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从看守所走了以后，我郁闷了好几天，晚上睡觉老是做梦，我经常梦见我爹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风驰电掣般地穿行在大街上、胡同里、田野上，醒来就大睁着双眼看窗外的那几颗星星。我常常想，据说世上所有的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星，我该是哪一颗呢？该不会是最小的那一颗吧？有时候，老贾会放上几个悠扬的屁，我会在心里说，也许我就是一个屁，屁有什么星星可对应的。有一天我拉水去集中号，正碰上管子和那五他们蹲在门口等候去劳改队。我跟管子拥抱了一下，嘱咐他好好干，将来哥儿几个回社会好好交往着，干一番大事业。管子说：“杨远，我还是那句话，防备着李俊海点儿。”我说：“我不信，起码他对我是不会很杂碎的。”那五插话说：“注意他点儿好，在号里我们跟你说的那些话一点儿不骗人。”我没说话，把水送下，拉着水车就走了，心乱得像长着一团鸡毛。
“兄弟，你知道吗？”杨远说到这里，脸突然变得煞白，“人是会变的，有时候能变成狼。”
“你是说李俊海吗？”我问。
“不光是他，我说的是所有的人，包括你，也包括我。”
“我不太明白……”我摇了摇头，“也许是你经历的太多吧。”
“唉，”杨远苦笑了一声，“我还是先给你讲讲李俊海吧。”
李俊海跟我一起在厂里上班的时候，一直跟着我玩儿，像我的一条尾巴。他的脾气不好，遇到一点儿不顺心的事情就容易发毛。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劝过他，我说：“俊海，你老是这样可不好，上火的时候你应该想想这火应不应该发出来。”他一般会听我的，我劝他的时候，他总是红着脸说：“就是，就是，我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了。”
有一次，我们商量着要去武胜街“干”一个叫钢蛋的，他死活不让我去，他自己去了，一个兄弟也没带。我承认他是一条好汉，我也相信他能办好这件事情，我以为他肯定想在钢蛋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等着“背”他的“死狗”。
我跟牛玉文在宿舍里给他摆好了庆功酒，没想到钢蛋竟然来了，手里提着两只活鸡：“蝴蝶，咱们以后别纠缠了，算我错了。”我不知道他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也是为了防备他玩儿邪的，我上去一刀给他砍在脑袋上了。牛玉文把他按在地上搜他的身子，结果人家什么也没带。钢蛋躺在地上，血流了一地，他也不擦，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满脸都是泪水：“大哥，求求你，放了我妹妹。”我一下子明白了，李俊海绑架了人家的妹妹！
那一刻我几乎吓傻了，我再没文化也知道，这可是犯法的，而且犯了不小的法。我稳住神，把他扶去了厂医务室，缝好针，我对他说：“既然你来了，咱们的事儿也就结了，我马上放人。”钢蛋一走，我和牛玉文就满世界找李俊海。那时候也没个手机、传呼机什么的，我俩就这样穿梭在李俊海可能去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在一家小饭店里找到了他，他喝得像一摊烂泥，钢蛋的妹妹坐在他的旁边，哆嗦成了一张被风吹着的纸条。见我们来了，他挥舞着双手，冲牛玉文说：“怎么样？我办得漂亮吧？”再把手指向我，瞪着牛玉文，“他是大哥还是我是大哥？”牛玉文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抡圆膀子，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你他妈是我大爷！”他忽地站了起来，把俩眼凸成了牛蛋子，我把脸凑到他的眼睛上，就那么冷冷地看他，我想狠狠地揍他一顿。李俊海跟我对视了没半分钟就泄气了，没皮没脸地舔着彝孔里流出来的鲜血，哈哈大笑：“你行你行，好，打得好。”
后来为这事儿，我没跟钢蛋少了火拼，当然，最后还是钢蛋草鸡了，他搬家了，不知去向。
从那以后，我在这一带就多少有了点儿名声，所以才惹得小广嫉妒，最终出了事情。
那阵子，我确实野得很，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是这么一种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我。现在想想，我都弄不清楚那时候的我，是人还是野兽……我曾经带着一帮弟兄，人手一把菜刀，见着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小哥”就砍，从厂门口一路杀到火车站。我用一根五分钢条做了一把钩子，非常锋利，能将—张厚厚的铁板穿透。我嫌它还不够凶猛，又在前面焊上了一把军剌，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件充满杀气的凶器，我给它取名“战争之神”，经常用一个小提琴盒子装着它带在身上，它让我的胆量增加了不少。
有一天下班，我刚走到厂门口，就看见七八个人鬼鬼祟祟地在门口溜达，我断定他们是来找我的，扯身就回了宿舍——我常常对弟兄们说，混江湖的，最首要的—条就是眼睛要像鹰。我擎着战争之神迎着他们走了上去，那几个人一看我手中的家伙，不等正面接触，一下子就跑散了。我站在门口大喊，哥们儿，来呀！风吹动我黑色的风衣，让我看起来就像一个侠客，威风凜凜。
李俊海的爸爸在郊区的一家医院当大夫，很慈祥的一位老人。每当我和李俊海去他们家玩儿，老爷子都要高兴地颠出去割肉、买菜招待我。我不太喜欢喝酒，老爷子让我只喝一杯，就给我泡一壶浓茶，然后跟他儿子碰杯，往往是一顿饭没吃完，老爷子就醉了，红着脸咿咿呀呀地唱柳腔：“西北风吹得我浑身痒痒，回家烫上二两酒，白菜心海蜇皮，加蒜一拌……”那年夏天，老爷子病倒了，躺在他上班的医院里。李俊海在厂里对我说：“我爹想见见你。”
在这之前，我去医院看过他几次，老爷子告诉我说，自己的哮喘病又犯了，过几天就好了。当时我也没在意，这次李俊海这么严肃地跟我说他爹要见我，我就觉得不妙，莫非老爷子不行了？去到医院的时候，我看见李俊海他们家的人全在场，—个个愁眉苦脸的。看着瘦成一张皮的老人，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把李俊海拉到一边问他：“俊海，告诉我，老爷子是不是不行了？”
李俊海直接就蹲下哭了：“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爹得的是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我的心里很难受，多么健康快乐的一个老人啊，难道我就要见不到他了？
我坐在老爷子身旁，趴在他的耳边说：“大爷，等你出了院，咱爷们儿钓鱼去，我发现一个好地方。”
他好像不能说话了，用浑浊的眼球瞄着我，眼神似乎在说，好的好的，爷儿俩去钓鱼。
半夜，我跟李俊海正蹲在医院的走廊上抽烟，病房里就响起了哭声。
李俊海他大姐跑出来，冲我直嚷嚷：“大远大远，快，快，我爹找你。”
李俊海家里的人给我让开一条道，我扑过去，攥着老爷子瘦成鸡爪子的手，小声说：“大爷，我来了。”
老爷子的嘴唇动了两下，手突然变得很有力气，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搛得我很疼。
我把耳朵靠到他的嘴巴上，轻轻说：“大爷，你说话。”
老爷子松开手，把手垂到床下，用大拇指和食指使劲捏了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我把他的手捧在自己手里，用眼睛问他，大爷，你想说什么？
李俊海轻声说：“杨远，我爹想让咱俩拜个把兄弟。”
听了这话，老爷子脸上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像雪糕被阳光照射着，融化着。
我明白了，李俊海说得没错，他爹应该就是这么个意思。
屋里没有一丝声响，我的心里很乱，我不是不想拜这个把兄弟，可我当时真的很犹豫。
老爷子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大家都在盯着我看。
我不知所措，心一横，扑通跪在了床头：“爹!”
我跟李俊海结拜了以后，他在厂里更加肆无忌惮了，连走路的姿势都改了，以前像老鼠，现在像螃蟹。李俊海他爹去世以后，他就很少回家了，吃住都在厂里，几乎天天喝酒，喝了酒就满厂区出溜着找事儿。年前发年货，有位曾经被我砍过的大哥哭丧着脸来找我：“远哥，海哥到底是怎么了？把我的年货拿走了，还让我把这个月的工资给他。”
我把眉头皱成了一座小山，让他在车间等我，直接就去了李俊海他们车间。
李俊海正在车间里烤火，我上去就给了他一脚：“把东西给人家送回去
他不听，硬着脖子拿眼瞪我，我说：“你不听是吧？咱们一刀两断。”
他好像一直在犹豫，直到我走到了车间门口，他才狼嗥般喊了一声：“听你的！”
其实当时我踢他那一脚，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总归他是我磕头的大哥啊，可那时候我真的忍不住。
开春的时候，我人团了，还当上了厂团支部的文体部长。呵，这事儿说起来好笑……那天上午，我跟李俊海他们在宿舍里打扑克，车间的一个同事把我叫出去，神秘兮兮地说：“远哥，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厂里可能要把你和海哥开除了。”我很纳闷，脸一下子就黄了：“为什么？”同事说：“我也不清楚，刚才厂长、书记他们召集领导们开会，在会上说……”我扭头就走，我要去厂部问个明白，你凭什么开除我？当时我很委屈，尽管他们背后都骂我是个混子，可我从来不欺负厂里的同事，甚至别人来厂里闹事儿，我还跟他们拼命，我说，只要我杨远还在这个厂里，谁都别想来这里“慌慌”！时间长了，当地的“小哥”们也很给面子，几乎不敢到我们厂惹是生非。开除我？我他妈是厂里的“保护神”呢……正气哼哼地走着，李俊海撵了上来，问我为什么上这么大的火？我把事情跟他说了，李俊海说，得嘞兄弟，看哥哥我的。拉我回去了。
下午我没去上班，心情很糟糕，我站在宿舍门口往下看，整个厂区都是白的，连锅炉房门口的煤堆都被雪包住了。我想起了我爹，想起了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等我回家的弟弟，心里难受得像针扎，嘴巴像是被人堵住了，喘不动气。我记得那天下午刮了好大的风，风呼啸着掠过电线、树枝，发出的声音像一群野兽在野地里疯叫。
在宿舍坐着坐着我就坐不住了，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我要先跟我爹通通气，万一这事儿是真的，我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爹老是跟我讲他这个学生咋样，那个学生咋样，我根本就插不上嘴。
吃完了饭，我想开口跟我爹聊聊，我弟弟又缠上我了，他说他认识了不少字，然后就用铅笔在墙壁上写“我爱北京大女门”。我笑得不轻，捏着他的鼻子羞辱他，北京的“大女”没你什么事儿，等你长大了，我给你找咱们这里的“大女”。我弟弟说，不是大女，是天安，你能给我找来个天安门吗？我说能，只要你哥哥活在这个世上，就一定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
我爹不在原来的学校当教导主任了，他调到了离家近的一个小学，继续当他的语文教师。我爹可真是个好样儿的，他的视力差到那种程度还在教课，他经常笑着说：“大远，我上辈子可能是个神仙呢，别看我的眼睛快要看不见了，可我看我的学生清楚着呢，他们的脑袋在我眼前像脸盆那么大，书上的字也大，像苹果。”
我问他：“那么你看我和我弟弟像什么呢？”
我爹都要笑躺下了：“像两座金山。”
第二天，我回到厂里，刚换好工作服，主任就过来拉我：“杨远，厂长找你。”
这事儿终于还是来了，我稳住精神去了厂长办公室。厂长笑眯眯地在等我，见我推门进来，他忽地站起来，热情地跟我握手，嘴里不停地念叨，小杨是个好同決志，小杨是个好同志。我有些发蒙，难道开除一个工人还需要客气着开除？那一刻，我把提前在肚子里想好的词儿全忘了，我抽回手，傻乎乎地问他：“厂长，你千万别跟我客气，有什么话你直接吩咐得了。”厂长边给我敬着烟边问我，多大了？什么学历？家庭状况？个人爱好？最后，他斩钉截铁把手一挥：“写个申请吧，入团。”出门的时候，我的脑子晕晕乎乎的，这是怎么回事儿？耍猴儿？
李俊海像戏剧里的奸臣那样笑着来找我：“兄弟，昨晚我去厂长家了，哥们儿当了一把滚刀肉。”
我没问他具体是怎么当的滚刀肉，当时我笑得岔了气，腰里生疼。
人了团没几天，厂长又找我了：“小杨同志，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委任你担任本厂团支部文体委员。”
晚上喝我的“升官酒”的时候，李俊海笑成了一只蜷成一团的刺猬。
那一夜，我失眠了……黎明的微光中，我看见我爹站在我面前冲我竖大拇指，他的腰板挺得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