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言文字是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从极端的复古走向极端的反复古，在激烈地批判中国文化的同时，进而否定中国文化的载体——汉字。他在致陈独秀的信中写道：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82]
因此，钱玄同主张废除汉文。他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废除汉文后，钱玄同主张，“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惟Esperanto现在尚在提倡之时，汉语一时未能遽尔消减，此过渡之短时期中，窃谓有一办法，则用某一种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此种外国文字，当用何种，我毫无成见。”做到这一点，钱玄同认为“则旧文字之势力，既用种种方法力求减杀，而其毒焰或可大减；既废文言而用白话，则在普通教育范围之内，断不必读什么‘古文’。发昏做梦的话，或可不至输入青年之脑中；——新学问之输入，又因直用西文原书之故，而其观念当可正确矣”。[83]他在日记中还写道：“中国的语言文字总是博物院里的货色，与其用了全力去改良它，还不如用了全力来提倡一种外国语为第二国语，或简直为将来的新国语，那便更好，我的意思今后中国人要讲现在有用的学问，必当懂几国的语言文字。”[84]全面否定汉语、汉字，钱玄同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达到了顶点。
钱玄同以世界语代替汉语的思想来自《新世纪》。前文谈到，在1908年，《新世纪》就展开了一次废汉文的讨论。当时因钱玄同持保存国粹主义，对之坚决反对。经过洪宪帝制之教训，钱玄同放弃保存国粹之心理，对《新世纪》的态度由反对一变而为赞成。钱玄同接受了《新世纪》的观点，对汉字实行激烈的攻击，他认为中国语言本身落后，“中国语言是单音，文字是象形，代名词前置词之不完备，动词形容词之无语尾变化，写识都很困难，意义极为含糊，根本上已极拙劣。”[85]进而，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字不足以记载新事新理；欲使中国人智识长进，头脑清楚，非将汉字根本打消不可。”“人家崭新的学问，断难用这种极陈旧的汉字去表他。”[86]这些说法，与《新世纪》批判汉字的口吻毫无二致，他在致陈独秀的主张废汉文的信中更是直接引用了吴稚晖在《新世纪》第40号上的文章的观点。并且，钱玄同认为世界形势已近大同，“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此等世界主义之事业，幸而有人创造，应如何竭力提倡，顾反抑遏之不遗余力，岂非怪事？”“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昌，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87]他要当仁不让，担起世界语宣传的责任。
由辛亥革命时期的极端赞扬汉字的远古形态，到五四时期的废除汉字，反映了钱玄同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字观念。但这两种相反的极端主张，却有其内在的相通之处，即无论是恢复古籀篆，还是实行世界语，二者的基础都是对现行汉字的不满，欲对汉字进行彻底的改革。周作人对此说：“玄同对于汉字知道得太深了，他从文字上，觉得楷书不合理，结果到了两头极端的理论，即写篆字或废汉字的理论，虽然事实上知道都难做到。”[88]强烈地改造中国文字的愿望是钱玄同在废楷用篆的复古主张失败后，转向《新世纪》的内在原因。
钱玄同的世界语的主张提出后，不仅遭到社会上的反对[89]，也没有得到新文化阵营的首肯。支持钱玄同主张的陈独秀在钱玄同文后的附言中提出了“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的疑问。陈独秀主张废汉字，存汉语，“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90]胡适则私下规劝钱玄同说，文字改革的问题，不是简单难得事情，“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细心，方可望稍稍找得出一个头绪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哪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挑起许多无谓之纷争，反把这问题的真相弄糊涂了”。[91]赞同废汉字的鲁迅也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92]
钱玄同的世界语主张遭到了失败。1920年以后，钱玄同就放弃了这一主张。
二
新文化运动**过后，复古思潮的回归，给钱玄同以极大的刺激。钱玄同“废汉文汉语的心又起了，明知废汉文容或有希望，而废汉语则不可能的。但我总想去做”。[93]钱玄同在主张实行世界语时，曾反对仅改变汉字的形式以罗马字母拼写而不废汉语的主张，他一度认为中国用罗马字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语言文字极不统一，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即万有不同，即文字之音亦复分歧多端，二也”。[94]但在世界语主张失败后，钱玄同改变主张，极力倡导罗马字母式的拼音文字。
在1922年《国语月刊》第1期汉字改革号上，钱玄同发表长文《汉字革命》，全面论述汉字改革主张。“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95]钱玄同格外注重通过对汉字进行革命以利于接受西方现代文化，他认为汉字的难写、难记、不利于机器打字，“这些都还不打紧，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人的私产，不过西洋人作了先知先觉罢了。中国人要不甘于‘自外生成’则应该急起直追，研究现代的科学、哲学等等。若要研究‘国学’尤其非懂得科学的方法不行。”“我们要使中国人都受现代世界文化的洗礼，要使现代世界文化之光普照于中国，要使中国人都可以看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等书籍，则非将它们用国语翻译或编述不可。可是一讲到用国语翻译并编述他们，立时三刻就发生一件困难的事，就是学术名词的翻译问题。”“意译不但没有很适当的字，而且还容易发生种种误解。”“音译自然比较的好些。但如‘逻辑’，如‘德谟克拉西’，如‘狄卡耽’，如‘布尔什维克’等等，用了许多联不起来的汉字，真不容易记住；至于读起来的佶屈聱牙，恐怕不下于韩老头儿的读《盘庚》、《大诰》哩。”因此，钱玄同提出，“学术上的名词，老老实实的把原字写进我们的国语中来，才是正办”。“为和世界文化不隔膜计，为补救国语的贫乏计，我以为非无限制的采纳外国的词儿并且直写原文不可。但用此法，则汉字又是一种障碍物。因为被采纳的外国词儿，都是用罗马字母拼成的，和这四四方方的汉字很难融合”，因此，“非将国语改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不可。这便是我主张‘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的理由”。[96]
明末，西方传教士就开始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19世纪末以来，许多抱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国势孱弱，由于教育不普及；教育不普及，由于汉字烦难。于是纷纷提倡汉字改革，提出多种不同的改革方案，形成一个以切音字（拼音字）为目标的汉字改革运动。据钱玄同自己的回忆，他最初接触到拼音文字问题是在1905年读到《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时。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表彰清初大儒刘献廷“最足以豪我学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二曰倡地文字”，钱玄同“读梁先生之文而大悦刘氏之学，因改号为‘掇献’，意欲‘掇拾刘献廷余绪’也”。不过，钱玄同当时并没有看过其他有关刘献廷的著作及刘献廷自己的著作“只是少年之感情冲动，对于梁先生所述刘氏之学，觉其新奇而大悦尔”。[97]而且，这种感情的冲动很快被其保存国粹的狂热所淹没。他对于实行官话字母的王照和提倡简字的劳乃宣都持反对态度。
与历史上的各种汉字拼音方案主张者不同，钱玄同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晚清以来的拼音文字提倡者如卢戆章、劳乃宣、王照等都不主张废汉字。[98]其制造拼音文字的目的是用拼音文字来开通民智，对此，钱玄同批评他们“认为汉字太高深了，太优美了，它只是有力治学的人们适用的文字，至于那些知识低下或不识字的人们，是没有使用它的福气的，我们应该可怜他们，另外制造一种粗浅的拼音文字来给他们使用”。[99]钱玄同主张文字革命，“和文学革命一样，不是一班‘主张通俗教育的人们’如（劳乃宣、王照之流）做给‘小百姓’吃的窝窝头，实是对于鱼翅、燕窝改良的食物——是鸡蛋、牛乳之类”。[100]
与用世界语取代汉字汉语没有成功一样，钱玄同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设想也没有成功。虽然如此，拼音文字本身的探索却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从1925年9月26日到1926年9月6日，经过钱玄同、刘复、黎锦熙、林语堂、赵元任、汪怡等人组成的“数人会”一年的工作，22次会议，拟定出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一种，1928年由大学院公布。
三
在主张以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的同时，钱玄同还积极主张汉字简化。还在1920年，钱玄同就认识到实行拼音字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他认为制造拼音字需要时间，“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社会“喜欢守旧，反对改良”，也一定阻碍拼音文字的实行。[101]因此，钱玄同在主张拼音文字的同时，也主张对汉字简化，实行对汉字的改良。1920年，钱玄同发表《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提出八种简笔方案。钱玄同的简化汉字的主张曾受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在日本时期，反对《新世纪》一派的对汉字的批评，但也承认汉字有“深秘”的特点。他一面改良反切，一面主张采用章草，“事有缓急，物有质文，文字宜分三品：题署碑版，则用小篆；雕刻册籍，则用今隶；至于仓促应急，取备事情，则直作草书可也”。[102]钱玄同后来回忆说：“我读了余杭先生这段文章，认定他这个主张是最切于实用的，是写汉字唯一的简便办法。”[103]钱玄同汉字简化方案之一主要是采用草书。1922年，钱玄同盛倡汉字革命，并在《汉字革命》一文中把废除汉字的时间定为十年之期，但实际上，他深知短时间内废除汉字是不可能的。他在写完《汉字革命》一文后，在日记中写道：“汉字在将来总是废得成的，不过究竟在若干年之后，则此次实难有把握，我那篇文章上以十年为期，这不过是聊作快语，以鼓励同志罢了。实际上恐未必能够这样的如心如意。”[104]在提倡汉字革命的同时，钱玄同再一次提出减省汉字笔画的提案，主张简化汉字，把改用拼音作为治本的办法，减省笔画作为治标的办法，并把治标作为目前最切要的工作。[105]钱玄同还设想在“简笔字以外尚须大大裁减汉字，其法可将古、俗之一字通做数用者均合之，但以国音音同（不分五声）为准。如此则有二美，（一）可少识字。（二）同音字减少。减之又减而拼音字成矣”。[106]
应该指出，汉字简化只是钱玄同实行拼音化的准备，是其实行拼音化的一个步骤。1922年《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出版时，应钱玄同之请，胡适为之写卷头语，但胡适只谈到了简化汉字的问题。钱玄同读后，恐引起读者误会，又在胡文上加一附志，提出“字体改简，只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只是第一步中的一种办法，而且只是第一步中的一件事”。[107]钱玄同虽然认识到了国语罗马字是很远的将来的事情，但他的重点却在罗马字上，直到1934年国语罗马字和北方拉丁话发生争端，在大众语运动中涌现出大量手头字后，钱玄同才把注意力再次投向简体字。但如黎锦熙所言，简体字“不在G.R（国语罗马字）的范围”，只是“适应环境”而已。[108]钱玄同收集起草的简体字公布后，遭到一些国民党中央要人、省主席、社会名流等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1935年9月23日，钱玄同阅《申报》，得知何健反对简体字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写道：“简字本无甚价值，此324文尤觉太陋，本有些莫须有。”[109]当1936年国民党政府训令将简体字暂缓推行时，钱玄同说：“倒也不在乎。”[110]
四
无论是废汉文，采用世界语，还是以国语罗马字取代汉字，都没有取得成功。因为这些改革主张本身存在许多误区。
第一，忽视了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事实上，在这方面，作为学者的钱玄同和作为思想家的钱玄同是有矛盾的。在盛倡废汉文的同时，钱玄同发表《中国字形变迁新论》，总结历史上字形变迁的规律，他说：“我以为这纯是任自然的趋势，逐渐改变的。改变的缘故，必定是因为旧字有不适用的地方，所以总是改繁为简，改奇诡为平易，改错落为整齐，改谨严为自由。但旧字虽因有不适用的地方而改变，却并非全体不适用。所以字形虽然时有变迁，而当变迁的时候，决不是把旧字完全改易，那平易适用的，还是因仍旧贯；——断没有旦暮间能够尽弃旧字，改写新字的道理；更没有一个人重造一种新字，就能够同法律一样，限定时日，强迫全国遵用的道理；尤其没有特造一种新字，专限用于某方面的道理。”[111]但在实践中，钱玄同所主张的变革，无论是废除汉字，还是废除汉语都与其学术观点不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学理与现实文化改造理想的分裂。当钱玄同废汉字、汉语的主张陷入一片反对声中时，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为之所作的辩护就说明了这一问题。陈独秀说：“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大家，岂有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是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激切的议论。”[112]新文化阵营的人士，向来主张和而不同，决不党同伐异。陈独秀的观点，并非是单纯地为钱玄同辩护，而是他对这一问题的真正认识。这一认识对于理解钱玄同在语言文字问题上的失误，非常有意义。
第二，忽视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文字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本身亦是文化的体现。钱玄同举起汉字革命大旗时，就有汉字革命会导致文化中断的反对呼声。钱玄同为反驳这种观点，写了《汉字革命与国故》一文。但他的回答，并没有真正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一问题。钱玄同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强调文化是发展变化的，这一点无疑正确，但他在强调文化发展变化的同时，却完全忽视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连续与继承。钱玄同说：“他们（指认为汉字革命会使文化中断者——引者注）所说的‘中国文化’既是寄于汉字的书籍之中的，则当然是指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而言，不是现在的正在发荣滋长的中国新文化，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可以称之为国故。”“因为国故是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所以他与现代的中国人底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关系。”[113]文化是发展的，也是有变革的，并且发展和变革有时是急剧的、飞跃性的。但无论何种发展、变革均离不开继承，不能完全割断连续的传统，而汉字革命恰恰是违背了这一规律。[114]
第三，忽视了文字的民族性。语言文字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特点的事物。在辛亥革命时期，钱玄同曾极其重视语言文字的民族性，“凡文字、语言、冠裳、衣服皆一国之表旗，我国古来已臻完美，无以复加，今日宜奉行者”。[115]钱玄同注意到文字语言的民族性，将其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极端的赞美远古文字形态，反对对文字实行任何改革，却又违背了时代的进步潮流。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批判传统文化，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为追求彻底的改革，却又完全忽视了文字的民族性。当钱玄同主张世界语时，陶孟和写信给陈独秀，对钱玄同大加驳难。其中，陶孟和提出各国语言有民族性，而世界语是人造的，无民族性，并以此判断其优劣。钱玄同引用陈独秀的话回答陶氏说：“Espreanto为人类之语言，各国语乃各民族之语言，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知其不及矣。”“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116]其实陈独秀的解释也很笼统、含混，非科学的论证，并没有说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汉字有长期演进的历史，其词源、字汇、构词的发展都一脉相承，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息息相关。汉字革命论者显然忽视了这一点。
第四，忽视了汉字自身的长处。钱玄同批评汉字“论其本质，为象形字之末流，为单音语之记号。其难易巧拙程度不可与欧洲文字同年而语”，“此等文字亦实在不可以记载新文明之事物”。[117]钱玄同对汉字的批评有其合理的地方，但钱玄同完全否定汉字，也没有看到汉字的长处。作为世界文字的一种，汉字有其不足，也有其优点。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中，对汉字进行改革，使其更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如整理汉字，如为汉字制订辅助的表音字母等，但把汉字完全视为低级文字、野蛮文字，不能表达新事物，完全否定汉字的长处和价值，采取废除的方法，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所以，世界语主张自生自灭，国语罗马字也没有能替代汉字。30年代中期，钱玄同也不得不暂时地将国语罗马字搁置起来，他承认“罗马字母成功非近时可能”，“现在仍是汉字时代”。[118]
上述评价并非完全否定钱玄同对世界语的追求和对拼音文字的探讨。作为一种人造的语言文字，世界语反映了人类对拥有共同语言文字的愿望和理想，在中国对其加以介绍宣传具有积极的意义。钱玄同是中国近代宣传世界语的先驱之一。国语罗马字创制也为后来的为汉字注音的拼音字母的创制提供了借鉴。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说：“从1892年卢戇章的《切音新字》开始，当时我国的许多爱国人士也都积极提倡文字改革，并且创制各拼音方案。1926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至1928年由当时南京的大学院正式公布。接着，1931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