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于“五四”后虽获得了迅速发展，但其思想取向愈趋驳杂。“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1]社会主义的讨论虽引起了无限兴趣，但犹如雾中观花，其“改造的方案，则于一般人的意想中尚欠明了”。[2]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日趋分裂，“五四”后不久在李大钊与胡适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其重要的表征。所以，梁启超归国时看到的新文化运动，既是蓬勃发舒，又缺乏核心的规范。
梁启超虽非好的政治家，但作为老牌的政治家和研究究系首领，长期政治实践毕竟养成了他注重队伍组织与努力掌控局面的传统、思维方式，或叫领袖欲。所以，尽管归国后决心皈依文化运动，但其具体的运作方式仍带上了浓重的政治意味。陶菊隐说：“梁启超由欧洲回国后，有将研究系改组为党的愿望，丁文江、张君劢两人极为赞成，想以胡适之为桥梁，打通北大路线，表面上不拥戴一个党魁，暗中则以梁与蔡元培为其领导人；并打算以文化运动为政治运动的前驱。由于张东荪反对党教合一，此议遂被搁置……他抱此雄心大志，是因风靡一时的新文化运动，尚缺少一个中心机构，他想贾起清末民初的余勇，再来大显身手。后来壮志未酬，也就是二少爷失恋的必然结果。”[3]梁启超似乎也并不隐晦自己的雄心大志，归国当年，他在谈到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互动关系时说，自己不承认是“研究系阴谋家”，但“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4]从梁启超与好友多次磋商看，其布局的构想大致是：（1）凝聚核心力量。梁启超说，“今日之事，须练有劲旅乃能作战。吾辈须以奋斗中坚队自认”。[5]这在舒新城则称之为“灯心”较“油”更重要，“而造灯心又以自己人作灯心为不二法门”。[6]在梁的眼里，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舒新城等人，就是构成“灯心”的核心力量。（2）占几所大学为据点。梁启超既转向教育，并认定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自然在强调了《时事新报》等刊物重要性的同时，就格外重视大学的作用。除了已接办的中国公学之外，他积极创造条件，希望自己与蒋百里诸人能够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谋得教职，举办讲座，逐渐经营，占为据点。所以梁与蒋百里等书说：“要之清华、南开两处必须收作吾辈之关中河内，吾一年来费力于此，似尚不虚，深可喜也。”[7]舒新城致梁书讲得更透彻：若能张东荪等掌中国公学，张君劢、徐志摩在南开讲演，公及蒋百里往南京尤其是东南大学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8]（3）“协同动作”。梁启超认为，凡涉国民运动，都不能仅有指导者而无众人互助协作。因之，与各方“协同动作”是重要的策略。[9]实际上，他建立共学社、共讲社以及希图打通北大路线，都可以看作是“协同动作”策略的运用。这与《新青年》同仁强调“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思想不投契了，尽可以宣告退席”，[10]此种只看重思想共鸣，而不赞成思想与行动统一的纯学者模式，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梁启超的上述构想最终虽然并未实现，但其试图推进新文化运动的理路，却是值得重视的。时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作为校长，德高望重，是新文化运动的保护神。梁启超想打通北大路线和借重蔡元培，是很自然的；但他首先“想以胡适之为桥梁”，却又耐人寻味。1923年邓中夏曾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分为三派：梁启超为首的东方文化派、陈独秀为首的唯物史观派、胡适为首的科学方法派。他认为，前者代表封建思想，是新的反动派；后两者分别代表劳资阶级思想，都属科学派。他说：“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形势，后两派是结成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11]这是激进的年轻人情绪化的判断，非但认梁启超为新的反动派，全然不对；即将胡适与梁启超看成势不两立，同样不足信。实则，梁、胡交谊并不一般。
胡适自谓，青年时代即对梁启超十分敬仰，读其《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许多笔端常带感情的雄文，深受启发，从而也引导自己立志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他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12]1918年底，胡适登门拜谒请益，梁启超不仅对其《墨家哲学》深表嘉许，且出示自己收集的墨学材料，以为助益。这是二人第一次见面，也是交谊的起点。周传儒说：“梁与丁文江、林宰平感情最好……五四运动以后，梁与胡适也很要好，互相影响。”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适逢梁启超游欧初归，与梁“感情最好”复被胡视为“人生难得的‘益友’”的丁文江，选诗集中“朋友篇”里的几句请梁写一扇面，再送给胡，让后者深为感动。[13]这既反映了梁对新诗的支持，也反映了他对胡的友谊。同年底，梁用一周时间完成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他曾谈到，本书缘起是胡适的建议，“归即嘱稿”。胡适先看过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梁复致书胡，请作文批评：“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14]从此，二人的学术交往愈加密切。梁成《墨经校释》，请胡作序；胡成《墨辩新诂》，则请梁批评。彼此意见相左，复书信往返驳难。1922年3月，胡适邀梁启超到北京大学哲学社作《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长篇演讲，后者批评“措辞犀利，极不客气”；前者随堂听讲，最后答辩，反驳有力而不失风度。[15]这些已成学界佳话。同时，二人也相互切磋新诗创作。例如，梁启超曾致书胡适说：他的一些新诗写得“绝妙，可算‘自由词’”，但有些诗作若能适当注意用韵，“则更妙矣”。自然，“这是个人感觉如此，不知对不对”。“我虽不敢说无韵的诗绝对能成立，但终觉其不能移我情。韵固不必拘定什么《佩文斋诗韵》、《词林正韵》等，但取用普通话念去，合腔便好。句中插韵固然更好，但句末总须有韵……我总盼望新诗在这种形式下发展。”[16]在新文化运动中，关于新旧诗的争论十分激烈，但梁、胡却能将之视为学术问题，作心平气和的讨论，二人关系之融洽，于此可见一斑。
此外，梁启超与胡适在公益活动与日常生活中，也多所合作与往来。在共讲社接待杜威、罗素等国外学者中的合作已如上述，他们还在中国科学社、国际联盟同志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团体分别任职，共事与合作。1924年1月梁启超发起召开“戴东原生日三百年纪念会”，胡适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以示支持。在日常生活中，二人过往甚密。梁启超致书友人说，新撰成《陶渊明年谱》，“胡适之来此数日，极激赏此作”。[17]刘海粟也回忆说，在北京松树胡同徐志摩家，常能同时碰见梁启超与胡适二人。[18]都说明了这一点。1928年梁有与胡书说：“自公欧游归后，道路间隔，迄未得一促膝握手，商量旧学，相思与日俱积，想复同之耳。”[19]1929年梁去世，胡适参加追悼会，“也忍不住堕泪了”。[20]次日日记写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来没机会多同他谈谈。”[21]足见二人友谊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梁启超与胡适所以能保持交谊，除了共同的学术兴趣外，政治上的趋同，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所共知，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梁启超同样如此。他说：“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们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他虽肯定“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22]对俄国革命也表示过好感，但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中，最终仍借口国情特殊论，反对中国行社会主义。说到底，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此期的梁启超同样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23]
由此可见，梁启超想借重胡适，打通北大路线，同样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二者的交谊显然引起了多疑的陈独秀的怀疑，进而加剧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裂。1921年初胡适致陈独秀书写道：
你真是一个鲁莽的人！……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24]
这里所谓的“谣言”，自然是指有关梁启超研究系拉拢胡适的传说。为了让陈独秀放心，胡适极力表白，有意夸大其词，将梁启超诸人说成是“敌人”，并将本当肯定的学术驳难，都说成了彼此交恶，势不两立的证明。这固然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也并无多少说服力。例如，关于白话诗的问题。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有书致胡适，在约请他撰文批评《清代学术概论》的同时，也说到：“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共议论。对于公之《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25]梁启超是坦诚的，在主动约请批评的同时，也事先打招呼，表示于对方的某些学术观点也将愿意有所讨论。而胡适同样是大度的，如上所述，他干脆请梁去北大做演讲。至于他能成功说服梁放弃发表批评白话诗的文章，不仅说明了后者通情达理和顾全大局，更说明了二者关系之融洽。陈独秀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事实上，自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了第7卷第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该杂志及其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起，《青年》编辑部同仁的分裂就成了无可避免。胡适对此十分不满，他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汉译本”。[26]到胡适写上信之时，胡、陈二人的思想对立已无可调和。所以，问题不在于“谣言”，是时研究系实已解体，梁启超也自非搞阴谋之人；而在于陈、胡二人思想主张之严重分歧。所以，还是钱玄同致鲁迅与周作人信的分析更具尖锐性：
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谓，可以存而不论……试作三段式曰：研究系不谈共产；胡适之和北京大学亦不谈共产；故胡适之和北京大学是投降了研究系。这话通吗？[27]
钱玄同以自己特有的幽默，点明了陈独秀所以怀疑胡适，根本原因端在后者“不谈共产”即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他的尖锐之处。但是，形式逻辑自身的缺陷，也决定了钱“这话通吗”的设问还远未回答实质的问题：胡适与梁启超都反对马克思主义，固然不能说谁一定投降了谁，但从新文化运动分裂的趋势看，二者是不是正在趋同呢？事实的回答是肯定的。
1919年7月胡适、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固然是新文化运动分裂的表征，但是就胡适而言，进一步明确而系统地提出自己关于新文化运动未来发展方向的具体主张，却是在同年11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他在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其时关于“整理国故”思想的第一次，也是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他强调说：“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这是我对于新思潮将来趋向的希望。”[28]由是，统一的新文化运动公开分道扬镳，归趋两个方向：一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革命；二是“整理国故运动”。迨1923年1月胡适代表北大国学门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进一步提出“研究国学的方针”，[29]“整理国故运动”不仅形成了中心机构，且业已浸成了浩大的声势。是时黄日葵就已看出了其中的分际，他说：“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隐然以胡适为首领，后者则隐然以陈独秀为首领。“前派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运动。……陈独秀先生的一派，现在在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30]胡秋原也回忆说，“民国十年以后，‘整理国故’之风大起”。[31]
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与梁启超的理想暗合。陶菊隐说：“梁对欧洲文艺复兴曾倾倒备至，想高举这面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其理想中之一目标有二：一为整理国学，一为灌输西方新思想及新科学，融合二者来确定中国的文化路线。”[32]梁启超肯定“整理国故”，他说：“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33]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典籍犹如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从前都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今日若能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便像机器采掘一样，定能辟出种种新境界，而且对于全人类文化，有很大的贡献”。[34]他所谓的“科学方法”，就是“外来新文化”、“西法”、“洋货”。强调用西方科学方法重新整理国故，以开辟新境界，助益世界文化，这与胡适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岂非异曲同工？诚然，二人对于中西文化评判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梁启超反省现代性，不赞成“西化”，强调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同等重要。胡适则强调现代性，不仅主张“西化”，而且坚持“‘西化’也就是‘科学化’、‘民主化’”。[35]所以他猛烈抨击传统，强调整理国故不是为了“挤香水”，而是为了“打鬼”，发现“国渣”，以证明“古文化不过如此”，等等。但是，胡适既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逻辑上就是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价值，它将成为“再造文明”即发展新文化的基础。事实上他也曾这样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我们对于国学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36]有趣的是，蔡元培径直将胡适“整理国故”的成绩，当成了旧有文化自有价值的证明：“我们既然认旧的亦是文明，要在他里面寻出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非不可能”。只是要借西洋科学精神“来整理中国的旧学，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如墨子之名学，不是曾经研究西洋名学的胡适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彻，就是证据。”[37]所以，可以说，胡适与梁启超在“整理国故”这一点上，殊途同归。
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虽属长者，对胡适学术功力却由衷钦佩，“不仅欣赏胡适的批判方法，而且还把他视为一位富有洞察力的中国思想遗产的阐释者”。[38]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甚至将胡适与章太炎并论：“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39]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有批评，但同时也强调，这不减损本书的价值：“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缜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40]是时，梁启超开风气之先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41]二者互相影响，但梁显然更多地受到了胡的影响。“胡适考证《山海经》，梁也感趣味。梁作戴东原百年纪念，也受胡适影响。胡适主张白话文，梁也用白话文写作。”[42]就是梁的名作《清代学术概论》不也是在胡的建议下写成的吗？所以，梁启超认同由胡适揭橥大纛的“整理国故运动”也是很自然的，尽管其中不免争胜。1920—1923年，梁启超除了风尘仆仆南北讲学之外，还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有力地扩大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声势。吴稚晖说：“他（梁启超）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什么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还要得。”[43]钱玄同在挽词中更称誉梁启超：“革新思想的先觉，整理国故之大师。”[44]
“整理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的深化与发展。[45]梁启超归趋“整理国故运动”，既是其游欧归来的初衷使然，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彰显了新文化运动这一新的取向。
[1] 瞿秋白：《饿乡纪程》，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657页。
[2]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428页。
[3] 陶菊隐：《蒋百里传》，51、52页。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7），59页。
[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85页。
[6] 同上书，942页。
[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43页。
[8] 同上书，942页。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7），47页。
[10] 刘思源等编：《钱玄同文集》，第6卷，9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175页。
[12] 胡适：《四十自述》，见夏晓虹：《追忆梁启超》，210页。
[13] 周传儒：《回忆梁启超先生》，见夏晓虹：《追忆梁启超》，380页。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400页。
[1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
[15] 陈雪屏：《用几件具体的事例追怀适之先生》，载《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05。
[1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044、1045页。
[17] 同上书，991页。
[18] 刘海粟：《回忆梁启超先生》，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
[19]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80页。
[20]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77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21] 胡适：《胡适的日记》，1929年1月20日，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433～434页。
[2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27、32页。
[23] 张朋园先生认为，“任公在从政时期是一个主观独断的国家主义者，退而在野时则恢复了客观进步的自由主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303页）
[24]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262页。
[2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
[26]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265页。
[27] 刘思源等编：《钱玄同文集》，第6卷，15、16页。
[28] 胡适：《胡适文存一集》，卷4，160、163、151页。
[29]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卷1，11页。
[30] 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载《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48、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
[31] 胡秋原：《评介“五四运动史”》，见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249页。
[32] 陶菊隐：《蒋百里传》，51、52页。
[3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9），114页。
[3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8），5页。
[35] 唐德刚：《胡适杂忆》，82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
[36] 胡适：《胡适文存》卷4，163页；卷2，286页；《胡适文存二集》，卷1，27页。
[37]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50页。
[38]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3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34），6页。
[4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8），51页。
[41] 梁漱溟的《纪念梁任公先生》认为，民国后“早已不是他（梁启超）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1920年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完全是受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参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259页）。
[42] 周传儒：《回忆梁启超先生》，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380页。
[43]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30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44] 刘思源等编：《钱玄同文集》，第2卷，3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5] 参见卢毅：《“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