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西方来说，欧战前后都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重要时代。在西方，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崛起，可以看成是西人从不同取向反省社会文化危机所导致的结果。在中国的情况更形复杂。“当中国人希图抛弃自己传统而采用西方文化之时，又发现西方人怀疑乃至反对自己的文化。中国人处于二重文化危机之中……”[1]故国人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有了两个向度：既要反省传统文化，也须反省西方文化。李大钊诸人转向马克思主义与梁启超等人转向反省现代性，既反映了战后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变动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说明了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发展到新阶段，它已具有愈加宏富的内涵。
梁启超看到了西方现代性的弊端，但并未忽视中西方的时代落差，即中国首先需要建立现代的社会。他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即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所以，游欧归国后他一面积极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成为了一员骁将；同时，复坚持求同存异，从而有助于进一步展拓了时人的思维空间。梁启超不仅强调对西方的思想也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求国人对迷信西方的解放，而且明确提出了“科学万能”论不足训，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有力地引入了中国。随后发生的“科学与玄学”之争的激烈论战，“焦点可以归结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2]长期以来，人们多将之误解成是一场“科学与反科学”之争，实则，它为西方于19世纪末突显的“两种文化”[3]对立在中国的延伸。科学史专家刘钝说：“‘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高水平的理论交锋，对于巩固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果实和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可惜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动**，后一目标未能实现。”[4]所谓“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显然应包括拒绝“科学万能”论即科学主义在内的自觉。此一目标虽未实现，但梁启超所力申的反对“科学万能”论观点，至少已被当时包括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在内的一些人所认同。[5]如果我们正视“科学与玄学”之争在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那么梁启超助益深化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同样是不应当低估的。
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世界历史由近代转入现代的重要标志。不过，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则又可以说，欧战后的世界“西方文化中心”论根本动摇，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新时代。[6]游欧归国的梁启超要求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并非简单的虚骄心态使然，而当看作是对世界文化变动的一种积极感悟。梁自清末起力倡西学，但始终不赞成全盘否定本国文化传统。例如，1896年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1902年在《新民说》中又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7]在此期的梁启超看来，欧战既以如此尖锐的形式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点，国人审视中西文化的传统视角就应当有所调整，由过去一味崇拜西方，转变为自觉借助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与整理固有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才可能对世界文化发展作出中国人的贡献。这实际上也是当时包括杜威、罗素、蔡元培在内许多中外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蔡元培说：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并非不能相容。“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8]所以，从形式上看，梁启超前后期皆中西兼顾，主张“一面爱重国粹，一面仍欢受新学”，[9]但重心有不同：前期重在倡西学批判中学，后期则主借助西学发展中国的新文化。在这里，他赖以思想转换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从根本上说，仍是来源于现代西方，即反省现代性。因之，“回归传统”的提法，若是指梁由重在倡言西学，转而重在倡导继承与发展传统，则无不对；若是指所谓“情感压倒了理智”，或抵拒西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守旧倒退，则全然是一种误解。经历了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双重洗礼的梁启超，其眼中的传统及其价值已非原来的意义。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在谈到五四运动时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了不少东西，但行不通，理想总不能实现，国家每况愈下。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受十月革命启发，先进的中国人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0]耐人寻味的是，梁启超也谈到了自己游欧归国时，在精神上同样曾经历了某种由消极到积极、由被动到主动的变化。1923年3月10日，即归国后第五天，梁启超即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讲，说：游欧最大收获是在精神上发生的变化，“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中国效法西方既然无成，就当求变计，“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11]这样看来，时人思想解放的表现有两种情况：毛泽东所描绘的是第一种，即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原先所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已成明日黄花，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从事社会革命；梁启超所代表的是第二种，接受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观点，转而借重西洋科学的思想与方法，从事国故整理，求具体发展中国新文化。二者选择中国未来走向的路径不同，缘此产生的历史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固不待言；但其共同点，却不容轻忽：二者都是缘于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的破灭、“怀疑”的增长和“重新考虑自己问题”。所以，他们不同程度又同样都是反映了战后国人的觉醒，却是必须看到的。“总之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12]：从政治上看，前者推动中国由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转换，这是人所共知的；从学术文化上看，后者归趋“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则是近年才逐渐被学界认同的事实。胡适直到晚年仍感遗憾，以为是五四运动打断了新文化运动的正常发展，“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3]这自然是不对的。但它再一次从反面有力印证了我们上述的观点：“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归趋两个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体现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的“整理国故运动”。因之，我们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梁启超不仅与时俱进，且秉持反省现代性的信念，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自己独立的地位。固然，他与胡适一样，评判传统皆难免有误，但这应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说明。
[1] 胡秋原：《评介“五四运动史”》，见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247页。
[2] 刘钝、方在庆：《“两种文化”：“冷战”坚冰何时打破？》，载《中华读书报》，2002-02-06。
[3] 1959年后英国学者斯诺提出的重要命题。他认为，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彼此鄙视，而不能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现象被称为“斯诺命题”。（参见［英］斯诺：《两种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4] 刘钝、方在庆：《“两种文化”：“冷战”坚冰何时打破？》，载《中华读书报》，2002-02-06。
[5] 任鸿隽：《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见樊洪业、张久春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303页。
[6] 参见拙文：《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载《近代史研究》，1997（3）。
[7]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38、211页。
[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52页。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3），30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0、1471、1516页。
[11]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738、740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1514页。
[13]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