鼋，这种怪模怪样的淡水水域中生存的动物，很早就为中国古人所瞩目。《吕氏春秋·谕大》也早就列举：“山大则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则有蛟、龙、鼋、鼍、鳣、鲔。”鼋，赫然就列在其中。《后汉书·五行志》载当时流行的一个老妇化鼋的传说：“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鼋，入于深渊，其后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可以认为，在汉代普遍性的“物老成精”观念中，老妇化为精怪有民俗想象基础，何以叙事者认定老妇化为鼋，而不是鼋把老妇吃掉？鼋长寿的民俗记忆和社会尊老政治伦理观念使然。当然叙事中有可能蕴藏了“杀老弱残疾者以整合有限资源”的远古陋习[1]。

可以这样认为，广为流传的“老母化鼋”母题集体无意识地掩盖着一个大家都不愿承认的传统，为了维持群体其他成员的生存，不能明目张胆地吃掉老母，而只能暗中杀死老母（还要不为人知）。

抵御巨型怪异水族的袭击，是早期人类伴随持久恐惧的普遍愿望，唐代就有人谈论一个古老的信奉。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八《鱼龙畏铁》称：“海州南有沟水，上通淮楚。公私漕运之路也。宝应中，堰破水涸，鱼商绝行。州差东海令李知远主役修复，堰将成辄坏。如此者数四，用费颇多，知远甚以为忧。或说梁代筑浮山堰，频有缺坏，乃以铁数万斤，坟积其下，堰乃成。知远闻之，即依其言而塞穴。往堰之将坏也，辄闻其下殷如雷声。至是，其声移于上流 数里。盖金铁味辛，辛能害目，蛟龙护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大历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剑，于池内淬之，蛇鱼皆死。余家井中有鱼数十头，因有急，家人以药杼投之于井，信宿，鱼皆浮出，知鱼亦畏铁焉。”

但是，毕竟还免不了人与大鼋的近距离接触。《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载勇士们自陈功绩：“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左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视之，则大鼋之首。”至于干宝《搜神记》则复述为：

齐景公渡于江沈之河，鼋衔左骖没之，众皆惊惕。古冶子于是拔剑从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乃杀鼋也。左手持鼋头，右手挟左骖，燕跃鹄踊而出，仰天大呼，水为逆流三百步。观者皆以为河伯也。[2]

此外，连同为多种类书收入、异文众多的“老母化鼋”变化故事，可以看出大鼋的神怪成分在逐渐累积增加。据刘宋时期《搜神后记》：

清河宋士宗母，以黄初中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子女尽出户，独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于壁穿中窥。不见人，正见盆水中有一大鳖（《太平广记》作“鼋”）。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视之积日转懈，遂自捉出户外。其去甚驶，逐之不可及，遂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宅舍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治服，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此与江夏黄母相似。[3]

魏晋时代，道教初兴之时，十分关注符籙印章的辟邪功能。而其中《抱朴子内篇》讲为道者所佩“黄神越章之印”就不仅能辟山林虎狼之害，也更能对付潜藏在深水中的、很难在视线内看到的那更为神秘的恐惧之物：

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昔石头水有大鼋，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为“鼋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于人。吴有道士戴昞者，偶视之，以越章封泥作数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掷潭中，良久，有大鼋径长丈馀，浮出不敢动，乃格煞之，而病者并愈也。又有小鼋出，罗列死于渚上甚多。……[4]

深潭中的大鼋把这方水域看作是自己的领地，屡屡危害来入侵的人类，这本来是动物对于入侵自己领地者的本能反应，其实不过是生存的需要，不料也为自身招来杀身之祸，还殃及子孙。看来，道士肯定在“黄神越章之印”中加进了某些不利于水质的物质，才使得鼋类不得不浮出水面。研究者曾注意到，阳嘉二年（133）山系户县曹鲁伯镇墓文中说到“何以为信，神药厌填（镇），封黄神越章之印。”应该说的就是在陶罐中放置神药，用黄神越章来封印罐口[5]。

不过，水中动物的权利，在古代中国人这里，与其所认为的所有动物的权利一样，却无庸讳言，是时有时无，忽大忽小的。在上述故事里，则无疑是以人类和人的利益为中心的。而事实上，水中生物巨鼋实际上没有犯什么错，它们的行为，不过是作为水族的物种生存本能，并非有意要危害人类生命的。何以还要无辜地遭到屠杀？那不过是贪心的人类争夺生存空间的牺牲品罢了。

[1] 见刘守华：《中国的〈斗鼠记〉与日本的〈弃老山〉》，《比较故事学论考》，第158—170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 李剑国：《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第54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而《法苑珠林》卷四三引《搜神记》也有此故事异文：“吴孙皓宝鼎元年六月晦，丹阳宣骞母，年八十矣。亦因洗浴，化为鼋，其状如黄氏。骞兄弟四人，闭户卫之，掘堂上作大坎，泻水其中。鼋入坎游戏，一二日间，恒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轮转自跃，入于深渊，遂不复还。”

[3] 李剑国：《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第40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次非、菑丘欣、澹台子羽等人也曾水中刺蛟，见《吕氏春秋·知分》、《韩诗外传》卷十第七章、《吴越春秋》、《水经注》等。然而，在早期文学所表现的人与动物关系的片段中，勇士水中刺杀大鼋的叙事，可以说是最有看点，也是最为人们所乐于谈论的内容之一。张华《博物志》卷七同时收录次非、菑丘欣、澹台子三个勇士水中刺蛟故事，作为“异闻”一类的构成，说明魏晋之时人们对于水中斗杀水兽一类故事的关注。李剑国据《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刘逵注引，认为澹台子羽刺蛟故事出干宝《搜神记》，见前引书，第414页。

[4]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卷十七《登涉》，第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参见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第281—2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