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李大钊分别代表的反省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虽有交汇，却非殊途同归，故其最终趋向，难免分道扬镳。
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在他著名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中说：“社会主义赖以生长的土壤，当然就是对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严重失望情绪，而这种秩序被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1]欧战后，社会主义所以受到国人的普遍欢迎，反映了人们对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的“严重失望情绪”；尽管它流派纷起，但在一般国人的心目中，往往只记取社会主义所共同期许的建立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是正义的、合理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之于他们，实际上还仅是个笼统的理想或时代应有的精神。所以，一旦说到实处，要怎样在中国实践这一选择，人们思想的分歧便突显了。戴季陶曾生动描述了时人向往社会主义，却发现身在歧路的困惑：“大家都在若有识若无识的当中随着世界的新潮走。这个当口，恰被一个向右转的德谟克拉西，向左转的梭霞里士姆，卷到潮流的漩涡里，漩到头眼昏花。究竟向右呢？向左呢？自己也分别不出来。好容易有聪明的人，在自由和平等的交流点上发现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来，以为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了，谁知刚走上了路，就看见前途横着几条分歧的大路。向哪一条走好呢？法国人向哪里去了？英国人向哪里去了？德国人俄国人都各有各的路去了。顾得东来顾不得西，可怜这睡眼蒙眬的中国人，竟变成一个心中无主的迷路儿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戴季陶虽然相信唯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在实际上，也未尽脱上述思想上的笼统。所以，他又说：“‘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照我看来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这一个时代精神，是普遍的照住全世界。”“我们如果要向着世界的时代精神去求进取的生活，我们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2]这也正是他最终并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便不难理解，梁启超诸人何以一面说社会主义必将大昌，同时又提出“社会主义商榷”，强调“精神是绝对要采用”，但因中国工业过于落后，尚未出现西方那样的阶级对立，故在“方法”上当予以变通。梁启超主张实行“社会政策”，即“在现在的经济组织之下，将那些不公平之处，力图救济”，提倡劳资间的互助精神，体现“良法美意”，以保证实业的“合理健全的发展”，从而避免社会革命。[3]张东荪说自己与梁启超的观点“完全相同”，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而于“要创新社会主义便不能不把他推得很远”。[4]二者名义上都在强调社会主义精神与目标不能忘，但实际上他们充其量是主张改良的资本主义。这与胡适主张的运用“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的所谓“自由的社会主义”，[5]异曲同工。李大钊诸人则不仅坚信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且坚信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理想、精神或目标，而是改造现实世界科学的方法和必须加以实践的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1920—1921年，蔡和森曾几次致书毛泽东，其中说：“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舍此无方法”。[6]而毛泽东也表示，来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7]从李大钊到毛泽东，都主张以俄为师，开创中国革命的道路。1920年底由张东荪引起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延续了一年多，主要是在这两部分人中展开。它也成为了其时在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思潮中，二者分歧突显，分道扬镳的标志。张君劢对二者的分歧，曾有这样的评论：“其时，国人言社会主义，激烈者师法苏俄；温和者步趋英费边主义，德社会民主。五四前后，东荪与陈独秀之对立，俨如清末孙康之相冰炭其最著者也。”[8]他将之比作清末孙康间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固然是一针见血；而他强调“国人言社会主义”，实际也就是肯定了，这是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中的异趋。[9]
二者的分道扬镳，并非偶然，归根结底，端在彼此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对立。反省现代性思潮源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柏格森“生命哲学”强调宇宙进化的根本动力，在于非理性的生命冲动，将包括情感意志在内所谓的精神生活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精神生活者，就人言之，则人之所以为人；就世界之大言之，则为弥纶宇宙之真理，其义至广大而精微矣”。“所谓生活意义不在智识之中也，活动即精神本体也，物质由精神驱谴也，凡此者，皆近来生活哲学之大根据而柏氏倭氏共通之立脚点也”。[10]所以，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潮，尽管它也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反省，但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对立的。梁启超、梁漱溟诸人深受生命哲学的影响，并将之与儒家哲学相结合，倡言“合理的人生”，同样都不脱唯心论的窠臼。梁漱溟将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归结为人的“意欲”，以为“要求合理的生活，只有完全听凭直觉”，听凭内心的兴味、本能、冲动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对的；[11]梁启超强调，“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而且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12]他相信“心物二元”论，以为只要实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妙的仁的人生观”，[13]就可以统一心物，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矛盾和冲突，都反映了这一点。梁启超写有《非“唯”》一文，明确表示反对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人们呵，机械人生观的人们呵，若使你们所说是真理，那么，我只好睡倒罢，请你也跟我一齐睡倒罢。‘遗传的八字’、‘环境的流年’，早已经安排定了，你和我跳来跳去，‘干吗’？”[14]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视唯物史观为自己的哲学依据。毛泽东说：“唯物史观是吾党的根据。”[15]蔡和森也强调，俄国革命的出发点正是唯物史观，故首先须将资产阶级的“唯理观”（唯心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观”（唯物史观）分清楚，“才不至于堕入迷阵”。他批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正是因为坚持唯心史观，才陷入了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误区。他说：他们“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荪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16]陈独秀曾专门致书梁启超与张君劢，反驳他们对于唯物史观的误解和攻击。[17]
也正是缘于此种社会历史观上的根本分歧，他们最终对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三大问题的认识，也自然大相径庭：
其一，文化问题与社会改造的关系。梁启超等人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缘于反省现代性的视野，他们指陈西方文化的弱点及其中国文化的优长，勉力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论，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于前者的批判虽也触及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但归根结底，却是归咎于西人一味发展科学与物质文明，而忽略了“精神生活”、道德宗教，这个“安身立命的所在”，[18]结果形成了‘机械的人生观”，物欲横流，尔虞我诈，最终导于欧战的惨剧；对后者的肯定，又归结之为“东方的精神文明”，乃至于最终相信，借恢复儒家“美妙的仁的人生观”和“走孔子的路”，就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危机，而且可以助益西方。此种将现代社会问题最终归结为精神、意志和道德问题的唯心论主张，因泰戈尔的访华和极力颂扬东方文明，而愈加突显。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无非本末倒置。他们认为，文化虽是“人类之一切‘所作’”，[19]却无非是包括在一定的生产力之状态、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社会心理与各种思想系统等，因之都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所作”，所以它不可能一成不变。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它较建立在宗法社会基础上的中国文化为先进，故中国既受制于西方的压迫，其文化也不得发展。但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现在已随着资本主义的没落而成为了人类发展的障碍。陈独秀说，西方社会的种种积弊及其借助科学与物质文明对东方的侵略与压迫，“都由于社会经济制度之不良”，[20]而与科学和物质文明本身全然无关。从梁启超、梁漱溟到泰戈尔，他们无视东方自身的后进，因之侈谈什么“精神生活”，无非是“妄想以为人类社会可以拿主观的空想来改造的”。[21]“如此提倡精神生活，如此提倡东方文化，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了。”[22]而瞿秋白则强调，20世纪的“‘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子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23]“中国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我们决不能歌颂西方文化，因为随着世界革命的兴起，人类文化的新纪元也正在到来；但是，包括中国在内，东方民族如果不能打破“宗法社会与封建制度的思想”，就不可能抗拒帝国主义侵略，摆脱殖民地的命运，“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而“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祸”，“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24]现代的科学文明也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共享的善果。总之，文化问题与社会改造的关系是什么？二者的答案是不同的。陈独秀等人将文化问题最终归结为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即与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课题相联系，虽有简单化的一面，但较之梁启超诸人主张就文化谈文化，空谈“走孔子的路”、实现儒家“美妙的仁的人生观”，远为开阔和深刻。
其二，在中国是否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梁启超诸人不仅主张劳资调和，避免社会革命，而且认为事实上中国也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其中，又包含两方面的质疑：一是马克思既讲唯物史观，又讲主张阶级斗争的革命，本身就是矛盾的。梁启超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讲阶级斗争，主张社会革命，有违儒家“利导人性之合类而相亲”的“不忍”之心；[25]二是中国缺乏真正的资本家与劳动阶级，即缺乏社会运动的主体。“我国雄厚之资本家既不多见，而劳动阶级组合能力之薄弱，尤在零点以下。则震撼全球之劳动阶级战争，在吾国目前之极短时期，除野心家煽动不计外，决不致成吃紧之问题”。[26]这即是说，中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对此，主张马克思主义者不以为然。陈独秀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而非空想，就在于借唯物史观，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所以产生和所以衰亡的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既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斗争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27]戴季陶更进了一步，强调阶级斗争本是客观存在，并非马克思的发明。他说，胡适也曾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认为因其主张，“于是本来可以互助的两个大阶级，都成了生死冤家，许多调和的方法都归于无用”。这是个笑话。阶级斗争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不能倒因为果，说是因马克斯主张了‘阶级斗争说’，于是资本劳动两阶级便受这个学说的影响冲突起来。马克斯既不是魔法师，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28]应当说，这些反驳都具有说服力。对于后一种质疑，朱执信的回应是：阶级斗争成不成“吃紧问题”，取决于阶级压迫的程度。中国虽没有雄厚的资本家，但“小资本家的取得余剩价值的手段，要比欧美的大资本家凶十倍。中国的劳动者虽然没有力量，他所受的痛苦压迫，比别的国民也要加多几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力量既在一天天壮大，阶级斗争如何能避免？“我以为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29]蔡和森的见解，更加明快与决绝。他说，“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这些人要嘛流为盗贼或扰攘而死，要嘛就要走向革命。“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智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自命为理想的思想家，一味强调什么经济与知识的条件不足，而无视大多数人的革命渴望，是不现实的。因为，“今日中国大多数的生活问题迫到了这个田地”，“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30]需要指出的是，其时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要不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梁启超诸人强调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十分微弱，因之径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还不具备条件，这有它的一定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他们全然否定并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必要和可能，便不能不走向反面。而此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径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说明他们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问题尚未自觉，还没有形成中国革命阶段性发展的理论构想，也不免存在简单化的倾向；[31]但重要在于，他们提出并坚持了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因之他们便把握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动权。
其三，对欧战后世界新格局的认知。
如前所述，时人开始关注中国在世界大势中的“地位”。人们对此种“地位”的概括，实际上是反映了对世界新格局的认知。从总体上看，其时有代表性的概括，主要有三：一是梁启超的概括。他说：在中国虽无成熟的资本家，但是，外国资本家早就“制了我们的死命。别国资劳两阶级是把国内的人民横切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压制者，一部分是被压制者。我国现在和将来的形势却不是这样，全国人民都属于被压制的阶级。那压制的阶级是谁，却是外国资本家。我们全国人所处的境遇，正是外国劳工阶级所处的境遇。质而言之，我们四万万人，都是劳工阶级里头的可怜虫罢了。照这样看来，这劳工问题，在欧美各国，不过国内一部分人的苦乐问题，在我们中国，却是全民族的存亡问题了”。[32]我们不能再容忍了，“誓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国际地位”。[33]二是孙中山的概括。他说：俄国革命“不但是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并且打破世界的资本主义”，“因为这个大变动，此后世界上的潮流也随之改变”。“就我个人观察已往的大势，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但那绝非人种战争，而“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欧洲各国何以反对俄国，因为前者“是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所以，包括中国在内被压迫民族“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34]三是李大钊的概括。他说：十月革命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中国人民百年来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因之，十月革命对于中国人民最具亲合力。“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35]三者的共同点是，都强调了中国的被压迫地位和主张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但是，彼此的差异，尤其是梁启超与其他二人间存在的重要分别，是必须看到的。孙中山说“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36]这与李大钊思想的距离是明显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取得了以下重要的共识：欧战后世界形成了以俄国为代表的各国劳动阶级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与西方各资本主义大国及其资本家阶级间根本对立的新格局，或叫两大阵线；因之，必须自觉中国革命应争取前者的支持，并构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李大钊在《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一文中，高度评价孙中山世界革命的视野。他指出，马克思早就强调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即是世界的一部分，其成功将与伟大的影响于欧洲乃至于全世界；孙中山显然充分理解了这一点，并加以身体力行。他说：“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山先生认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的信念愈益坚确，使中山先生把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接起来的努力愈益猛烈。换句话说，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直到中山先生晚年的奋斗，才真正确定了他那接近世界革命潮流的倾向，而完全汇合一起，就是依了中山先生的指导，才入了世界革命的正轨，以近于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设。”[37]孙中山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互助农工”的政策，对自己的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说明李大钊的论断是正确的。而毛泽东于1949年说的下面一段话，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38]“孙中山也提倡‘以俄国为师’，主张‘联俄联共’。”[39]梁启超的概括，虽然也强调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和弱小民族的压迫，但他显然没有认同李大钊、孙中山所体认的那种两大阵线鲜明对立的世界格局；尤其是他既不赞成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所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必须争取俄国革命支持的观念，自然也匪夷所思。梁启超的概括，先是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的，后又在《为改约问题而敬告友邦》一文中加以重申；只是在后文中他特别提醒“友邦”的“政治领袖们”：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中国蔓延，“是否该专替少数资本家打算利益，而置世界大势国家前途于不顾”？[40]足见，避免革命（无论中国还是世界），恰是梁启超的基本诉求。
所以，对战后世界新格局的不同体认，不仅直接关乎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关乎其根本策略。梁启超由自己对中国“地位”的概括引出的主张中国走改良道路的选择，固然与李大钊、孙中山主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异其趋；而他幻想通过“敬告友邦”的方式，表达自己希望列强不可“置世界大势国家前途于不顾”的诉求，与后者彼此求同存异，以俄为师，联手共同推进国共合作，从而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根本策略，同样不可同日而语。1930年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曾指责国共合作进行暴力革命，是被俄国“牵着鼻子走”。[41]梁漱溟则有《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一文，批评其不明事理，他说：“中国国民党所以不能不联俄容共，有十三年之改组，一变其已往之性质；中国近三数年来的所谓国民革命，所以不能不学着俄国人脚步走；盖有好几方面的缘由”。“事实所诏示，中国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之一部；中国问题必在反抗资本帝国主义运动下始能解决；由此所以联俄，要加入第三国际，要谈世界革命”。“先生不要以为暴力革命是偶然的发狂”，“这在革命家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在没有彻底了解对方之前，是不能批评对方的；在没有批评倒对方之前，是不能另自建立异样主张的”。[42]梁漱溟本人不主张革命论，但他却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缘起，乃是国共对战后世界新格局的共识之逻辑发展，其识见实在胡适之上。
人所周知，毛泽东曾多次谈到，缘十月革命，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得以借唯物史观作为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中国革命的面貌因之焕然一新。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他的话不仅是表达了个人的真情实感，而且是一段真实和重要的历史记录。梁启超诸人囿于唯心史观，终究未能把握历史的大趋势；而李大钊诸人坚持唯物史观，将时人关注的中西文化问题与中国社会现实的改造相统一，并在体认战后世界新格局的基础上，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确令迷茫中的国人耳目一新。罗兰·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一书中，在谈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风行时说：“马克思主义宣称，经济生产方式基本上决定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形态。这意味着，现实地说，现存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价值观不是永恒的，而仅仅是阶级统治的烟幕。他们所谓的永恒的经济法则只是适用他们自己的经济体制。对正统信条的颠覆恰恰成为马克思主义对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魅力。”[43]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思想武器，在其时的国人中，同样富有魅力。陈独秀说，唯物史观的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正是缘此，我们“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之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44]毛泽东也说，1920年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的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45]李大钊则指出，“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46]需要强调的是，此期作为国民党理论家的廖忡恺、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诸人，同样对唯物史观深信不已。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孙中山逝世后，确实复成为了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此期他们对于唯物史观的热心宣传，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声势，而且直接影响了孙中山本人，为其后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实现国共合作，起了重要的思想铺垫作用，是必须看到的。这一点只需看一看，1924年胡汉民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的讲演，[47]如何宣传唯物史观，藉以劝说大家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便不难理解。[48]
马克思主义与反省现代性的视角由交汇而终归分道扬镳，没有影响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继续发展；相反，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和唯物史观的愈益彰显，它更趋高涨，并很快催生了第一个善果：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兴起。至于它对其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深远影响，自然更不能以道里计。
[1]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390页。
[2] 戴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022～1024页。
[3]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33页、151～152页。
[4] 张东荪：《一个申说》，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631、633页。
[5] 胡适：《致徐志摩》，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388页。
[6]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50、71、72页。
[7] 《毛泽东文集》，第1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张君劢：《张东荪先生八十寿序》，载《自由钟》，第1卷第3期，1965-05。引自郑大华编：《两栖人才：名人笔下的张君劢 张君劢笔下的名人》，391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9。
[9]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30～1131页。
[10] 君劢：《倭伊铿精神生活哲学大概》，载《改造》，第3卷第7号，1921-03-15。
[11] 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沈著〈家庭新论〉序》，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671、695页；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537～539页。
[12] 梁启超：《非“唯”》，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1），82页。
[13]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饮冰室合集·专集》（50），182页。
[1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41），84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1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 蔡和森：《蔡和森给毛泽东》，见《蔡和森文集》，64页。
[17] 陈独秀：《答张君劢及梁任公》，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
[18]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10页。
[19] 屈维它：《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见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559页。
[20] 陈独秀：《评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470页。
[21] 陈独秀：《再论不合作主义》，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245页。
[22] 陈独秀：《精神生活与东方文化》，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402页。
[23]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见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570页。
[24] 屈维它：《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见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560～561页。
[25]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饮冰室合集·专集》（50），71页。
[26] 转引自朱执信：《野心家与劳动阶级》，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下），724页。
[27] 陈独秀：《马克思学说》，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194页。
[28] 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096～1097页。
[29] 朱执信：《野心家与劳动阶级》，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下），724～725页。
[30]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见《蔡和森文集》，76～77页。
[31]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以后，中共才开始形成中国革命要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进行的思想。参见鲁振祥：《中共革命阶段思想的历史发展》，见氏著《史事追寻：中共思想史上若干问题》，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3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20、162页。
[33] 梁启超：《为改约问题敬告友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1），110页。
[34] 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2版，624～625。
[35] 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见《李大钊文集》（下），577页。
[36] 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2版，842页。
[37]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883页。
[38]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2页。
[39]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514页。
[4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41），111页。
[41] 胡适：《胡适全集》，第4卷，457页。
[42]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5卷，40～41页。
[43]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304页。
[44] 陈独秀：《答蔡和森》，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157页。
[45]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46]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365页。
[47] 胡汉民：《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册，台北，1978。
[48] 牟宗三回忆说，“五四”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唯物论甚至在国民党内也盛行一时。“当我年轻时在北大的时候，那时候国民党刚到北平，国民党里面的党员也都是这一论调”。（牟宗三：《追悼张君劢先生》，见郑大华编：《两栖奇才：名人笔下的张君劢 张君劢笔下的名人》，150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