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说：“亚洲的反现代化批评到一次大战后才显出其重要性，它实际上是大战及战后西方惨况和悲观的产物。是故相当讽刺性的是，在西方本身进入了由大战产生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的时期，亚洲对西方化的批评者在亚洲才变为得势。”[1]艾恺认为，战后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出现的批评西方的浪潮，乃源自于欧洲。这是合乎实际的。故要理解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便不能不首先关注战后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
我在《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一文中，[2]对于战后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曾作这样的描述：
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钜。其时，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所谓“西方没落”、“上帝死了”，悲观的论调渐起，弥漫欧洲大陆。与此相应，欧洲出现了“理性危机”。自18世纪以来，理性主义曾凯歌猛进，以至于人们尊理性为最高法庭，强调在理性面前，一切声言拥有时效性的东西，都必须为自己辩护。但是，现在人们却发现，“欧洲释放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似乎是他们不能控制的，而他们对欧洲文明所创造的稳定与安全的信仰，也只是幻想而已。对于理性将要驱走残存的黑暗，消除愚昧与不公正并引导社会持续前进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欧洲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所谓“破碎的世界”，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两面性”：它一方面带来了科学与经济生活中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却无情地铲除了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将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为迷信，视人类情感为无益，“因而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魁力”，“使生命毫无意义”。人们在藉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时，其主体性也发生了异化，成为了理性的奴隶。理性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不但没有出现，相反，现实中却充满着贫富对立与仇恨，乃至于发生这场可怕的大屠杀。“人是什么”？自古希腊哲人以来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成了问题，人们感到孤独，失去了方向，又出现了“人的危机”。缘是之故，自19世纪末以来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堕了。
战后欧洲对社会文化危机的反省，存在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它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强调所谓的“理性危机”，说到底，无非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破产；因之，消除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的善果。一是反省现代性。它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许多西方现代学者从唯心论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因而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尼采大声疾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被认为是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书。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与“精神生活”，风靡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高涨的重要表征。非理性主义虽不脱唯心论的范围，存在着某些非理性的倾向，但是，“柏格森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省”。它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仍有自己的合理性。
上述现代思潮的变动，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东西方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中国而言，其变动的两大取向也恰恰同样构成了国人借以反省西方的两个主要的视角和取向，正是二者在“五四”前后中国民族觉醒的语境下交汇、激**，促成了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涌起。
本人的上述文章对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东传有具体的论述，这里不拟重复，只是需要指出，最早关注西方此一思潮的杜亚泉，恰恰也成为了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思潮兴起最初的代表性人物。1913年，他发表《现代文明之弱点》、《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诸文，已在反复提醒人们关注“今日欧美社会内文明病之流行”。[3]同年，他在《精神救国论》中更明确指出：“吾国人诚能推阐新唯心论之妙义，实行新唯心论之训示，则物质竞争之流毒，当可渐次扫除，文明进化之社会，亦将从此出现矣。”[4]所谓“新唯心论”，指的就是生命哲学。他显然是认为，西方社会不足为训，需要在反省的基础上，才能进而谋求“文明进化之社会”。杜亚泉如此尖锐地提出了“现代文明之弱点”、“欧美社会内文明病之流行”的新概念，并明确主张反省西方，实成为了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思潮，风起青萍之末的重要表征。
欧战爆发后，《东方杂志》成为中国报道这场战争最为详备也是最重要的刊物。与此同时，杜亚泉继续发表大量文章，也成了反省欧战、批评西方言论最为坦率的人物。但由于其间批判传统的声浪正如日中天，他虽大声疾呼，影响却不免有限。陈独秀于1918年8月和1919年2月两度发表文章质问杜亚泉，都曾强势地提到了同一问题：“‘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此言果非梦呓乎？敢问。”[5]他未作正面回答，不久即告去职，就反映了这一点。但“五四”之后，尤其是1920年初梁启超、张君劢诸人游欧归来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梁启超在考察欧洲期间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欧游心影录》。是书不仅生动地描述了战后欧洲的残破与经济萧条的艰窘；而且相当具体地报告了欧洲现代思潮的深刻变动。他说：战后欧洲，“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6]同时，梁启超又十分尖锐地揭出了“中国人之自觉”的大题目，用了很大的篇幅具体阐发了自己对此的种种思考。《欧游心影录》从是年3月起，分别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上连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胡适批评说：“然而谣言这件东西，就同野火一样，是易放而难收的。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7]若将其中“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一句，改成“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他的话就较合乎实际了。胡适的批评，恰恰说明了梁书的影响实巨。《欧游心影录》的发表，成为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思潮日趋高涨的重要标志。其后，随着柏格森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生命哲学风行一时；梁漱溟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洛阳纸贵，加之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人来华讲学，对西方多所批评，反省现代性、质疑西方文明成为了新的时尚。
与此同时，以李大钊为代表，藉马克思主义反省西方，主张社会革命的生力军也迅速崛起。他们后来居上，很快超越杜亚泉、梁启超诸人，成为推动其时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由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共产主义者及其主张“以俄国师”，最早为国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进路，人多耳熟能详；但这里还需要指出两点：其一，当时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反省西方的中坚力量，除了李大钊、陈独秀诸人外，国民党的理论家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诸人也是其中的健者，其作用不容低估。胡秋原说：“共产主义引吸力并非对陈独秀等为然。当时国民党所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皆民八）是最急进的。”[8]五四运动后，深受鼓舞的孙中山主张国民党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遵照他的指示，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戴季陶则主编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星期评论》。这些报刊发表了包括上述诸人作品在内的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译著与文章，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重要媒体，而且成为其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例如，戴季陶曾写道：“马克斯以前，许多社会主义的河流都流到‘马克斯’这一个大湖水里面。有许多时候，好象说起社会主义，就是指马克斯主义。讲马克斯主义，就无异是说社会主义。所以大家都承认这马克斯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9]胡汉民于1919年底发表的两篇代表作：《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与《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就其理论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水平且在同期的李大钊之上。[10]时人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11]此种局面的出现，显然是两部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其后历史的发展是重要的。
其二，尽管正处于皈依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某些激进人士，多指斥梁启超诸人批评西方，无非是欧战激起了东方人的“傲慢心”，并以“东方文化派”相讥，以为代表旧势力的沉渣泛起；[12]但在实际上，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来看，彼此却是相通的：首先，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本来都是反省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二者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曼海姆曾作这样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和生命主义的实在概念都来源于同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反抗”。“尽管一些历史学家一直企图用浪漫主义、反理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批判现代派以至文学现代派等术语来描述这一感情的种种表现”。[13]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浪漫主义，可不置论，但他强调其时马克思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反省现代性两种取向，其矛头的共同指向都在于对理性主义即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却是正确的。其次，李大钊、陈独秀都了解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他们最初都是受生命哲学的启发，奋起发动向旧传统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虽因考虑中国国情不同，科学与物质文明过于落后，不认同反省现代性的根本取向，但二者都对柏格森、倭铿诸人的人格表示敬意。不仅如此，他们最终实现转向马克思主义，又无一不是借助了反省现代性作为自己重要的思想铺垫。[14]与此同时，朱执信等国民党的理论家因党派历史的情结，也常与梁启超诸人对立，但实际上，他们与反省现代性思潮也存在某种渊源关系。早在1914年戴季陶即指出，西方精神萎缩，物欲横流，“一般的人都变为科学的附属物”；倭铿的人生哲学“正是应运而生的大思想，救济世界人类造福不浅”。[15]朱执信自谓：“自待应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待人应用马克斯的唯物史观。”[16]直到1920年他还在强调，柏格森、倭铿的“变的哲学”批判19世纪的理性主义，译介其书，“尤为适于时代所要求”。[17]
所以，在“五四”前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语境下，文化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虽不能等量齐观，但彼此反省西方所秉持的不同视角与取向，相辅相成，互相发明，却进一步共同促进了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日益高涨。美国学者费侠莉（傅乐诗）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
中国人从左翼听到说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谴责为剥削，这种剥削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贪婪和依赖的关系，结果是养肥了特权阶层而未给广大群众带来实际好处。他们还听到说立宪政府是阶级操纵的工具，资本主义剥削的经济逻辑是在全世界恃强凌弱，因而在国际事务中导致帝国主义和战争。从资本主义的右翼，他们听到的是对当代工业社会的不满，这表现为对技术的反人道性质的反叛。……最后，他们看到，技术产生的破坏性武器和人类抑制不住的愚蠢，哺育了世界大战这个可怕的怪物。这一切，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形成了对整个文明的控诉。[18]
当然，这并非是形成了对“整个文明”的控诉，而是形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控诉，进而推动了中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兴起。这集中表现有三：
其一，国人心理上的变动。罗素说，他在中国接触到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我们的文明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对我说，他们在1914年之前还不怎么怀疑，但‘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19]这当是客观的说法。严复与人书说“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20]人们也许要怀疑其偏见；但作为年轻的学者，严既澄的现身说法，足以映证罗素所言，却不容置疑：“（我）虽然生长在半欧美化的城市——上海——中，而且所研究的多半是欧美的学问，而我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方面的生活，近两三年来，所受欧美的影响却是很少很少——从前也曾经过热望做欧美人的时期，近两三年来，这种热望已经销化无痕迹了。”[21]严既澄的心路历程，具有典型性，它生动地反映国人的心理变动：因欧战的刺激，对西方产生了疏离感。费侠莉说：“国内五四运动的狂热行为和国外战后欧洲局势，在以前亲西方的知识界激起了回归到保守主义的严重情绪。骤然地，西方科学和工业文明的整个价值重新受到质疑。这次，提出质疑的不是孔儒的死硬派，而是国外毕业生自己，即那些具有西方思想的学生中的最著名的人物。”[22]其实，此种对西方的疏离不仅限于文化保守主义者，许多人心同此理。孙中山早年领导反清斗争，是向美国吁请，寄希望于在那里能“找到许多的辣斐德”（一位参加美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法国革命家）；[23]但他于1925年临终前，却是转向吁请苏联的援助。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初列宁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先后去世，但其哀荣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却有天壤之别。《东方杂志》21卷3号发表化鲁的文章《李宁和威尔逊》，说：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提出“十四条”时，何等风光，人多以为“摩西再世”，国人也“大捧而特捧”；而其时的列宁，默默无闻，知者也多斥之为“过激派乱党”。但几年过去了，今天人们都知道“十四条”是骗人的，故于威尔逊的死，多漠然；“李宁呢，可就两样了：他现在成为无产阶级的救星，成为亿兆人民所膜拜的偶像。虽然仇恨李宁的人到处都有着，可是已没有一个人敢说李宁是乱党暴徒了。李宁的死，是光荣的死，是被全世界所悲哀痛悼的死。”[24]廖仲恺在追悼列宁大会上演讲也说，“我们为什么不追悼威尔逊而追悼列宁？”因为列宁“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而作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却对此不作为。[25]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原是亲西方的，即一般国人何尝不是如此，现在都对之失望了。
其二，人们明确提出了对西方也必须讲思想解放的理性诉求。新文化运动主张思想解放，厥功甚伟；但其一大弱点，是以新旧、中西判是非。1916年杜亚泉就已明确提出，国人应该打破对西方盲从的态度。他说：“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26]梁启超更进了一步，他游欧归来后，针对胡适1919年底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只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持“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却避而不谈对西方文化也应当作如此观，提出了公开的挑战。他强调，国人既然讲思想解放，那就必须“彻底”：“提倡思想解放，自然靠这些可爱的青年，但我也有几句忠告的话：‘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就学问而论，总要拿‘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这句话做个原则。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它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它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彻底”的思想解放的普遍性原则：“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这个原则适用于古今中西，但其强调的重点，却在于要求打破国人对西方的盲从心态。所以，他又说：“我们又须知，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它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梁启超实际上是在批评胡适唯西方是从。其后，在另一处，他再一次强调，自今以往，对于国人奉若神明的西方“畴昔当阳称尊之学说”，都必须重新估价：“皆待一一鞠讯之后而新赋予以评价”。[27]足见，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实超越了胡适，他将后者提出的“评判的态度”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解放的原则，扩大到了同样适用于西洋文明。年轻的张君劢对此持同样的态度。1921年底，他在巴黎北京大学同学会上作告别讲演，就明确提出：欧洲已陷入危机，中国“今日之急务，在求思想界之独立”。[28]翌年初，他归国后在江苏教育总会讲演，更进一步强调：引进西学是必要的，但是，“与批评其得失，应同时并行”。对于中国文化要持评判的态度，“对于西方文化亦然”。[29]至于李大钊强调法兰西文明已成明日黄花，俄国革命似惊秋的桐叶，预示着人类文明新纪元的到来，国人当“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30]就不仅仅是主张对西方也要讲思想解放，而是径直指明了此种思想解放应有的正确方向。
其三，“民族自决”和民族自信的呼声日高。巴黎和会所以引发了五四运动的洪波巨澜，是因为它无耻地背信弃义，骤然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令长期受压迫的中国人，“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31]梁启超说，时在巴黎，听到消息，如好梦惊醒，“擦擦眼睛一看，他们真干得好事！”[32]看似淡淡的一句，却道尽了国人无限的失望与愤怒。要求“民族自决”的呼声，因之日高。李大钊倡言国人的“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33]梁启超则提醒国人，当自觉“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34]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在欧战后，国人开始逐渐明确地公开提出了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35]国人在提出“民族自觉”的同时，也日益彰显了民族的自信力。例如，梁启超坚持中国文化有自身的价值，他自问自答说：“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36]年轻的冯友兰则提出，“我们为什么妄自菲薄，不敢相信自己的成绩，自己的能力呢”？他主张不妨借用詹姆斯的“意志信仰”说，坚信中国文化的价值，以提升国人的自信力：“我们的优势，全靠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此时此地！”[37]至于《少年世界发刊词》，更值得刮目相看，它写道：“自欧战的和约成立，我们不仅晓得中国的老年不可靠，同时证明世界的老年都不可靠。全世界的事业和一切待解决的问题，应由全世界的少年采‘包办主义’。我们既是世界少年团体的一个，所以把它标出来，以表明中国青年要与各国青年共同负责改造世界的责任。”[38]人们尽可说它不免幼稚，但是，年轻一代以世界主人翁自居的勇气，毕竟反映了其时整个民族努力奋起的自觉与自信。
要言之，上述国人对于西方心理上的疏离、理性上的诉求和民族独立的自觉与自信，都说明，在“五四”前后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语境下，随着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交汇与激**，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已蔚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新思潮。
[1]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87页。
[2] 参阅拙文：《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化反省》，载《历史研究》，2008（1）。
[3] 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289页。
[4] 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54～55页。
[5] 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87页。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11～12页。
[7]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11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
[8] 胡秋原：《评介“五四运动史”》，见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249页。
[9] 戴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022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10] 参见须力求：《胡汉民评传》，116、117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
[11]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02-25。
[12] 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说：“欧美大战后思想破产而向东方呼吁，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659页）；邓中夏则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说：“这一般新兴的反动派，我们替它取一个名字，叫做‘东方文化派’。”（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173页）
[13] 转引自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7页。
[14] 参见拙文：《从反省现代性到皈依马克思主义》，载《史学集刊》，2009（1）。
[15] 戴秀陶：《独语》，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805页。
[16] 戴季陶：《怀朱执信先生》，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292页。
[17] 朱执信：《寄赠书籍》，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下），7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8] ［美］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84～85页。
[19] ［英］罗素：《中国问题》，153页。
[20] 严复：《与熊纯如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6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 严既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447页。
[22] ［美］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83页。
[23]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见《孙中山选集》，2版，69页。
[24] 化鲁：《李宁和威尔逊》，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3号，1924-02-10，1页。
[25] 廖仲恺：《追悼列宁大会演说》，见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1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6]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338页。
[2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饮冰室合集·专集》（50），3页。
[28] 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载《改造》，第4卷第5号，1922-01-15。
[29] 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246页。
[30]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见《李大钊文集》（上），575页。
[31] 瞿秋白：《饿乡纪程》，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656页。
[3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85页。
[33] 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见《李大钊文集》（下），3页。
[3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7），2页。
[35] 1917年初严复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指出：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外交失败所定条约多丧权辱国，“此而不改，恐中国永无出头”。（严复：《铸像之机》，见孙应祥等编：《〈严复集〉补编》，4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他呼吁“爱国诸公”抓住时机，勉力为之，当可传之不朽。严复当是最早大胆提出废约的中国人。1919年初梁启超在赴欧前发表演讲说：“中国应有发展之权利”，故其对于议和之方针，当在“消除一切不平等之关系”，包括要求打破各国在华的势范围、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与协议关税等。（梁启超：《梁任公在国际税法平等会之演说词》，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02-1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更明确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欧战后，废约运动日见高涨。
[36]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饮冰室合集·专集》（50），1页。
[37] 冯友兰：《论“比较中西”》，见《三松堂全集》，第14卷，23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依冯文，詹姆斯所谓的“意志信仰”说，“就是于两个辩证之中，挑一个与我的意志所希望相合的而信仰之”。这并非自欺欺人。它要具备以下条件：问题与人有关，且于目前的行为刻不容缓；答案的正负于行为的结果影响甚大，而双方都有充足理由，理论上不能证明是非。冯友兰认为，当时关于中西文化及民族性的比较，是不易说清的抽象问题；但其结论对国人的自信心，影响极大。“假使他知道中国文化好，他就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敢放胆前进；他若知道中国文化坏，他就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要因失望而丧失勇气。”所以，不妨借用詹姆斯的理论，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以提升国人的自信心，何况这并不影响我们正视别人的批评。（同上书，232～237页）所言未必精当，却足见时人如何重视提升民族的自信力。
[3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下册，40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