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录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依据“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等句推论卧子至迟在崇祯五年除夕，已遇见河东君。但在崇祯五年除夕以前，似更有其他诗词为河东君而作者，今详检《陈忠裕全集》，颇有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篇什。然终嫌证据未甚充分，不敢确定。兹姑择其最有关之作，略论之如下。
卧子崇祯五年壬申春间所作如《春昼独坐感怀》（《陈忠裕全集》六《几社稿》）及《柳枝词（七绝）四首》（同书一九《几社稿》），夏间所作如《生日偶成（七律）二首》（同书一五《几社稿》），皆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可能。《春昼独坐感怀》诗中“白云过我居”及“谢客翻倒屣”等句，颇有可疑。《柳枝词》第二首“吴阊**雨湿三眠”，第三首“淡引西陵风雨条”，第四首“妖鬟十五倚身轻”等句，亦与河东君当时情事适合，甚可注意。《生日偶成二首》之二云：“闭门投辖吾家事，与客且醉吴姬楼。”此“吴姬”岂即指河东君而言耶？但以皆无明显证据，姑附记题目及可疑之语句，以待将来之发覆耳。惟崇祯五年冬季卧子所赋《吴阊口号十首》之中，其最后三首实不能不疑其为河东君而作。兹择录六首分别论之。
此十首诗可注意者有两点。一为所咏之女性，非止一人。除河东君外，其所咏之人必与万寿祺有关。今所见万年少《集》，皆无此时期之作品，故甚难考定。二为此十首诗作于崇祯五年冬季，大约是十月间。其时卧子与年少俱在苏州为狭邪之游，而卧子意中之人则不久将离苏他适也。
其一云：
衰柳寒鸦天四垂，严霜纤月滞归期。已无茂苑千金笑，不许伤春有所思。
其五云：
远视红酣滟滟扶，近看无复掌中娱。楚王宫里原难入，检点腰肢必减厨。
其七云：
万子风流自不群，卢家织锦已纷纭。可怜宋玉方愁绝，徒为襄王赋楚云。（原注：“万子谓年少也。”）
其八云：
何妨放诞太多情，已幸曾无国可倾。却信五湖西子去，春风空满阖闾城。
其九云：
传闻夜醮蔡经家，能降乘鸾萼绿华。莫似红颜同易散，馆娃宫外尽烟霞。
其十云：
各有伤心两未知，尝疑玉女不相思。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
琼树红云漉，彩虹低护花梢泻，腻凉香浴。珊枕柔乡凝豆蔻，款款半推情蹙。更小语不明深曲，解语夜舒莲是药，生憎人梦醒皆相属。凤箫歇，停红玉。 娇莺啼破东风独，移来三起阊门柳，馆娃遗绿。栽近妆台郎记取，年年双燕来逐。云鬟沉滑藏雅足。漫折樱桃背人立，倚肩低问麝衾馥。浑不应，强他续。
则此词中人乃“移来三起阊门柳，馆娃遗绿”，故原是从苏州迁来松江者。故颇疑河东君崇祯五年冬自苏州往松江祝陈眉公之寿，因留居其地。前引钱肇鳌之书，谓河东君见逐周氏鬻于娼家，但未言娼家在何处。今以吴江、苏州地域邻接，及崇祯四年、五年时间连续之关系推之，则河东君被鬻之娼家恐当在苏州也。卧子《诗余》中又有《玉蝴蝶·咏美人》一阕，其中有“才过十三春浅”之语，疑亦是河东君自苏迁松不久时所赋，当是崇祯六年春间也。因附录于下：
才过十三春浅，珠帘开也，一段云轻。愁绝腻香温玉，弱不胜情。绿波泻，月华清晓。红露滴，花睡初醒。理银筝。纤芽半掩，风送流莺。 娉婷，小屏深处，海棠微雨，杨柳新晴。自笑无端，近来憔悴为谁生？假娇憨，戏揉芳草。暗伤感，泪点春冰。且消停。萧郎归去，莫怨飘零。
崇祯六年卧子为河东君所作诸诗，其重要者如《秋潭曲》《集杨姬馆中》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已移录全文并附考证外，兹再录此年所作关系河东君重要之诗数首于下。
《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唱和集·予偕让木北行矣，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诗以志慨（七古）》云：
高秋九月露为霜，翻然黄鹄双翱翔。云途窈窕星苍茫，下有江水清淮长。嗟予远行涉冀方，嵯蛾宫阙高神乡。良朋徘徊望河梁，美人赠我酒满觞。欲行不行结中肠，何年解佩酬明珰。高文陆离吐凤凰，江南群秀谁芬芳？河干薄暮吹红裳，纫以芍药羞青棠。何为弃此永不忘，日月逝矣心飞扬。旌旗交横莽大荒，圣人劳劳在未央。欲持中诚依末光，不然奋身击胡羌。勒功金石何辉光，我其行也无彷徨，感君意气成文章。
寅恪案：顾氏文房小说本《古今注（下）·问答释义第八》略云：
牛亨问曰：“将离别，相赠以芍药者何？”答曰：“芍药一名可离。”故将别以赠之。欲蠲人之忿，则赠之青堂。（寅恪案：《本草纲目》三五下《木之二》“合欢”条，引《古今注》作“青裳”。自是误字。“青堂”亦难通。今《佩文韵府》作“青棠”，疑是《韵府群玉》原本如此，“棠”字较合理，卧子遂依之耳。）青堂一名合欢，合欢则忘忿。
又，卧子此首七言古诗，可与上引舒章致卧子书参证。诗中之“美人”自是河东君，不待多论。卧子之“离情壮怀，百端杂出”之离情，即为河东君而发。“壮怀”则卧子指其胸中经世之志略。此当日东南党社诸名士所同具之抱负，匪独卧子一人如是也。假使卧子此次北行，往应崇祯七年甲戌之会试而中式者，则后来与河东君之关系或能善终。因卧子崇祯七年会试失意而归，虽于次年春间得与河东君短时同居，然卒以家庭复杂及经济困难之关系，不得不割爱离去。故今日吾人读此诗，始知相传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状元宰相之鄙恶结构，固极可厌可笑，但亦颇能反映当日社会之一部分真象也。
又，河东君《戊寅草·送别》，其一云：
念子久无际，兼时离思侵。不自识愁量，何期得澹心。要语临歧发，行波托体沉。从今互为意，结想自然深。
其二云：
大道固绵丽，郁为共一身。言时宜不尽，别绪岂成真？众草欣有在，高木何须因。纷纷多远思，游侠几时论。
寅恪案：此两诗依据《戊寅草》排列先后推计，当是崇祯六年之作。此题又列在《初夏感怀四首》之后，《听钟鸣》及《落叶》两题之前，故疑河东君此《送别》诗乃崇祯六年癸酉秋间送卧子北行会试之作。杨之“要语临歧发”，即陈之“何年解佩酬明珰”；杨之“游侠几时论”，即陈之“不然奋身击胡羌”。其他两人诗句中辞意互相证发者不一而足，无待详举。然则卧子获读此送别之作，焉得不“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耶？
抑更有可论者，《陈忠裕全集》七《属玉堂集》载《录别（五古）四首》。虽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八年乙亥”条末云“是岁有《属玉堂集》”，但此诗题下自注云：“计偕别友吴中作四首。”其第二首有“九月霜雁急”之句。又据卧子《自撰年谱》“六年癸酉”条云：“季秋偕尚木诸子游京师。”及“崇祯九年丙子”条略云：“复当计偕。冬尽始克行。”故知此《录别》诗乃是六年，而非九年所作也。
卧子之《录别》诗，殆即答河东君《送别》诗者。兹录其全文于下。读者详绎诗中辞旨，益知卧子此次北行，其离情壮怀之所在矣。其一云：
悠悠江海间，结交在良时。意气一相假，羽翼无乖离。胡为有远别，徘徊临路歧。庭前连理树，生平念华滋。一朝去万里，芬芳终不移。所思日遥远，形影互相悲。出门皆兄弟，令德还故知。我欲扬清音，世俗当告谁？同心多异路，永为皓首期。
其二云：
揽祛临大道，浩浩趋江湖。九月霜雁急，云物变须臾。非不执君手，情短无欢娱！送我以朔风，中肠日夜孤。万里一长叹，流光催贱躯。往路日以积，来者犹未殊。晨风转秋落，怀哉在根株。猛虎依松柏，锦衾恋名姝。苟执心所尚，在物犹区区。眷焉山川路，巧笑谁能俱？
其三云：
黄鹄怨晨风，吹君天一方。别时仅咫尺，谁知归路长？行役惨徒御，霜落沾衣裳。迢迢斗与牛，望望成他乡。锦衾与角枕，不复扬辉光。岂无盛年子？云路相翱翔。明月知我心，兰蕙知我芳。难忘心所欢，他物徒悲伤！
其四云：
今日逝将别，慷慨为一言。豫章生高冈，枝叶相婵媛。一朝各辞去，雕饰为君门。良材背空谷，慰彼盘石根。我行一何悲，所务难具论。非慕要路津，亮怀在飞翻。含意苟不渝，万里无寒温。勖君长相思，努力爱兰荪。常使馨香发，驰光来梦魂。
复次，崇祯六年癸酉春间卧子作品中，颇多有为河东君而作之痕迹。盖河东君已于崇祯五年壬申冬，由苏州迁至松江矣。兹不欲多所移写，惟录此年春间最有关之两题，并取其他诸首中语句，略论之如下。
《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补成梦中新柳诗（七律）》云：
春光一曲夕阳残，金缕墙东小苑寒。十样纤眉新斗恨，三眠轶女正工欢。无端轻薄莺窥幕，大抵风流人倚栏。（自注：“二语梦作。”）太觉多情身不定，莫将心事赠征鞍。
寅恪案：卧子此诗乃为河东君而作，自无疑义。今唯唤起读者注意一事，即后来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二十六日迎春日与牧斋泛舟东郊后，所作之《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七律）》（见《东山酬和集》一）“此去柳花如梦里”及“东风取次一凭栏”等句与卧子此诗有关，俟后详论。卧子此时眷恋河东君如此，岂所谓“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者耶？
《陈忠裕全集》一九《属玉堂集·青楼怨（七绝）二首》云：
灯下鸣筝帘影斜，酒寒香薄有惊鸦。含情不语春宵事，月露微微尚落花。
紫玉红绡暖翠帷，夜深犹绾绿云丝。独怜唱尽金缕曲，寄与春风总不知。
寅恪案：此题虽列在《属玉堂集》中，然其后第七题为《渡江》，有“落叶纷纷到玉京”及“北雁背人南去尽”之句，第八题为《江都绝句，同让木赋》，故知《青楼怨》乃在崇祯六年癸酉九月卧子偕宋徵璧赴京会试以前，大约是六年春季所赋。此题二首虽是摹拟王龙标之体，然第一首有“影”字，第二首有“怜”字，则其为河东君而作可无疑也。《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又有《春游（七律）八首》，其中多有“云”字，又有“杨”“影”等字，此八首既是绮怀之作品，复载河东君之姓名，则卧子此时之情绪可以想见也。同书一九《陈李唱和集·清明（七绝）四首》之三云“今日伤心何处最，雨中独上窈娘坟”，可与河东君《戊寅草·寒食夜雨十绝句》之五云“想到窈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互相证发，则其为河东君而作，抑又可知。前论宋让木《秋塘曲》时，已及之矣。又，《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梦中吹箫》云“鄂君添得兰桡恨，近过扬州明月桥”，及《至后三首》之三云“梦回午夜人如玉，春到江东花满城”，并同书十《属玉堂集·寒夜行兼忆舒章（七古）》云“颇思归拥春风眠，十三雁柱秦筝前”等句，皆卧子崇祯六年往北京会试途中及抵京所作。其在扬州阅女而不当意，（李雯《蓼斋集》二五有《卧子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而不遇也。寓书于予道其事，因作此嘲之（七律）》云：“茂陵不与临邛并，更语相如莫浪求。”寅恪案：舒章诗用《西京杂记》三“〔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之故实，可以参证。此临邛即卓文君，殆目河东君而言。若指张孺人，则恐过于唐突矣。）故尤眷想河东君不去于怀，即前引舒章诗所谓“知君念窈娘”者也。
复次，六年冬更有可注意之诗一篇，移录于后。
《陈忠裕全集》七《属玉堂集·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花一朵相示。此江南篱落间植耳，都下珍为异产矣。感而赋之（五古）》云：
天寒岁方晏，朔土风无时。有客驰缄素，中更尺一辞。室迩人则远，何以寄乖离？启缄灿孤英，炯然见寒姿。问谁植此卉？戚里扬葳蕤。温室张锦幕，玉手云所私。常因清风发，怀佩慰朝饥。紫萼摘玄鬓，金屋分香褵。我家大江南，落树冰霜枝。缅想山中人，日暮对樊篱。丰容貌丘壑，冉冉羞华滋。一朝媚帝里，婉娈先春期。微物欣所托，令人长相思。
寅恪案：此篇前一题为《杂感》。其第二首有“仲冬日易晦”之句。知此篇乃崇祯六年冬卧子偕宋徵璧旅居京师，待应次年春会试之时所作。篇中所言，大约因宋氏缄示帝里之腊梅为玉手所私、金屋所分者，遂忆及江南故乡，感物怀人，不觉形诸吟咏耳。殊可注意者，此篇之后即接以《旅病》一题。综观卧子《集》中，凡关涉河东君离情别绪之作，其后往往有愁病之什，俟后论之。兹即此一端而论，亦足见卧子乃“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者（见《世说新语·任诞类》“王长史登茅山”条）。然陈、杨因缘卒不善终，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悲夫！
今检河东君《戊寅草》，崇祯六年所作之诗词颇不少，其与卧子有关者，古诗、乐府及词，则俟后论之；诗则有明显证据如《寒食雨夜十绝句》与卧子《陈李唱和集》中《清明四绝句》之关系等，前已论及，兹不复赘。其他诸诗，读者可取两人所作，其时间及题目约略相近及类似者详绎之，中间相互之影响，亦能窥见也。
崇祯七年甲戌春卧子会试下第归乡后，既不得志，自更致力于文字。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七年甲戌”条云：
春，复下第罢归。予既再不得志于春官，不能无少悒悒，归则杜门谢客，寡宴饮，专志于学矣。是岁作古诗、乐府百余章。
但检卧子此年所作其绮怀之篇什，明显为河东君而作者颇多。又取河东君《戊寅草》中古诗、乐府与卧子此年所作，其题目相同者亦复不少。然则卧子之古诗、乐府仍是与河东君有关也。兹略论述之于下。
卧子《属玉堂集·拟古诗十九首》（《陈忠裕全集》七），河东君《戊寅草》首载《拟古诗十九首》。今检《戊寅草》诸诗排列次序，大抵依作成之时间先后。河东君崇祯六年后所作诗，反列于《拟古诗十九首》之后者。盖自昔相传《古诗十九首》为枚乘所作。《昭明文选》亦因袭旧说，列之于李陵之上。其意实推之为五言之祖（参《文选》二九《古诗十九首》李善《注》）《河东君集》首载《拟古诗十九首》者殆即斯旨，非以作成之时间在崇祯六年以前。然则陈、杨两人《集》中，同有此题，明是同时所作，即崇祯七年所作也。此外可决定两人乐府、古诗皆在七年所作者，有《长歌行》《剑术行》。兹择录卧子《长歌行》与河东君《剑术行》于后，聊见两人酬咏相互之关系云尔。
卧子《长歌行》（《陈忠裕全集》四《属玉堂集》）云：
绮绮庭中树，春至发华滋。迟我羲和驾，念子好容姿。秋风不能待，仍随众草衰。托身时运中，一往各成悲。亮怀千秋志，盛名我所师。
仙人餐沆瀣，肌体何馨香。手持五岳行，下袭素霓裳。携手同一游，尘世三千霜。弱龄好辞翰，宛转不能忘。时诵宝鸿（鸿宝）书，谐戏群真乡。忘言违至道，罚我守东厢。
白云横仲秋，昭昭明月心。清光袭素衣，徘徊露已深。明灯鉴遥夜，宿鸟惊前林。所思日万里，临风为哀吟。河梁一闲之，在远不能寻。摘我琼瑶佩，绕以双南金。常恐馨香歇，无时寄清音。畴昔一长叹，使我悲至今。
河东君《长歌行》（《戊寅草》）云：
变瀷谷中翮，霄房有余依。念子秋岩际，炫炫西山微（薇）。绥鸟悲不回，毖草狎轻葳。盛时弄芳色，陷势无音徽。我思抱犊人，翻与幽虫微。
仙人太皎练，华髻何翩然。混遁东蒙文，光策招神渊。登此玄陇朔，读此秘宝篇。玄台拔嗜欲，握固丹陵坚。何心乘白麟，吹妙璚凤烟。灵飞在北烛，八琅弹我前。
夙昔媚华盛，明月琅玕苍。鳞枝发翠羽，双镜芙蓉光。自谓坚绸缪，翔协如笙簧。至今扬玉质，更逐秋云长。薿薿杂花凤，皎皎照绮鸯。朱弦勿复理，林鸟悲金塘。怅矣霜露逼，灵药无馨香。望望西南星，独我感乐方。
杨、陈两人崇祯七年所作近体诗之有相互关系者，择录数题于下。
河东君《五日雨中》（《戊寅草》）云：
苍茫倚啸有危楼，独我相思楼上头。下杜昔为走马地，阿童今作斗鸡游。（自注云：“时我郡龙舟久不作矣。”）兰皋不夜应犹艳，明月为丸何所投。家近芙蓉昌歜处，怜予无事不多愁。
卧子《五日》（《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云：
液池漫漫晓风吹，昌歜芙蓉绿满枝。三殿近臣齐赐扇，六宫侍女尽联丝。采虫玉树黄娥媚，斗草金铺红药宜。莫忆长安歌舞地，独携樽酒吊江蓠。
吴天五月水悠悠，极目烟云静不收。拾翠有人卢女艳，弄潮几部阿童游。珠帘枕簟芙蓉浦，画桨琴筝舴艋舟。拟向龙楼窥殿脚，可怜江北海西头。
卧子《平露堂集》又有《五日（七律）二首》（《陈忠裕全集》一六）云：
繁香杂彩未曾收，五月清晖碧玉楼。丽树浓荫宜斗草，疏帘宿雨戏藏钩。王孙条达萦金缕，小妾轻罗染石榴。自有新妆添不得，可无双燕在钗头。
画槛芙蓉一夜生，吴城雨过百花明。兰香珠幌通人远，麝粉金盘入手成。清暑殿颁纨扇丽，避风台试绛绡轻。遥传烟火回中急，更赐灵符号辟兵。
若取河东君之作与卧子《属玉堂集（中）·五日》第二首相较，则两人之诗所用之韵同，所用之辞语如“阿童游”及“芙蓉昌歜”等亦同，似为两人同时所作。至卧子《平露堂集（中）·五日二首》，第一首“疏帘宿雨戏藏钩”及第二首“吴城雨过百花明”等句，虽与河东君《五日雨中》之题有所符合，但仍疑是卧子崇祯八年之作品。盖“五日”天气往往有雨，或者七年、八年五日皆有雨，而七年特甚耳。牧斋《有学集》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十三云：
纱縠禅衣召见新，至尊自贺得贤臣。都将柱地擎天事，付与搔头拭舌人。内苑御舟恩匼匝，上尊法酒赐逡巡。按图休问卢龙塞，万里山河博易频。（自注：“壬午五日鹅笼公有龙舟御席之宠。”）
寅恪案：牧斋卒于康熙三年甲辰五月二十四日。此诗当为此年五日病中感忆旧事而作，距卒前仅二十日耳。夫牧斋平生最快意之事，莫过于遇河东君。故有《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之三十四《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之作。其最不快之事，则为与温、周争宰相而不得，故亦有此作。卧子《五日》之诗言及当日京朝之事，牧斋此诗亦复如此，虽所咏有异，时代前后尤不相同。然三百年前士大夫心目中之人事恩仇、国家治乱之观念，亦可借以推见一斑矣。因并附录于此。
崇祯七年甲戌陈、杨两人作品之互有关系者，除前所论述诸篇外，卧子此年所赋诗中，其为河东君而作者亦颇不少。如《陈忠裕全集》十《甲戌除夕（七古）》略云“去年犹作长安客，是时颇忆江南春。惟应与客乘轻舟，单衫红袖春江水”等，即是其例。兹更录数篇，借此可见卧子钟情河东君，一至于此也。
《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水仙花（七律）》云：
小院微香压锦茵，数枝独秀转伤神。仙家瑶草银河近，侍女冰绡月殿新。捣玉自侵寒栗栗，弄珠不动水粼粼。虚怜流盼芝田馆，莫忆陈王赋里人。
寅恪案：此首后有《孟冬之晦，忆去年方于张湾从陆入都二首》。故知此《水仙花（七律）》乃七年冬所作。末二句可与前引五年冬《吴阊口号（七绝）》第十首后二句“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相参证也。
《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腊日暖甚，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并谈游冶二首》云：
清晖脉脉水粼粼，腊日芳园意气新。岂有冰盘堆绛雪，偏浮玉蕊动香尘。鸳鸯自病溪云暖，翡翠先巢海树春。今日剪刀应不冷，吴绫初换画楼人。
五陵旧侣重倾城，淑景年年倚恨生。紫萼不愁寒月影，红笺先赋早春行。蒯缑虚拟黄金事，班管俱怜白凤情。已近艳阳留一曲，东风枝上和流莺。
《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早梅》云：
垂垂不动早春间，尽日青冥发满山。昨岁相思题朔漠，（自注：“去年在幽州也。”）此时留恨在江关。干戈绕地多愁眼，草木当风且破颜。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
寅恪案：卧子此诗之佳读者自知，其为河东君而作更不待言。第三句之“昨岁”，指崇祯六年冬留北京候会试之时。“相思”之语，亦可与前引《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一朵相示（五古）》“微物欣所托，令人长相思”之结语相参证也。兹有一事可注意者，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所载，崇祯六年癸酉无立春。七年甲戌正月六日立春。十二月十七日又立春。郑《表》七年正月之立春，应列于六年十二月。其误不待言（可参后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陈忠裕全集》将卧子此诗编为《属玉堂集·七律》最后一题。陈《集》次卷《平露堂集·七律》第一题为《乙亥元日》。由此言之，卧子《早梅》诗，当作于崇祯七年甲戌十二月立春相近之时，而在除夕以前。故卧子此诗所谓“早春”之“春”，乃指郑氏《表》中此年十二月之立春节候，并非指《表》中此年正月立春之节候而言明矣。
《陈忠裕全集》一九《属玉堂集·朝来曲二首》之一云：
晓日垂杨里，云鬟锁绛纱。自怜颜色好，不带碧桃花。
又，《古意二首》其一云：
日暮吹罗衣，玉闺未遑入。非矜体自香，本爱当风立。
其二云：
移兰玉窗里，朝暮傍红裳。同有当春念，开时他自香。
又，《长乐少年行二首》之二云：
问妾门前花，殷勤为郎起。欲攀第几枝，宛转春风里。
又，《丽人曲》云：
自觉红颜异，深闺闭晓春。只愁帘影动，恐有断肠人。
寅恪案：以上所录绝句五首，虽不能确定为何年之诗，然仍疑是崇祯七年所作。盖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八年乙亥”条，虽云“是岁有《属玉堂集》”，若依前论《属玉堂集》中《录别》及《青楼怨》实作于崇祯六年，《水仙花》实作于崇祯七年等例观之，则卧子所谓崇祯八年有“属玉堂集”之语，亦不过崇祯八年编定《属玉堂集》之意耳。未可拘此以概《属玉堂》之诗，悉是崇祯八年所作也。兹姑附此绝句五首于七年，俟后详考。卧子此类玉台体诗可与权载之竞美，洵可谓才子矣。诗中所描写之女性，其姿态动作如“自怜颜色好，不带碧桃花”“非矜体自香，本爱当风立”及“殷勤为郎起”“宛转春风里”诸句，皆能为河东君写真传神者也。
《陈忠裕全集》七《属玉堂集·秋闺曲（五古）三首》之三云：
非关秋易恨，惟近月为家。灭烛凝妆坐，临风抱影斜。自怜能倾国，常是傍霜华。
寅恪案：此诗前一首为《七夕》，《七夕》前逆数第三题为《录别》。前论《录别》一题实作于崇祯六年，若依诗题排列之次序而言，似此《秋闺曲》亦作于六年秋者。但《录别》一题，本卧子后来所补录而插入七年所作诗中者，未可泥是遂谓《秋闺曲》亦作于六年也。故今仍认此曲为七年之作。其诗“临风抱影斜”及“自怜能倾国”等句中，藏有“影怜”之名，自是为河东君而作无疑也。
《陈忠裕全集》一九《属玉堂集·何处（七绝）》云：
何处萧娘云锦章，殷勤犹自赠青棠。谁知近日多憔悴，欲傍春风恐断肠。
寅恪案：此首之前为《中秋逢闰二首》。此首后二首为《仲冬之望，泛月西湖，得三绝句》。考崇祯七年闰八月，故知《何处》一首乃七年所作。此可与上引《偕让木北行志慨（七古）》参证。当崇祯六年秋卧子由松江北行会试，河东君必有赠行之篇什，疑即是《戊寅草》中《送别（五律）二首》。前已论及，兹不复赘。若所推测者不误，则河东君《送别》之诗，其辞意与世俗小说中佳人送才子赴京求名时之语言有天渊之别。河东君之深情卓识，迥异流俗，于此可见一斑。由是言之，此才子虽是科不得列于状头之选，然亦不至因此而以辜负佳人之期望为恨也。卧子此诗下二句殆用元微之《莺莺传》中杨巨源《崔娘诗》所云“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之语，而微易其意。或者卧子此时重睹河东君《送别》之诗，因感去秋之情意，遂赋此篇耶？俟考。
复次，今日综合河东君作品之遗存者观之，其中最可注意而有趣味者，莫如《男洛神赋》一篇。此文虽多传写讹误之处，尚未能一一校正。然以其关系重要，故姑移录之于下，并略加考论，以俟通识君子教订。
吴县潘景郑君藏河东君《戊寅草》钞本，载诗八首，《别赋》及《男洛神赋》二篇。其《男洛神赋》之文云：
友人感神沧溟，役思妍丽，称以辨服群智，约术芳鉴，非止过于所为，盖虑求其至者也。偶来寒溆，苍茫微堕，出水窈然，殆将惑其流逸，会其妙散。因思古人征端于虚无空洞者，未必有若斯之真者也。引属其事，渝失者或非矣。况重其请，遂为之赋。
寅恪案：关于此赋有二问题。（一）此赋实为谁而作？（二）此赋作成在何年？
（一）葛昌楣《蘼芜纪闻（上）》载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诗话》云：
〔柳〕如是当（尝）作《男洛神赋》，不知所指为谁？其殆自矜八斗，欲作女中陈思耶？文虽总（？）杂，题目颇新，亦足传诸好事者。
据此可见昔人虽深赏此赋之奇妙，而实不能确定其所指为何人也。细绎此赋命题所以如此者，当由于与河东君交好之男性名士，先有称誉河东君为“洛神”及其他水仙之语言篇什，然后河东君始有戏作此赋以相酬报之可能。（寅恪偶检《石头记》四三《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回，以水仙庵所供者为洛神。其三八回为《林潇湘魁夺**诗》。盖由作者受《东坡集》一五《书林逋诗后（七古）》“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句之影响。至卧子则深鄙苏诗，所赋《水仙花》诗与此无涉，固不待辨。但《文选》一九曹子建《洛神赋》题下李善《注》云：“《汉书音义》：‘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为神。’”卧子或有取于此，而以“水仙花”目河东君，亦未可知也。俟考。）考当时文人目河东君为洛神者多矣。如前引卧子《吴阊口号十首》之十云“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及《水仙花（七律）》云“虚怜流盼芝田馆，莫忆陈王赋里人”，又，汪然明汝谦《春星堂诗集》三《游草》中为河东君而作之《无题》云“美女如君是洛神”等，可为例证。若河东君戏作此赋，乃是因誉己为“洛神”之男性名士而发者，则依下所考证，然明赋《无题》诗在崇祯十一年戊寅。此年然明已六十二岁。暮齿衰颜，必无“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之姿态。故其诗亦云“老奴愧我非温峤”，殊有自知之明。河东君所指之“男洛神”，其非然明，固不待辨。至卧子赋《吴阊口号》，在崇祯五年壬申，年二十五岁；赋《水仙花》诗，在崇祯七年甲戌，年二十七岁。此数年间，卧子与河东君情好笃挚，来往频繁。卧子正当少壮之年，才高气盛，子建赋“神光”之句，自是适当之形容。况复其为河东君心中最理想之人耶？宜其有“男洛神”之目也。自河东君当日出此戏言之后，历三百年，迄于今日，戏剧电影中乃有“雪北香南”之“男洛神”，亦可谓预言竟验者矣。呵呵！
（二）据汪然明《无题》诗“美女如君是洛神”之句，知然明赋诗时必已先见《男洛神赋》，然后始能作此语。汪诗既作于崇祯十一年秋季，则此赋作成之时间自当在此以前无疑。此赋序中有“偶来寒溆”之语，则当作于秋冬之时。河东君于崇祯八年春间与卧子同居，是年首夏离卧子别居；秋深去松江，往盛泽归家院。故八年秋冬以后数年，河东君之心境皆在忧苦中。其间虽有遇见卧子之机会，当亦无闲情逸致作此雅谑之文以戏卧子。由此言之，此赋应作于八年以前，即七年秋冬之时也。又，赋序有“友人感神沧溟”，赋中有“协玄响于湘娥，匹匏瓜于织女”等语，颇疑河东君此赋乃酬答卧子《湘娥赋》之作。检《陈忠裕全集》载《湘娥赋》之前二首为《为友人悼亡赋》，其序略云：
同郡宋子建娶妇徐妙，不幸数月忽焉陨谢。宋子悲不自胜，命予为赋以吊之。
同书一九《平露堂集》载《送宋子建应试金陵，随至海州成婚（五言排律）》一首。考宋存标此次应试，乃应崇祯九年丙子科江南乡试。其在海州成婚，疑当在是年秋。其妻徐妙婚后数月即逝，时间至迟亦不能超过十年春间。可知卧子为子建作赋，当在崇祯十年也。若依此推论，则《湘娥赋》似为十年以后所作。但《为友人悼亡赋》之前为《琴心赋》（同书同卷），《琴心赋》之前为《秋兴赋》（同书一），其《序》略云：
潘安仁春秋三十有二，作《秋兴赋》。余年与之齐，援笔续赋。
又，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二年己卯”条略云：
是岁，予春秋三十二矣。感安仁二毛之悲，遂作《秋兴赋》。
则是崇祯十二年之作品，列于崇祯十年作品之前。今《陈忠裕全集》所载诸赋，其作成之年月实不能依卷册及篇章排列之先后而推定。故《湘娥赋》虽列于《为友人悼亡赋》之后，亦不可拘此认其为崇祯十年以后之作品。殊有作于崇祯八年以前，即七年秋冬间之可能也。今以此赋作成时间无确定年月可考，姑依河东君与卧子关系之一般情势推测，附录于崇祯七年甲戌之后。尚待他日详考，殊未敢自信也。此赋传写既有讹脱，复惭俭腹，无以探作者选学之渊深，除就字句之可疑者及出处之可知者，略著鄙意，附注于原文之下外，兹举此赋辞语之可注意者，稍述论之于下。赋云：
骋孝绰之早辩，服阳夏之妍声。
寅恪案：河东君以“孝绰”及“阳夏”比“感神沧溟”之“友人”。检《梁书》三三《刘孝绰传》（参《南史》三九《刘孝绰传》）略云：
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父〕绘齐世掌诏诰，孝绰年未志学，绘常使代草之。
《宋书》六七《谢灵运传》（参《南史》一九《谢灵运传》）略云：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也。幼便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同书五三《谢方明传》附惠连传（参《南史》一九《谢方明传》附子惠连传）云：
子惠连，幼而聪敏。年十岁能属文。
《南齐书》四七《谢朓传》（参《南史》一九《谢裕传》附朓传）云：
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人也。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
然则河东君心目中之刘、谢为何人耶？见卧子《自撰年谱（上）》“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寅恪案：是年卧子年十岁）条云：
先君（寅恪案：卧子父名所闻）教以《春秋三传》《庄》《列》《管》《韩》《战国》短长之书，意气差广矣。时予初见举子业，私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及《尧以天下与舜》二篇。先君甚喜之。
同书“天启元年辛酉”条略云：
先君得刑部郎，改工部郎。每有都下信，予辄上所为文于邸中，先君手为评驳以归。择其善者以示所亲或同舍郎。是时，颇籍籍，以先君为有子矣。
《明史》二七七《陈子龙传》云：
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
故河东君取刘、谢以方卧子，殊为适当。后来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与汪然明书》（《柳如是尺牍》第二五通。见下所论）称誉卧子云：
间恬遏地。有观机曹子，切劘以文。其人邺下逸才，江左罕俪。
又，此赋云：
听坠危之落叶，既萍浮而无涯。
寅恪案：此两句出处，已于上录此赋原文句下标出，不待更论。盖河东君取材于江、陆《赋》语，自比于孤臣孽子，萍流浮转。《男洛神》一赋，其措辞用典，出诸昭明之书，似此者尚多，不遑详举。由此言之，河东君受卧子辈几社名士选学影响之深，于此亦可窥见一斑矣。复检《戊寅草》中有《听钟鸣》及《悲落叶》二诗，绎其排列次序，似为崇祯六年癸酉所作。若推测不误，则此赋之语亦与《悲落叶》诗有关，此两诗实为河东君自抒其身世之感者，其辞旨尤为凄恻动人。故移录之于下，当世好事者，可并取参读之也。
《听钟鸣（并序）》云：
钟鸣叶落，古人所叹。余也行危坐戚，恨此形骨久矣。况乎恻恻者难忘，幽幽者易会。因仿世谦之意，为作二词焉。
听钟鸣，鸣何深。妖栏妍梦轻。不续流苏翠羽郁清曲，乌啼正照青枫根。一枫两枫啼不足，鹍弦烦激犹未明。凄凄朏朏伤人心。惊妾思，动妾情。妾思纵陈海唱弯弧，君不得相思树下多明星。（寅恪案：“动妾情”下疑有脱误，未能补正。）用力独弹杨柳恨，尽情啼破芙蓉行。月已西，星已沉。霜未息，露未倾。妾心知已乱，君思未全生。情有异，愁仍多。昔何密，今何疏。对此徒下泪，听我鸣钟歌。
《悲落叶》云：
悲落叶，重叠复相失。相失有时尽，连翩去不息。鞞歌桂树徒盛时。乱条一去谁能知？谁能知，复谁惜？昔时荣盛凌春风，今日飒黄委秋日。凌春风，委秋日。朝花夕蕊不相识。悲落叶，落叶难飞扬。短枝亦已折，高枝不复将。愿得针与丝，一针一丝引意长。针与丝，亦可量。不畏根本谢，所畏秋风寒。秋风催（摧？）人颜，落叶催（摧？）人肝。眷言彼姝子，落叶诚难看。
寅恪案：世谦者，南北朝人兰陵萧综之字。其所作《听钟鸣》及《悲落叶》两词，见《梁书》五五《豫章王综传》。关于综之事迹，可参《南史》五三《梁武帝诸子传·豫章王综传》、《魏书》五九《萧宝夤传》附宝夤兄子赞传、《北史》二九《萧宝夤传》附赞传及《洛阳伽蓝记》二“城东龙华寺”条。至河东君之以世谦自比，是否仅限于身世飘零、羁旅孤危之感，抑或其出生本末更有类似德文者，则未能详考，亦不敢多所揣测也。
河东君嘉定之游
此期河东君与卧子之关系，已如上述。兹附论河东君此期嘉定之游。就所见材料言之，河东君嘉定之游，前后共有二次。一为崇祯七年甲戌暮春至初秋。二为崇祯九年丙子正月初至二月末。今依次论述之。虽论述之时间，其次序排列先后有所颠倒，然以材料运用之便利，姑作如此结构，亦足见寅恪使事属文之拙也。
河东君第一次所以作嘉定之游者，疑与谢三宾所刊之《嘉定四君集》有关。其中程嘉燧《松圆浪淘集》首谢三宾《序》后附记云：
庚午春日，莆阳宋瑴书于垫巾楼中。
及马元调为谢氏重刻《容斋随笔》卷首《纪事一》略云：
去年春，明府勾章谢公刻子柔先生等集，工匠稿不应手，屡欲散去。元调实董较勘，始谋翻刻，以寓羁縻。崇祯三年三月朔，嘉定马元调书于僦居之纸窗竹屋。
据此《嘉定四君集》刻成在崇祯三年春季，崇祯七年河东君在松江，其所居之地距嘉定不远，经过四五年之时日，此集必已流布于几社诸名士之间，河东君自能见及之。如《列朝诗集》丁一三所选娄贡士坚诗，其中有《秋日赴友人席，修微有作同赋》一题，足证嘉定四先生颇喜与当日名姝酬酢往还，河东君得睹此类篇什必然心动，亦思仿效草衣道人之所为。揆以河东君平生之性格及当日之情势，则除其常所往来之几社少年外，更欲纳交于行辈较先之胜流，以为标榜，增其身价，并可从之传受文艺。斯复自然之理，无待详论者也。至若嘉定李宜之与王微之关系，可参赵郡西园老人（寅恪案：此乃上海李延昰之别号）《南吴旧话录》二四《闺彦门》“王修微”条及附注，兹不详引。又检《有学集》二十李缁仲《诗序》所言“青楼红粉，未免作有情痴”及申论伶玄“**乎色，非慧男子不至”之说，疑即暗指李、王一段因缘。牧斋于王修微本末多所隐饰。如《列朝诗集》闰四《草衣道人王微小传》，不言其曾适茅元仪及后适许誉卿复不终之事实。（见《明诗综》九八妓女门《王微小传》。）盖为挚友名姝讳。其作缁仲《诗序》亦同斯旨也。
河东君第一次作嘉定之游，虽应有介绍之人，然今既不易考知，亦不必详究。但其作第二次之游则疑与第一次有别，即除共嘉定耆宿商讨文艺之外，更具有“观涛”之旨趣（见后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二五通）。故就河东君择婿程序之地域与年月之关系约略言之，崇祯八年秋晚以前，为松江时期。八年秋晚以后至九年再游嘉定复返盛泽归家院，为嘉定盛泽间时期。十一年至十三年十一月，为杭州嘉兴时期。此后则至虞山，访牧斋于半野堂，遂为一生之归宿。风尘憔悴，奔走于吴越之间，几达十年之久。中间离合悲欢，极人生之痛苦。然终于天壤间得值牧斋，可谓不幸中之幸矣。古人有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见《战国策》六《赵策》、《史记》八六《刺客传·豫让传》、《汉书》六二《司马迁传》及《文选》四一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等。）河东君以儒士（见《牧斋遗事》“国朝录用前期耆旧”条所述牧斋戏称河东君为柳儒士事）而兼侠女，其杀身以殉牧斋，复何足异哉？
河东君首次嘉定之游，今仅从程松圆诗中得知其梗概。唐叔达时升虽亦有关涉此事之诗，但《嘉定四君集》刻成于崇祯三年春季，故唐氏所赋之诗未能收入，殊为可惜。更俟他日详检旧籍，倘获见唐氏诸诗，亦可弥补缺陷也。
上海合众图书馆藏《耦耕堂存稿》诗钞本上、中、下三卷。其中卷载有《朝云诗八首》，（孟阳之婿孙石甫介藏钞本，题作《艳诗》。刻本钞补题作《朝云诗》。此原钞本，本题《朝云诗》，旁用朱笔涂改“伎席”二字。孙石甫事迹可参光绪修《嘉定县志》一八《金望传》，及同书一九《金献士传》并《有学集》一八《耦耕堂集序》等。）《列朝诗集》丁一三《松圆诗老程嘉燧诗》，虽选《朝云诗》，但止《耦耕堂存稿》诗此题之前五首，而无后三首。兹全录《耦耕堂存稿》诗中此题八首，略就其作成时间及河东君寓居地点，并与河东君共相往来酬和诸人，分别考述之于下。
今综合松圆在崇祯七年甲戌一年内所作诸诗排列次序考之，《朝云诗八首》殊有问题。此题之前诸题，自《甲戌元日闻鸡警悟》，即《朝云诗》前第十五题，为崇祯七年所赋第一诗。其他诸题如《朝云诗》前第十二题为《花朝谭文学，载酒看梅，复邀泛舟，夜归即事》，前第九题为《三月晦日过张子石留宿同茂初兄作》，前第六题为《四月二日过鲁生家作》。此皆注明月日，与诗题排列次序先后符合，甚为正确，绝无疑义。但《朝云诗》前第二首《送侯豫章之南吏部》，（寅恪案：“章”应作“瞻”。）据《侯忠节公〔峒曾〕集》首附其子所编《年谱》“崇祯七年甲戌”条云“是冬十一月之官南中”，《朝云诗》前第一题为《和韵送国碁汪幼清同侯铨曹入京先柬所知》中有“归装岁暮停”之句。又，《朝云诗》后第三题《邹二水知郡枉访有赠》，题下自注云：“南皋公孙，由汝上，流寓京口。”据《耦耕堂存稿》诗自序云：“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初视之，似《朝云诗八首》乃崇祯七年冬季所作。细绎之，诗中所言景物不与冬季相合。《耦耕堂存稿》诗钞本《朝云诗》第七首上有朱笔眉批云：“八诗自晚春叙及初秋，时序历历可想。”此批虽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但即就此题第一首第一句“买断铅红为送春”及第七首第一句“针楼巧席夜纷纷”之语观之，可证其言正确，不必详察其余诗句也。然则此题诸诗必非一时所赋，乃前后陆续作成者。岂此题诸诗作成之后复加修改，迟至冬季始告完毕，遂编列于崇祯七年冬季耶？更有可注意者，此题八首诗中，前五首与后三首，虽时节气候相连续，然此后三首中所述款待河东君之主人，皆在其城内寓所。主人固非一人，但直接及间接与唐叔达有关。颇疑此题前五首为前一组，此题后三首为后一组。此后一组与此题八首后一题之《今夕行》，复有密切相互之关系。牧斋编选《列朝诗集》，择录《朝云诗》前五首，而遗去《朝云诗》后三首及《今夕行》。何以不为孟阳讳转为叔达讳，其故今未敢臆测。然《朝云诗》后三首及《今夕行》，与《朝云诗》前五首所赋咏者有别，亦可据此以推知矣。
今欲考此次河东君嘉定之游，所居住游宴之地，必先就程孟阳嘉燧、唐叔达时升、张鲁生崇儒、张子石鸿磐、李茂初元芳、孙火东元化诸人居宅或别墅所在，约略推定，然后松圆为河东君此次游练川所作绮怀诸诗，始能通解也。
程松圆嘉燧《耦耕堂集自序》云：
天启〔五年〕乙丑五月由新安至嘉定，居香浮阁。宋比玉〔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度岁于此，梅花时所题也。〔崇祯三年〕庚午四月，携琴书至拂水，比玉适偕，钱受之属宋作八分书“耦耕堂”，自为之记。〔崇祯五年〕壬申春，二子移居西城。余偶归，而唐兄叔达适至，因取杜诗“相逢成二老，来往亦风流”之句颜西斋曰“成老亭”。先是〔崇祯四年〕辛未冬娄兄物故，已不及见移居。〔崇祯七年〕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过江还，则已逼除，因感老成之无几相见，遂留此，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而唐兄亦仙去。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云：
垫巾楼，辅文山后，积谷仓前。员外郎汪明际辟，为程嘉燧、宋珏辈觞咏之所。
同书一九《汪明际传》略云：
汪明际，字无际，一字雪庵。弱冠名籍甚，精易学，工诗画。万历戊午举于乡，选寿昌教谕。（寅恪案：乾隆修《严州府志》十《官师表》，载明崇祯间寿昌县教谕，有“汪无际，嘉定人”。）读书魏万山房，倡导古学。迁国子学录，历都察院司务，营缮司主事，晋员外郎。督修京仓，以疾告归。给谏邹士楷遗书劝驾，拟特疏荐举，辞。后以同官接管误工，拜杖死。子彦随，字子肩，工画。崇祯〔六年〕癸酉副榜。痛父冤殁，终身庐墓。
徐沁明《画录》五云：
汪明际，字无际，余姚人，占籍华亭。登乡荐。画山水，苍凉历落，笔致秀逸，以士气居胜。
寅恪案：孟阳以新安人侨寓嘉定，虽早欲买田宅于练川，而未能成。（见《松圆浪淘集·总目》“蓬户卷四”目下注云：“〔万历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葬毕还吴，同孙三履和至梁宋间。〔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五年）丁酉，皆闲居，日从丘〔子成集〕、张〔茂仁应武〕二丈，唐〔叔达时升〕、娄〔子柔坚〕二兄晤言，有《蓬户诗》。买田城南未成。”及《空斋卷五》载《买田宅未成，戏为俚体》诗，首二句云：“城南水竹称幽情，几念还乡买未成。”）故在崇祯五年春，移居西城以前，往往寄居友人别业。其在嘉定寓居之垫巾楼，亦略同于常熟拂水山庄之耦耕堂。耦耕堂之得名，已详载于《初学集》四五《耦耕堂记》。垫巾楼之名亦与此相同，实出孟阳友人所题，而非松圆所自名也。《后汉书·列传》五八《党锢传·郭太传》云：
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如此。
盖孟阳以山人处士之身份，故可借林宗之故事以相比。若孟阳本人，似不应以此名自夸。至于汪无际后来由乡荐，（寅恪案：光绪修《嘉定县志》一四《选举志·科贡门》“举人”栏，万历四十六年戊午载有汪明际之名。）仕至员外郎，其在孟阳僦居之前，尚希用世，更不宜即以处士终身之林宗自况，亦甚明矣。然则此楼之名，岂汪氏特为松圆而命耶？俟考。
复次，取《松圆浪淘集·总目》“春帆卷十三”下注略云：“〔万历四十年〕壬子秋僦居城南垫巾楼，与唐子孟先同舍并居。〔四十一年〕癸丑冬宋比玉〔珏〕至。”并《春帆集》中《移居城南送李缁仲〔宜之〕乡试，并寄〔龚〕仲和〔方中〕》《垫巾楼中宋比玉对雪鼓琴》两题，及《松寥卷十四·元日同唐孟先垫巾楼晏坐》，又，前引《浪淘集》首谢三宾《序》后附“庚午春莆阳宋瑴书于垫巾楼中”及孟阳《耦耕堂集自序》“〔崇祯五年〕壬申春二子移居西城”等语，综合观之，则知孟阳自万历四十年秋至崇祯五年春，二十年间，其在嘉定，乃寄居汪无际城南之垫巾楼，而与崇祯五年春间以后所移居之西城寓所非同一地，自与河东君嘉定之游不相关涉者也。盖昔人“城南”一词，习指城墙以外之南方而言，如《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类》“博陵崔护”条“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等，可为例证。孟阳习于旧籍成语，自故用此界说。至其所谓西城，则指城内之西部。由是言之，“城南”与“西城”，其间实有城墙之隔离也。此点似无足关轻重，但以与河东君在嘉定居住游宴之问题有关，且孟阳诗中屡见“垫巾楼”之名，易致淆混，遂不避烦琐，先辨之如此。余可参下论唐时升园圃条等。
《列朝诗集》丁一三上《唐处士时升小传》略云：
黄世祚等修《嘉定续志》附前志一九《人物志·文学门·唐时升传》考证云：
时升工山水。有《西隐寺纳凉册》六幅，随意挥洒，颇得云林天趣。自题云：“余不善画，亦不工书。〔万历十九年〕辛卯长夏，避暑西隐之竺林院。山窗无事，用遣岑寂，非敢与前人计争巧拙也。留与元老禅兄一笑。”程庭鹭、施锡卫皆有跋。又，宋道南曾见先生画幅，石摹子久，树仿云林，颇神似。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处士唐时升宅”条云：“北城。”其后附张鹏翀（寅恪案：鹏翀嘉定人。事迹见《嘉定县志》一六《宦迹门》及《清史稿》五百九《艺术传》等。又，《嘉定县志》二七《艺文志·别集类》载：“《南华山人诗钞》十六卷，张鹏翀著。”）《过叔达先生故居》云：
吾乡四先生，程、李、娄与唐。阅世未百年，遗迹多苍茫。惟有唐翁居，犹在北郭旁。今朝好风日，邻曲春酒香。招呼共娱乐，醉步校猎场（寅恪案：“校猎场”谓演武场也）。回桥俯清溪，新柳三两行。宛然幽人姿，疏梅出颓墙。叩门伫立久，春风为低昂。入门抚奇树，云已百岁强。念此手泽存，剪拜毋敢伤。更有古桂花，四时自芬芳。先生手摩挲，黄雪名其堂。庭之枣纂纂，河之水洋洋。灌园足自给，不藉耕与桑。（下略。）
同书同卷“唐氏园”条云：
演武场西。中有梅庵，娱晖亭。有土阜名紫萱冈。架石为读书台，亦名琴台。唐时升辟。
同书二《官署门》“演武场”条云：
旧在西门外，高僧桥西。今在西城七图。基地三十三亩七分三厘九毫。明正统二年，巡抚周忱建广储库，贮官布。嘉靖十五年，知县李资坤改演武场。二十三年，知县张重增筑外垣，建讲武堂。垣与堂久废。国朝因之。（寅恪案：《嘉定县志》三十《古迹门》“城头”条附张陈典《寻疁城故址》诗云：“有元于此地，曾设演武场。”可知嘉定县之演武场乃元代所建，本在城外。明嘉靖十五年改西城内之广储库为演武场。故今《嘉定县志》卷首县城图所绘演武场，即在城内。唐氏园东之演武场，自应在城内。恐读者误解，特附识于此。又，《嘉定县志》三二《轶事门》载崇祯中诸生王绂《同朱介繁观演武场团练》诗，并可参阅，以资谈助。）
同书三一《寺观门·县城》“西隐寺”条略云：
西城七图。元泰定元年僧悦可建。明万历十八年僧存仁修。徐学谟、张其廉增创竺林院藏经阁。
《列朝诗集》丁一三唐处士时升《园中十首》，其二云：
自为灌园子，职在耒耜间。秋来耕耨罢，独往仍独还。河水清且涟，紫蓼被其湾。踌躇落日下，聊用娱心颜。瓠叶黄以萎，其下生茅菅。遂恐穿堤岸，嘉蔬受扳援。丁宁戒僮仆，耰锄当宿闲。宴安不可为，古称稼穑艰。
其六云：
昔我游京华，达者日晤言。著书三公第，开宴七贵园。中心既无营，澹若蓬荜门。归来治环堵，无计以自温。批葱疏平圃，种薤满高原。不辞筋力尽，所苦人事繁。虽有方丈食，不如一壶餐。非力不自食，大哉此道尊。
同书同卷《题娱晖亭四首》（《嘉定四君集》中《三易集》，此题原为八首）云：
负郭家家水竹，残春处处烟花。开尊欲栖鸟雀，举网频得鱼虾。
春霁耰锄札札，昼长棋局登登。行就南邻酒伴，立谈北寺归僧。（寅恪案：“北寺”当指西隐寺。）
风拗藤丝脱树，雨余柳絮为萍。闲居莫来莫往，小酌半醉半醒。
鹊喜携尊新客，鱼迎散食小僮。冈腰暮霭凝碧，（寅恪案：此指紫萱冈。）水面残阳漾红。
《耦耕堂存稿》诗卷中《赠西邻唐隐君诗》云：
西家清池贯长薄，中垒岑隅望青郭。仲长岂羡帝王门，樊须自习丘园乐。春前土菘美如玉，雨后露茄甘胜酪。邻翁拾果换金钱，溪鸟衔鱼佐杯勺。君家老兄山泽儒，诗文咳唾成玑珠。长篇短句杂谣咏，名（如？）君乐事世所无。山中旧业今乌有，十年衣食常奔走。归来虽曰耦耕人，儿女东西不糊口。茅斋稻畦村巷东，花时招我邻舍翁。今年春秋富佳日，药阑芰沼连桂丛。安得逐君种鱼翦韭仍披葱，不愿吹竽列鼎兼鸣钟。
寅恪案：牧斋言叔达“锄舍后两畦地，剪韭种菘”，可知其园圃与居舍相连接，实为一地。其地乃位于嘉定县城内之西北区。《嘉定县志》所载“唐时升宅”条，谓在北城。张抑斋诗谓在“北郭旁”。但同书“演武场”条及“西隐寺”条谓演武场及西隐寺俱在西城。盖唐氏宅圃之位置，实在城内之西北区，故可言在北城，亦可言在西城也。孟阳崇祯五年春以后移居西城，作叔达兄弟之东邻：（此据松圆崇祯七年甲戌所赋《赠西邻唐隐君》诗，假定唐隐君为叔达之兄弟行，因而推得之结论。如唐隐君非叔达之兄弟行，则须更考也。又，前引孟阳《耦耕堂集自序》云：“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东邻”孟阳自指，“西圃”指叔达。斯亦孟阳所居实在叔达园圃东之一旁证也。又，孟阳《序》中所谓“寻花问柳”疑别有含义耶？一笑！）又据孟阳《今夕行》“南邻玉盘过（送）八珍”（见下引此诗全文并附论），则孟阳所居复在叔达宅圃之北，若详确言之，则叔达实为孟阳之西南邻，不过孟阳省去“西”字耳。昔人赋咏中涉及方位地望者，以文字、声律、字句之关系，往往省略一字，如《三国志》五四《吴书》九《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述黄盖诈降曹操事云：“时东南风急。”《全唐诗》第八函杜牧四《赤壁（七绝）》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盖牧之赋七言诗，以字数之限制，不得不省“东南风”为“东风”。实则当时曹军在江北，孙军在江南，“东”字可省，而“南”字不可略。今俚俗“借东风”之语，已成口头禅，殊不知若止借东风，则何能烧走曹军？倘更是东北风者，则公瑾、公覆转如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所谓“灰飞烟灭”，而阿瞒大可锁闭二乔于铜雀台矣。一笑！兹因考定孟阳与叔达居宅所在，附辨流俗之误于此。博识通人或不以支蔓见讥耶？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薖园”条（参张承先《南翔镇志》一一《园亭门》“薖园”条）云：
鹤槎山西，张崇儒辟。为程嘉燧、宋珏辈觞咏之所。亭名“招隐”。植桂数十株。（《南翔镇志》作“老桂四十株”。）宝珠山茶，百余年物。
程嘉燧诗：“秋月当门秋水深，岸花寂历野虫吟。西窗旧事人谁在，溪雨梧风夜罢琴。”（寅恪案：此诗见《松圆浪淘集·春帆一三》，题作《八月夜过鲁生题扇》。）
张承先《南翔镇志》六《文学门·张廷棫传》略云：
张廷棫，字子薪，兵部郎楙族子。工诗文，与李孝廉流芳、程山人嘉燧为友。族孙崇儒字鲁生，筑招隐亭，名流多过从觞咏，风致可想见云。
同书一一《园亭门》“薖园”条附杨世清《薖园耆英会诗序》略云：
溪北三里张氏薖园在焉。中有招隐亭，植桂数十本，间以梅杏，环以翠篠，真幽人之居也。昔长琴山人雅与松园（圆）诗老长蘅先生辈善，时时过从，觞咏弗绝。所谓数十株者，固已干霄合抱，偃蹇连蜷。花时一林黄雪，香闻数里。予时一寓目，窃叹前辈宴游，未觏此盛。予屡欲偕耆年过之，每届花时，辄以他阻。〔康熙三十年〕己未秋闰乃得邀〔柯〕集庵〔时〕萍庵诸老偿宿愿焉。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孙中丞元化宅”条云：
西城拱六图，天香桥。
孙致弥《友人见访不识敝居》诗：“平桥丛桂近诸天，小巷垂杨记隐仙。雨过清池常贮月，云深乔木不知年。抱琴人立香花外，洗砚僮归草色边。迟尔清尊同啸咏，莫因兴尽又回船。”原注：“桥因薖园丛桂得名，西有法华庵。”据此，则隐仙巷别有薖园，未详谁筑。
同书一六《宦迹门·孙致弥传》略云：
孙致弥，初名翙，字恺似，一字松坪。明登莱巡抚元化孙。父和斗，字九野，一字钟陵。笃于孝友，埋名著述，不与世故。元化旧部曲多贵显，讽之仕，不应。尝经理侯峒曾家事，计脱陈子龙遗孤，有古人风。致弥才思藻逸，书法逼似董文敏，诗词跌宕流逸。总纂《佩文韵府》，书垂成而卒，年六十八。（寅恪案：《佩文韵府》首载清圣祖《序》云：“〔康熙〕五十年十月全书告成。”又，孙和斗计脱陈子龙遗孤事，可参杨陆荣编《三藩纪事本末》四《杂乱门》“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吴兆胜据城以叛”条。其文云：“二十四日大兵至松江，执子龙于广富林。子龙乘间赴水死。出其尸戮之。子特陈方五岁，亦论杀。”据《陈忠裕全集》王沄续《卧子年谱》及沄撰《张孺人三世苦节传》，卧子之子名嶷，字孝岐，生于崇祯十七年甲申冬。今杨氏书以特陈为子龙子之名，又谓顺治四年其年“方五岁”，皆与王氏所言不同，自是讹误。《三世苦节传》又云：“〔张孺人〕抱孤儿，变姓氏，毁容羸服，远避山野，如是者累岁，嶷始成立。孺人乃还故乡。”则疑张孺人实避居嘉定，而九野乃保存陈氏孤儿之人。特胜时作《传》时，有所忌讳，不欲显言之耳。《志传》言九野父之旧部曲多贵显，讽之仕，终不应。盖火东旧部如孔有德、耿仲明等，皆为辽东人于明末降清者，且初阳官登莱巡抚，以用辽人之故，遂有孔、耿之叛，竟坐此弃市。及建州入关，此辈辽人降将在新朝为显贵。九野虽不仕清，当亦可间接借其势力以庇护陈氏遗孤也。复据《清史稿》二四十《耿仲明传》，仲明以部卒匿逃人，畏罪自经死。然则清初法制严酷如此，王氏隐讳保存陈氏遗孤者之姓名，更有不得已之苦衷也。检《初学集》五一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徐公墓志铭》，其文略云：“公姓徐氏，嘉兴海盐人也，讳从治，字仲华。崇祯四年辛未起山东武德道兵备，及淮，而孔有德叛，攻陷济南六邑。倍道宵征赴监军之命于莱。无何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二月朔与莱抚谢公琏同日受事，即日贼已抵城下。四月十六日〔贼徒〕架〔孙〕元化所遗西洋大炮，攒击城西南隅，势甚厉。公方简阅丁壮，指麾出战，炮中颡额，身仆血膋中。莱抚驰而抚之，绝矣。”考牧斋此文，乃据方拱乾所撰《仲华行状》而作，与管葛山人，即海盐彭孙贻之《山中闻见录·徐从治传》，俱出一源，惟骏孙作《传》，兼采钱氏之文，故微有不同耳。仲华主剿，初阳主抚，旨趣大异，于此姑不置论。所可注意者，则徐氏之死，实因孙氏所遗之大炮所致一事也。又，初阳用辽丁三千驻防登州之本末，可参《嘉定县志》三二《轶事门》关于“孙中丞元化”诸条。其中引赵俞之言曰：“火攻之法，用有奇效。我之所长，转为厉阶。”此数语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以其越出本文范围，兹不具论。至满洲语所以称“汉军”为“乌珍超哈”，而不称为“尼堪超哈”者，推原其故，盖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之仿制西洋火炮，并用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此点可参清《文献通考》七七《职官考》及一七九《兵考》。《清史列传》四《佟养性传》及七八《祝世昌传》。《清史稿》二三七《佟养性传》及二四五《祝世昌传》。并《茶余客话》六“红衣袍”条等。倘读者复取《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中，安老爷以“乌珍”之名命长姐儿之叙述互证之，则更于民族兴亡之大事及家庭琐屑之末节，皆能通解矣。又偶检《梅村家藏稿》二八《宋直方〔徵舆〕林屋诗草序》，其中以嵇康比陈卧子，山涛比宋辕文，自比向秀、阮籍。据此推知，辕文当有暗中协助卧子遗孤之事。王胜时与辕文关系颇密，宋氏协助之事，或由王氏间接为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