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个朝代，负责拱卫皇室的禁军力量往往都极受统治者的重视。以西汉为例，其禁军力量大体可分为南军、北军以及最核心的郎卫三大部分。其中，最为特殊的当数北军，这支数量最为庞大、兵源来历最为广泛的部队，是西汉皇室最倚重的直属军事力量。

但奇怪的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这支军事力量的组织结构却几度更迭，其最高长官中尉的职权更是被一削再削。一些人认为，汉武帝刘彻是为了保持3支禁军力量的平衡，对其一再打压。那么，北军的种种变化，真的只是因为汉武帝的帝王之术吗？

出于居重驭轻的原则考虑，汉武帝的确对北军的强悍有所忌惮，再加上北军在戾太子谋反事件中的异动，他对于这支劲旅的警惕无可厚非。但若说这位曾经北击匈奴的强势君主，因此就甘愿自废武功，那也太小瞧刘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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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简单介绍一下西汉的这3支禁军力量，这3支军队兵源来历、编制数量差别极大。

《汉书》中称：“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西汉禁军体系基本沿袭秦制，卫尉为南军统帅，郎中令则统领郎卫。从职责上来看，南军负责宫城防卫，而郎卫则离皇室成员更近一步，宿卫宫殿。因为郎卫与皇室关系最为亲近，待遇也最为优渥，像我们时常听说的羽林军、期门军（后来的虎贲军）都归属郎卫。

相比之下，北军的情况就稍微特殊一些，他们除了保卫京师的职责外，还要承担起对外征伐的任务，即所谓的“内卫京师，外备征伐”。正因如此，西汉北军编制远超南军及郎卫两军之和。

数量上的优势还只是一方面。作为一支需要负责对外征战的禁军力量，北军虽然会承受较高频率的人员损失，但同时依靠来自三辅之地的兵源补充，西汉初期的北军并没有因为战损而凋零。相反，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西汉北军就像一柄不断被锻打的宝剑，日渐锋利。

相比于人员稀少的郎卫，以及选拔自郡国、鲜有征调出征机会的南军，北军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着极高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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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曾经对禁军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种改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增强郎卫，二是架空北军的最高统帅中尉。

前文提到的期门、羽林两军，就是在这一时期设立并编入郎卫系统的。在此之前，郎卫多是从汉初勋贵及官员子弟中选拔，这种选拔体系被称为门荫。

客观来讲，汉武帝时期那些汉初勋贵的子孙们还保留着尚武风气，从中选拔郎卫既能选拔才学之士入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笼络这群未来的“官二代”。

但问题在于，这种门荫制度本身适用范围极窄，即使是门荫泛滥的成帝时期，其人数也不过“多至千人”，和动辄数万的北军相比，这样的军力很难起到牵制作用。

更何况，从这种途径选拔上来的郎卫，与其说是卫兵，不如说是西汉的后备役官员，再加上郎卫系统中“大夫”“谒者”这类纯文职的属官序列，以天子亲军身份来讲，此时的郎卫军军力显然有些单薄。

为改善这种局面，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年）创设期门军，选六郡良家子中善骑者；太初元年（前104年），创建章营骑（后改名羽林骑），同样也是专门招募六郡良家子中“善材力者”。

除此以外，汉武帝还专门从战死军人的后代中选拔士兵，称之为“羽林孤儿”，也归到羽林军之列。不说人数不详的羽林孤儿，单只是期门、羽林两骑加一起，在创设之初就多达3500人。

期门、羽林两军的创设，极大地改善了西汉初年禁军系统中北军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此之后，由于兵源充足，郎卫军甚至可以开始随军出征，参与西汉王朝征讨匈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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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汉武帝而言，北军的问题并不能被视为已完全解决。与期门、羽林这些禁军相比，北军依旧是一只庞然大物，若不能妥善处理，一旦发生夺位之变，类似吕后时期“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的剧情恐怕就会屡屡出现。

为消弭隐患，汉武帝采用分权制衡的手段，逐渐削减北军统帅中尉的权力，甚至通过创设三辅都尉、八校尉及城门军的方式来钳制北军。

最明显的是三辅都尉的创立。三辅都尉，顾名思义，是分别掌管西汉京畿左辅、右辅以及京辅的军事长官。

早在羽林军创设的太初元年，汉武帝就开始着手改变京畿防御职能的划分，原本负责京畿防卫的中尉不仅名字被改为“执金吾”，其职能更是大大缩水。

在过去，因为中尉负责京畿防卫，广义上的北军不仅包含京城内的禁军部队，还包含京畿附近归属中尉统领的各郡士兵，这才是北军作为一支禁军力量如此庞大的根源。而一旦中尉的职权被限制在京城一地，其管辖范围也就大幅缩减。

不过，汉武帝此举虽然意在削弱北军中尉的权力，但并不是在削弱北军。相反，从总体来看，北军作为一种京畿防卫力量，不仅没有被削弱，还大大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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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尉更名为执金吾后，其职权遭到缩减，可这并不妨碍西汉帝国对京畿部队的抽调和指挥，因为自元鼎三年（前114年）起，汉武帝就开始实行所谓的“广关政策”。

与后世的诸多朝代不同，汉帝国实行郡国制。在函谷关以东，分布着诸多诸侯国势力。这些诸侯国势力的存在，使得函谷关、临晋关、武关一线成为汉帝国内部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这道关隘，一方面使西汉帝国可以据险以待，防备可能出现的叛乱；但同时，这道地理分界线也使西汉中央政权难以继续扩张自己的力量。为了走出这一地理困境，汉武帝在位期间，曾经多次进行京畿的东扩。

所谓的“武帝广关”，就是历次东扩过程中最著名的一次。《史记》记载，元鼎三年冬，汉武帝“徙函谷关于新安”，这座“新函谷关”与秦函谷关（所谓的秦关）相距150公里。这一举措，为汉朝的京畿带来了更大的战略缓冲的同时，也让秦汉时期极为关键的河东地区被囊括进西汉中央的管控中。

《史记·货殖列传》中称河东、河南、河内为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汉书·地理志》更是称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可见在当时人们心中河东的重要性。

武帝广关后，河东、河南、河内三郡悉数归中央直属。跳出统御北军的中尉视角来看，武帝时期的北军非但没有被削弱，相反，从其兵源地的扩充和资源的储备来看，实力实际上远比之前要强许多。

更何况，虽然西汉北军经常被冠以“中尉军”之名，可实际上，北军最高统帅可并不是只有中尉或执金吾。如吕后时期的上将军吕禄、文帝时期的卫将军宋昌，都有过统摄北军的记录。抛开这些特殊情况不谈，汉代的卫将军也很有可能与北军建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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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汉代的中尉、卫尉、郡尉以及卫将军这四种禄秩均为两千石的官员可以发现，中尉的属官名称和品秩设置，其实与郡尉最为类似。

以中尉禄秩八百石的属官为例，分别名为“中发弩”“中司空”“中轻车”，这和郡尉的“郡发弩”“郡司空”“郡轻车”只有一字之差。可见在职能上，郡尉和中尉应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而郡尉本身，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负责辖区内的治安。因此，有些学者根据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汉简所载的信息，认为西汉时期卫将军可能也曾承担统领北军之责。

在汉武帝改制后，中尉虽被削弱为京畿治安官，但广义上的北军并没有失去最高统领。如大将军（又称大司马大将军）卫青，以及其他重量级的将军也有过统率北军的记录。

因此，认为汉武帝改中尉为执金吾便是削弱北军，其实并不确切。正处于对匈战争的汉朝，没有理由对自己最精锐的禁军部队下手，相比于自废武功，汉武帝选择摊薄中尉的职权来减少可能的政治风暴，并通过强化郎卫亲军来达到居重驭轻的目的。

然而可惜的是，汉武帝死后，汉帝幼年继位的情况屡屡出现，昭帝、成帝、哀帝、平帝皆是如此，外戚掌权几乎成为常态。而这些掌权的外戚，如后来篡汉自立的王莽，之所以能够把持朝政，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身上挂有大司马大将军或大司马的职位。可见，中尉的权力虽然被削弱，但“内领尚书，外典兵马”的强人却不会因此而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