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回看守所的路上，严盾拍着我的肩膀说：“杨远，你要相信法律，法律是公正的。好好考虑问题，有什么难处就告诉我。”
这话让我很感激，我说：“大哥你放心，我相信法律，也相信你，我更相信政府是不会冤枉我的。”
走到伙房的时候，我冲严盾笑笑，转身向我的水车走去。伴了我几个月的水车静静地卧在灿烂的阳光里，它似乎是在阳光下燃烧着。手刚碰到被晒得有些烫手的车把，严盾上前一步，拉着我的胳膊说：“你先别干活，这事儿还没完呢。”我一下子想起他说过的两种“犯”的事儿，心头一紧：“难道我还得去当嫌疑犯？”严盾没有说话，拉着我进了值班室。我仿佛又回到了刚来时候的那个状态，眼前又是一黑。我倚在门框上连声报告都喊不出来了，用了一个晒咸鱼的姿势站在那里发愣。段所让我蹲在地下，轻声跟严盾嘀咕了几句，严盾拉我起来，走到门口，伸出双手摸了摸我的肩膀：“杨远，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我们会把事情调查清楚的，好好考虑问题。”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我的脑子很木，机械地按段所的指令办了个简单的手续，回监舍取了我的铺盖，跟着他往走廊深处走去。
我磨磨蹭蹭地走着，脑海里又浮现出在集中号里的那段日子……把管子砸了以后，我就成了集中号里的老大，但是我从来不拿老大的架子，对大家都很好，我知道，我们这帮人凑到一起不容易，应该好好交往着，兴许将来到了劳改队能够互相照应呢。那几个伙计也很好，都很尊敬我。抽个空，我问管子，为什么大家管李俊海叫李杂碎？管子他们唧唧喳喳地告诉我，李俊海在号子里办的那些事都不叫人干的，欺负别人不说，还冒充关心伙计套人家的话，一旦发现他有立功的“口子”，立马报告管理员。有一次，一个叫“操蛋”的伙计在号里吹牛，说他当时跟他老婆第一次办那事儿的时候，他老婆才十五岁，真嫩啊。李杂碎马上趁提审的时候检举了他，李俊海跟警察说，他这个行为属于强奸幼女。警察把他好一顿表扬，俊海，火眼金睛啊。
我被安排在靠近厕所的一个大号里，站在门口的时候，里面一阵欢呼：“欢迎远哥重新归队！”
欢迎个屁？我一把将铺盖摔在吆喝得最响的那个人头上。
段所一走，大家都围了上来：“远哥，不拉水了？为什么又回来了？”
我说：“刚才我把一个女犯人拉到墙角强奸了。”
号子里的日子枯燥又乏味，惟一能有点乐趣的，是给新来的犯人“过堂”，那些新来的犯人一个个都像刚放进蛐蛐罐里的蛐蛐，晕头转向找不着北，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晕罐儿”了。那时候抓的人可真多啊，整个号子像一个沙丁鱼罐头，睡觉都得侧着身子睡，一个人翻身连带着好几个人一起动弹。好在我干过一阵劳动号，跟管理员熟悉，再加上我是这个号子里的老大，段所让我睡在原来放铺盖和鞋的台子上，倒没觉得怎么拥挤，只是感觉空气污浊得很，汗味、屎尿味、臭脚丫子味混杂在一起，让我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那时候判刑也很快，几乎不怎么审问就下达了起诉书，人还在发着懵，就开庭了，开庭回来的人不管判了多少，只要还活着就很兴奋，好像一头拉了八年磨的驴一下子卸了缰绳，欢呼几声，再跟大家拥抱上一阵，便雀跃着去了集中号。以前的恩恩怨怨，似乎伴随着这一阵兴奋，烟消云散了。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要伤感上那么几分钟，心里空落落的，就像被人抽走了一管子血。
在号子里又呆了几天，检察院的人就来看守所了。在这之前，严盾来提审过我几次，最后那次他似乎很无奈，反复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有些事情你应该谅解”，最后跟我谈起了人生，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人生的道路各不相同，选错了路就应该马上改正。”那时候我小，还以为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自诩他走的路漂亮呢，现在我很后悔，早知道这样，我应该把这句话刺在我的胸口上。在值班室里，我满腹委屈，正准备跟检察院来的人诉苦，人家就让我靠墙站好了：“被告人杨远，请听本院宣读对你的起诉书：被告人杨远，男，1966年7月27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捕前住……被告杨远在1983年7月21日晚，伙同被告李俊海，窜至本市顺天路13号石桥饭店内饮酒，因一客人不慎将尿撒到被告李俊海的鞋面上，二人发生口角。被告杨远闻声赶到，对客人大打出手……被告李俊海掐住客人的脖子，被告杨远掏出匕首威胁客人交出钱财，二人共劫得人民币八十九元两角……该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我听得晕头转向，小腹阵阵抽搐，如果不是因为年轻，估计当时我就拉裤裆里了。回到号子，我蒙头大睡，感觉自己疲惫得要死了。整个号子鸦雀无声，大家都不想惹我。
开庭的时候，我见到了李俊海。他瘦得像个猴子，被法警捏着脖子进来的时候，他瞪着呆滞的眼睛扫了我一眼，我发现他的目光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和内疚。我想大声质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为什么？！可是，当我看到他的那一瞬，心突然就软了，就像一块烧红了的铁一下子戳到冰凉的水里那样，冷却了，没有了灼人的气息。
我直直地看着他，心里很难受，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我觉得他像是一把用木头做的刀子，一点一点地在割我，疼、麻木且忧伤着……审判长不停地问：“你到底拿没拿刀子威胁客人？”我不是不想回答，我真的说不出来话了，就这样仰着头，眼如死鱼，心如死灰。我麻木了，麻木得如同一根竖在寒风里的木头。迷糊中，我清楚地听到这么一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杨远因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与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刑罚一年零一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七年
闭庭的时候，我站在威严的国徽下面，泪雨滂沱，当时我哭得伤心极了，哭得腰里直抽搐。
李俊海站在我的旁边，他好像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兄弟，知足吧，这就不错了，我还八年呢。”
我转身往门口走去，那里有一片灿烂的阳光，阳光下一朵小花正在绽放，光彩夺目。
1984年7月27日，我满十八岁了，这一天是我判决后在集中号呆的第三天。吃中午饭的时候，段所来了，他拨开窥视孔冲我勾了勾指头，我连忙靠了过去，段所说：“你爸爸给你捎了点东西。”说着就把门下方的大窗口拉开，递进一个纸包来。我的心一抽，接过纸包问：“我爹走了？”段所点点头：“走了，现在你的身份不一样，不能接见。”
我说声“谢谢政府”，把纸包打开了，那里面包着一双鞋，是用黑颜色的布做成的，底是很厚的那种白布的，针脚密得像用缝纫机拶的，我知道这是我爹的手艺。我小时候的鞋都是我爹亲手做的，穿在脚上很舒服。
在废品站当临时工的时候，一位老师傅嫌我的鞋底不抗“造”，用一块轮胎皮子给我做了个鞋底，我爹很恼火，立逼着我用剪子将它抠了去。我爹说，他一个收破烂的懂个屁？这种底子穿上，结实倒是结实了，那还叫手工鞋？老祖宗的这点玩意儿就这么让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给糟蹋了。我感到好笑，这都哪跟哪呀，可又不敢不听他的，回废品站以后，老师傅还好一阵纳闷，这孩子真不会过日子，好端端的一双鞋，没穿几天就透底子了。
我爹可不管那一套，他很喜欢给我和弟弟做鞋。这种鞋，我一个月就能穿破一双。去机械厂上班以后，我爹就不给我做这种鞋穿了，他说，儿子，咱也是在城里上班的人了，咱得穿皮鞋了。再也没给我做。看着这双鞋，眼前就浮现出我爹睁着那只视力模糊的眼，坐在灯下给我纳鞋底的情景。他的影子孤单地映在墙上，随着他的动作一晃一晃，针扎破了他的指头，他把嘴巴嘬起来，那根指头在嘴巴里一扭—扭……我的鼻子蓦地一酸，差点儿流了眼泪，赶紧冲大家笑笑，我说：“老少爷们儿，今天我过生日，我爹给我做了双鞋，这种鞋最适合在劳改队里穿，倍儿有派……”我说不下去了，心里难受的要死。
—个叫“强奸”的老头，接过鞋赞道：“好手艺，比我老娘做的还好呢。”
—提娘，大家都眼泪汪汪的，饭也吃不下去了。
鞋里还有一张纸，“强奸”抖着那张纸说：“蝴蝶，这里还有一幅画儿呢。”
我接过来一看，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了，我用那张画挡着脸，往伤心里使劲地哭，哭得十分难听。
那是我弟弟给我画的画儿，那上面画着一个威风凜凜的解放军战士，他的腰板笔直，他的表情很严肃，他的衣服是用蜡笔和蓝色钢笔水涂的，眼睛像关公，脸像张飞，胸口敞开着，胸前是一只像老鹰一样的蝴蝶……他站在蓝天下，显得英姿勃勃。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梦，我梦见我和我爹牵着我弟弟的手，走在天上。黄颜色的和红颜色的还有白颜色的云彩，一缕一缕地从我们身边飘过，伸出手来就可以抓一把放在手心里；远处飞翔着一行一行的大雁，它们默默地飞，没有一丝声响；红彤彤的太阳像锅盖那么大，它就那么静悄悄地悬挂在我们爷儿仨的头顶上，一点儿也不刺眼，一点儿也不烫人，照得身上暖洋洋的。我爹说，晦，多么美的景色呀，大远，你快看，多么美的景色呀。我弟弟依旧结巴着，他说，嘿，嘿嘿，嘿……我笑醒了，我以为自己会大叫起来：弟兄们，快来看，多么美的景色呀。可是我发现，我的脸上满是泪水。
“杨远，出号！”十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段所站在门口喊我。
“是！”我一个猛子蹦了起来，我知道，我即将被发往劳改队服刑了。
我们一行六个人像一串用铁丝穿起来的蚂蚱，哆里哆嗦地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警车。
坐在车里，听着城市里喧闹嘈杂的声音，我很茫然，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