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一词，肇端于18世纪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日渐高涨的德意志。它指一个民族因历史文化诸因素形成的共同精神或秉赋。被认为是“‘文化民族主义’直接的启迪者”的德意志学者赫而德，也是“民族精神”（VOLKSGEIST）意理的始作俑者。美国学者艾恺说：“在赫得（即赫而德——引者）的思想上我们首次遇到了几乎所有文化民族主义意理——无论东方或西方——所共有的中心概念：‘国民精神’（spirit of the people），德文为‘Volksgeist’”。赫得以为，“不同种族首先由于地理气候的特点开始分化，其后各自建立了不同的语言、文学、风习等等；乃至于保有了个别的‘民族魂’。”[1]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指出：在18、19世纪的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成长，各国维护民族精神的观念愈加自觉。特别是地处文化周边的国家，更强调吸纳外来文化必须接受本土精神的整合，建立国魂维护民族的独立与尊严。这种观念被概括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国魂”的原则，尤其在日耳曼民族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总原则。[2]从赫而德到费希特，德意志知识分子对“民族精神”的深刻阐发，不仅为实现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为其后东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民族精神”一词传入中国，固然最早始于1904年留日学生刊物《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民族精神论》一文，但是，迄20世纪初，很少为人使用，时人更多的是使用“中国魂”、“国魂”、“国性”等词，以指称民族精神。因之，从严格意义上说，1899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魂安在乎》一文，当属国人最早揭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文字。他在是文中写道：
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3]
很显然，在这里，所谓“中国魂”、“国魂”，就是指中国的民族精神。尽管他说“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尚不免失之于狭；但他一针见血，强调“中国魂”的核心是“爱国心与自爱心”，却是十分深刻的。
其后，在不同的语境下，梁启超先后还使用了“中国武士道”、“国民之元气”、“精神之精神”、“根本之精神”、“国民之精神”、“民族的活精神”、“民族精神”、“独立之精神”、“国性”、“国民之特性”等概念来指称中国的民族精神，其表述也愈益完整。例如，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写道：“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4]1912年，梁启超在《庸言》上发表《国性篇》，这是他一生论述民族精神问题最为系统的一篇文字。梁启超在文中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与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国性之形成，缘于种族、地域、历史诸因素。“人类共栖于一地域中，缘血统之（耳而）合，群交之渐靡，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语思想之感通，积之不知其几千百岁也，不知不识，而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熔冶全国民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也”，[5]故一国之语言、宗教与习俗，最能反映一国之“国性”。1915年，他在《大中华发刊辞》中再次谈到了“国性”：“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消失，则为自亡。剥夺人国之国性，则为亡人之国。国之亡也，舍此二者，无他途矣。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纲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6]无论是强调“独立之精神”，还是强调“国性”，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基本理路，梁启超是准确地把握住了。
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梁启超的概括，主要有四：
其一，道中庸，重和谐。梁启超称之为“我国民之中庸妥协性”。他指出：中国人无论是对于个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自然界，“最能为巧妙的顺应，务使本身与环境相妥协，而其妥协，且比较的常为‘合理的’。此中国人一种特别天才也”。缘是之故，与欧人好走极端、讲绝对，因之种族、宗教纷争不已不同，中国强调“礼让为国”，即讲包容，道中庸，重和谐。“坐是其包容涵孕之力极大，若汪汪千顷之波，无所不受”。“故含纳种种民族、种种宗教，而皆相忘于江湖，未或龃龉破裂”。“其所最贵者厥惟秩序，务使其所包含之种种异质，与随时变化之环境相应，常处于有伦有脊之状态。”[7]梁启超强调国人善于与环境（包括人际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相处，以追求“合理的”即中庸、包容、和谐的境界，他实际上是从哲学的层面上肯定了中国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核心乃在于“中和”。
其二，重统一与团结。梁启超强调，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春秋战国之交，是我们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时代”，“在这种时代之下，自然应该是民族的活精神尽情发露”。[8]但此种统一，绝非“攘斥剿绝之谓，乃吸聚诸族，蜕变其原质，作为我族之一成分，而增廓其内容”，即表现为一种以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这只要看看当今的中国，“任举何省人民，孰不有羌、苗、匈奴、东胡乃至其他诸异族之遗血者”，就说明了这一点。民族融合的现象在世界上固然不乏其例，但像中国这样“吸聚者如此其繁复而普被，所醇化者如此其浑融而无间”，[9]实为举世所仅见。也惟其如此，重统一与团结形成了中华民族族精神中的一大优长。梁启超以为这集中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国民思想之统一”。所谓“思想统一”，是指学术进步所导致的国人共同精神与价值取向的形成：“统一者谓合全国民之精神，非攘斥异端之谓也”。[10]汉以后，此种思想统一固然以孔子为中心，但又不尽然，它实融合了此前的诸子百家之思想，故渐成为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内的“一种有体系之国民思想”；[11]二是追求国家统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长，纷争割据的时间短，“虽有纷争割据，恒不及百数十年，辄复合一”。世界上许多国家常存在内部种族与宗教的纷争，中国“人种地势宗教，皆可谓之为一统，未尝有分裂于内者”，[12]也都说明了国人具有追求国家统一的情结；三是珍惜各民族间的团结。梁启超说，中国数万万同胞，能数千年结团一致，立于世上，实为世界奇观。欧洲英、法、德民族，原本同源，较我国古代各民族血缘关系尤切，但至今尚分裂为三国，欧洲诸国内部更是民族矛盾日甚。反观中国，“我则以多数异民族错居，从不发生此问题”，各民族实“久已合作一家”。[13]他说：“我坚强之国民性，经二千年之磨炼，早已成为不可分之一体。”[14]“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15]梁启超主张“大民族主义”，同时也是近代史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的人，他所强调的四万万同胞的一家亲，无疑就是强调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坚强团结。
其三，重德。梁启超指出，各国皆重道德，但以中国为甚。数千年来国人心中有三种观念，根深蒂固，浸成“中国道德之原”，“吾国所以能绵历数千年使国性深入而巩建者，皆恃此也”：一是“报恩”。“中国一切道德，无不以报恩为动机，所谓伦常，所谓名教，皆本于是”。人生在世，无论如何聪明才智，都不可能无所待于外而能自立，故其一生直接间接受恩于人者，实无量无极。中国人看重这一点，于父母、家庭、社会、国家多心存报恩之思，尤其“报国之义重焉”。西方社会那种绝对的个人主义，“吾国人所从不解也”。报恩之义，联系过去与现在，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产生极大的民族凝聚力。二是“明分”。梁启超以为，不能将“明分”简单视为悬阶级与不平等。社会分工无限，需个人分任，分工协作。“故人人各审其分之所在，而各自尽其分内之职，斯社会之发荣滋长无有已时”，反之，“必至尽荒其天职，而以互相侵轶，则社会之纽绝矣”。安分心太强，固易生守旧，但“向上心”与“侥幸心”有别。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明分”精神，强调立足现有的地位，求渐进于理想的地位，这是中国之组织“所以能强固致密搏之不散者，正赖此矣”。三是“虑后”。中国文化重现实，同时又最重将来。“夫各国之教祖，固未有不以将来为教者矣，然其所谓将来者，对于现世而言来世也。其为道与现社会不相属。我国教义所谓将来，则社会联锁之将来也”。所谓“社会联锁之将来”，就是强调社会历史文化之传承。所以，西方的“绝对个人主义”与“现在快乐主义”，中国人难以理解，他们更强调个人对于社会与后代的责任。“二千年来，此义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具。纵一日之乐，以贻后顾之忧，稍自好者不为也。不宁惟是，天道因果之义，深入人心，谓善不善不报于其身将报于其子孙，一般人民有所劝，有所慑，乃日迁善去恶而不自知也。此亦社会所以维系于不敝之一大原因也”。[16]梁启超强调，“报恩”、“明分”、“虑后”三种观念作为“中国道德之大原”，将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有机衔接起来，将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有机衔接起来，它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也彰显了中国重德的民族精神。
其四，重爱国。如前所述，梁启超早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即强调指出，“中国魂”的核心应是“爱国心与自爱心”。他虽在多处讲过国人爱国心薄弱，但是，那是重在抨击专制政治压制了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而非否定国人具有可贵的爱国传统。他强调“中国道德之大原”之一，是重“报恩”，尤其是“报国之义重焉”，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他极力表彰郑成功、郑和等历史上的爱国者并撰《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以期进一步高扬国人的爱国精神。他说：“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类，观其类而其民族精神可见也……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17]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晚年的梁启超更是明确肯定，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爱国主义的国民。他说：“（当今的中国人虽极困苦）然而我民之眷怀祖国，每遇国耻，义愤飚举，犹且如是，乃至老妇幼女，贩夫乞丐，一闻国难，义形于色，输财效命，惟恐后时。以若彼之政象，犹能得若此之人心，盖普世界之最爱国者，莫中国人若矣。呜呼！此真国家之元气而一线之国命藉援系也。”[18]斯时的中国，政治如此黑暗，民生如此困苦，但国人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却能一如既往，输财效命，共赴国难，这充分映证了“中国魂”的核心正是国人的“爱国心”。缘此，也不难理解梁启超何以感慨系之，盛赞中国人是最富有爱国精神的国民，并叹喟“此真国家之元气而一线之国命所藉以援系也”了。
其五，重人文，向往人类大同。这在梁启超叫做“世界主义”，或是超越国家界限的“文化理想”。他说，中国的伦理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以个人为起点，以天下世界为终极，国家与家族等，都仅被认为是“进化途中的一过程”，故最乐道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古代中国所以“汲汲焉务醇化异族者”，非为权利，乃认为是义务。“盖吾先民常觉我族文化之至优美（此感觉是否正当当属于别问题）而以使人类普被此文化为己任。凡他族与我遇者，不导之入于此途，则自觉其悲悯之怀不能遂也。彼但能自进而与我伍，我遂欣然相携而无或歧视。故其义曰：‘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谓国者绝无界线，惟以文化所被为推移，拥有广漠之国土不以自私，当欲与世界人共之，故以‘怀柔远人’为一种信条”。[19]这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也是中国自古内部各民族能融合相安的重要原因所在。梁启超的上述见解容有好自高标之嫌，但他强调在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包含着重人文与人类大同的特质，却是合乎实际的。
应当承认，即便从今天来看，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上述概括，虽然未必周全，却是把握了最重要的精华；一些提法也未必精当，却不失其深刻。同时，更重要还在于，正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上述把握，构成了梁启超这位著名的爱国者，在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漫漫的长途上，矢志不渝的坚强精神支柱。因为，在他看来，道理很朴素：世界历史上古国林立，迄今却唯有我中国独存，说明中华民族确有自己深沉不竭的精神活力在。此种精神活力既奠定了中国历史数千年发展的基础，也一定会为中国未来的复兴创造新的生机。因之，任何丧失民族自信心，相信中国必遭淘汰的言行，都是没有根据的。所以他执着地说：“今之论支那者，自表面观，既已气息奄奄，危于风烛，然于其里面，实有所谓潜力者，未可轻蔑视之也。”[20]“我祖宗所留贻我之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吾就主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21]
[1]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25页。作者在同页加注说：“赫得本人未有‘VOLKGEIST’一词，但他用了非常类似的词，如Genius des volkes Geist des volkes等来表达 Volkgeist一词日后所表示的意思。”
[2]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2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8～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6页。
[5] 梁启超：《国性篇》，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9），83～84页。
[6]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3），83页。
[7] 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6），30～31页。
[8] 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8），57页。
[9] 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6），27页。
[10]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7），4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6），32页。
[12] 梁启超：《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67页。
[13] 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6），29页。
[14]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6），12页。
[15]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7），3页。
[16]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8），14～20页。
[1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8），1页。
[18] 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3），7页。
[19] 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6），29页。
[20] 梁启超：《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69页。
[21]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