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定设计方案(1/3)
●1949年，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方案的通知。
●1951年8月29日，梁思成亲自给纪念碑主要负责人彭真写了封信，切实地提出了自己对纪念碑设计的看法和观点。
●1952年5月10日，在北京市市政府的第一会议室里，由梁思成主持召开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大会。
● 审定设计方案
向全国征选规划设计方案
1949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持，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方案的通知。
通知下发后，海内外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开始构思设计，力争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一分贡献。
对收到的方案进行整理，大致可以分为几个主要类型：
一是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碑应有亲切感，方案采用平铺在地面的方式；
二是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
三是用高耸矗立的碑形塔形，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
关于艺术形式，有用中国传统形式的，有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现代”式的。计划委员会邀请各方面单位、团体的代表以及在京的一些建筑师、艺术家会同评选。
平铺地面的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于是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以碑的形式为主，还是以雕像的形式为主？
后来，周恩来指示：
建筑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
根据这一指示，计划委员会经组织讨论，最后确定了“高而挺拔”的原则，并组织设计人员归纳设计成3个方案，连同模型送中央审定。
经审查，初步选出了高耸的炬形立柱等3个方案。这3个方案都做成了1∶5的大模型，两个碑顶换上坡屋顶和群雕像的小模型，自1951年国庆节起放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奠基处陈列，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对纪念碑设计展开大讨论
1950年6月10日，在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讨论会上，确立了纪念碑建筑设计的原则。
会上提到：
碑文为本设计之主要部分，非次要者或装饰品；碑文的部位应在显著的中轴线上，以适当的高度和正常的视线作为根据，来决定纪念碑的体形。这里强调了碑文是设计的中心，应放在中轴线上，即南北两面，虽然没有确定碑文的设计朝向，但此次讨论提出了碑的实用功能“应照顾到各地人民及对外交使节献花方式即碑文的正反面问题。”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致主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应以碑的形式为主，以碑文为中心主题。
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如果以雕像为主，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可能会被苏联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外国不同，外国的纪念雕塑一般只是纪念一人、一事，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则是纪念鸦片战争以来跨越百年的无数人和事，这是任何群雕大师无论用具体或抽象的雕塑都难以构思和表达的。
如果以文字和书法表达纪念内容的传统方式，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既能简单明了地表达这一伟大内容，又符合中国传统民族形式，体现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魄。
林徽因曾直率地说：
任何雕像或群雕都不可能和毛泽东亲题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周恩来亲题的碑文相比。
在风格设计上，林徽因主张以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唐代风格为蓝本，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乐章，显示着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
唐代雕塑吸收了南朝文化精致、细腻、华美的优点，又刚柔并济，浑厚中有灵巧，粗犷中有妩媚，豪放中有细腻，凝重中有轻盈。唐代雕塑代表着完满、和谐，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构体系。唐代艺术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类似的人文主义特点，因此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
经过多次讨论，计划委员会采用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建议的设计方案，即以碑为主，以碑文为主题。
后来在1953年2月，美工组下属的研究组，包括吴作人、王朝闻、王式廓、董希文、王逊、吴劳、高庄、冯法祀等，和北京市美术家分别召开会议，对纪念碑的碑形设计提出了很多意见。
经过热烈的讨论，美术家们提出了许多意见，根据上级的精神，纪念碑的碑形已由中央领导决定，纪念碑的基础工程已经在做，所以最好在原基础上提意见。在收到了一批新的碑形设计方案的基础上，经过修正的碑形设计方案较前有了不少变化。
1953年5月28日，美工组全体同志整理出了一个共同的意见，对纪念碑的新碑形表示肯定，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内容如下：
大家基本一致同意新碑形。碑盖简单一些，提高些，脊的形象以向外凸出为好。浮雕部分加高，加大，碑身弧线小一点。阶梯口再放宽，每侧多一个栏杆。第二层台，四面放宽一个栏杆。
从修改的的思路可以看出，雕塑家们并不同意为了追求纪念碑造型挺拔而缩短底座宽度。因此要求加宽浮雕部分。
这些意见为纪念碑的造型修改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完善了纪念碑的碑形设计，部分地弥补了雕塑家在纪念碑前期设计工作中没有参与的缺憾。
纪念碑开工后，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仍不断收到群众和专家的新的修改意见。委员会又将设计经过及所有图案照片寄发各地建筑单位、建筑学校、美术界、文艺界，再度征求图案和文字意见，又收到图案30多幅、文字意见100多件。
经多次座谈，将原碑形进行了修改。
这次设计确立以双重须弥座来承托碑身，取消由旁门曲折而上的检阅台和台身内部狭窄、目的性不明确的陈列室。
至此，纪念碑碑形雄朴、主题明确。同时提出，广场本身的建设计划也须早日确定，从而使纪念碑立于广场之中，以显其崇高伟大。
梁思成就设计方案致信彭真
1951年8月29日，梁思成给纪念碑主要负责人彭真写了封信，切实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彭市长：
……
以我对于建筑工程和美学的一点认识，将它分析如下。
这次3份图样，除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处理碑的上端外，最显著的部分就是将大平台加高，下面开3个门洞。
如此高大矗立的、石造的、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底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3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做，但在视觉上太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我认为这是万万做不得的。这是这份图样最严重、最基本的缺点。
在这种问题上，我们古代的匠师是考虑得无微不至的。北京的鼓楼和钟楼就是两个卓越的例子。它们两个相距不远，在南北中轴线上一前一后鱼贯排列着。鼓楼是一个横放的形体，上部是木构楼屋，下部是雄厚的砖筑。因为上部呈现轻巧，所以下面开圆券门洞。但在券洞之上，却有足够高度的“额头”住，以保持安定感。钟楼的上部是发券砖筑，比较呈现沉重，所以下面用更高厚的台，高高耸起，下面只开一个比例上更小的券洞。它们一横一直，互相衬托出对方的优点，配合得恰到好处。
但是我们最近送上的图样，无论在整个形体上，台的高度和开洞的做法上，与天安门及中华门的配合上，都有许多缺点。
1、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物，但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却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因此，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又像是重复，而又没有相互衬托的作用。现在的碑台像是天安门的小模型，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上横列着的，本身是玲珑的木构殿楼。所以英雄碑是石造的就必须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体：矗立峋峙，雄朴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把它浮放在有门洞的基台上，实在显得不稳定，不自然。也可说是很古怪的筑法。
由上面两图中可以看出，与天安门对比之下，
上图的英雄碑显得十分渺小，纤弱，它的高台仅是天安门台座的具体而微，很不庄严。同时两个相似的高台，相对地削减了天安门台座的庄严印象。而下图的英雄碑，碑座高而不太大，碑身平地突出，挺拔而不纤弱，可以更好地与庞大，龙盘虎踞，横列着的天安门互相辉映，衬托出对方和自身的伟大。
2、天安门广场现在仅宽100米，即使将来东西墙拆除，马路加宽，在马路以外建造楼房，其间宽度至多亦难超过一百五六十米左右。在这宽度之中，塞入长宽约40余米，高约六七米的大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略可容1000人的礼堂的体积，将使广场窒息，使人觉到这大台子是被硬塞进这个空间的，有更使广场透不出气的感觉。由天安门向南看去或由前门向北望来都会失掉现在辽阔雄宏之感。
3、这个台的高度和体积使碑显得瘦小了。碑是主题，台是衬托，衬托部分过大，主题就吃亏了。而且因透视的关系，在离台二三十米以内，只见大台上突出一个纤瘦的碑的上半段。所以在比例上，碑身之下，直接承托碑身的部分只能用一个高而不大的碑座，外围再加一个近于扁平的台子，即为瞻仰敬礼而来的人们而设置的部分，使碑基向四周舒展出去，同广场上的石路面相衔接。
4、天安门台座下面开的门洞与一个普通的城门洞相似，是必要的交通孔道。比例上台大洞小，十分稳定。碑台四面空无阻碍，不唯可以绕行，而且我们所要的是人民大众在四周瞻仰。无端端开3个洞窟，在实用上既无必需；在结构上又不合理；比例上台小洞大，“额头”极单薄，在视觉上使碑身漂浮不稳定，实在没有存在的理由。
总之，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不宜放在高台上的，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
至于碑身，改为一个没有顶的碑形，也有许多应考虑之点。传统的习惯，碑身总是一块整石。这个英雄碑因碑身之高大，必须用几百块石头砌成。它是一种类似塔型的纪念性建筑物，若做成碑形，它将成为一块拼凑而成的“百衲碑”。很不庄严，给人的印象很不舒服。
关于此点，在一次的讨论会中我曾申述过，张奚若、老舍、钟灵，以及若干位先生都表示赞同。所以我认为做成碑形不合适，而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多块砌成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物的形体。因此，顶部很重要。我很赞成注意顶部的交代。可惜这3份草图的上部样式都不能令人满意。我愿在这上面努力一次，再草拟几种图样奉呈。
薛子正秘书长曾谈到碑的四面各用一块整石，四块合成，这固然不是绝对办不到，但我们不妨先打一下算盘。前后两块以长18米，宽6米，厚1米计算，每块重约215吨；两侧的两块，宽4米，各重约137吨。我们没有适当的运输工具，就是铁路车皮也仅载重50吨。到了城区，4块石头要用上万的人力、兽力，每日移动数十米，将长时间堵塞交通，经过的地方，路面全部损坏。无论如何，这次图样实太欠成熟，缺点太多，必须多予考虑。英雄碑本身之重要和它所占地点之重要都非同小可。我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无限的崇敬，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敢喘气放胆做去。
此致敬礼！
梁思成
1951年8月29日
梁思成的信中还详细地画上了好几副草图。实质上是一篇精湛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论文。
彭真对信中的意见高度重视，在纪念碑碑体的设计中采用了梁思成的建议。
梁思成于1924年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他在听过建筑史教授阿尔弗莱德?古米尔的课后，对建筑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宾大建筑系最后一年的学习中，梁思成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比较草图、正面图，以及其他建筑特色入手，梁思成追溯了这一时期建筑的发展道路。
从梁思成在校期间获得两枚设计金奖可以得知，他的学习是十分优秀的。当然，梁思成没有赶上20世纪30年代格罗皮乌斯、米斯凡德罗从德国到美国开创的包豪斯的现代建筑教学，这使他感到遗憾认为自己刚好错过了建筑学走向现代的大门。
从欧美留学回到中国时，梁思成对西洋古典和当代建筑的知识量，超过了对中国古建筑的了解。有论者认为：他对欧美古典和现代作品的学习，时间很短不可能深入。但西方学者对知识的态度和治学方法，对他的工作会有作用。
梁思成去考察中国古建筑，显示出了有计划和系统性，脑子里有具体形象的格局，对欠缺的内容心中有谱。
梁思成历来习惯于把收集来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凡事都讲究个一二三。
这些教育背景和技术手段的运用，使他与中国前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他是用西方人的眼光，回头审视中国古建筑，因此具有独特的敏感性。
早在梁思成19岁时，就设计了清华大学的王国维纪念碑。梁思成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一致公认的。
20世纪50年代初，围绕人民英雄纪念碑是采用雕塑形式还是碑的形式有许多争论，一些批评的意见认为纪念碑的造型设计太传统。当时有许多人不理解，但梁思成坚持了自己的设计思想，也吸收合理的意见作了修改。
定下碑的形式以后，碑体的造型与碑顶处理也是很难的问题梁思成为此呕心沥血。
在梁思成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进行设计的时候，他们已经对中国传统建筑有了深入的研究，所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风格，体现出鲜明的中国传统建筑特色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但是，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没有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高大的以指向天空为精神的建筑物。中国传统建筑中，碑是一种建筑群体的附属物；只有塔这样的建筑才会有如此的高度和纪念碑性，而西方的纪念碑与纪念柱一向就有比较高的高度。
梁思成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虽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也反映了他对城市广场空间的把握、对纪念碑整体与天安门广场周围环境与建筑物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而纪念碑的碑身的部分，也吸收了古希腊神庙石柱和中国古代佛塔建筑和宫殿廊柱的特点，纪念碑的设计是他们对中外建筑研究的合理成果。
梁思成写给彭真市长的这封信，阐明了他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基本思想。
今天看来，这封信对于中央首长下决心采用现在建成的碑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是梁思成的这封信，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形式。
信的起因是计划委员会设计组将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草图三种，未经梁思成审查就送交彭真。梁思成知道以后，十分着急，就立刻写信给彭真市长，陈述自己的看法。
在这封信中，梁思成指出了方案的3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如此严重的缺点，导致视觉上太缺乏安全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
梁思成进而从纪念碑与天安门的关系上阐述了纪念碑与天安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不应有任何类似的形体，而应互相衬托出对方和自身的伟大。天安门是木构殿楼，横亘在有门洞的基台上，纪念碑是石质构建，应坚实稳固地立在地上。
另外，一个高大的台子塞入天安门广场中，使广场透不过气，显得更加瘦小，颠倒了碑与昌盛的主次关系。所以梁思成主张，在碑身之下，直接承托碑身的部分只能用一个高而不大的碑座，外围再加一个近于扁平的台子供人们瞻仰之用，使碑基向四周舒展出去。
总之，这个方案中高大的检阅台和台座下的3个大洞既与天安门重复，也无实用功能，无论从美学的角度还是从建筑学的角度都存在很大问题。
在这里，梁思成以其对于天安门的审美意蕴的把握，从纪念碑与天安门的相互关系中，确立了纪念碑设计的基本思路，以后的设计，均是按照梁思成的思想进行的。
可以说，这封信是纪念碑设计历史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阐述，是梁
思成对纪念碑设计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
1952年5月10日，在北京市市政府的第一会议室里，由梁思成主持召开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大会。
会议通过了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及重要工作人员名单，决定由兴建委员会负责审查纪念碑设计、浮雕图案、核定工程计划及经费等重大事宜。
委员会由全国政协、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等17个单位组成。
这些单位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总政治部、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国建筑工程学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协商委员会、北京市计划委员会。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大会，还推选了彭真市长为主任委员。
另外，会议还决定郑振锋、梁思成为副主任委员，薛子正为秘书长，王明之为工程事务处处长，吴华庆为副处长。
工程事务处下设7个小组，分别为：建筑设计组，美术工作组，电气装置组，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电业局负责，土木施工组，石料供应组，财务核算组，即由中财委负责，摄影纪录组，即北京电影制片厂及新闻摄影局负责。
会议通过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组织规程》第四条规定：
本会委员会负责审查纪念碑设计、浮雕图案、核定工程计划及经费等重大事宜。
第六条规定：
建筑设计组的任务是负责设计纪念碑图案，绘制施工图样，计算结构，在施工期间，随时检查工作，供给详图。
美术工作组的任务是负责拟具浮雕题材、设计图面及制作浮雕等工作。
会议决定，人民英雄纪念碑系伟大而永久的革命纪念物，必须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从事此工作，必要时可以通过中央人事部，向全国各地调用干部。
关于美工组的组长人选，会议决定由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自行推定，并成立核心组，负责决定组内重要问题，并与设计组联系。
6月19日，纪念碑美术工作组成立。组长刘开渠；副组长渭田友、张松鹤。
此外，建筑设计组的组长为梁思成，副组长莫宗江；土木施工组组长王明之。
其实，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早在一年前已经开始筹建了。
1951年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给政务院的报告中，已经提到有关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问题。
这一报告由当时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主要内容是拟于1951年春纪念碑开始施工，并提出了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工程预算。
这一报告的第四条还说：
拟即成立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开始兴建，谨检附纪念碑图样四纸，关于图样与前呈阅草图略有更改、模型一具，附模型说明、造价概算表及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各一件，呈请校示。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1952年5月22日关于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致政务院周恩来的报告稿记载，北京市政府于4月29日邀请中央部门、军委总政治部、政协全国委员会等9个单位，举行纪念碑筹建座谈会，经讨论，决定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负责兴建工作，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全国总工会等17个单位各推派代表1人为委员。5月10日，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
为了保证纪念碑工程的质量和顺利施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下设4个专门委员会。
这4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是：
施工委员会委员，由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处副处长郑孝燮、中财委总建筑处直属工程公司刘导楠、北京市建筑公司设计部钟森、北京市企业公司张象昶、清华大学吴柳生担任。
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委员，由中国建筑公司庄俊、南京大学建筑系杨延宝、政务院文物局郑振峰、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张博和朱兆雪、清华大学的赵政之、林徽因、莫宗江、吴良镛、中宣部王朝闻、计划委员会陈占祥担任。梁思成作为召集人，薛子正、吴华庆、梁思敬列席。
结构设计专门委员会委员，由杨宽麟、陈致中、陈梁生、茅以升、蔡方阴、林诗伯、陈志德、卞维德、王明之担任。召集人为朱兆雪。
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委员，由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政务院文物局的郑振锋和王冶秋，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军委总政治部陈沂、中宣部党史资料室缪楚黄代表，中共中央办公厅裴桐担任。召集人范文澜。
3个处是工程事务处、设计处、办事处。
7个组是工程事务处下辖土木施工组、石料供应组、电气装置组、财务会计组、摄影纪录组。
设计处下辖建筑设计组、美术工作组。其中最为重要的3个组为：土木施工组、建筑设计组、美术工作组。
至此，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基本框架已经确定。
在接下来的的工作中，建筑设计委员会和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对纪念碑的建筑设计和浮雕题材、题目的确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指导审定设计方案
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后立即展开工作。他们从240多种设计方案中精选出8种，向专业设计人员广泛征求意见。
这8种设计方案包括矮而分散的典型设计，高而分散的典型设计，做成3座门的设计，矩形主柱式碑形——高的典型设计，有望台的设计，红墙上立碑的设计，碑顶立群像的设计和最后被采用的碑形设计。
在众多的设计方案构思中，设计意见有较大的差别。分歧较大的意见有：碑的下座要不要建成陈列室；下层台阶要不要作成检阅台；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顶部开窗，可供瞭望北京市容；意见中分歧最大的是碑顶的造型，到底是建成宝顶歇山式，还是塑造英雄的群雕。
因为这些意见不统一，使得工程难以启动。经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与有关方面初步协商，最后决定：
1、台基部分先按陈列室设计，留有改变的余地。
2、因为已有天安门作为大检阅台，下层平台决定不作检阅台设计。
3、为维修方便，碑身做成空筒但筒顶不开瞭望窗以维护纪念碑的庄严肃穆。空筒碑身也使得碑体重量大大减轻，连地下的混凝土在内，总重量只有1万吨左右。
4、最难确定的碑顶暂缓设计，选意见最为集中的设计方案中的3个制成1：5的模型，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就在底层按陈列室设计全部钢筋混凝土即将完成时，台基做成实体的意见又占了上风，坚持这一方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做成实体碑身显得庄重稳妥，如下设陈列室，碑身则有架空不稳之感，这对于一座烈士纪念碑是不合适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关心的事情，是在他们直接指示下完成的。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毛泽东手书批示。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3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后，向毛泽东建议，对纪念碑的设计提出新的意见，如：
浮雕史料应特别慎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图画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虑铜铸；整个图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纹样宜另行选择，明清两朝纹样纤弱无力，不宜多用等。
毛泽东看到建议后，批示：
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
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中还有另一份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953年后，兴建委员会对既定方案的颜色、高矮等情况进行进一步完善和修改，边设计边施工，直到1957年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
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从发布征集通知到最终定稿用了8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