读经，曾经说过，‘经典自有权威，异于公民课本；读经之效，在敦士习以挽颓风’，这样几句混话。他要谈经吗，老实不客气，这是我的拿手戏，我相信我谈得一定比他高明些”。由此可见，钱玄同批判儒家经典与当时政治的关系。参见钱玄同：《废话》，《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63] 《钱玄同日记》，1921年9月18日。
[64] 《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15日。
[65]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30页。
[66] 《钱玄同日记》，1922年12月24日。
[67] 《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15日。
[68]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9]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49页。
[70]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3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1] 柳存人：《纪念钱玄同先生》，《古史辨》第7册（上），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2] 钱玄同：《论诗经真相书》，1922年2月22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46、47页。
[73]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69～78页。
[74] 钱玄同在1925年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宋以前除最无思想之博士和经师外，凡有思想之学者，并不认为是一物，如王充，如刘知几皆是也。刘知几只认《尚书》、《春秋》是史，决不连类而及《易》及《诗》（三礼倒是书志之源，但他没有说）。可见刘氏不以六经为一物也。自宋以后便不然了。经师学究且不论，以章实斋、龚定庵、康有为、夏穗卿、章太炎之高明，犹认为一物，或认为历史，则认六经皆史，或认为哲理，则六经皆哲理矣。这实在可笑极了。汉之古文说今文说尚不如此（唯崔东壁不认为一物，他不信孔子删定六经之说可谓有特识）。梁任公渐能打破，然而这还不太行，至胡适、顾颉刚始能大解放。”
[75]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69页。
[76] 顾颉刚当时就称赞钱玄同对六经的真相和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说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实话”（《古史辨》第1册《自序》，54页）。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古历史的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我发现了好些自以为新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指《古史辨》——引者注）中由别人道破了。”其中郭沫若就提到钱玄同对于《易》卦的认识（参见该书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版）。脱稿于1928年春的钱穆之《国学概论》也论到“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对于钱玄同“论六经与孔子五涉，谓六经之配成，当在战国之末”的观点，钱穆也认为“虽同为论证未全之说，要其对经史上同为探本穷源之工作，同有可以注意之价值也”（见《国学概论》，330、3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现代学者李学勤先生认为古史辨的进步作用主要有三点。第一，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有助于冲破网罗，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第二，古史辨派对许多古代文献，甚至是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了重新审查，为繁荣文化事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三，由于古史辨及其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史观进行了一次扫**，从而为建立新的古代观开辟了道路（李学勤：《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参见《夏商周年代学杂记》，282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77] 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1923年2月9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52页。
[78] 《钱玄同日记》，1926年9月14日。
[79] 《钱玄同日记》，1926年9月16日。
[80]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73页。
[81] 钱玄同：《论春秋性质书》，1925年9月22日，《古史辨》第1册下编，275、276页。
[82]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年3月4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83] 同上。
[84] 《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5日。
[85] 《答姚寄人论Esperanto》，《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86] 《革新文字及改良文学》附言，《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87] 《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
[88] 《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第66则。引自高勤丽编：《名人笔下的钱玄同和钱玄同笔下的名人》，91页。
[89] 关于来自社会的反对，钱玄同日记中有记载，“看1月5日《时事新报》，其中有骂我的图画，说要废汉文用西文，苦于讲话不能酷肖西人，乃请医生把我的心挖了，换上一个外国狗的心，于是，我讲出的话和外国狗叫一样。”参见《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8日。
[90]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8年3月4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91] 《胡适致钱玄同》，1918年5月29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29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92] 《渡河与引路》，1918年报11月4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93]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3年8月19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45页。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不仅出于文字学的角度考虑，而且与当时的新旧两派的斗争有很大的关系。在1925年4月26日的日记中，钱玄同写道：“劭西说章行严做了总长，竟来干涉国语矣。他说《中学国语读本》（颉刚所选者）狗屁不通，中学万不可用白话，至于小学，反正够不上，说什么且不论。又说注音字母也不成个东西，云云。他们既如此，我索性来干他一下子，鼓吹汉字革命，主张将《古文辞类纂》扔下茅厕，拟俟孙伏园回京与之商酌，在《京报》上出《国语半月刊》。”
[94] 《致陈独秀》，1918年3月4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95] 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62页。
[96] 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77、78页。
[97] 钱玄同：《以公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与黎锦熙、罗常培书）》，《钱玄同文集》第3卷，454、455页。
[98] 清代第一种切音字方案的提出者卢戆章主张汉字与切音字并列，“若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各依其土腔乡谈，通行于十九省各府、州、县、城镇及乡村之男女，编甲课实，登记数项（账目），著书立说，以及译出圣经贤传、中外书籍，腔音字义，不数月，通国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识字，成为自古以来一大文明之国矣”（见《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23页）。清末影响最大的汉字改革者王照说“今余私制字母，纯为多数愚稚便利之计，非敢用于读书临文”（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小航文存》（甲））。制定《简字全谱》的劳乃宣也说，“中国六书之旨广大精微，万古不能磨灭，简字（字母）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参见《进呈简字谱录析》，《桐乡劳先生遗稿》卷4，转引自耿云志：《胡适新论》，95页）。
[99] 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59页。
[100]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12月27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39页。
[101] 《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
[102]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四），3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3] 《〈章草考〉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48、49页。
[104] 《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17日。
[105] 见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钱玄同文集》第3卷，85～92页。
[106] 《钱玄同日记》，1922年6月1日。
[107] 钱玄同：《胡适〈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头言的附志》，《钱玄同文集》第3卷，103页。
[108] 黎锦熙：《苏俄中国字拉丁化与国定的国语罗马字之比较》，1936年1月21日，《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汉中国字二十年论文集》，128页，上海书店影印1949年时代出版社本。
[109] 《钱玄同日记》，1935年9月23日。
[110]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61页。
[111] 《钱玄同文集》第4卷，43页。
[112] 《独秀文存》，243页。
[113] 钱玄同：《汉字革命与国故》，《钱玄同文集》第3卷，137、138页。
[114] 钱玄同在写作《汉字革命与国故》时似乎也遇到了这一难题。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钱玄同作了近三天，自己也不甚满意。他在日记中对这一文章的写作过程有过记载。如，11月16日开始“撰《汉字革命与国故》一文，起了一个全不相干之头，作不下去，只好不作了”。17日午后续作，但“作了许多，觉得甚不恰意，仍未作完”。直到20日完成，“今日无事，便将《汉字革命与国故》一文作完，一共两千字光景，真是不知所云。姑且封好，明天交伏园”。参见1923年11月16日、17日和20日《钱玄同日记》。
[115] 《钱玄同日记》，1909年9月30日。
[116] 《致陶孟和》，1918年1月13日，《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
[117] 《钱玄同日记》，1918年3月4日。
[118] 《钱玄同先生评传》，王森然：《近代名人评传》（二集），341页。
[119] 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应用》，10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120]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20日。
[121] 钱玄同：《随感录》（三十），《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
[122] 钱玄同：《随感录》（五十），《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12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24] 钱玄同：《随感录》（三十），《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
[125] 钱玄同：《致芝园》，1918年7月1日，《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126] 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1918年10月6日，《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
[127] 钱玄同：《致步陶》，1919年10月24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128] 《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129] 钱玄同：《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1919年10月24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1年11月1日。
[130] 钱玄同：《〈天明〉附志》，《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
[131] 钱玄同：《论中国旧戏之应废》，1918年11月6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132] 钱玄同：《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1926年12月21日，《钱玄同文集》第3卷，390页。
[133] 《钱玄同日记》，1923年4月1日。钱玄同在《语丝》1923年11月24日第二期上发表随感录，其中一则是对三路向的讽刺。
[134] 《钱玄同日记》，1923年4月6日。
[135] 钱玄同：《回语堂的信》，1925年4月13日，《语丝》第23期，1925年4月20日。
[136] 钱玄同在1923年8月30日日记中记道：“《太平洋》4卷1号寄到。中有吴稚晖之《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极好。”
[137]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3年7月1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40、341页。
[138]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3年8月19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46页。
[139]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鲁迅研究资料丛刊》第9集，11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140] 同上书，112、113页。
[141] 《钱玄同日记》，1921年1月1日。
[142] 钱玄同：《出人意表之外的事》，《晨报副刊》，1923年1月5日。
[143] 在钱玄同的日记和书信中，多有反映钱玄同对旧思潮的回归极端愤慨的情况。1922年12月29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看见第十二期《学衡》，第一篇题为《读墨微言》是柳诒徵作的，居然在今日还要吹孟老爹的死恢期使复燃，说什么‘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话，这真只配去和张尔田们去谈学了。”1922年，钱玄同看到武昌高师所出版的、由其同门黄季刚编辑的《国学卮林》第一期，其中竟有提倡君臣之说，认为荒谬绝伦（见《钱玄同日记》1922年1月23日）。
[144]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3年7月9日。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109、110页。
[145] 钱玄同：《关于反对帝国主义》，1925年6月8日，《语丝》第31期，1925年6月15日。
[146]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3年7月17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44页。
[147]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5年6月25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148] 《钱玄同致胡适》，1923年12月23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330页。
[149] 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351、352页。
[150] 穆木天：《给郑伯奇的一封信》，《京报副刊》，1925年3月6日。
[151] 郑伯奇：《复穆木天的信》，《京报副刊》，1925年3月6日。
[152] 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1925年3月17日。《语丝》第20期，1925年3月30日。
[153] 周作人：《致穆木天的信》，《京报副刊》，1925年3月6日。
[154] 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1925年3月17日，《语丝》第20期，1925年3月30日。
[155] 钱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1925年6月28日，《语丝》第34期，1925年7月6日。
[156] 钱玄同：《关于国音》，1925年8月1日，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200页。
[157] 钱玄同：《关于反抗帝国主义》，1925年6月8日，《语丝》第31期，1926年6月15日。
[158]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5年6月25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