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情绪的概念
（一）积极情绪概念的提出背景
积极情绪近年来在国外情绪心理学研究中受到了充分重视，有了相对比较广泛的研究，许多研究对于积极情绪的概念、积极情绪的功能以及积极情绪对于健康的意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也开展了许多实证研究。尤其是Fredrickson的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设理论提出以来，促进了积极情绪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
积极心理学家Fredrickson（1998）认为，特定行为倾向的确能够解释绝大多数消极情绪的表现形式与功能机制，但却不能适用积极情绪，因为积极情绪似乎并不能对危及生命的环境威胁提供应对，通常也不指向某种特定的行为倾向，例如愉悦、宁静这些积极情绪可能只会触发认知与思维的改变。[3]
Fredrickson（1998）相信，积极情绪必定具备异于消极情绪的适应意义，据此她提出“认知—行为储备”（thought-action repertoire）的概念，即认知与行为的整合系统。Fredrickson主张，消极情绪窄化“认知—行为储备”的即时相对范围，个体因此能够在威胁情境下迅速高效地调动各种应激资源；与之相反，积极情绪则对“认知—行为储备”具有扩展功能，使得个体的认知与行为系统更为开放、灵活，这会导致积极情绪的不断累积、螺旋式上升，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持久的发展资源得以建构，此即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4]
（二）积极情绪的概念
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即正性情绪或具有正效价的情绪，是指个体由于体内外刺激、事件满足个体需要而产生的伴有愉悦感受的情绪。孟昭兰（1989）认为“积极情绪是与某种需要的满足相联系，通常伴随愉悦的主观体验，并能提高人的积极性和活动能力”。[5]
积极情绪包括快乐（joy，happy）、满意（contentment）、兴趣（interest）、自豪（pride）、感激（gratitude）和爱（love）等。快乐是指当情境被评价为安全的和熟悉的，或者事件被理解为个人目标取得进步和实现时而产生的情绪感受；满意是指被他人的接受和关爱所引起的感受，如果情境被评价为安全的、高度确定的和需要低付出的，就会引起满意感；兴趣是指当个体技能知觉与环境挑战知觉匹配时产生的愉悦与趋近感，当情境被评价为安全的、新颖的和改变的、神秘的以及一种困难感时就会引起兴趣；自豪是当目标成功实现或被他人评价为成功时产生的积极的体验。
Fredrickson（2010）提出了10类基本的积极情绪：愉悦（joy）、逗趣（amusement）、宁静（serenity）、振奋（excitement）、爱意（love）、自豪（pride）、兴趣（interest）、感恩（gratitude）、希望（hope）、敬佩（admiration）。
二、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最佳比例
如前文所述，消极情绪是人类的防御动机系统，以保护有机体避开可能的危险、疼痛和处罚的情境；而积极情绪是人类的趋近动机系统，以促进有机体接近带来愉悦的情境（Watson，Wiese，Vaidya & Tellegen）。两者对于个体和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有其重要意义。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最佳配比是多大呢？Marcial Losada研究得出，对于团队表现来说，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比例，即积极率为3：1。在这个特定的比率之上，团队就会呈现欣欣向荣的复杂动态，在这个比率之下，团队表现则是枯萎凋零的消极循环失败。在Fredrickson的个人研究中也证实了3：1的积极率对于个人也是成立的。在John Gottman的婚姻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持续的、夫妇双方都感到满意的婚姻，积极率大约是5：1。枯萎或者失败的婚姻所具有的积极率低于1：1。Robert Schwartz作为临床心理学家，研究中得出，最佳的积极率大约是4：1，大多数正常人的积极率是2：1，他认为病理性的积极率，如患抑郁症的人的积极率低于1：1。因此对于个人、婚姻和商业团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都会伴随着高于3：1的积极率。相比之下，那些困在抑郁症中的人、婚姻失败的夫妻以及不得人心或者无法营利的商业团队，所拥有的积极率都低于1：1。Bauer和Bonanno对67名最近丧偶的人进行了一项研究，考察积极和消极自我评价的数量是否能够预测丧偶后个体的恢复程度。数月之后的访谈证实，情绪复杂性高的被试，恢复程度较好，只涉及积极方面的人，其恢复速度慢于至少涉及一次消极事件的人，恢复程度最好的被试，既有足够的情绪复杂性，又能保持其积极自我评价占优势。研究发现，积极与消极的评价最理想的比例约为5：1（Bauer & Bonanno，2001）[6]。
三、积极情绪的功能
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情绪多于消极情绪的人具有更高的心理弹性，更有活力，生活得更幸福；积极情绪会影响人们对其他人的喜爱、对自我生活的满意程度、对未来的乐观程度。总之，众多的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使人们感觉良好，提高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同时也扩展了人的习惯性思维，有助于人们克服重重压力。
（一）积极情绪具有活动激活与特定的行动倾向
积极情绪会产生一种一般的行动激活，即接近或趋近倾向，积极情绪能够促进活动的连续性。在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会保持趋近和探索新颖事物。
Fredrickson指出，积极情绪并不只具有一般的活动激活倾向，同时也与特定的行动倾向相联系，如快乐产生游戏、冲破限制、创新的愿望；兴趣产生探索、掌握新的信息和经验，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自我发展的愿望；满意产生保持现有的生活环境和把这些环境和自我以及社会的新观点融为一体的愿望；自豪产生想与他人分享成功和求得在将来取得更大成就的愿望；爱产生想再次与所爱的人一起游戏、探索的愿望[7]。
（二）适度的积极情绪的自我拓展建构功能
1.积极情绪的扩张建构理论
消极情绪常常与自我防御的行为方式相伴。当消极情绪产生后，会限制一个人在当时的情景条件下瞬间的思想和行为反应指令，所以个体在此时只能产生由进化而形成的某些特定行为，例如逃跑、躲避等。消极情绪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人的思想和行为都限定在以保护自己的生存为核心的状态之中。在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下去，就可能使这种限制性的情绪，也就是消极情绪，得到充分的发展。
Fredrickson认为，积极情绪的作用刚好相反，它能够扩展一个人的即时思维-行动序列，提高人的创造性，即在当时的特定情境下，积极情绪能够促使人打破一定的限制而产生更多的思想，出现更多的行为倾向。这种思维—行动序列的扩展，帮助个体建立起持久的个人发展资源（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人际关系质量等），这些资源趋向于从长远的角度，用间接的方式来给个体带来各种利益（健康、生存质量和成就等）。通俗来说，积极情绪能促使个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从而产生多种思想和行为，特别是一些创造性或创新性的思想和行为，并把这些思想和行为迁移到其他方面。当个体通过这些思想行为实现了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之后，也进一步深化了积极的情绪体验，形成螺旋式两性循环（见图5-4）。
图5-4 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
Isen等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在中性状态下，个体表现出更高的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效率更高，决策更全面。积极情绪之所以能够促进个体的创造性、成功的问题解决和决策的效率，主要是因为积极情绪对于认知活动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即积极情绪为认知加工提供了额外的可利用的信息，增加了更多的可用于联结的认知成分；积极情绪扩大了注意的范围，导致更综合的认知背景，增加了相关问题的认知要素的广度；积极情绪增加了认知灵活性，增加了认知联结的多样性。即在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的思维更开放、更灵活，能够想出更多的问题解决的策略。
2.适度的积极情绪的自我拓展建构功能
以往研究普遍认同，情绪包含效价（valence）与唤醒（arousal）两个维度，二者分别描述情绪的愉悦程度（积极VS.消极）与生理激活程度（平静VS.兴奋）。然而，随着情绪心理的研究深入，Gable和Harmon-Jones（2010a）对情绪二分法提出质疑，认为情绪其实是与趋近/回避两大动机系统激活有着密切联系，除去效价与唤醒，情绪还应纳入动机这一维度，此即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国内已有学者对此模型予以细致阐述（邹吉林，张小聪，张环，于靓，周仁来，2011）。基于动机维度的这一区分标准，Gable和Harmon-Jones（2010）对于情绪种类进行重新划定，将上述Fredrickson界定的积极情绪进一步细分为低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如逗趣、宁静）与高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如振奋、兴趣）[8]。
不同于Fredrickson（1998），Gable和Harmon-Jones（2010）认为，只有低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具有认知扩展效应，至于高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会使个体将注意集中于某些环境刺激，锁定它们作为目标并意图得到它们。由此推断，高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不应扩展认知，而是应该窄化认知，这样才能排除无关刺激干扰，最大限度地促进目标实现。而Fredrickson的主张之所以能够获得诸多支持，是因为以往研究用以诱**绪的材料或操作基本上唤起的都是低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比如看喜剧电影来唤起逗趣，或是听放松音乐来唤起宁静。针对这一问题，Gable等人采用了一系列革新的情绪操作手段，比如金钱奖励延迟范式（monetary incentive delay paradigm）或是呈现一些勾起食欲的美味甜点，用以唤起被试的振奋或兴趣（Gable &Harmon-Jones，2010b）。研究结果证实，通过这些操作唤起的高动机强度积极情绪，缩小了被试的注意范围（Gable & Harmon-Jones，2008），使被试对视野周围（相比视野中央）呈现的信息记忆更差（Gable & Harmon-Jones，2010），窄化了被试的认知归类（cognitive categorization）（Price & Harmon-Jones，2010）。总之，高动机强度积极情绪确实会导致认知资源的整体窄化。[9]
（三）积极情绪积累自我发展资源
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告诉我们，积极情绪可促进心智能力的提升。同时，积极情绪有助于积累人脉资源。比起与消极的人打交道，和积极的人打交道更加富有积极意义，更加令人高兴，并可能是一段充满享受的经历。人们总是对和积极者打交道充满期待，因为人们从积极者那里获得的是积极、快乐和力量。积极者为人处事的方式总是令其人际关系获得增长，让自己成为他人眼中更具魅力的合作伙伴。
（四）积极情绪有助于身体健康
Fredrickson认为积极情绪产生在安全的环境中，一般不会像消极情绪那样产生具体的行动倾向（如恐惧引发逃跑，愤怒引发攻击），所以积极情绪可以通过取消对具体行动的准备，有效地撤销消极情绪的体验和生理唤醒，因而将此称为撤销假设（undoing hypothesis）。在Fredrickson的一项研究中，采用压力任务，使被试产生焦虑体验，同时有心率、心血管活动和血压升高这样的生理反应。之后，用电影诱发被试三种情绪：欢乐、满足、悲伤。结果发现，在两种积极情绪条件下（欢乐和满足）的被试，心血管活动恢复到基线的速度要明显快于控制条件下的被试，而在悲伤条件下，被试的心血管恢复速度最慢。
研究发现积极情绪能提高机体免疫力，是个体免于疾病威胁的重要保护性因子（Steptoea et al.，2007）。然而，在研究积极情绪和严重疾病存活率的相关性时，对于积极情绪是否有助于延长个体生存时间这一问题，研究者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Pressman & Cohen，2005）。虽然很多研究支持了越快乐的人越长寿的观点，然而人们也发现了过高的积极情绪可能造成的健康风险（Friedman，Schwartz，& Haaga，2002）。例如，Friedman 等人（1993）发现，在天才儿童中，高积极情绪水平与成年后的死亡率存在相关。他们指出，过于乐观和快乐的个体，会倾向于低估潜在的健康风险，缺少对危险情境的预防措施，或者不遵守医疗建议，从而导致较差的健康水平。因此，处理好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关系，保持稳定情绪状态，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10]
（五）积极情绪可提升组织效能
积极情绪会使员工以积极心态参与工作，与其他员工积极地互动，形成相互信赖的人际关系，进而促进积极情绪的体验。积极情绪的表达，可以通过模仿、表情反馈引起与其互动的组织成员产生积极的情绪。组织内的领导者的积极情绪尤其具有感染性，组织内的领导者的积极情绪能够预期组织的工作绩效。另外，研究也发现，诱发积极情绪能够促进个体的助人行为，商店服务员的微笑等积极情绪能够促进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仅是因为感染了顾客，同时服务员在销售服务过程中的积极情绪扩展了他们的认知灵活性、创造性和移情的水平，提高了他们的服务质量与解决问题的水平。有研究发现，不同团队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比例，即积极率，低绩效团队为1：1，一般绩效团队为2：1，高绩效团队为6：1。
心理学家Seligman曾以美国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员工为研究对象，对乐观与悲观的态度对职场表现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当一批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公司将他们分成乐观与悲观两组进行研究，一年后发现，乐观组的工作业绩比悲观组高30%，第二年业绩则高出50%，第三年后，乐观组的人已渐渐走向主管阶层，而悲观组这些人仍在自己岗位上默默耕耘。Seligman又做了另外一项研究，1985年，美国15000名应征大都会保险公司的人接受了乐观测验和职业剖析测验。该研究有两个目标：第一是用以前的方法录用1000名通过职业剖析的新进业务员，对这1000名员工来说，乐观成绩不在录用与否的考虑项目之内。他们想看看这1000人中，乐观的会不会比悲观的业绩好，当然这1000人按平均数分为一半为乐观者，一半为悲观者。第二个目标是另外录用一些特别乐观的人100名，但这些人的职业剖析分数却低于大都会所规定的标准。结果在第一年里，以原来方法录用进来的人中，乐观的比悲观的表现好，不过差距不大，只有8%。但是到第二年，乐观组比悲观组多卖了31%的保险。用特别方法录用进来的比原来方法录用进来的悲观组在第一年就好了21%，到了第二年差距增大到57%。可见乐观者比悲观者业绩更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