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艺术史曾出现过几次“复兴”古代艺术文化的思潮：第一次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第二次是发生在17世纪的学院派“古典主义”艺术思潮；第三次则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流行于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艺术思潮。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摇篮的法国，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经历了七月革命和政权复辟、多次工人起义、巴黎公社的建立等一系列的政权反复，新古典主义美术是为适应资产阶级革命形势需要而借助艺术文化巩固政权的一场借古开今的潮流。紧随其后的“浪漫主义”艺术思潮，则是从事艺术活动的艺术家们开始从与大革命相连的艺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观念转向“艺术自由”趋向的潮流。之后产生的“现实主义”美术、“印象主义”美术、“新印象主义”美术、“后印象主义”美术，以至到20世纪初在法国发端后扩及欧洲、美国的“野兽派”等风格流派，更是不断探索艺术自身规律和特质，寻求解决诸多艺术问题的方法，努力推动艺术文化积极发展的追求。众多传世的艺术作品和伟大画家在这一时期的法国产生，使其成为欧洲艺术的主流，并奠定了法国作为西方艺术文化中心和近代美术主要流派发源地的地位。
新古典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强调理性的艺术表现。它一方面兴起于对17世纪的巴洛克和罗可可艺术的反动；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以重振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为信念。新古典主义具体表现为：对素描和轮廓的强调；对比例的把握、题材的选择（以描绘宫廷题材为主）、构图的庄严、气氛的穆静有严格规定；它的价值体现在捍卫绝对君主政体的国家与自我克制、遵守共同的道德标准两者间的平衡（图13-1）。
图13-1 大卫《荷拉斯兄弟的誓言》
浪漫主义由中世纪法语中的“Romance”（“传奇”或“小说”）——“罗曼蒂克”音译而来，其特点是一方面重视中古题材创作，把自然作为创作对象；另一方面重视表现手法的感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竭力强调在光和色彩的强烈对比上的饱和色调以及动**的构图、奔放而流畅的笔触，体现出“形式美”的价值（图13-2）。
图13-2 大卫《墓地孤女》
现实主义又称作写实主义，其特征一是把描绘现实视为艺术创作的首要任务，赞美大自然，歌颂劳动者的生活和斗争成为绘画中的主体形象；二是揭露社会的恶习，描画家族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有强烈的介入现实的批判价值（图13-3）。
图13-3 米勒《拾穗者》
印象主义得名于画家莫奈的作品《印象·日出》。印象主义注重绘画语言本身，力图描绘的是瞬间的印象，忠实地表现客观世界。构图上多截取客观物象的某个片断或场景。印象主义画家群体直接到户外进行写生，把纯色涂抹在画布上，让观众用自己的目光去调和色彩，打破了写生与创作的界限（图13-4）。
图13-4 雷诺阿《划桨手的午餐》
新印象主义一词是由该派的理论家费利克斯·费内翁首次提出的。新印象主义根据色彩分割的科学理论指导创作，把各种单纯的单色通过细小的笔触并列在画面上，经过观者的视觉作用达到自然调和，给人以冷漠和静止的感觉，所以又被称为“科学的印象主义”、“点彩派”。
后印象主义最早由英国美术批评家罗杰·弗莱提出。后印象主义并不是一个社团或派别，也没有共同的艺术纲领和宣言，画家们的艺术风格千差万别，却饱含各自的创作理念。如果说印象主义表现主观化了的客观事物，新印象主义表现纯客观的对象，那么后印象主义的诞生则是二者的追加与变革，因此，被称为西方现代艺术的起源（图13-5）。
图13-5 凡·高《给耳朵上扎上绷带的自画像》
一、新古典主义理性的统治权力分野
“新古典主义”美术的应运而生与法国大革命有着密切关系，使得许多艺术家创作出一批突破古典主义程式束缚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其著名的代表画家路易·大卫被称为革命政府的“官方艺术家”，其艺术作品具有的气质与法国中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锐气很接近，同时是启蒙主义学派“理性王国”的理想在艺术上的显著表现。他的学生格罗、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普吕东以及女画家勒布伦等，都对法国路易十六、拿破仑执政期间的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诸如《马拉之死》、《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约瑟芬皇后像》、《泉》等著名杰作。由于为宫廷服务的特质，新古典绘画像是一套体系健全的艺术统治权力系统。
新古典主义理性的艺术统治最终分野的原因，从艺术本质论上讲，主要归因于艺术流派风格传承中的“师承”关系。格罗和安格尔同为大卫的学生，表现出的却是与老师不尽相同的创作特点和个性气质：前者是反映热血青年各种**的浪漫主义的先行者，是拿破仑与波旁王朝的御用画师；后者作为新古典主义的捍卫者，却不像老师那样关心政治，作品不再存在刚毅的力量和民主的性质，而是崇尚自然，更注重对艺术本体的追问和探寻。从发生论的角度看，这是政治变革产生的影响。法国革命胜利后，一批从新古典主义理性权力中走出的艺术家开始身体力行地抵抗这种集权专制的艺术风格“一元”存在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浪漫主义的许多名家出自与大卫同时期的学院派画家皮埃尔·盖兰的门下，如浪漫主义奠基人籍里柯、主将德拉克洛瓦等。“浪漫主义雄狮”德拉克洛瓦的著名作品《自由领导人民》是一件具有时代意义的浪漫主义杰作；籍里柯作为浪漫主义的领袖，与新古典主义最后一位大师安格尔在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分别以主帅的身份代表两派论战。
二、承前启后的见证者
在19世纪法国艺术解放的道路上，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见证者存在：他目睹了古典主义艺术、浪漫主义艺术、现实主义艺术的兴衰直至印象主义艺术的兴起；在头衔的划分上，他既非古典主义画家又非浪漫主义画家，也非现实主义画家；在画风上，他上承普桑、洛兰的传统，又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与“巴比松画派”画家交往密切并始终保持个人风格，并为法国现实主义民族风景画树立了新的典范，对后来莫奈的印象主义和塞尚的后印象主义的产生和变迁都有直接的影响——他就是法国19世纪最杰出的风景画家——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他的作品不仅是19世纪法国艺术自由大门开启之始的见证，其经典画作《孟特芳丁的回忆》、《达夫莱镇》等名作的留存，更是不同观念与风格的“主义们”交糅互渗的艺术自由的事实明证。
三、“主义们”的交糅互渗
19世纪中叶，以籍里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美术与以安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美术的两派论战几乎接近尾声。这时另一“主义”的风格倾向开始滋生，并在代表官方学院派的新古典主义艺术与风格日益锐化的浪漫主义艺术的斗争中生长起来，这就是“现实主义”艺术思潮。
现实主义美术产生之初是一群由聚集在离巴黎十几里的枫丹白露森林的巴比松村子里的青年画家群体组成的。他们希望通过对自然风光的描绘，寄托民族情感与艺术自由的理想，被命名为“巴比松画派”。其中杰奥多·卢梭是其领袖人物，代表作品为《沉睡的吉赛人》（图13-6）。其主要成员有杜普莱、杜比尼、米勒、库尔贝、杜米埃、柯罗等。这些画家的艺术观念和作品上承“主义之争”的催生，下启“主义互渗”的变迁。现实主义美术的代表杜普莱是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风景画家，代表作为《大橡树》；杜比尼的直接作画技法被认为是印象派的先驱之一，作品为《奥瓦兹河上的落日》；米勒是农民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著名代表作有《拾穗者》、《晚钟》等；库尔贝是艺术史上第一位公开打出“现实主义”旗号的“自创写实主义”艺术家，典型的作品有《筛麦的女人》等；杜米埃是“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三等车厢》（图13-7）、《堂吉诃德》等；而柯罗则是融合了各个“主义”风格特征的“自由”艺术家。
图13-6 卢梭《沉睡的吉赛人》
图13-7 杜米埃《三等车厢》
与柯罗的艺术经历颇有些相似的另一位同时期艺术家马奈也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被称为“印象主义之父”。但他既不属于现实主义画家，也没有参加过印象派的展览，代表作有《奥林匹亚》、《草地上的午餐》等；唯一参加过印象派全部八次画展的被誉为“印象主义元老”的毕沙罗受到“巴比松画派”与柯罗的影响，被称为“印象派中的米勒”，代表作有《花开的果园》、《推着独轮车的农妇》等；印象派中最典型的画家是莫奈，其经典作品有《印象·日出》、《睡莲》等，他与印象派最始终如一的画家西斯莱均师从古典风格画家格莱尔；印象派中唯一的女画家莫里索也是印象派画展自始至终的参展者；以安格尔继承人自居的德加，对线条的运用和形的塑造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平，代表作有《舞蹈课》（图13-8）、《出场等候》；画家雷诺阿则把印象派的光色与欧洲古典传统画法相结合，其代表作有《浴女》、《煎饼磨坊的舞会》。
图13-8 德加《舞蹈课》
当印象主义在巴黎画坛方兴未艾之时，一个“独立艺术家协会”组织在法国宣告诞生，这是“新印象主义”的诞生前奏，其倡导者与组织者乔治·修拉与有力支持者西涅克是重要人物。修拉的创作理念是“制造有秩序的合理的美”，其作品表现出对几何学和形式结构要素的关注，预示了20世纪抽象艺术的变迁。而与新印象主义几乎同时滋生的“后印象主义”艺术，则是一种全然新型的艺术风格与类型。从代表官方学院的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分野到后印象主义产生的时期内，经由柯罗艺术亲历的见证，我们看到了“主义”们的递衍嬗变进程与交糅互渗态势，这种情势一直持续到后印象主义的第一位大师保罗·塞尚的出现。
四、殊途并进的现代“野羊”
自后印象主义产生开始，艺术向多元化发展，许多画家根据个体不同的创作目的打破传统风格派别，探索各种新的表现手法，成为打开现代艺术大门殊途并进的现代“野羊”[1]。
代表后印象主义艺术的塞尚、高更和凡·高三位画家最初都是学印象主义，后来他们都认为绘画应该更多地表现画家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塞尚主张绘画应充分发挥绘画语言的表现力，他一生的创作活动都是为了追求心目中永恒性的形体和坚实的结构，最后达到简单化和几何化的效果，代表作有《静物》等；高更主张不面对实物而凭记忆作画，提倡综合的和象征的艺术创作原则。他的作品充满原始艺术的抽象性、神秘性，形成了平绘的构成形式与浓郁的装饰效果，代表作有《雅各及天使》等；凡·高追求独特的单纯感和强烈的表现力，他癫狂张扬的笔触为大众所熟知。其作品含有深刻的悲剧意识，代表作有《向日葵》等。纳比派是这一时期产生的重要流派，代表人物夏凡纳、莫罗等。画家图卢兹·劳特雷克与纳比派成员也有密切的联系。
这些殊途并进的“野羊”们的不懈努力，彻底改变了西方绘画艺术的面貌，艺术观念由客观再现走向主观表现，并使创作形式走向现代。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形成的前卫美术运动是“野兽主义”[2]的产生。
[1] 吴冠中在2009年2月28日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耕耘与奉献——吴冠中捐赠作品展》前言中自喻为“野羊”：“我是一只羊，蹦跳于田野，踩野花，吃嫩草，扑打蝴蝶，很快活。……远处来一群羊，规规矩矩挤着走，原来有一个拿着鞭子的牧羊人在指挥，我才知我是一只野羊，怕被捉，逃往山谷。……羊群也被赶来喝水，我迅速爬上高处岩石中躲藏，羊群各个肥胖，都上不来。……昭陵六骏躯体上有箭，那箭都是对面飞来，射中前胸或腹部，没有背后射来的，说明战马直冲敌军而无逃跑之迹。……这般勇猛之马，谅来必须由其任性，尊视其倔强，尽情发挥个性……而虢国夫人游春的坐骑，完全是另类牲口了。”文末吴冠中先生指出：“艺术是野生的，艺术家的要害在个性，拒绝豢养，自生自灭，饿死首阳而不失风骨。”用这形容开创伟大现代艺术的后印象主义艺术家们的个性特质与精神也是恰如其分的。
[2] 评论家路易·沃克赛勒看到在一片色彩狂野的绘画作品中间有一件马尔古所作的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雕塑家多那泰罗风格的作品，便随口说了一句：“多那泰罗置身于一群野兽的包围之中。”从此，这个画家群体就被称为“野兽主义”，也叫做野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