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持续高涨，其核心是“民族建国”，即建立独立的以宪政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与此相应，“民族”、“民族主义”、“民族精神”、“现代国家”、“爱国主义”等，一套话语系统也被引入了中国。梁启超既是近代中国这套话语系统最有力的创建者，他自然也成为了近代倡言民族主义最为有力的布道者。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又构成了其民族主义的逻辑起点与根本的思想基础。
梁启超坚信国有与立，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已，自有其壮阔善美的国魂即民族精神在。这一点既导引他执着地揭示并维护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认同与整体的国家利益，更成为了他一生追求救国真理，虽历千辛万苦而矢志不渝，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所以，他晚年这样教导子女：“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1]与此同时，同样可贵的是，他又看到了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与时俱进，因而较时人更加自觉地对民族精神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反省，表现了大无畏的辩证思维。也因是之故，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形成了自己内在的张力，这正是他能够成就为一生主张多变而不离其宗，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一位伟大爱国者的根本所在。
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概括，也许并不完备，但并不缺乏深刻。尤其是他强调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并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爱国”论，集中反映了时代精神，也构成了其民族精神论中最精彩的部分。[2]梁启超主张，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应强调民族自省与自信的统一、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寄希望于青年与加强青年教育的统一，实已形成了相当系统的思考。这些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如何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显然都具有重有的启发意义。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近年来，西方学者注意研究东方的民族主义，但是，多持否定的态度，有失简单化。就中国而言，应当承认，近代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健全的爱国论。这一点，只需看看梁启超这位近代重要思想家与爱国者的上述中华民族精神论，不是就很清楚了吗！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14页。
[2] 参见拙文：《梁启超的爱国论》，载《河北学刊》，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