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性差异与劳动分工
从前面的考察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有两种大的倾向支配着所有的精神现象。这两种倾向——社会感、个体对权力及支配他人之地位的追求——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活动，影响着每一个人在追求安全感、实现其人生三大挑战（爱情、工作、社会）过程中的态度。如果我们想理解人的灵魂，那么在判断精神现象时，我们就必须使自己习惯于探究这两个因素之间量的关系和质的关系。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制约着人们理解社会生活逻辑的程度，并因而决定着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由社会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是维持人类社会所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每一个人在某个时候或某个地方都必须尽他的一份职责。不尽其职责或否认社会生活价值的人，往往会成为一个反社会的存在，并放弃自己在人类社会中的同伴关系。符合这种情况的简单例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利己主义者、恶作剧者、自我中心者和讨厌鬼；而较为复杂的例子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怪人、流浪汉和罪犯。公众之所以谴责这些特质和特征，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这些特质与特征的本源，同时也因为他们凭直觉领悟到了这些特质与特征与社会生活需要的不相容性。因此，任何一个人的价值都是由他对其同伴的态度，以及他参与社会生活所要求的劳动分工的程度决定的。他对于这种社会生活的肯定使自己成了一个对他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人，使自己成了维系社会之巨大链条中的一环。如果这一链条被打乱，那么，人类社会就不可能不被打乱。一个人的能力决定着他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中的位置。这个简单的真理之上却笼罩着许多困惑，因为对权力的追求和支配他人的欲望已经把错误的价值观念引到正常的劳动分工中。这种对支配地位的追求扰乱并阻碍了整个生产，并给了我们一个判断人类价值的错误基础。
由于有些人拒绝适应他们必须适应的位置，因而扰乱了劳动分工。此外，一些人的错误野心和权力欲望也增加了劳动分工的难度，他们为了个人的私利，阻碍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工作。同样，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差别也导致了很多纠纷。个人权力和经济利益也影响着劳动领域的分工，所有较好的位子都专门留给了某些阶级的人，即那些更有权势的人，而其他阶级的其他人则被排除在外。认识到社会结构中众多的影响因素，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劳动分工从来都不能顺利进行了。这些不断扰乱劳动分工的力量，导致一些人成了特权阶层，而另一些人则成了奴役的对象。
人类的两性差异造成了另一种劳动分工。由于体格上的不同，女性被排除在了某些特定活动之外，而另一方面，有些劳动也不会分配给男性做，因为他们更适合于做其他的工作。这种劳动分工应该根据一个完全不带任何偏见的标准来制定，而所有为了妇女解放的运动只要在冲突的白热化阶段没有超越符合逻辑的观点，便是接受了这个观点的逻辑。劳动分工绝不是要剥夺女人的女性气质，也绝不是要扰乱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自然关系。每一个人都需要最合适自己的劳动机会。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劳动分工逐渐成形，女性接管了世界上的一部分工作（不然的话，这部分工作可能也需要男性来做），而男性则会占据能使其能力发挥更大作用的位子。只要工作上的能力没有使用不当，只要体力和脑力没有被歪曲从而导致不良后果，我们就不能说这种劳动分工毫无意义。
二、男性在当今文化中的支配地位
作为朝着个人权力方向发展的文化结果，尤其是在一些希望确保自己获得特权的个人和社会阶级的努力之下，这种劳动分工已经驶入了独具特色的、使我们整个文明呈现出某种色彩的航道。结果，男性在当今文化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劳动分工使得男性这个拥有特权的群体在某些利益上得到了保证，而这也是他们在劳动分工中支配女性的结果。就这样，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获得了种种利益，他们支配着女性的活动，目的是使更为惬意的生活方式将永远属于男性，而那些分配给女性的活动，男性则能轻易地回避。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男性一直不断地为支配女性而努力，而女性则出现了对男性统治的不满。由于两性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因此我们很容易想象，这种持续的紧张会导致精神上的不和谐和严重的身体障碍，而这必然会给双方都带来异常的痛苦。
我们所有的制度、传统态度、法律、道德、习俗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它们都是享有特权的男性为了自身统治的荣耀而确定并维持的。这些习俗制度甚至已经延伸到了幼儿园，对儿童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儿童并不需要对这些关系有太多的理解，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关系对他们的情感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些态度进行研究，如当要求一个小男孩穿女孩的衣服时，我们就会看到他的反应是大发脾气。一旦一个男孩对权力的渴求达到一定程度，我们必定会发现他对成为男人的特权表现出某种偏好，他认识到男人的特权会保证他无处不在的优越感。我们在前文提到过这个事实：当今的家庭教育过高估计了对权力追求的价值。于是，维持和夸大男性特权的倾向自然紧接着就产生了，因为作为家庭权力象征的通常都是父亲。比起母亲无时不在的陪伴，父亲神秘的来来去去更能激起儿童的兴趣。儿童很快就看出了父亲所扮演的突出角色，并注意到父亲是怎样起带头作用，怎样安排家中的一切，以及如何在任何场合都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出现。他还会看到家里的所有成员都服从父亲的命令，母亲也总是征询父亲的意见。从每一个角度看，父亲似乎都是一个强大而有力的人。有些儿童将父亲当作绝对的标准，以至于他们坚信父亲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圣的；他们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时，总会说父亲曾经这样讲过。即使在那些父亲的影响看起来并不那么明显的情形中，儿童也会意识到父亲的支配地位，因为家庭的整个重担似乎都落在了父亲的肩上，而事实上，只有劳动分工才能使父亲在家庭中更好地发挥其力量。
就男性支配地位起源的历史而言，我们必须让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现象并不是自然产生的。男性的支配地位需要用无数的法律来保证，就证明了这一点。它同时也表明，在男性支配地位没有得到法律的强制执行之前，必定还存在男性特权不那么明确的时期。历史证明，在母系氏族社会确实有过这样的时期，那时，是母亲，是女人扮演着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尤其对儿童而言，母亲显得更为重要。在那个时候，氏族中的每一个男人都有责任尊重母亲的荣耀地位。某些习俗和惯例仍然带有这种古老制度的色彩。比如，在将陌生男子介绍给儿童时，称呼他们为“舅舅”或“表哥”。在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男性支配之前，必定经历过一场恶战。喜欢相信自己的特权和优势是大自然决定的男人一定会非常惊讶地发现，男性并非一开始就拥有这些优势，而这些优势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获得[1]。男性胜利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女性被征服，这一点在法律的建立健全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见证了这个漫长的征服过程。
男性的支配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有证据表明，这主要是原始部落之间不断打仗的结果，在持续不断的征战过程中，作为武士的男人扮演了更为突出的角色，最后，他又利用这种新获得的优势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出现的还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确立，这些构成了男性支配地位的基础，因为男性通常既是财产的获得者，也是财产的所有者。
然而，成长中的儿童并不需要阅读这方面的书籍便可知道这一点。虽然他对于这些考古学资料一概不知，但他能感觉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男性是家庭中享有特权的成员。即使具有相当洞察力的父母有意忽略这些从古老年代继承下来的特权，而倾向于支持男女间更大的平等，这种情况也依然会发生。我们很难让儿童清楚地明白，承担家务职责的母亲其实和父亲的价值是一样的。
一个小男孩从出生伊始，眼睛看到的便是盛行的男性特权，想一想这一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从他出生的那天起，他便因为是男孩而受到了比女孩更大的欢迎。父母更喜欢生男孩，这是众所周知、经常发生的事情。作为酷似父亲的男孩，他每时每刻都感觉到自己享有某种特权，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旁人不经意间说的话或者他偶尔听到的话语，总是不断地提醒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男性角色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在雇用女仆干家庭粗活这一惯例上，男孩也看到了男性的支配地位，并最终因这样的事实——他周围环境中的女性丝毫都不认为她们与男性是平等的——强化了他的观点。所有女人在结婚前都应该向其未婚夫提这样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你对于男性的支配地位，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是怎么看的？”但未婚夫们通常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有的女人会表现出对男女平等的追求，而另一些女人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顺从。相反，我们看到，父亲从孩提时代就坚信：作为男人，他将有更为重要的角色去扮演。他将自己的这一信念解释为一种绝对的责任，从而只对那些有利于男性特权的生活挑战和社会挑战做出反应。
儿童通常会经历从此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一切情形。他从中得到的一些有关女人本性的画面，其中大多数女人都扮演了可悲的角色。就这样，男孩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鲜明的男性色彩。在他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所有他认为值得追求的目标都无一例外地具有男性特质和男性态度。从这些权力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典型的男性美德，清楚无疑地向我们表明了它的起源。有些性格特征被看作男性的性格特征，而有些性格特征则被视为女性的性格特征，虽然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分类的合理性。虽然我们将男孩的心理状态与女孩的心理状态进行比较，表面上看似乎找到了支持这种分类的证据，但我们所涉及的通常不是自然现象，而只不过是在描述一些已经被引导进某一特定航道的个体表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因为特定的权力概念而被局限在了很小的范围之内。这些权力概念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他们指明了必须寻求发展的位置。事实上，将性格特征分为“男性的”和“女性的”这种分法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我们将会看到，这两种性格特征都能被用来实现对权力的追求。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顺从、服从等所谓的“女性”特征来表现权力。一个顺从听话的儿童所享有的好处，有时候能让他比不听话的儿童更引人注目，更能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虽然二者身上都存在对权力的追求。由于对权力的追求通常会以非常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对精神生活的洞察往往会变得更加困难。
随着男孩渐渐长大，他的男性身份成了一种重要的职责，他的野心、他对权力及优越感的欲望毋庸置疑地与这种作为男性的职责联系到了一起，并彼此等同起来。对许多渴望权力的儿童来说，仅仅意识到自己的男性身份还不够；他们还必须显示出自己是男子汉，因而必须拥有自身享有特权的证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一方面努力让自己出人头地，并以此衡量自己的男性特征；另一方面，他们还可能会竭尽一切可能对周围环境中的女性横行霸道。根据他们所遭遇的抵抗程度，这些男孩子要么用顽固倔强、粗野反抗，要么用诡计、狡诈，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既然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享有特权之男性的标准来接受衡量，那么，人们总是将这样一个标准摆在男孩子面前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他会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观察自己，并反问自己的活动是否够“男子气概”，自己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今天，我们所认为的“男子气概”已经成了一种常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某种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某种满足个体自恋倾向的东西，它凭借一些表面上看似“积极的”特征，如勇气、力量、职责、赢得所有的胜利（尤其是对女人的无往不胜）、获得地位、赢得荣誉、拥有头衔，以及想把自己变得冷酷坚强以避免所谓“女性”倾向的欲望等，给人一种优越于他人、支配他人的感觉。为了赢得个人优越感，人们持续战斗着，因为获得支配地位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男性美德。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每个男孩具有了他从成年男性，尤其是父亲身上所见到的性格特征。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人为滋养起来的显赫幻想的衍生物，在我们社会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男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激励着去奋斗，以确保自己拥有权力和特权，这就是所谓的“男子气概”。在糟糕的情形下，这种气概会退化成众所周知的粗鲁、野蛮。
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一个男人所能得到的种种好处非常有**力。因此，当我们看到许多女孩坚持把“有男子汉气概的理想”当成无法实现的愿望，或者当成判断她们行为的标准，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这一理想可能会表现为言行举止的一种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每一个女人都想成为男人！我们发现，那些想成为男人的女孩尤其具有无法控制的愿望，她们想在更适合于男孩（因为男孩的体格与女孩不同）的游戏和活动中大显身手，吸引人们的注意。她们爬树，更喜欢跟男孩子一起玩，认为所有“女孩子气的”活动都是可耻、丢脸的，并因此避之唯恐不及。只有男性化的活动才能让她们感到满足。当我们理解了对优越感的追求更多地与事物的象征意义，而不是生活的活动有关时，我们便容易理解这些偏爱男子气概的现象了。
三、所谓的女人低能
一直以来，男人习惯于通过坚称他的地位是自然赋予的、他的支配地位是女人的低能造成的，来证明自己拥有支配地位的合理性。女人低能这个概念传播得非常广泛，以至于它似乎已成了所有民族的共同财产。与这种偏见密切相关的是男人的某种不安，这种不安很可能起源于反对母系氏族的战争年代，当时，女人是男人真实性焦虑的根源。我们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中时常能看到这类表述。一位拉丁作家曾写道，“女人是男人的福乐所寄”“女人是男人不解的困惑”。在神学会诊书卷中，女人是否有灵魂是人们经常争辩的问题，还有学术论文专门探讨了女人是否确实是人的问题。长达一个世纪对女巫的迫害和焚烧就是这些错误的令人遗憾的观念造成的，在那个被人遗忘的时代，人们对这个问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和困惑。
女人常被视为万恶之源，这在《圣经》的原罪概念或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中都可以看到。海伦的故事表明，一个女人可以使整个民族陷入不幸。不管哪个时代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都包含对女人道德水平低下、邪恶奸诈、虚情假意、背信弃义、变化无常的描述。有人甚至将“女人般的愚蠢”用作法律诉讼中的辩论词。与这些偏见相一致的是对女人的才干、勤奋及能力的贬低。在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学中都充斥着贬低、批判女人的形象比喻、奇闻逸事、警句格言和笑话。人们常常责骂女人心怀恶意、心胸狭窄、愚蠢糊涂，等等。
为了证明女人的低能，这些证言有时候异常尖刻。一些男人，如斯特林堡（Strindberg）、墨比斯（Moebius）、叔本华（Schopenhauer）、魏宁格（Weininger）等都持这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数由于一批为数不少的人认同女性的低能而不断壮大。他们拥护女性处于顺从地位的观点。对女性和女性劳动的贬低，还表现为：不管女人的劳动和男人的劳动是否具有同等的价值，女人的劳动所得都比男人的低。
在比较智力测验和才能测验的结果时，我们确实发现，在一些特定的科目，如数学上，男孩子表现出了更多的才能；而在其他一些科目，如语言上，女孩子则表现出了更多的才能。男孩子确实在那些能够培养他们去从事男性职业的学科学习上表现出了更大的才能，但这种更大的才能却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如果我们对女孩子的处境做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究，就会认识到，所谓女性能力较差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
女孩子每天都会听人说，女孩不如男孩有才能，女孩只适合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等等。于是，毫不奇怪，女孩会逐渐坚信女人不可改变的悲苦命运，而且，由于她在儿童期缺乏训练，迟早会真的相信自己是毫无能力的人。就这样，她变得灰心丧气，即使有一个担任“男性”职业的机会摆在她面前，她也会先入为主地得出结论，认为自己对这份职业没有足够的兴趣。即使她有这样的兴趣，她也很快会丧失这种兴趣，因此，她等于放弃、否认了外在和内在的准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女人无能的证明似乎无可争议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事实上人们在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时通常是从纯粹的事业观点，或以片面的、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的依据来判断，这就加重了这个错误。在这些偏见的影响之下，我们几乎不能理解人的表现和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与精神的发展相一致。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导致女人能力不如男人这一谬论的第二个原因，即人们经常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女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两只耳朵听到的都是对女性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只会剥夺她对自身价值的信念，粉碎她的自信心，摧毁她想做一些有价值之事的希望。如果这种偏见不断得到强化，如果女孩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女人都是怎样在扮演着卑躬屈膝的角色，那么不难理解，她将会失去勇气，不能面对自己的责任，不能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然后，她就真的变成了无用、无能的人！然而，如果我们在对待一个人时，破坏他与社会之关系方面的自尊，导致他放弃成就任何事情的希望，摧毁他的勇气，然后我们就真的会发现他一事无成，然而我们通常不敢坚持说自己是对的，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是我们导致了他的一切痛苦！
在我们的文明中，女孩子很容易丧失勇气和自信，但事实上，有些智力测验证明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参加测试的一组年龄在14～18岁的女孩，她们的才能和能力比参加测试的其他所有组都要高，包括男孩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女孩都来自于这样的家庭：她们的母亲要么是家中唯一养家糊口的人，要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帮助家庭维持生计。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女孩的家庭生活中，认为女人不如男人有能力的偏见要么不存在，要么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存在。她们能亲眼见到母亲的勤劳是怎样得到回报的，结果，她们得到了更多自由、独立的发展，与认为女人不如男人有能力这一信念密切相关的那些抑制因素完全没能对她们产生影响。
还有其他的证据可以用来反驳这种偏见：为数不少的女人已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工艺和医学领域卓有成就，这些非凡的成就完全可以与男人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而且，还有那么多的男人不仅一事无成，而且能力非常低下，以至于我们能轻易找到同样多的证据（当然是虚假的证据）来证明男人比女人低能。
关于女人低能的偏见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根据这样一种图式，人们对各种概念进行清晰明确的划分和归类：“男性”意味着有价值、强大有力、成功、能干，而“女性”则等同于顺从、卑躬屈膝和依附于他人。这种思维方式在人类思维过程中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我们的文明中，一切值得赞美的东西都具有“男性”的色彩，而一切没什么价值或实际上低劣的东西都被称为“女性”专属。我们都知道，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说他女性化，而如果我们说一个女孩男性化，则并不一定是种侮辱。人们说话的语气总让人觉得任何让人联想起女人的东西好像都是低劣的。
通过更为深入细致的观察，我们发现，那些似乎能证明女人低能这一谬见的性格特征，其实只不过是精神发展受到抑制的表现。我们不能坚称自己能让每一个儿童都变成所谓的“天才”儿童，但是我们却总能把一个儿童变成一个“没有才能”的成年人。所幸的是，我们从未这样做过。但我们知道，其他人在这方面做得太成功了。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相对男孩而言，这样一种命运更常降临在女孩身上，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不过我们经常有机会看到这些“没有才能的”儿童突然变得非常有才能，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奇迹。
四、逃离女性角色
作为一个男人的明显优势已经在女人的精神发展中引起了严重的紊乱，以致女人几乎普遍不满于自己的女性角色。女人的精神生活与那些处于被压迫境地而有着强烈自卑感的人有非常相似的运动轨迹，几乎遵循同样的运动规则。所谓女人比男人低劣的偏见使事情更加严重、复杂。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女孩找到了某种补偿，她们通常会将其归功于自己的性格发展，归功于自己的智力，有时候也会归功于自己获得的某些特权。这简单地表明了一个错误有可能会导致其他的错误。这些特权是义务、责任的特殊免除，是奢侈的享受，给人一种处于优势的假象，好像它们所表达的是对女人很大程度的尊重。这里面可能包含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最终总是男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塑造的理想。乔治·桑（George Sand）曾对此做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她说：“女人的美德是男人的一项绝妙发明。”
总的来说，在反抗女性角色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女人。一种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朝着积极活跃的“男性”方向发展的女孩。这样的女孩精力极其充沛，野心勃勃，不断为获得生活中值得努力争取的东西而奋斗。她总是试图超过自己的兄弟和男性同伴，选择那些常常被视为男性特权的活动，对运动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通常情况下，她会逃避所有的恋爱、婚姻关系。如果她建立了婚姻关系，则很可能会因为总是竭力想超越于自己的丈夫而破坏关系的和谐！她可能对任何的家务劳动都非常厌恶。她可能会直接地说出自己的厌恶，也可能通过否认自己有做家务的能力，并不断拿出证据试图证明自己永远都不会具有做家务的能力，从而间接地表现这种厌恶。
这种女性试图用一种“男性”的反应方式，补偿男性态度给她们带来的不幸。这种对女性角色的防御态度是她存在的基础。她一直被人称作“假小子”“女公子”“男子般的”女人，等等。然而，这种称谓建立在一种错误观念的基础之上。有许多人认为，这些女孩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因素，即一种导致她们采取“男性”态度的“男性”物质或分泌物。然而，整个文明的历史向我们表明，施加于女人身上的压力和她在当今必须忍受的压制，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它们总会导致反抗。如果这种反抗以我们所说的“男性”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原因仅在于可能的性别只有两种。人们必须在这两种模式中选择其一而从之，要么做一个理想的女人，要么就做一个理想的男人。因此，逃离女性角色只能表现为“有男子气”，反之亦然。这种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某种神秘分泌物作用的结果，而是因为在某个既定的时间和空间，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绝不能忽视女孩在精神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只要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女人与男人的绝对平等，那我们就不能要求她与生活、与我们文明的现实及社会生活的方式完全保持一致。
第二种类型的女人终其一生都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往往表现出几乎难以让人相信的适应、顺从和谦卑。从表面看，她们所到之处都能很好地适应，不管在哪儿，落地就能生根，但事实上她们却往往表现出极度的笨拙和无助，以致最终一事无成！她们可能会产生神经症状，在她们脆弱无力的时候，这些症状会帮助她们求得他人的照顾；她们还借此清楚地向他人表明她们所接受的训练、她们错误的生活方式是怎样时时刻刻地伴随着神经疾病的困扰，从而使她们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她们属于世界上最好的人，但不幸的是，她们体弱多病，不能令人满意地迎接生存的挑战。她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令周围的人满意。她的屈从、谦卑和自我压抑与她们的姐妹（第一种类型的女人）一样，都是以同样的反抗为基础，这种反抗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这是没有任何幸福的生活！”
还有第三种女人，她们并不反抗女人的角色，但在内心深处却痛苦地意识到，她们注定是低男人一等的存在，注定要在生活中扮演从属的角色。她们完全相信女人的低能，就像她们深信只有男人才有责任去做生活中值得做的事情一样。结果，她们认可了男人的特权地位。就这样，她们加入了赞美男性的合唱团，高声赞美男人是实干家、成就者，并要求给他们特殊的地位。她们清清楚楚地表现出自己的柔弱感，就好像她们希望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并因此而给她们更多的支持一样；但这种态度其实是一场长期酝酿的反抗的开端。作为报复，她们轻松随意地说一句“只有男人才能做这些事情”之类的流行语，便将婚姻的责任推到了丈夫身上。
虽然女人被视为低男人一等的存在，但却被委以大部分的教育重任。现在，让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三种类型的女人在面对这项最为重要、最为艰难的任务时的情况。这样我们同时也能更为清楚地区分这三种类型的女人。第一种持“男性”态度的女人，会专横地对待儿童，动辄处罚，因而会给儿童施加巨大的压力，这些当然是儿童竭力想躲避的。这种教育方式如果奏效，其最好的可能结果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军事训练。儿童通常会认为，这种类型的母亲是非常坏的教育者。她们的喋喋不休、高声训斥总不能收到好的效果，而且还常常会产生这样的危险：女孩子可能受到怂恿，模仿她们，而男孩子则会在以后的生活中一想起来就害怕。我们发现，在受到这类母亲管教的男孩子中，有相当多的男孩会尽可能地避开女人，仿佛痛苦已深植心中，而且，他们不可能对女人产生任何信任感。结果，两性之间出现了明确的分界和隔离，其病理性症状我们很容易理解，虽然有些研究者还在大谈“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的比例失调”。
而另外两类女人作为教育者也同样徒劳无益。她们可能非常怀疑自己的能力，以至于儿童很快就会发现她们缺乏自信心，便不再理睬她们。在这种情况下，母亲重新努力，唠叨训斥，并威胁要告诉父亲。但她求助于一位男性教育者的事实再一次暴露了她的自信心不足，并表明她不相信自己能在教育活动上获得成功。她从教育问题的前线上撤了下来，就好像她的责任就是要证明她的观点的合理性，即只有男人才能够从事教育，因而教育离不开男人！这种女人可能会完全逃避在教育上做出任何努力，毫不后悔地把教育的责任推给丈夫和家庭教师，因为她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获得任何成功。
在那些因为某些所谓的“更高层次”的原因而逃避生活的女孩身上，我们甚至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到这种对女性角色的不满。修女或其他从事独身职业的女性，便是恰当的例子。她们用这样一种态度清楚地表明了她们无法与女性角色保持一致。同样，许多女孩年纪轻轻就进入商界，因为这份工作带来的独立，对她们来说似乎是一种保护，使她们可以免受必须结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驱动力依然是对女性角色的厌恶。
在一个女孩结婚时，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她自愿承担了女性角色了呢？我们了解到，结婚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女孩对女性角色的妥协。有一个36岁女人的例子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她来找医生，抱怨说她有各种神经性的疾病。她是家里孩子中的老大，她父亲是在年事已高时娶了她那飞扬跋扈的母亲。她母亲年轻貌美，却嫁给了一个老头，这一事实让我们猜想，在父母的婚姻中，对女性角色的厌恶一定发挥了一些作用。她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母亲吵吵嚷嚷地管着家，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要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而全然不管其他人高兴与否。在所有问题上，老头子都被逼得毫无还手之力。这个女儿还提到她母亲甚至不让自己的父亲躺在沙发上休息。她母亲的整个活动都在于坚持实施她认为值得推行的“治家之道”。这些治家之道是这个家庭必须绝对遵循的法则。
一方面，我们的患者逐渐长大成一个非常能干的孩子，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而另一方面，她母亲从来都对她感到不满，并总站在她的对立面。后来，她有了一个弟弟，母亲对这个弟弟倍加宠爱，于是母女关系开始变得令人无法忍受。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就知道，父亲是她的靠山，不管他在别的事情上多么谦卑、忍让，只要女儿的利益面临危险，他就会挺身而出，为她打抱不平。就这样，她开始从心里痛恨她的母亲。
在母女之间这种激烈冲突中，母亲的洁癖成了女儿有利的攻击点。母亲的洁癖已经到了非常迂腐的程度，以至于她甚至要求女仆在碰过门把手后必须把它擦干净。于是，这小女孩故意把自己弄得又脏又乱、邋里邋遢，在家里到处乱走，并瞅准一切机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她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快感。
她形成的所有性格特征，都与母亲对她的期待正好相反。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性格并非遗传而来。如果一个孩子形成的性格特征能把她母亲气得要死，那么，在这些性格特征背后，一定潜藏着一个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计划。母女之间的仇恨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那种更为激烈的交战冲突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在这个小女孩八岁时，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父亲永远站在女儿这一边；母亲则整天板着脸在家里走来走去，说着尖酸刻薄的话，强制推行她的“治家之道”，并训斥她的女儿。心怀怨恨又好战好斗的女儿利用挖苦讽刺的话，破坏母亲的活动，让母亲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是他弟弟的心脏瓣膜病，弟弟是她母亲的心肝宝贝，备受母亲的宠爱，因为弟弟患病母亲对他的关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父母对待孩子的行为一直是对立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女孩渐渐长大了。
接着，她突然觉得自己得了谁都解释不了的神经性疾病。她的病实际上是她被自己反抗母亲的罪恶念头折磨着，结果感到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了阻碍。最后，她突然开始深深地沉迷于宗教，但这并没有让她的情况有所好转。过了些时候，这些罪恶念头消失了。家里人认为是某种药物起了作用，虽然更可能的原因是她母亲已被迫转为守势。但这种神经性疾病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她一直非常害怕打雷和闪电。
这个小女孩认为，电闪雷鸣的出现完全是因为她良心太坏，她总有一天会被雷电劈死，因为她对母亲有如此罪恶的想法。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女孩当时是多么努力地想摆脱自己对母亲的仇恨。她继续长大，好像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正在向她招手。有一位老师曾这样说：“这个小姑娘无论想做什么，都能做成。”这句话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句话本身并不重要，可能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但对她而言却意味着：“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做成任何事情。”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反抗母亲的斗争更为强烈了。
青春期到了，她长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到了适婚的年龄，成了许多青年追求的对象。但由于她说话非常尖酸刻薄，许多可以建立关系的机会都被她破坏了。她觉得自己只被一个男人吸引，那是一个住在附近的年纪比她大很多的男子，大家都害怕有一天她会嫁给他。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男人就搬走了，而她仍住在那个地方，一直到26岁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这在她的圈子里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没人能对此做出解释，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她的经历。由于从童年开始就一直处在反抗母亲的激烈战争中，因此她总爱争吵，让人无法忍受。发动战争就是她的胜利。母亲的行为经常激怒这个女孩，使她不断寻求新的胜利。激烈的唇枪舌剑是她最大的快乐；她从中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她的“男性”态度还表现为她渴望这样的唇枪舌剑，只有在唇枪舌剑中，她才能战胜她的对手。
她在26岁时结识了一个非常体面的男人，他没有被他的好战性格吓跑，非常诚挚地追求她。他在她面前非常谦卑、顺从。亲戚们给她施加压力，要她嫁给这个男人，这使得她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解释：他令她很不愉快，她想都没有想过要嫁给他。当我们了解了她的性格特征后，就不难理解她的这种反应了，但在抵抗了两年后，她最终接受了这个男人的求婚，并深信她已让他成了自己的奴隶，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他。她在心中暗自希望能在他身上看到她父亲的翻版，他能像父亲一样对她有求必应，百般顺从。
很快，她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结婚后没几天，她丈夫就开始坐在房间里，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舒服地读着报纸。他早上去办公室，中午准时回家吃饭，如果到家时饭还没准备好，就会咕咕哝哝。他要求她必须干净、温柔、整洁，还有许多她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无理要求。这种关系与她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的梦想破灭了。她要求得越多，丈夫就越少满足她的要求；而她的丈夫越是要求她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她就越是不干家务活。她每天一有机会就提醒他，他实际上没有权力向她提出这些要求；同时她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她不喜欢他。但这完全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继续不为所动地向她提出那些无理的要求，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未来毫无幸福可言。这个正直、有责任感的男人曾陶醉在谦逊的状态中拼命追求她，但一旦追到手，便不再陶醉忘情了。
她当了母亲后，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和谐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她被迫承担了新的责任。在此期间，她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因为母亲总是劲头十足地维护女婿。在她家里，持续的战争已带上浓重的火药味，以致毫不奇怪，她丈夫有时候行为粗暴，对她缺乏体贴关心，所以有时候她的抱怨也确实有道理。她丈夫的行为是她难以接近这一事实所导致的直接结果，而她的难以接近又是由于她无法与自己的女性角色保持一致所导致的。起初，她相信自己能够永远扮演女皇的角色，悠闲地生活，身边始终跟着一个能满足她所有愿望的奴隶。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生活于她而言才是可能的。
现在她能做些什么呢？难道要她和丈夫离婚，回到母亲身边，并宣布自己的失败吗？她没有能力过独立的生活，因为她对此没有任何的准备。离婚对她的骄傲和虚荣来说将是一种侮辱。生活对她来说是一种痛苦：一边是丈夫对她的指责批评，另一边是严厉的母亲不停地告诫她要保持干净、整洁。
突然，她开始变得干净整洁了，一天到晚不停地又洗又擦，打扫卫生。好像她最后终于领悟了，接受了她母亲这么多年来一直反复强调的教导。一开始，看到她不停地倒垃圾，擦拭写字台、橱柜、壁橱，她母亲必定是喜笑颜开，她丈夫也一定因为事情的突然转变而感到很高兴。但她把这样的事情做得太过了。她不停地洗啊擦啊，直到把家里所有能擦的东西都擦一遍，她干得热火朝天，以至于不愿意受到任何人的打扰；而她的这种热情反过来干扰到了其他所有人。如果有人碰了她洗过的某样东西，她就会再洗一遍，而且只有她自己洗才可以。
这种没完没了的擦洗中表现出来的病态，常见于那些对自己的女性角色持不满、好战态度的女人，她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表明自己拥有爱整洁的完整美德，并以此抬高自己，使自己优越于那些不怎么经常擦洗的人。她们的这一切努力在无意识之中都仅仅只是为了把整个家搅乱。有这种女人在的家，可以说是最为混乱无序的。她们的目标不是让家里窗明几净，而是要把整个家搅得一塌糊涂。
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说明对女性角色的认同仅仅只停留在表面。我们这位患者没有女性朋友，跟谁也相处不好，而且从来都不知道为他人考虑，这一切与我们所预期的她可能有的生活模式正好吻合。
今后，我们有必要逐步发展出更好的教育女孩的方法，让她们有更充分的准备，与生活保持一致。即使在很好的条件下，有时候也不可能实现这种与生活的一致，就像上述例子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任何一个具有真正心理洞察力的人都否认所谓的女人低能的说法，但法律和传统一直维护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惕，以识别并抵制这方面的整套社会错误行为的技术。我们必须加入这场战斗，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女人有某种过分夸大的尊重，而是因为现有的这种错误态度否定了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逻辑。
让我们借此机会来讨论一下经常被用来贬低女人的另一种关系：所谓的“危险年龄”，即女人50岁左右这段时期，与这个时期相伴随的是出现一些性格特征。生理上的变化向已处于绝经期的女人表明，痛苦的日子已经来临，她将永远失去她一生中辛苦建立起来的那一点点表面上的意义。在这样的情形下，她往往会加倍地努力寻找任何有用的、能维持她那相比于从前正摇摇欲坠之地位的东西。我们的文明中有一条支配性的原则，那就是：只有当前的表现才是价值的源泉；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日渐衰老的女人，在这个时候都会体验到种种困难。完全否定上了年纪的女人的价值给她们带来的伤害，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因为在壮年时期，我们毕竟不可能日复一日地只计算自己的价值。一个人在生命高峰期所成就的一切，必须在他日薄西山、能力和活动减弱时仍旧归功于他。仅仅因为一个人老了，就将他完全排除在社会精神关系与物质关系之外，是不对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事实上就等于是贬低和奴役。想象一下，一个正值妙龄的少女在想到自己未来生活的这个阶段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女性角色并没有因为50岁的到来而消失。一个人的荣誉和价值会超越这个年纪而保持不变。这一点必须得到保证。
五、两性间的紧张状态
所有这些不幸现象的基础都在于我们文明的错误。如果我们的文明带有偏见，那么这种偏见会延伸开来，并触及文明的每一个方面，而且，这种偏见还会在每一个地方表现出来。认为女人低能的谬见及其必然的推论，即认为男人高女人一等，不断地扰乱着两性间的和谐。结果，所有**关系中都出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紧张状态，它威胁并常常完全毁灭两性间每一次幸福的机会。我们的整个爱情生活都被这种紧张状态毒化、歪曲、腐蚀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很少能看到美满和谐的婚姻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觉得婚姻极其困难、极其危险的原因。
我们在前面所描述的这些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儿童充分地理解生活。想想有多少的年轻姑娘只把婚姻当作逃避生活的一个紧急出口，想想又有多少的男女认为婚姻只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因为两性间的这种紧张状态而导致的困难，在今天已占极大比例。这个比例正越来越大，女孩子越来越明确地倾向于逃避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女性角色，男人则越来越想扮演拥有特权的角色（尽管这一行为中存在着许多的错误逻辑）。
同伴关系是真正与性别角色保持一致以及两性之间真正保持平衡的独特标志。两性关系就如同国际关系一样，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隶属服从都是无法忍受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因为错误的态度可能会给双方都带来相当大的障碍。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普遍又极其重要的方面，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牵涉其中。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因为每一个儿童都被迫形成一种贬低异性、否定异性的行为模式。
当然，一种从容的教育能够克服这些障碍，但我们现今的匆忙生活、真正经过证明和检验的教育方法的欠缺，特别是我们整个生活的竞争性（这种竞争性甚至已经延伸到了幼儿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生活的倾向。现在有那么多人在恋爱关系面前退缩，造成这种恐惧的主要是那种毫无作用的压力，它迫使每一个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哪怕这种证明必须靠背信弃义、心狠手辣或诉诸武力来完成。
不言而喻，这就破坏了恋爱关系中的一切坦诚和信任。唐璜（Don Juan）就是这样的人，他怀疑自己的男子气概，因而他需要靠征服来不断地证明自己。两性之间普遍存在的不信任阻碍了所有的坦诚，结果整个人类都蒙受了损失。被夸大了的男子汉理想意味着不断的挑战、不断的鞭策和焦躁不安，其结果自然只能是虚荣、自我丰富和对“特权”态度的坚持；而所有这一切当然与健康的社会生活背道而驰。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妇女解放运动以前提出的目的。我们的责任是在她们为获得自由和平等而努力的过程中支持她们，因为整个人类的幸福最终都依赖于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即女人能够与其女性角色保持一致。同样，男女两性之间关系的妥善解决最终也依赖于这个先决条件。
六、改革的尝试
在为改善两性关系而建立的所有制度中，男女同校教育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制度至今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支持者认为，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是：通过男女同校教育，男女两性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有机会相互了解，这种了解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种种错误的偏见及其灾难性的后果。反对者则通常反驳说，男孩和女孩在入学时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以致男女同校教育只会扩大这种差异，因为男孩子会感到压力重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学龄期，女孩的精神发展要比男孩快一些。而这些必须时时维持特权并证明自己事实上比女孩更能干的男孩，突然发现自己的特权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一碰就破的肥皂泡。其他研究者认为，在男女同校教育中，男孩在女孩面前会变得焦虑不安，并丧失自尊。
毫无疑问，这些论据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有从两性之间为了赢得“更有才能和能力”的奖赏而相互竞争的意义上考虑男女同校教育，这些论据才站得住脚。如果男女同校教育对老师和学生而言仅意味着这一点，那它就是个有害的东西。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对男女同校教育有更好见解的老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哪个老师认识到这种制度是为两性在以后社会工作中的合作提供训练和准备的话，那么，在男女同校教育上所做的一切都将归于失败。该制度的反对者也将从这种失败中看到其观点的正确性。
要想对整个情形做适当的描述，非得请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诗人才行。而我们只要讲清楚主要的观点，就应该心满意足了。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女孩的行为举止往往让人觉得好像她低人一等似的，而且，我们在前面有关器官缺陷之补偿部分所谈到的内容也同样适用于她。区别在于：这个女孩认为自己低人一等的信念是环境强加给她的。她不可逆转地被带进了这样一个行为模式，以至于甚至极富洞察力的研究者也时常会误以为她低人一等。这一谬误所导致的普遍结果是：两性最终都陷入了追求显赫权术的泥潭中，都竭力想扮演并不适合他们的角色。结果如何呢？结果，双方的生活都变复杂了，他们的关系丧失了一切坦诚，彼此脑子里装的都是谬误和偏见，所有幸福的希望都因此而化为泡影。
[1]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妇女与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和马赛厄斯（Mathias）、马蒂尔德（Mathilde）的《占统治地位的性别》（The Dominant Sex）对这一发展过程做了非常精彩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