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持续高涨是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民族”、“民族主义”、“爱国”、“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等概念，显然构成了其中最基本的话语系统。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概念分别都是由梁启超先后第一个提出来的。[1]这说明了梁启超对于民族主义问题的充分自觉和思考的系统性。考察在梁启超民族主义的理路中，“民族主义”、“爱国”、“民族精神”三个重要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进一步理解他的中华民族精神论，是十分必要的。
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民族主义不仅以建立现代的国家为中心，说到底，是一种固结同族，“以谋公益而御他族”的思想主张和价值取向。梁启超强调，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必经的历史过程，但它又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植根于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他说，国有与立，“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即民族精神，“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2]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但民族主义的高涨定然反转来促进民族精神的高扬。因为民族主义不仅是催生民族国家的原动力，而且，“此主义既行，于是各民族咸汲汲然务养其特性，发挥而光大之。自风俗、习惯、法律、文学、美术，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而与他族相竞争”。[3]他还借重伯伦知理的话说：“民族之立国，……必须尽吸纳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4]梁启超晚年回想往事，仍这样说：近世中国衰败，“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昌的进代了，他们的学说给我们极大的激刺，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积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这即是说，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必然要重视弘扬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所以，依此，梁启超时常将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例如，1902年，他致书乃师康有为主张排满，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之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5]不难看出，这里是将“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两概念，等量齐观。又如，1921年，梁启超撰《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促进了现代中国人的自觉。其中“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他说，这“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6]但第二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却又称这“是民族建国的精神”，[7]也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如前所述，梁启超强调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但他又说民族主义是为了“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8]而“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9]足见在他的心目中，爱国同样也是民族主义的核心。
至此，我们不难体会到梁启超运思的理路：民族精神是国有与立的灵魂或根本，民族主义则既是面对外侮进逼民族成长必经的阶段，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发展的内在要求。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其衔接的机枢或点化的精灵，则在于国民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即爱国主义。故他复强调：“天下之盛德大业，敦有过于爱国者乎”？[10]“吾辈今日之最急者，宜莫如爱国”。[11]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又如何构成了以下他的两大重要思想主张的根本基础。
其一，民族精神论与“新民说”。
人所共知，“新民说”是梁启超提出的一生中最为著名、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种思想主张。他将戊戌时期维新派提出的“开民智、新民德、强民力”的思想，进一步提升到“新民说”，这绝非仅是简单的概念更换，而是体现了他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对现代的民族、国家、国民内在联系的整体性思考，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具有宏富的内涵。对此学界已有很多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与其“新民说”间的内在联系，迄今尚未被人注意到。实则，前者构成了后者的逻辑起点和根本的思想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梁启超即将《新民说》的部分内容与此前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等内容相关的共12篇文章，编辑成上下两卷，交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并取名为《中国魂》。此后连续再版，到1906年即已发行至16版，到1913年更发行至于19版。此书不仅影响甚广，而且说明在梁启超的心目中，“新民说”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锻铸“中国魂”，即“中国民族精神”说。《新民说》的基本观点认为：国家既由国民构成，“国民之文明程度”自然决定着国家的强弱。“在民族主义立国的今日”，中国必须借自己的民族主义去抵御西方的民族帝国主义，但民族主义并非是个人的行为，“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所谓提高“国民之文明程度”，或叫“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说到底，就是“新民”。所以，梁启超说：“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12]然而，欲“新民”，其道复何由？梁启超在“释新民之义”一节中，开宗明义，即如前述提出了民族精神（“独立之精神”）的概念，强调民族精神是固结民族，形成国家的根本，同时也是“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不仅如此，更重要还在于，梁启超既肯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独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富有辩证思维的重要观点：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必得与时俱进，才能永不衰竭。他以林木岁岁发新芽、古井息息涌新泉，故得以避免枯朽与涸竭，作生动比喻，来彰显这个道理：“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原，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13]梁启超的此一辩证观点，同时即逻辑地包含着以下更加可贵的见解：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不单蕴涵着精华，同时也存在着自己的弱点与不足，否则，何以需吐故纳新、日征月迈才能保持其青春呢？事实上，梁启超其后曾反复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例如，他说：“凡人之受性，恒各有其所长与其所短。大人者，能自知其所长，而善用之，发扬之，淬励光晶之。而能自知其所短，而矫变不吝也。……夫国民性则亦犹夫一人之性焉尔。凡一民族之性，终不能有长而无短。而长短之数有绝对的恒久不变者，有相对的与时推移者。而其所短，有积之甚久而难治者，有为一时之现象而易治者。今欲语中国前途之希望，亦惟使国民自知其所长所短，且使知所以善用其所长矫变其所短而已。”[14]
梁启超将自己的“新民之义”，概括为二：“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为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实则，前者即是指当继承与弘扬民族精神的精粹，后者则是指当承认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以补我之所未及”。[15]《新民说》共10余万字，其绝大多数篇幅都用以分别论述“公德”、“国家思想”、“自由”、“进取冒险”、“权利思想”等等，实际上就是以西方近代的原则进行民族的自我反省。《中国魂》一书所收其他诸文的取向也是如此。例如，《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从“理想”、“风俗”、“政术”、“近事”四方面，探讨中国积弱的原因，其中“风俗”又概括有六：“愚昧”、“为我”、“好伪”、“弱怯”、“无动”。强调弘扬民族精神与民族自省的统一性，反映了梁启超理性批判精神之深刻。
在梁启超的“新民说”中，所谓“民族精神”、“民族主义”、“爱国”、“新民”，彼此是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梁启超认为，中国民族精神或叫“元气”，所以不振；国人所以尚属“部民”而无“国民资格”，爱国精神隐而不彰，根本原因是专制政治长期统治的结果。“现于此，而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靳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16]梁启超强调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有二，即“民族建国问题”与“参政问题”，前者是反对外来压迫，争取民族与国家的独立；后者则是反对专制政府，实现国民自由。他将民族与民主问题统一起来，视之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同样是深刻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既强调因专制君权的压迫，“民不堪命，于是爱国之义士出”，[17]“爱国当自兴民权始”，[18]又强调欲行民族主义须从“新民”始，并谓“然则救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齏粉之”，甚至倡言“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显然，其“新民“说的锋芒主要是直指专制的清政府。现在我们再看前引1902年他致书乃师言：“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之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梁启超的民族精神论构成了他的“新民”说的逻辑起点与根本之思想基础，在这里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民族精神论与“大、小民族主义”。
1903年，梁启超访美，对共和政体的弊端深有感触，归来后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由原先向往民主共和与倾向排满革命，转而复归君主立宪。同时，他深受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说的影响，同年发表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其中，他根据伯伦知理强调国家有机统一与有力秩序的理论，从原先视为民族主义、新民与爱国前提的民权说上后退了：“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19]同时，梁启超对自己原先所强调的“世界上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和所有国家发展必经阶段的民族主义，也作了很大的修正。他说：“由此观之，伯氏固极崇拜民族主义之人也，而其立论根于历史，案于实际，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20]这就是说，建立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不是唯一要素，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的国情，尤其不容忽视。缘此，梁启超复转而反对排满，并提出了自己著名的“大、小民族主义”说：“伯氏下民族之界说曰：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而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由此言之，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断言，“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共同对外，乃是中国救亡不二之法门。[21]
长期以来，论者多批评梁启超上述思想的转变是一种倒退，但同时又肯定其“大、小民族主义”说，并将之归于伯伦知理学说的影响。这自然是对的。但是，从梁启超中华民族精神论的逻辑出发，问题似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首先，无论上述梁启超关于国家、民族主义与民权说的具体主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从一开始便强调的作为民族精神或国魂核心的“爱国心”即爱国主义，却是不变的。他曾反复强调爱国是绝对的，但每一个人具体的爱国道路与方法的选择，却不妨见智见仁，容许不同的意见，殊途而同归。1902年，他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说：“真爱国者，其所以行其爱国之术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笔，或以剑，或以机；前唱于而后唱喁，一善射而百决拾，有时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敌，而其所向之鹄，卒至于相成相济，罔不相合。”[22]1905年，他又在《德育鉴》中说：“此言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也……如诚有爱国之心，自能思量某种某种科学，是国家不可缺的，自不得不去研究之。又能思量某种某种事项，是国家必当行的，自不得不去调查之”。“则其所以救国者，无论宗旨如何，手段如何，皆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也。”[23]直到晚年，他仍持同样的观点：“政策无绝对的是非利害，只要是以国家为前提，则见仁见智，终可以有两相反的议论，而彼此都不失为爱国者。”[24]由是以进，我们对于梁启超，便可有进一步“同情的理解”。
其次，将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观的提出，仅仅归结为伯伦知理的影响是不够的，要看到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与他的民族精神论息息相通的。梁启超对民族精神的界说，其具体表述先后容有差异，但他强调民族精神是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是实现民族认同、国有与立的根本，却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与伯伦知理的说法：“民族之立国，非必举其同族之部民，悉纳入于国中而无所遗也，虽然，必须尽吸纳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25]互相发明，显然是有助于梁启超得出上述的结论：“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此外，梁启超在强调民族精神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已经在逐渐酝酿他后来提出的“大、小民族主义”观。例如，1900年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说：“今夫国也者，必其全国之人，有紧密之关系，有共同之利害，相亲相爱，通力合作，而后能立者也。故未有两种族之人，同受治于一政府之下，而国能久安者。我汉人之真爱国而有特识者，则断未有仇视满人者也。何也，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而何在于满洲？”“故有特识而真爱国者，惟以民权之能伸与否为重，而不以君位之属于谁氏为重”。[26]是时，梁启超尚未趋向于革命，故不主张排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他以国人对日本，“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为参照，将汉、满视为同一种族。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又指出：因历史上各民族婚姻互通，血统相杂，游牧民族更迁徙无常，要想一一指认今天的中国各民族与历史上各民族的对应关系，“非愚即诬”，是不可能的。“今且勿论他族，即吾汉族，果同出于一祖乎？抑各自发生乎？亦一未能断定之问题也”。百姓虽无不奉黄帝为始祖，实则南北各地民人性情习俗也多有差异，也反映了这一点。最后他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不易分得清。“虽然，种界者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27]相对于欧美诸民族而言，我们都是黄种，一个大民族；相对于“中国史内之人民”而言，则有汉、满、蒙古、苗、图伯特、匈奴等民族之分，即就中国人内部而言，又有小民族间的彼此差异。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实为一家：“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如果说，于此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说，尚嫌不够清楚的话，那么，他往下的论述，显然又进了一步。梁启超将中国历史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上世史，自黄帝迄秦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竞争自团结的时代”；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至清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之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汉种与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彼此竞争。“自形质上观之，汉种常失败；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至今，“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28]梁启超所谓上古的“中国民族”，实指汉族；所谓“亚洲各民族”，实指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所谓中世末年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实指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这样，梁启超为我们勾勒出了中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及其三期发展的大趋势：汉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渐成合一全体一致的运动——与西方民族的竞争。其用词、表述虽非确当，但综合以观，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的提法，不是呼之欲出了吗！所以，毫不足奇，翌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径直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并谓学术发展是实现国人思想统一的根本：“统一者谓全国民之精神，非攘斥异端之谓也”；又说：“中国种族不一，而其学术思想之源泉，则皆自黄帝子孙”，[29]如此鲜明地将中国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统一起来了。而仅过一年，梁启超便缘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启发，进一步将自己酝酿已久的思想最终提练为“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这样富有理论色彩的观点，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不仅如此，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写下了《爱国歌四章》：
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矞吾中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芸芸哉！我种族！黄帝之胄尽神明，浸昌浸昌偏大陆。纵横万里皆兄弟，一脉同胞古相属。君不见地球万国户口谁最多，四百兆众吾种族。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彬彬哉！我文明！五千余岁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圣作贤述代继起，浸濯沉黑扬光晶。君不见朅来欧北天骄骤进化，宁容久扃吾文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轰轰哉！我英雄！汉唐凿孔西域，欧亚抟陆地天通。每谈黄祸我且怵。百年噩梦骇西戎。君不见博望定远芳踪已千古，时哉后起吾英雄。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30]
梁启超借助诗的语言，昭告天下：“我中华”，“是一家”；“我种族”，黄帝子孙，“纵横万里皆兄弟，一脉同胞古相属”；“我文明”，“五千余岁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热烈而又鲜明地将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振兴中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大声疾呼：“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不仅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操，而且也再次有力地彰显了他的“大、小民族主义”观与其中华民族精神论，一脉相承。
晚年的梁启超不再用“大、小民族主义”的概念，但其思想却愈形深刻了。1921年他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概括为“现代中国人”的“自觉”，其中最重要的即是“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权来管中国的事”。他强调此种自觉，也就是“民族精神的自觉”。其时“中华民族”的概念已成常识，梁启超所谓“现代中国人”或“我们这一族人”，无疑都是“中华民族”的代名词。所以，他说：“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整体，这辛亥革命历史意义所昭示的“现代中国人”的“自觉”，也就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自觉”，[31]梁启超中华民族精神论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显而易见。
[1] 在近代史上，梁启超于《东籍月旦》（1899年）、《爱国论》（1899年）、《中国魂安在乎》（1899年）、《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论中国学术思潮变迁之大势》（1902年）四文中，分别最早使用了“民族”、“爱国”、“中国魂”、“民族主义”、“中华民族”的概念。
[2]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4、6页。
[3]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1页。
[4]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3），72页。
[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86页。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7），2页。
[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39），46页。
[8]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6），6页。
[9]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89），5页。
[10]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见《饮冰室合集·专集》（11），1页。
[11] 梁启超：《德育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6），4页。
[12]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4～5页。
[13] 同上书，6页。
[14]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6），11～12页。
[15]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6页。
[16]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5），33页。
[17] 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0），3页。
[18] 梁启超：《爱国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73页。
[19]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3），69页。
[20] 同上书，74页。
[21] 同上书，75～76页。
[22]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见《饮冰室合集·专集》（11），1页。
[23] 梁启超：《德育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6），42页。
[24] 梁启超：《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1），60页。
[25]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3），72～73页。
[26]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5），36页。
[27]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6），6～7页。
[2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6），12页。
[29]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7），4、21页。
[30] 梁启超：《爱国歌四章》，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5）（下），21～22页。
[31]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7），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