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案：道隐论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就寅恪所见诸家评《列朝诗集》之言，唯澹归最能得其款要。萧孟昉所抄，当与今传世之钱陆灿本相同，皆不加删削，悉存牧斋之旧文者。偶检《牧斋尺牍（中）·与陆勅先九通》之七云：
承示娄东顾君论文书序，深讶其胸次繁富，识见超越。又复记存衰朽，不惜告之话言，赐以箴砭。其用意良厚，惜乎仆已灰心空门，拨弃文字，向所撰述，流布人间者，不特味同嚼蜡，抑且贱比土梗，不复能扳附当世俊贤，相与拈弄翰墨，而上下其议论也。《列朝诗人小传》得加删削，幸甚。然古之神仙，但有点铁成金者。若欲点粪溲为金银，虽钟、吕不能，吾恐其劳而无功也。聊及之，以发足下一笑耳。日来从事《华严疏钞》，谢客之禁甚厉，虽足下相过，亦不能数数延见。辄书此以道意，不悉。
至《列朝诗集》论诗之语虽多，兹以非本文之范围并主旨所在，故概从省略。读者可取原书观之，不须赘引。惟择录牧斋之文一二于下，以其言及陈子龙、李雯、黄淳耀，而此三人与河东君直接间接皆相关涉，饶有兴趣也。
《有学集》四七《题徐季白诗卷后》云：
《牧斋尺牍（中）·与毛子晋四十六通》之四十五云：
蕴生诗自佳，非午溪辈之比。（寅恪案：“午溪”指元陈镒而言。镒有《午溪集》。可参《四库提要》一六七。此集为孔旸编选，刘基校正。牧斋盖以孔旸目子晋，而自比于刘基也。）须少待时日，与陈卧子诸公死节者并传，已有人先为料理矣。其他则一切以金城汤池御之。此间聒噪者不少，置之不答而已。
又，关于《列朝诗集小传》，复有《正钱录》一书，不得不略述之于下。
钱陆灿《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略云：
〔康熙〕八年冬，汪钝庵〔琬〕招余，与计甫草〔东〕、黄俞邰〔虞稷〕、倪闇公〔灿〕夜饮，论诗于户部公署。（寅恪案：“户部公署”指江陵西新关署。盖是时尧峰正榷此关税务也。见《清史列传》七十《文苑传·汪琬传》。）出其集中有《与梁侍御〔日缉〕论吴氏?正钱录?》书（此书见《尧峰文钞》三二）。钱则心知其为牧斋公，未知吴氏何人也。比余去金陵，馆常州董侍御易农〔文骥〕家。易农为余言，吴氏名殳，字修龄，工于诗，深于禅，其雅游也。（寅恪案：吴氏一名乔。其事迹及著述，诸书所载，颇亦不少，但光绪续修《昆新两县合志》三四《人物·游寓门·吴殳传》，似较详备。读者可取参阅也。）遂就求其是录观之，大抵吴氏之论文，专主欧苏，故讥弹《诗集传》，不遗余力，亦不知吴君盖有为言之。一时走笔，代宾戏、客难，驳正若干条。驳正者，驳其正也。（寅恪案：陆灿驳正之文共六条，兹不备引。读者苟取湘灵全文观之，则知修龄所正牧斋之言，皆吹毛求疵者也。）当是时，余犹未识吴君也。十七年，始与君会于东海尚书相国之家。（寅恪案：“尚书”指徐乾学，“相国”指徐元文。）易农适亦以事至，置酒相欢也。君慨然曰：“曩殳以诗文谒牧斋公于虞山，不见答。不平之鸣，抨击过当，亦窃不意公等议其后矣。”易农曰：“无庸。是书具在，窃虞学者之择焉而不精，存吴氏之正，则读书家之心眼日细。又虞学者之语焉而不详，存钱氏之驳，则著作家之风气日上。”一时以为笃论。
云间蔡练江澄《鸡窗丛话》云：
钝翁太史好排斥前辈，而于虞山尤甚。一日其密友吴江计孝廉东谓之曰：“我昔登泰山顶，欲遗矢，若下山有四十里之遥，不可忍，遂于岩畔溺焉，而泰山不加秽也。”汪知其刺己，跳跃谩骂，几至攘臂。
吴乔《围炉诗话》六论陈卧子《明诗选》，推崇牧斋甚至。如：
献吉高声大气，于鳞绚烂铿锵，遇凑手题，则能作壳硬浮华之语以震眩无识。题不凑手，便如优人扮生旦，而身披绮纱袍子，口唱大江东去。为牧斋所鄙笑，由其但学盛唐皮毛，全不知诗故也。
嘉定以震川故，文章有唐叔达诸公。常熟以牧斋故，士人学问都有根本，乡先达之关系，顾不重哉？
宏嘉诗文为钱牧斋、艾千子所抨击，丑态毕露矣。以彼家门径，易知易行，便于应酬，而又冒班马盛唐之名，所以屡仆屡起。
《全唐诗》何可胜计，于鳞抽取几篇，以为唐诗尽于此矣。何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而盗择（攫？）升斗，以为尽王家之蓄积哉？唐人之诗工，所失虽多，所收自好。卧子选明诗，亦每人一二篇。非独学于鳞，乃是惟取高声大气，重绿浓红，似乎二李者也。明人之诗不工，所取皆陈浊肤壳无味之物。若牧斋《列朝诗》早出，此选或不发刻耳。
于鳞仿汉人乐府为牧斋所攻者，直是笑具。（寅恪案：此条可参《春酒堂诗话》，论李于鳞改古诗“枕郎左边，随郎转侧”之“左”为“右”条。）
等条，皆是其例（并可参同书三论高棅《唐诗品汇》引牧斋之说条）。修龄之《正钱录》，乃正牧斋《列朝诗传》中，其文不合于欧、曾者。若论诗之旨，则全与牧斋相同。特标出此点，以免世人言《正钱录》者之误会。复次，牧斋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论诗乃属次要者。据上所引资料已足证明。兹并附述牧斋与朱长孺鹤龄注杜诗一重公案于此，以其亦与史事相关也。
《新唐书》二百一《文艺上·杜审言传》附甫传赞曰：
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牧斋笺注《杜工部集》首载《诸家诗话》引《古今诗话》一事云：
章圣（指宋真宗）问侍臣：“唐时酒每斗价几何？”丁晋公（指丁谓）奏曰：“唐时酒每斗三百文。”举杜诗以证。章圣大喜曰：“杜甫诗自可为一代之史也。”
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至其与朱长孺之争论，以资料过烦，又非本文之主旨，故不必备述。仅录《牧斋尺牍（中）·与遵王三十通》之二十三于下，以见一斑。（可参《牧斋尺牍（上）·与朱长孺三通》之二）文云：
《杜笺》闻已开板，殊非吾不欲流传之意，正欲病起面商行止。长孺来云：“松陵本已付梓矣。”缪相引重，必欲糠粃前列，此尤大非吾意。再三苦辞，而坚不可回，只得听之。仆所以不欲居其首者，其说甚长。往时以《笺本》付长孺，见其苦心搜掇，少规正意，欲其将《笺本》稍稍补葺，勿令为未成之书可耳。不谓其学问繁富，心思周折，成书之后，绝非吾《笺》本来面目。又欲劝其少少裁正，如昨所标举云云。而今本已付剞劂，如不可待，则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晚年学道，深知一切皆空，呼牛呼马，岂惮作石林替身。以此但任其两行，不复更措一词。若《笺本》已刻，须更加功治定。既已卖身佛奴，翻阅《疏钞》，又欲参会《宗镜》，二六时中，无晷刻偷闲。世间文字，近时看得更如嚼蜡矣。杜注之佳否，亦殊不足道也。或待深秋初冬，此刻竣事，再作一序，申明所以不敢注杜与不欲流传之故，庶可以有辞于艺林也。昨石公云“义山注改窜后，又有纰缪许多”云云。彼能为义山功臣，独不肯移少分于少陵乎？治定之役，令分任之，何如？热毒欲死，挥汗作字，阅过毁之。
足见牧斋初意本以所注杜诗尚未全备，欲令长孺续补成之。后见长孺之书，始知其反客为主，以己身之著作为已陈之刍狗，故痛恨不置，乃使遵王别刊所著，与朱书并行。前于第三章论宋辕文上牧斋书，曾详引朱长孺致梅村书，朱氏此札作于牧翁身后，虽力排辕文之谬说，持论甚正，但亦阴为己身辩护前此注杜诗袭用牧斋旧作之故也。今《梅村家藏稿》中未见关涉长孺此书之文，不知是否骏公置之不答，抑或后来因涉及牧斋，遂被删削耶？考乾隆三十四年后，清廷禁毁牧斋著述，《梅村集》虽撤去牧斋之序，可以流通。颇疑其诗文中仍有删去与牧斋有关之篇什不少。如今《梅村家藏稿》内，未见有挽钱悼柳之作，殊不近事理。或因清高宗早岁所撰《乐善堂全集》，曾赋题《吴梅村集诗》，赞赏备至，倘《梅村集》内复发见关涉称誉牧斋之作，则此独裁者将无地自容。岂当日诸臣及吴氏后人，遂于《家藏稿》中删削此类篇什，借以保全帝王之颜面欤？久蓄此疑，未敢自信，特附于此，以俟更考。
复次，朱长孺《愚庵小集十·与李太史□□论?杜注?书》略云：
《杜注》刻成，蒙先生惠以大序，重比球琳，子美非知道者，此语似唐突子美。然子美自言之矣，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此语正可与子美相视莫逆于千载之上也。《杜诗注》错出无伦，未有为之剪截而整齐之者，所以识者不能无深憾也。近人多知其非，新注林立，尽以为子美之真面目在是矣。然好异者失真，繁称者寡要，如“聊飞燕将书”乃西京初复，史思明以河北诸州来降，故用聊城射书事。今引安禄山降哥舒翰，令以书招诸将，诸将复书责之。此于收京何涉也。“豆子雨已熟”，本佛书，譬如春月下诸豆子，得暖气色寻便出土。伪苏注以豆子为目睛，既可笑矣。今却云赞公来秦州，已见豆熟。夫“杨枝”用佛经，“豆子”亦必用佛书。若云已见豆熟，乃陆士衡所讥挈瓶屡空者，子美必不然也。“旷原延冥搜”原出《穆天子传》，今妄益云原昆仑东北脚名，此出何典乎？“何人为觅郑瓜州”，瓜州见张礼《游城南记》。今云郑审大历中为袁州刺史，审刺袁州，安知不在子美没后乎？地理山川古迹，须考原始及新、旧《唐书》，《元和郡县志》，不得已乃引《寰宇记》《长安志》以及近代书耳。“春风回首仲宣楼”应据盛弘之《荆州记》甚明。今乃引《方舆胜览》高季兴事。季兴五代人也。季兴之仲宣楼岂即当阳县仲宣作赋之城楼乎？以上特略举其概。他若黄河十月冰，三车肯载书，危沙折花当诸解皆凿而无取。虽其说假托钜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
寅恪案：长孺此札有数问题。一为朱氏《杜工部诗辑注》付印之时间。二为此札是否拟作。三为李太史究为何人。兹分别略论之。
一、《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共为三十通。其第二一通至第三十通皆关于注杜之事，前已略引。其中屡有言及钱、朱二《注》开版事。但不知何故，于康熙三年甲辰牧斋逝世之前，两书俱未曾全部付梓。今据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观之，卷首补钞钱谦益序，后附牧斋手札云：
《杜注》付梓，甚佳。但自愧糠粃在前耳。此中刻未必成，即成，不妨两行也。草复。
其后又有朱鹤龄《附记》云：
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粹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顺治十二年）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钞，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寸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卒业请序，箧藏而已。壬寅（康熙元年）复馆先生家，更录呈求益。先生谓所见颇有不同，不若两行其书。时虞山方刻《杜笺》，愚亦欲以《辑注》问世。书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节采笺语，间存异说。谋之同志，咸谓无伤。是冬馆归，将刻样呈览，先生手复云云。见者咸叹先生之曲成后学，始终无异如此。今先生往矣。函丈从容，遂成千古，能无西州之痛。松陵朱鹤龄书。
季振宜《钱注杜诗序》略云：
丙午（康熙五年）冬，予渡江访虞山剑门诸胜，得识遵王。一日指杜诗数帙，泣谓余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凡《笺注》中未及记录，特标之曰：“具出某书某书。”往往非人间所有，独遵王有之。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丁未（康熙六年）夏，予延遵王渡江，商量雕刻。遵王又矻矻数月，而后托梓人以传焉。康熙六年仲夏泰兴季振宜序。
寅恪案：《钱注杜诗》全部刻成于康熙六年，《朱注杜诗》则未知于何时全部刻成。鹤龄《附记》作于牧斋去世之后，但未署年月。其《愚庵小集》七《杜诗辑注序》（此序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亦未言刊行之时间也。
后检《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云：
十年间别，梦想为劳。老仁兄闭户著书，穷探今古，以视弟之久客边塞，歌兕虎而畏风波者，夐若霄凡之隔矣。正在怀思，而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仅得所注《杜集》一卷。读其书，即不待尺素之殷勤，而已如见其人也。吾辈所恃，在自家本领足以垂之后代，不必傍人篱落，亦不屑与人争名。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道远未得寄呈。偶考杜诗十余条，咐便先寄太原。旅次炙冻书次，奉候起居，不庄不备。
亭林此札所寄与之人，颇似长孺（可参《清史列传》六八及康熙刻潘柽章《松陵文献》十《朱鹤龄传》）。除札中“闭户著书”之言及有关注杜事与《鹤龄传》相符合外，《愚庵小集》三载《送潘次耕北游（七古）》末二句云：
鹿城顾子（自注：“宁人。”）久作客，为我传讯今何如。
更与札中“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等语适切。据徐遁葊嘉辑《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卷首所附顾亭林先生《诗谱》略云：
〔康熙〕八年己酉。潘节士之弟耒远受学二首。（寅恪案：此诗见《亭林诗集》四。）
又引吴映奎《顾亭林年谱》云：
冬抵平原，潘次耕耒来受学。
可知次耕北游之时间为康熙八年，其时朱氏《杜注》仅有一卷。足证其全部刻成，必在康熙六年季氏刻《牧斋杜诗笺注》之后也。
复检《愚庵小集》十《寄徐太史健庵论经学书》略云：
愚先出《〔尚书〕埤传》是正于高明长者，〔汪〕钝翁先生见之，急捐橐佽镌，为诸公倡。今已就其半矣。草泽陈人从未敢缄牍京华，特以今日文章道义之望，咸归重于先生。又昔年忝辱交游之末，故敢邮寄所梓，上尘乙览。倘中有可采，望赐以序言，导其先路，庶几剞劂之役可溃于成。
同书《补遗》一《徐健庵太史过访（五古）》略云：
亭林余畏友，卓荦儒林奋。三张才并雄，景阳名早晟。酷似舅家风，吾党推渊镜。愍余空橐垂，兼金助雕锓。
由此观之，长孺之书必非一次刻成，助其雕锓者，亦必非一人所能为力。但徐氏虽佽镌长孺之书而不言及《杜注》，必与之无涉也。
二、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李太史序》，若非因避忌删去，则本无其序，长孺之文不过假设此题，借以驳牧斋之《笺注》耳。其札中所举之注文如“聊飞燕将书”见钱《注》十《收京》诗三首之一《燕将书》注。“豆子雨已熟”见钱《注》三《别赞上人》诗“豆子”注。“人生五马贵”见钱《注》十《送贾阁老出汝州》诗“五马”注。诸条即是例证，可不备引。至书中所云：“其说假托钜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牧斋与长孺因注杜而发生之纠纷，虽与遵王颇有关涉，（见《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及牧斋《杜诗笺注自序》等。）钱《注》本附刻前，又如季氏所言：“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但其所补，当为牧斋所标出，未及记录者，非出诸遵王也。（可参下引《有学集》三九《复吴江潘力田书》：“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愠，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等语。）长孺不便驳斥牧斋，故作此指桑骂槐之举。斯岂长孺所谓“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则其辞不得不诡谲曼衍”者哉？（见《愚庵小集》二《西昆发微序》。）
又牧斋《杜诗笺注自序》云：
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颠也。”
牧斋借遵王之言以诋斥长孺，今读者取钱、朱两《注》自见。今观朱氏《辑注》中或全部不著“钱笺”。如朱《注》五“洗兵马”即是其例。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长孺以其与少陵原作无甚关系，概从删削，殊失牧斋《笺注》之微旨。或偶著“钱笺”，但增损其内容。如朱《注》一三《秋兴八首》中有仅录钱《注》“笺曰”之一部分，而弃其“又曰”之文，遂将《笺注》割裂窜易，宜其招致牧斋之不满。又或用其意而改其词，如取朱《注》一《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之“钱笺”与钱《注》九此题所笺之原文比较，则知愚庵所改，即牧斋托为遵王之言“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颠也！”等语所指者，此点尤为牧斋所痛恨也。
三、若朱《注》杜诗卷首原有李序，则长孺此札何以讳太史之名而不书，其中必有待发之覆。颇疑“李太史”乃李天生因笃。据《雪桥诗话》二云：
李天生尝以四十韵长律赠曹秋岳。秋岳叹为风雅以来仅有斯制。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宴集，语杜诗应口诵。或谓偶熟，复诘其他，即举全部，且曰吾于诸经史类然，愿诸君叩之。一座咋舌。
天生既熟精杜诗，其为长孺作《杜注》序，自有可能也。今虽未发见长孺直接与天生有关之诗文，但两人之间错互间接之材料颇复不少，如《清史列传》六六《李因笃传》略云：
《亭林文集》三《与李湘北〔天馥〕书》（并见《蒋山佣残稿》二题作《与李湘北学士书》）云：
关中布衣李君因笃，顷承大疏荐扬，既征好士之忱，尤羡拔尤之鉴。但此君母老且病，独子无依，一奉鹤书，相看哽咽。虽趋朝之义已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况年逾七十，久困扶床。路隔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不验，回西景以无期，则瓶罍之耻奚偿，风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诚，晋朝听许。元直指其方寸，汉主遣行。求贤虽有国之经，教孝实人伦之本。是用溯风即路，沥血叩阍，伏惟执事宏锡类之仁，悯向隅之泣，俯赐吹嘘，仰徼俞允，俾得归供菽水，入侍刀圭。则自此一日之斑衣，即终身之结草矣。
《蒋山佣残稿》二《与梁大司农书》（〔顾〕衍生注：“讳清标，字玉立。”）云：
谨启，关中布衣李君因笃，昔年尝以片言为介，上谒庭墀，得蒙一顾之知，遂预明扬之数。在于流俗，岂非至荣！然而此君母老且病。（衍生注：“下〔与〕与李学士书同。”）
同书三《答李子德〔因笃〕》第二通云：
老弟宜将令伯《陈情表》并注中事实录出一通，携之笥中。在己不待书绅，示人可以开墙面也。以不预考为上上，至嘱至嘱！此番入都，不妨拜客，即为母陈情，则望门稽首，亦不为屈。虽逢门便拜，岂有周颙种放之嫌乎？梁公（原注：“清标”）有心人，若不得见，可上书深切恳之。（寅恪案：前论牧斋之脱祸，与梁氏有关。此亦一旁证也。）外又托韩元少〔菼〕于馆中诸公前赞成，亦可一拜。旁人佞谀之言，塞耳勿听。凡见人，但述危苦之情，勿露矜张之色，则向后声名，高于征书万万也。又“同年”二字，切不可说，说于布衣生监之前犹可，说于两榜之前，此恨将不可解。此种风气相传百余年矣，亦当知之。至都数日后，速发一字于提塘慰我。
徐嘉《顾亭林先生诗笺注》一六《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五古）》略云：
关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称。虽赴翘车招，犹知畏友朋。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同登。为言顾彦先，唯办刀与绳。（寅恪案：“关西有二士”，指李天生因笃及王山史弘撰。见徐嘉注。所引《亭林文集》三《与李星来〔源〕》第二通“关中三友，山史辞病不获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别。〔李〕中孚〔颙〕至以死自誓而后免。视老夫为天际之冥鸿矣”等语。）
《愚庵小集》五《垂虹亭过徐太史公肃舟中》云：
（诗略。）
同书《补遗》一《送潘次耕应举入都二首》云：
（诗略。）
《有学集》三九《复吴江潘力田书》（可参《松陵文献》卷首《潘柽章传》）云：
寅恪案：依上引资料，可知长孺与亭林及徐、潘二氏兄弟殊有关系，而诸人与天生尤为密切。长孺本与曹秋岳交好（可参《愚庵小集补遗》一《献曹秋岳侍郎三十韵》诗并曹秋岳《溶静惕堂诗集》三六《朱长孺以尚书埤传见贻，因伤右吉》诗，及同书同卷《李天生以修?明史?授简讨，不拜。请养归秦，寄怀四首》），若不因曹氏，亦可由诸人间接请天生作序。至其所以不著“李太史”之名者，疑长孺不欲子德牵入注杜之纠纷也。牧斋《复吴江潘力田书》乃其平生所作文中妙品之一。盖钱、朱注杜公案错综复杂，牧斋叙述此事首尾曲折，明白晓畅，世之考论此问题者，苟取而细绎之，则知钱、朱两人及常熟、吴江两地文人之派别异同，可不须寅恪于此饶舌矣。故不避繁琐之讥，详尽录之，通人君子或不以为可厌可笑也。总而言之，上列三问题，皆为假设，实无确证，姑备一说于此云尔。
复有可附论者，《觚剩》一《吴觚上》“力田遗诗”条云：
潘柽章著述甚富，悉于被系时遗亡，间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罹法甚酷，辄废匿之。如《杜诗博议》一书，引据考证，纠讹辟舛，可谓少陵功臣。朱长孺笺诗，多所采取，竟讳而不著其姓氏矢。
寅恪案：长孺袭用力田之语而不著其名，不知所指何条。但长孺康熙间刻《杜诗辑注》时，牧斋尚非清廷之罪人，故其注中引用牧斋之语可不避忌。至若柽章，则先以预于庄氏史案，为清廷所杀害，其引潘说而不著其名，盖有所不得已。玉樵之说未免太苛而适合当时之情事也。又《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五通》。其第三通云：
都中书至，言次耕奉母远行，不知所往。中孚即作书相庆。绵山之谷弗获介推，汶上之疆，堪容闵子，知必有以处此也。
《蒋山佣残稿》三《与次耕》云：
曲周接取中之报，颇为惜之。吾弟今日迎养都门，既必不可，菽水之供，谁能代之？宜托一亲人照管，无使有尸饔之叹。不记在太原时，相与读寅旭书中语乎？（寅恪案：王锡阐字寅旭。江苏吴江人。事迹见《清史列传》六八本传。）又既在京邸，当寻一的信与嫂侄相闻。即延津在系，亦须自往一看。此皆吾辈情事，亦清议所关，不可阙略也。（寅恪案：“嫂侄”二字可参《亭林文集》五《山阳王君墓志铭》：“余友潘力田死于杭，系累其妻子以北”等语。）
寅恪案：亭林之不欲次耕得中博学鸿辞科，观此二札可知。但何以天生之举鸿博，亭林虽托友人代请清廷许其归家养母，并不如其对次耕之痛惜者，盖天生与次耕之情事有所不同。《晋书》八八《王裒传》略云：
王裒，字伟元。城阳营人也。父仪，高亮雅直。为文帝司马。东关之役，帝问于众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仪对曰：“责在元帅。”帝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斩之。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礼。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
然则潘耒之兄柽章，以庄氏史案为清廷杀害。亭林之意，次耕亦应如伟元之三征七辟皆不就也。兹有一事，出于牧斋当日与长孺争论注杜时意料之外者，即牧斋不为南浔庄氏史案所牵累事也。牧斋与潘力田柽章、吴赤溟炎之撰述《明史记》极有关系。观牧斋著作中有关此类材料亦不少，今择录一二于下。
《牧斋外集》八《修史小引》云：
谦益白，盖往昔滥尘史局，窃有意昭代编年之事。事多牴牾勿就。中遭废弃，日夕键户，荟蕞所辑事略，颇可观览。天不悔祸，绛云一炬，靡有孑遗。居恒忽忽，念海内甚大，何无一人可属此事者。近得松陵吴子赤溟、潘子力田，奋然有《明史记》之役，所谓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一仿龙门，取材甚富，论断甚严。史家三长，二子盖不多让。数过余，索烬余及讯往时见闻。余老矣，耳聩目眊，无以佐二子，然私心幸二子旦夕成书，得一寓目。又惧二子以速成自愉快，与市肆所列诸书无大异也。乃二子不要名，不嗜利，不慕势，不附党。自矢必成，而不求速。曰：“终身以之。”然则此事舍二子，其又谁属？余因思海内藏书诸家，及与余讲世好者，不能一一记忆。要之，此书成，自关千秋不朽计。使各出所撰著及家藏本，授之二子，二子必不肯攘善且忘大德也。敢代二子布告同人，毋以我老髦而慭遗我，幸甚！幸甚！
《有学集》三八《与吴江潘力田书》略云：
春时枉顾，深慰契阔。老人衰病，头脑冬烘，不遑攀留信宿，扣击绪论，别后思之，重以为悔。伏读《国史考异》，援据周详，辨析详密，不偏主一家，不偏执一见。三复深惟，知史事之必有成，且成而必可信可传也。一官史局，半世编摩，头白汗青，迄无所就，不图老眼，见此盛事。墙角残书，或尚可资长编者，当悉索以备搜采。《西洋朝贡典录》，乞仍简还，偶欲一考西洋故事耳。赤溟同志，不复裁书，希道鄙意。
同书三九《复吴江潘力田书》（此札关于注杜事者，前已详引，可参阅）略云：
手教盈纸，详论《实录辨证》，此鄙人未成之书，亦国史未了之案。考异刊正，实获我心，何自有操戈入室之嫌？唱此论者，似非通人。吹万自己，不必又费分疏也。《东事记略》，东征信史也。人间无别本，幸慎重之。俞本《纪录》，作绛云灰烬。诸候陆续寄上，不能多奉。
《有学集补·答吴江吴赤溟书》（近承潘景郑君寄示牧斋《吴江吴母燕喜诗（七律）一首》，虽是寻常酬应之什，无甚关系。但其中有“野史亭前视膳余”句，亦可推知牧斋此书与此诗同为一时所作，并足见两人交谊之密切也）略云：
三十余年，留心史事，于古人之记事记言、发凡起例者，或可少窥其涯略。倘得布席函丈，明灯促席，相与讨论扬榷，下上其议论，安知无一言半辞，可以订史乘之疑误、补掌故之缺略者？言及于此，胸臆奕奕然，牙颊痒痒然，又惟恐会晤之不早、申写之不尽也。门不能无辗然一笑乎？所征书籍，可考者，仅十之一二。残编啮翰，间出于焦烂之余，他日当悉索以佐网罗，不敢爱也。老病迂诞，放言裁复，并传示力田兄，共一捧腹。
《亭林文集》五《书吴〔赤溟炎〕潘〔力田柽章〕事》略云：
庄名廷鑨，目双盲，不甚通晓古今，以史迁有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之说，奋欲著书。其居邻故阁辅朱公国桢家，朱公尝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草命《胥钞录》，凡数十帙，未成书而卒。廷鑨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书冗杂不足道也。廷鑨死，无子，家资可万金。其父胤城遂梓行之。慕吴、潘盛名。引以为重，列诸参阅姓名中。书凡百余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以去。归安令吴之荣告诸大吏，大吏右庄氏，不直之荣。之荣入京师，摘忌讳语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侄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没其家产。所杀七十余人，而吴、潘二子与其难。方庄生作书时，属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学，竟去，以是不列名，获免于难。二子所著书若干卷，未脱稿，又假予所蓄书千余卷尽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学笃行而不传于后也，故书之。且其人实史才，非庄生者流也。
寅恪案：当日风习，文士著作，其首多列显著名人“鉴定”“参阅”字样，借作宣传，并引为自重。如《江左三大家诗钞》中之《牧斋诗钞》，卷目下所载参订姓氏，上卷为谈允谦等，中卷为季振宜等，下卷为张养重等，即是其例。揆以牧斋此时之声望及与力田、赤溟之交谊，庄氏明书刻行，当共潘、吴列名参阅无疑。然庄书竟不载钱氏之名，必因长孺注杜，牧斋坚不肯挂名简端，至举扬子云故事为北，辞旨激烈，潘、吴遂不敢借此老之名字，以为庄氏标榜也。噫！当郑延平率舟师入长江，牧斋实预其事。郑师退后，虽得苟免，然不久清世祖殂逝，幼主新立，东南人心震动，故清廷于江浙区域，特加镇压。庄氏史案之主要原因，实在于此。今日观之，牧斋与长孺虽争无谓之闲气，非老皈空门者之所应为，终亦由此得免于庄案之牵累。否则河东君又有如在黄毓祺案时，代死从死之请矣。天下事前后因果，往往有出于意料之外者，钱、朱注杜公案，斯其一证耶？论牧斋编辑《列朝诗集》尤重修史事，因并附及之。
论《列朝诗集》既竟，请略述钱柳复明之活动。今就所存材料观之，关于牧斋者不少，若多加考述，则非本文之主旨，故择其关于河东君者详言之，其他牧斋活动之主要者，亦稍稍涉及，聊见两人同心同志之梗概也。
河东君在崇祯甲申以前之作品，如陈卧子、汪然明及牧斋等所镌刻者，已传播一时，故声名藉甚。至弘光南都小朝廷时，河东君此期应有作品，但以关涉马、阮之故，疑为牧斋所删削不存。南都既倾覆，牧斋被黄毓祺案之牵累，赖河东君助力得以脱免，遂于顺治四年丁亥河东君三十生日时，特和东坡西台寄弟诗，遍示亲友，广事宣传。是后虽于《有学集》中间附有其篇什，如《和牧斋庚寅人日及赠黄若芷大家》等诗外，别无所见。此固由牧斋逝世，河东君即以身殉，赵管夫妇及孙爱等不能收拾遗稿所致，但亦因河东君志在复明，意存韬晦，与前此之情况迥异故也。
《牧斋尺牍（上）·与王贻上四通》，其一云：
乱后撰述，不复编次，缘手散去，存者什一。荆妇近作当家老姥，米盐琐细，枕籍烟熏，掌薄十指如锥，不复料理研削矣。却拜尊命，惭惶无地。
其三略云：
八十老叟，余年几何？既已东身空门，归心胜谛，何暇复沈湎笔墨，与文人才子争目睫之短长哉？《秋柳》新篇，为传诵者攫去。伏生已老，岂能分兔园一席，分韵忘忧？白家老媪，刺促爨下，吟红咏絮，邈若隔生。无以仰副高情，思之殊惘惘也。
王士祯《感旧集》一“钱谦益”条，《卢见曾补传》引《古夫于亭杂录》云：
余初以诗贽于虞山钱先生，时年二十有八。
《清史列传》九《王士祯传》略云：
王士祯，山东新城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十六年授扬州府推官。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疏荐其品端才敏，奉职最勤。总河朱之锡亦以委盘河库，综核精详，协助堤工，剔除蠹弊，疏荐。下部叙录，内升礼部主事。〔康熙〕五十年五月卒于家，年七十有八。
寅恪案：渔洋初以诗贽于牧斋，乃在顺治十八年。故牧斋书有“八十老叟”之语。此时距郑延平率师入长江失败后不久，牧斋实参预大木此举。《白门秋柳》一题，钱、柳俱涉嫌疑，自不欲和韵，否则《秋柳》原诗即使为人攫去，亦可重抄传寄。其答渔洋之言，不过推托之辞耳。至河东君是否真如牧斋所谓“当家老姥”“十指如锥”“吟红咏絮”“邈若隔生”，亦殊有疑问。盖此时固不免多少为家务所干扰，但以当日士大夫之生活状况言，绝下致无挥毫作字之余暇，然则所谓“白家老媪，刺促爨下”，仍是婉言辞谢，借以免却外间之招摇而已。呜呼！当河东君赋《金明池·咏寒柳》词时，谢象三目之为“白氏女郎”。当王贻上请其和《秋柳》诗时，牧斋目之为“白氏老媪”。二十余年间，人事之变迁如此。牧斋诗云：“杨柳风流烟草在，杜鹃春恨夕阳知。”（见《有学集》三《夏五诗集·留题湖舫二首》之二。第四章已引。）渔洋山人虽非旧朝遗老，然亦生于明季。钱、柳不肯和《秋柳》诗之微意，或能有所感悟欤？
夫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据《有学集》十《红豆诗二集·后秋兴八首·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其五云：“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并见遵王注本《投笔集》。）当时牧斋迫于不得已而往北京，但河东君独留南中，仅逾一岁，即顺治三年秋，牧斋遂返故里。可知钱、柳临别时必有预约。两人以后复明之志愿，即决定于离筵之际矣。丁亥春，黄毓祺之案，牧斋实预其事，距前此白门分手时，亦不过一年有半也。
黄毓祺案牧斋虽得苟免，然复明之志仍不因此而挫折。今就牧斋作品中所能窥见者，即游说马进宝反清一事。（寅恪案：马氏于顺治十四年九月清廷诏改其名为“逢知”。见《清史列传》八十《马逢知传》。）关于牧斋本身之活动，兹可不详引。但涉及河东君者，则备论述之，以明本文宾主轻重之旨也。
今检《瞿忠宣公集》五《留守封事类》“奏为天意扶明可必，人心思汉方殷，谨据各路蜡书，具述情形，仰慰圣怀。更祈迅示方略，早成中兴伟业事”略云：
臣子壬午举人元锡，因臣孙于去腊离家，未知其到粤消息，遣家僮胡科探视。于〔永历三年己丑〕七月十五日自家起程，今月十六日抵臣桂林公署，赍带臣同邑旧礼臣钱谦益寄臣手书一通，累数百言，绝不道及寒温家常字句，惟有忠驱义感溢于楮墨之间。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据言：“难得而易失者时也。计定而集事者局也。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著，有要著，有急著。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著，即要著也。今之要著，即全著也。（寅恪案：顾苓《塔影园集》一《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以隐语作楸枰三局，寄广西留守太保瞿公。”今《有学集》中，固多观棋之作，可称隐语，然与此书之明显陈述者，绝不相类。《投笔集·后秋兴之六》第四首云：“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廑帝思。”及《后秋兴之十二》第三首云“廿年薪胆心犹在，三局楸枰算已违。”牧斋诗语即指此致稼轩书言。岂云美虽间接获知其事，而未亲见原书，遂致有此误会耶？至其列此事于黄案之前，其时间先后之讹舛，更不待辨矣。）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宜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其次所谓要著者，两粤东有庾关之固，此有洞庭之险。道通滇黔，壤邻巴蜀。方今吴三桂休兵汉中，三川各郡数年来非熊（指王应熊）在彼，联络布置，声势大振。宜以重兵径由遵义入川。三川既定，上可以控扼关陇，不可以掇拾荆襄。倘以刍言为迂而无当，今惟急著是问。夫弈棋至于急著，则苟可以救败者，无所不用。迩者燕京特遣恭顺、致顺、怀顺三〔逆？〕进取两粤。（寅恪案：《清史列传》七八《尚可喜传》略云：“崇德元年四月封智顺王。顺治三年八月同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征湖南。”牧斋书中“智顺”作“致顺”，乃音近笔误。原阙一字，今以意补为“逆”字。盖此三人者，在清为顺，在明为逆也。）因怀顺至吉安忽然缢死，故三路之师未即渡洞庭，过庾岭。然其势终不可遏，其期谅不甚远。岂非两粤最急时乎？至彼中现在楚南之劲〔敌〕，惟辰常马蛟麟为最。传闻此举将以蛟麟为先锋。幸蛟麟久有反正之心，与江浙〔虏？〕提镇张天禄、田雄、马进宝卜从善辈，皆平昔关通密约，各怀观望。此真为楚则楚胜，而为汉则汉胜也。蛟麟倘果翻然乐为我用，则王师亟先北下洞庭。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若谦益视息余生，奄奄垂毙，惟忍死盼望銮舆拜见孝陵之后，槃水加剑，席稿自裁等语。臣反覆披阅，虽谦益远隔万里，而彼身为异域之臣，犹知眷恋本朝，早夜筹维，思一得以图报效，岂非上苍悔祸，默牖其衷，亦以见天下人心未尽澌灭，真祖宗三百年恩养之报。臣敢不据实奏闻，伏祈皇上留意详阅，特赐鉴裁。臣缮疏方毕，适原任川湖督臣万年策自平溪卫取路黎靖来至桂林。具述虏镇马回子驻兵常德，实有反正之心。回子即名蛟麟者也。以情事度之，钱谦益楸枰三局揣摩之语，确相吻合，似非无据。岂非楚南拨云见日之时，而中兴之一大机会耶？
永历三年九月□□日具奏
据此牧斋《致稼轩书》作于顺治六年己丑之秋。其中已言及马进宝。故次年庚寅即有往金华游说马氏之事。更可注意者，即说马之举实与黄梨洲有关。黄宗羲《思旧录》“钱谦益”条（此条第四章已引，兹为便利论述，故重录之。）云：
一夜余将睡，公提灯至榻前，袖七金赠余曰，此内人（自注：“即柳夫人”）意也。盖恐余之不来耳。是年（指顺治七年庚寅），十月绛云楼毁，是余之无读书缘也。
《鲒埼亭集》一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略云：
公既自桑海中来，杜门匿景，东迁西徙，靡有宁居。又有上变于大帅者，以公为首，而公犹挟帛书，欲招婺中镇将以南援。
黄炳垕编《黄梨洲先生年谱》中“顺治七年庚寅”条云：
三月，公至常熟，馆钱氏绛云楼下，因得尽翻其书籍。
寅恪案：太冲三月至常熟，牧斋五月往金华。然则受之此次游说马进宝，实梨洲所促成无疑。观河东君特殷勤款待黄氏如此，则河东君之参预劝马反清之政治活动，尤可证明也。
又金氏《牧斋年谱》“〔顺治八年〕辛卯”条云：
为黄晦木〔宗炎〕作书绍介见马进宝于金华。（原注：“尺牍”）
金氏未言出于《尺牍》何通，但检《牧斋尺牍（中）·致□□□》略云：
余姚黄晦木奉访，裁数行附候，计已达铃阁矣。友人陈崑良赴温处万道尊之约，取道金华，慨慕龙门，愿一投分。介恃道谊之雅，辄为绍介。晦木知必荷眄睐，先为遥谢。
寅恪案：此札乃致马进宝者。细玩其语气，介绍晦木与介绍崑良，时间相距至近，且足知两人俱是初次介绍。今检《浙江通志》一二一《职官表》“分巡温处道”栏云：
陈圣治，辽东锦州人。顺治十年任。
万代尚，辽东铁岭人。顺治十四年任。
孟泰，辽东辽阳人。贡士。顺治十六年任。
及《清史列传》八十《马逢知传》略云：
〔顺治〕三年，从端亲王博洛南征，克金华，即令镇守。六年命加都督佥事，授金华总兵，管辖金衢严处四府。七年九月，奏言臣家口九十余人，从征时即领家丁三十名星赴浙东，此外俱在旗下，距金华四千余里，关山迢递，不无内顾之忧。恳准搬取。下部知之。十三年迁苏松常镇提督。
并《有学集》七《高会堂诗集》有：
丙申重九海上作。
一题及《高会堂酒阑杂咏序》末署：
〔顺治十三年〕丙申阳月十有一日书于青浦舟中。
故综合推计牧斋之介绍晦木见马进宝于金华，实在顺治十三年丙申秋季以前，马氏尚未离金华赴松江之时。至《浙江通志》列万代尚之任温处台道，始于顺治十四年者，不过因排次便利，只书年而不书月。否则，绝无元旦上任除夕解职之理也。
又徐孚远《钓璜堂存稿》一二《怀陈崑良》（原注：“时闻瞿稼轩之变”）云：
嗟君万里赴行都。桂岭云深入望迂。岂意张公双剑去，却令伍子一箫孤。粤西驻辇当通塞，湖北扬旌定有无。分手三年鸿雁断，如余今日正穷途。
可见陈氏同是当时参预复明运动之人。牧斋介绍之于马进宝，必非寻常干进以求衣食者之比。惜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三一《义行门·陈璧传》仅云：
陈璧，字崑良。崇祯末尝三上书论事。不报。归隐。
寥寥数语，殊为简略。今读闇公此诗，则陈氏平生志事更可证知矣。
兹仅录牧斋作品中，庚寅夏往返金华，游说马进宝之作品，并略加释证于下。《有学集》三《庚寅夏五集序》云：
岁庚寅之五月，访伏波将军于婺州。以初一日渡罗刹江，自睦之婺，憩于杭。往返将匝月，漫兴口占，得七言长句三十余首，题之曰《夏五集》。《春秋》书“夏五”，传疑也。疑之而曰“夏五”，不成乎其为月也。不成乎其为月，则亦不成乎其为诗。系诗于夏五，所以成乎其为疑也。《易》曰：“或之者，疑之也。”作诗者，其有忧患乎？
寅恪案：此《夏五集》可称为第一次游说马进宝反清复明之专集。河东君参预此活动，尤为显著。读者应特加注意也。
《早发七里滩》云：
欲哭西台还未忍，唳空朱啄响云端。（遵王注本此句下有牧斋自注云：“谢皋羽《西台恸哭记》，即钓台也。其招魂之词曰：化为朱鸟兮，有啄焉食？”）
寅恪案：“未忍”者，即未忍视明室今已亡之意。前论牧斋《次韵答盛集陶见赠》诗“终然商颂归玄鸟，麦秀残歌讵忍删”句及牧斋编《列朝诗集》，终于“丁集”事，俱详言之，兹不更赘。涵芬楼本“忍”作“得”，殊失牧斋本旨，故从遵王《注》本作“忍”。
《五日钓台舟中》云：
纬划江山气未开，扁舟天地独沿洄。空哀故鬼投湘水，谁伴新魂哭钓台？五日缠丝仍汉缕，三年灼艾有秦灰。吴昌此际痴儿女，竞渡讙呶尽室回。
寅恪案：此诗第七、第八两句颇不易解。以恒情论，牧斋独往金华，河东君及其女应在常熟家中，殊与“吴昌”之语不合。岂河东君及其女虽不同牧斋至金华，但仅送之至苏州，留居于拙政园耶？俟考。检刘继庄献廷《广阳杂记》三“涵斋又言海澄公黄梧既据海澄以降，即条陈平海五策”条，其第二策云：
郑氏有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当察出收拿。
《清史列传》九《黄梧传》云：
顺治十三年七月梧斩伪总兵华栋等，率众以海澄县投诚。
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永历十一年丁酉五月”条云：
藩行令对居守户官郑宫傅察算，裕国库张恢，利民库林义等稽算东西二洋船本利息，并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银两。
《明清史料丁编》三《五大商曾定老等私通郑成功残揭帖》云：
（上缺。）万两，前往苏杭二州置买绫绸湖丝洋货，将货尽交伪国姓讫。一，顺治十二年五月初三、四等日，曾定老就伪国姓管库伍宇舍手内领出银五万两，商贩日本，随经算还讫。又十一月十一、二等日，又就伍宇舍处领出银十万两，每两每月供利一分三厘。十三年四月内将银及湖丝缎匹等货搬运下海，折还母利银六万两，仍留四万两付定老等作本接济。
牧斋赋此诗时，郑氏之五大商尚未被清廷察出收拿。河东君之送牧斋至苏，或与此有关。夫郑氏之兴起，虽由海盗，但其后即改为经营中国南洋日本间之物产贸易。苏杭为丝织品出产地，郑氏之设有行店，自是当然之事。况河东君以贵妇人之资格，以购买物品为名，与绸缎店肆往来，暗作通海之举，可免为外人所觉察也。此说未敢自信，姑记于此，以俟更考。
《五日泊睦州》云：
客子那禁节物催，孤篷欲发转徘徊。晨装警罢谁驱去，暮角飘残自悔来。千里江山殊故国，一抔天地在西台。遥怜弱女香闺里，解泼蒲觞祝我回。
寅恪案：第四句盖与第七、第八两句相关，谓不与家人同作金华之行也。或疑“自悔来”之语，乃此行不成功之意。但据前引《马逢知传》，顺治七年庚寅九月，进宝奏请搬取在旗下之家口，可知进宝实已受牧斋游说之影响。然则牧斋此次婺州之行，亦不可谓无所成就矣。
《桐庐道中》云：
涉江无事但寻花。（自注：“兰溪载花盈舟，越人笑之。”）
寅恪案：此句并自注可参下引《东归漫兴》六首之五。牧斋此行明是有事，而曰“无事”，《与尺二书》中“一宿无话”之“无话”，遣辞用意正复相同，可发一笑也。
《留题湖舫（自注：“舫名不系园”）二首》之二云：
湖上堤边舣櫂时，菱花镜里去迟迟。分将小艇迎桃叶，遍采新歌谱竹枝。（《江左三大家诗画合卷》芝麓所写“新”作“长”。）杨柳风流烟草在，杜鹃春恨夕阳知。凭阑莫漫多回首，水色山光自古悲。
寅恪案：此题二首，第四章已全引。第二首第二联亦特加论释。兹复移录第二首全文，借见牧斋此时之情感。今《江左三大家诗画合卷》，除牧斋《西湖杂感二十首》及梅村所绘图外，并有芝麓所书此诗，末署：
癸卯三月十又二日芝麓弟龚鼎孳拜题。
据此，孝升题字乃在牧斋卒前一年。若非赝作，则龚氏深赏牧斋此诗，可以想见也。《西湖杂感序》（此题序及诗皆依《江左三大家诗画合卷》牧斋自写本。其他诸本间有不同，而意义亦佳者，并附注于下，以供参考）云：
浪迹山东，系舟湖上。漏天半雨，夏月如秋。登登版筑，地断吴根。攘攘烟尘，天分越角。岳于双表，绿字犹存。南北两峰，青霞如削。想湖山之繁华，数都会之佳丽。旧梦依然，新吾安在。况复彼都人士，痛绝黍禾。今此下民，甘忘桑椹。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何以谓之，嘻其甚矣。昔者南渡行都，慭遗南士。（“士”涵芬楼本及注本作“市”。）西湖隐迹，返抗西山。（涵芬楼本及注本“返”作“追”。）嗟地是而人非，忍凭今而吊古。丛残长句，凄绝短章，酒阑灯地，隔江唱越女之歌。风急雨淋，度峡落巴人之泪。敬告同人，勿遗下体，敢附采风，聊资剪烛云尔。庚寅夏五憩湖舫凡六日，得诗二十首。（诸本此句下有“是月晦日，记于塘栖道中”十字。）特倩梅村祭酒作图以为缘起，今并录之。
寅恪案：此序中“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之句，出《文选》四六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遵王已引，不待更释。牧斋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己身亦下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矣。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七三《别集类》“朱鹤龄愚庵小集”条云：
〔鹤龄〕与钱谦益为同郡，初亦以其词场宿老，颇与倡酬。既而见其首鼠两端，居心反覆，薄其为人，遂与之绝。所作《元裕之集后》一篇，称裕之举金进士，历官左司员外郎，及金亡不仕，隐居秀容，诗文无一语指斥者。裕之于元，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非独免咎，亦谊当然。乃今之讪辞诋语，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诳国人者，非徒悖也，其愚亦甚云云。其言盖指谦益辈而发，尤可谓能知大义者矣。
寅恪案：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眼，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王之言，抑何可笑。回忆五六十年前，清廷公文往往有“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之语。今读《提要》，又不胜桑海之感也。
《西湖杂感二十首》，其二云：
潋滟西湖水一方，吴根越角两茫茫。孤山鹤去花如雪，葛岭鹃啼月似霜。油壁轻车来北里，梨园小部奏西厢。而今纵与空王法（“与”诸本作“会”），知是前尘也断肠。
寅恪案：此首可与第四章引河东君《湖上草·西泠十首》之一“小苑有香皆冉冉，新花无梦不蒙蒙。金鞭油壁朝来见，玉佩灵衣夜半逢”两联相证发。柳赋诗在崇祯十二年己卯，钱赋诗在顺治七年庚寅。相去十二载，湖山一隅，人事变迁，已复如此，真可令人肠断也。
其八云：
西泠云树六桥东，月姊曾闻下碧空。杨柳长条人绰约，桃花得气句玲珑。（诸本此句下自注云：“桃花得气美人中。西泠佳句。为孟阳所吟赏。”）笔床研匣芳华里，翠袖香车丽日中。今日一来方丈室，（“一来”诸本作“一灯”。）散花长侍净名翁。
寅恪案：此首为河东君而作，自不待言。第七句牧斋自写本作“一来”，不作“一灯”，盖用佛典“四向”之一以指河东君。牧斋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冬答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云：“沾花丈室何曾染。”竟在十年之前作此预言矣。
其一六云：
建业余杭古帝丘，六朝南渡尽风流。白公妓可如安石，苏小坟应并莫愁。戎马南来皆故国，江山北望总神州。行都宫阙荒烟里，禾黍丛残似石头。（诸本此句下有自注云：“有人问建业。云吴宫晋殿亦是宋行都矣。感此而赋。”）
寅恪案：此首自伤其弘光元年五月迎降清兵之事。夫南宋都临安，犹可保存半壁江山，岂意明福王竟不能作宋高宗耶？“吴官晋殿”乃指明南都宫阙而言，不过诡称前代之名为隐语耳。
其一七云：
珠衣宝髻燕湖滨，翟茀貂蝉一样新。南国元戎皆使相，上厅行首作夫人。红灯玉殿催旌节，画鼓金山压战尘。粉黛至今惊毳帐，可知豪杰不谋身。（诸本此句下有自注云：“见周公谨罗大经诸书，亦南渡西湖盛事。”）
寅恪案：此首以梁红玉比河东君，甚为恰当。牧斋赋诗以梁比柳者甚多。此首作于游说马进宝反清之际，其期望河东君者，更与他作泛指者不同。可惜河东君固能为梁红玉，而牧斋则不足比韩世忠。此乃人间之悲剧也。
《东归漫兴》六首，其一云：
经旬悔别绛云楼，衣带真成日缓忧。入梦数惊娇女大，看囊长替老妻愁。碧香茗叶青磁碗，红烂杨梅白定瓯。此福天公知吝与，绿章陈乞莫悠悠。
寅恪案：此首可与第四章所引《东山酬和集》二牧翁《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及河东君《次韵诗》参照。钱柳两诗作于崇祯十四年辛巳。牧斋此诗则为顺治七年庚寅所赋，就牧斋方面言之，则地是人是而时世则非。故赋此首时，与当日只限于私人情感者，更复不同矣。
其三云：
棨戟森严礼数宽，辕门风静鼓声寒。据鞍老将三遗矢，分阃元戎一弹丸。戏海鱼龙呈变怪，登山烟火报平安。腐儒箧有英雄传，细雨孤舟永夜看。
寅恪案：《牧斋外集》十《马总戎四十序》略云：
今伏波犹古伏波也。予读史好观马文渊行事。
故牧斋所作关于马进宝之诗文，皆用马援之典。此首亦是其一。玩此诗之辞旨，盖怀疑进宝是否果能从己之游说以叛清复明。《华笑庼杂笔》一“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东归漫兴》批云：
牧斋意欲有所为，故往访伏波，及观其所为，而废然返櫂。
可供参证也。
其四云：
林木池鱼灰烬寒，鸳湖恨水去漫漫。西华葛帔仍梁代，（自注：《南史》，任昉子西华，流离不能自振，冬月着葛帔练裙。）东市朝衣尚汉官。白鹤遄归无石表，（“石表”遵王注本作“表柱”。）金鸡旋放少纶竿。旧棋解覆惟王粲，东阁西园一罫看。（自注：“过南湖，望勺园，悼延陵君而作。其子贫薄，故有任西华之叹。”寅恪案：来之有子名祖锡，字佩远。徐闇公《钓璜堂存稿》一三《吴佩远郊居（七律）》首句云：“雅游季子已家贫。”张玄箸煌言《张苍水集》第二篇《奇零草·送吴佩远职方南访行在兼会师郧阳》四首之四结语云：“凭君驰蜡表，蚤晚听铙歌。”祖锡本末详见徐俟斋枋《居易堂集》一四《吴子墓志铭》及《吴子元配徐硕人墓志铭》并《苍水集》所附王慈撰《张忠烈公诗文题中人物考略》及陈乃乾、陈洙撰《徐闇公先生年谱》“顺治三年丙戌”条。牧斋此诗自注所指来之之子，即是佩远也。）
寅恪案：此首与下一题《感叹勺园再作》，同是为吴昌时而赋，俟于下题论之。
其五云：
其六云：
寅恪案：此首写小别归来家人团聚之情事，殊为佳妙。牧斋性本怯懦，此行乃梨洲及河东君所促成。惴惴而往，施施而归，故庆幸之情，溢于言表也。检《清史列传》八十《马逢知传》略云：
〔顺治七年〕十一月，土贼何兆隆啸聚山林，外联海贼，为进宝擒获，随于贼营得伪疏稿，谓进宝与兆隆通往来，疏请明鲁王颁给敕印。又得伪示，称进宝已从鲁王。进宝以遭谤无因，白之督臣陈锦，以明心迹。锦疏奏闻。得旨，设诈离间，狡贼常情。马进宝安心供职，不必惊惧。
据此马氏为人反覆叵测，可以推知。何兆隆一案与牧斋金华之行，时间相距至近，两者或有关系，亦未可知。然则牧斋此行，实是冒险，河东君送之至苏，殆欲壮其胆而坚其志欤？
《感叹勺园再作》云：
曲池高馆望中赊，灯火迎门笑语哗。今旧人情都论雨，暮朝天意总如霞。（寅恪案：此联下句遵王注引范石湖《占雨》诗“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为释，甚是。但牧斋意则以“朝霞”比建州，以“暮霞”比永历，亦即左太冲《魏都赋》“彼桑榆之末光，逾长庚之初晖”之旨，谓天意将复明也。至上句遵王已引《杜工部集》一九《秋述》一文“旧雨来，今雨不来”为释，固昔人所习知。唯今日游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者，恐未必尽知耳。一笑。）园荒金谷花无主，巷改乌衣燕少家。惆怅夷门老宾客，停舟应不是天涯。
寅恪案：牧斋此行过嘉兴，感叹勺园，一再赋诗，兼寓朝政得失、民族兴亡之感，不待赘论。其实牧斋之微旨，尚不止此，盖勺园者，即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春由杭至禾养疴之地。是年冬，牧斋至嘉兴遇惠香（当即卞玉京。）河东君之访半野堂，亦预定于此时。职是之由，勺园一地乃钱柳因缘得以成就之枢纽。牧斋不惮一再赋诗，殊非偶然。今《梅村集》中关于勺园之诗，《鸳湖曲》一首，最为世所传诵。读者谓其追伤旧朝亡友而已，但不知其中实隐藏与卞玉京之关系。其微旨可从原诗辞句中揣知之也。特记于此，以告世之读骏公诗者。
《婺归，以酒炙饷韩兄古洲，口占为侑》云：
好事何人问子云，一甘逸少与谁分。酒甜差可称欢伯，炙美真堪遗细君。大嚼底须回白首，浅斟犹忆醉红裙。（自注：“兄高年好谈风怀旧事。”）晴窗饭罢摩双眼，硬纸黄庭向夕曛。（自注：“兄家藏杨许黄庭楷书，日摹数纸。”）
寅恪案：《有学集》二四《韩古洲太守八十寿序》云：
岁在旃蒙协洽雷州太守古洲韩兄春秋八十。余曰：“是吾年家长兄也。是吾吴之佳公子，良二千石，国之老成人也。是闳览博物之君子，海内收藏赏鉴专门名家也。”
嘉庆修《雷州府志》九《职官表》“明知府”栏载：
韩逢禧，长洲人。官生。天启元年任。
李之华。
丁纬。
范得志，七年任。
容庚君藏《兰雪斋刻定武兰亭帖》附韩氏《云跋》：
余先宗伯（寅恪案：逢禧父世能，曾任礼部侍郎。事迹见《明史》二一六《黄凤翔传附世能传》、《明诗综》五一“韩世能”条及同治修《苏州府志》八七《长洲县·韩世能传》等。）于万历甲戌曾得韩侂胄所藏《定武兰亭》，时余尚未生。及余既长，笃好法书，遂蒙见赐。临玩最久，寝食与俱。崇祯庚午又购得荣芑所藏本，二卷皆严氏物。“荣芑本”有项子京印识。今阅此本，与余所藏荣芑旧本同一手拓出，纸墨奇古，神采勃发。卷内有朱文公手题，前后亦有项子京印识，可见项氏藏物之富如此。〔天启四年〕甲子，解组归田，心厌烦嚣，复得睹此，合余藏二卷，同校于半山草庐。三卷同是定武真刻，六百余年神物，今得并来同聚一室，大是奇缘，眼福良厚矣。喜书其后。半山老人韩逢禧。（下钤有“朝延氏”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