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1940年
首相似乎不愿意讨论战争的目的，这让许多人感到宽慰。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觉得为生存而奋斗这一想法有多令人羞耻。我们在做的并不是多么不寻常的事，我们战斗仅仅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被消灭或奴役。Le méchant animal,quand on l'attaque il se defend.（邪恶的动物，当被攻击时，它会自卫。）道德是不会被牵扯进来的，如果我们愚蠢到屈服，那我们甚至没有机会从错误中获利。
如果我们为生存而战，我们就不能声称自己比敌人更高尚。然而，当我们说我们为占有或继续占有而斗争的那一刻，我们就把事态弄复杂了。如果我们鲁莽地断言我们拥有一些敌人所缺乏的品质，而这些品质应该得到保护，那么我们所说的话是很难被证实的。因此，让我们的目标尽可能简单是有道理的。
没有明确的理由表明，领导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能力应该伴随着讨论战争目标的能力，我们不应该强迫首相做一些违背本性的事情。然而，丘吉尔首相羞于做的事情，让我们这些直接责任较少的人去做，则是有益处的。我们可以检查我们是否代表着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代表着有价值的东西，那我们会试图找出它可能是什么。当“民主”和“自由”这两个词出现在讨论中时，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这些词的含义。
为了澄清这一点，我要求大家接受这样一条公理：即使我们比敌人强，也只是比敌人强一点点而已。在战后几年，即使是这份谨慎的声明也会显得太自以为是。在我看来，假装德国人和英国人在人性上有根本的不同是没有用的，尽管我承认，这让我有了一种责任去解释两国公认的行为差异。我确实认为，这种差异是可以解释的，而不必假设存在绝对的根本差异。人们可能会说，两国的某些行为是不同的，毕竟，重要的不就是行为吗？这话虽没错，但有行为，也有完全行为。行为是一回事，而完全行为又是另一回事。完全行为包括历史责任，它还要考虑到通过无意识地认同敌人来扩大基础性的动机。完全行为还注意到个人从思想（也可能是侵略性或残酷的想法）中获得满足的能力，以及当难以忍受、有可能成为意识的思想被付诸实践时获得解脱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群体的其他成员分担了对这些想法的责任。
通俗地说，我们可能感觉良好，行为也良好，但我们需要一个衡量“好”的标准。衡量“好”时，唯一真正令人满意的标准是“坏”，而完全行为就包括这种坏，即使坏的一方是我们的敌人。
目前，很显然，我们处在一个幸运的位置上，因为我们的敌人说：“我是坏蛋，我打算做坏事。”这让我们感觉“我们是好的”。即使我们的行为可以被说成是好的，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因此摆脱我们对德国的态度，事实上，这种自以为是会有实质性和直接的危险，因为敌人的声明是诚实的，而我们的声明是不诚实的。在我看来，这是他有能力从内部瓦解对手的原因之一。
我们很容易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每次战争都有其价值，这价值观反映在政治进程中。和平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很难维持若干年以上，而且我们有可能看到，当来自国外的威胁出现并给我们施加压力时，国内政治结构也出现了内部紧张和压力。（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战争正如某些人所说是为了防止革命而策划的。）
换句话说，人性，即社会结构的总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社会学家否认贪婪和侵略的力量，这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帮助。如果每个人要成为文明人，就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应对贪婪和侵略的力量。对于个人来说，最简单的方法是，当那些令自己不愉快的部分出现在别人身上时，他才看到自己身上不愉快的部分。而困难的是让他明白，世界上所有的贪婪、侵略和欺骗可能都是他自己的责任，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和个人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教育，那么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件就足以让我们受益匪浅。墨索里尼推动我们的教育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说，唯一正当的占有是以体力为后盾的占有。我们不必讨论这在道德上是对还是错。我们只需注意，任何准备根据这一原则采取行动，甚至进行对话的人，都会因此迫使其他所有人按照同样的原则行事。墨索里尼暗示，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皆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声称其拥有领土权，就好像上帝如此命定一样。争议由此而起。有人认为，即使他的话只是在虚张声势，是在迫使我们再次决定是否要为地位而战，他也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本质上我们就像敌人一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会被大大简化。然后，我们就可以无所畏惧地审视自己的本性，审视自己的贪婪和自欺欺人的本领。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确实代表着一些对世界有价值的东西，那我们就能够相应地看待这一点。
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正在用所拥有的权力去做好事，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这种拥有可能会激起旁人的嫉妒之心。敌人嫉妒我们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财产，还因为我们的权力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很好地治理和传播好的原则，或者至少是控制可能导致混乱的力量。
换言之，如果我们承认贪婪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性，那我们将会发现比贪婪更多的东西，或者我们将发现贪婪其实是原始形式的爱。我们还将发现，获得权力的冲动可能源于对混乱和失控的恐惧。
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样的理由，来进一步为战斗（主要是为生命而战）辩护呢？事实上，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支持“我们优于敌人”这种主张，并且不涉及对“更好”一词含义的无休止的讨论。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目标是达到比我们的敌人更成熟的情感发展阶段，那么上述说法就可以被证实。例如，如果我们可以证明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像青少年或青春期前的儿童，而我们则像成年人一样行事，那事实就应该对我们更有利了。为了便于论证，我会说墨索里尼主张的“为占有而战”（如果是真实的，而不仅仅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是相对成熟的，而“你肯定爱并信任领导者”的态度只对不成熟和青春期前的男孩来说是正常的。根据这一点，墨索里尼向我们发起了挑战，让我们像成年人一样行事；而纳粹分子则是作为青少年向我们发起了挑战，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因为他们无法看到自身的不成熟。
也许我们的论断是，纳粹分子是自信的前青春期孩子，而我们正在努力成为成年人。我们正在努力感受自由，也试着获得自由，并愿意为之一战但又不变成好斗分子，从而成为对和平艺术感兴趣的潜在战士。如果我们是这样宣称的，那我们必须准备好捍卫这一主张，并理解我们所说的话的意思。
人们普遍认为，我们都热爱自由，愿意为自由而战，为自由而牺牲。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种假设是不真实的，是危险的，但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并没有理解他们所描述的内容。
事实似乎是，我们都喜欢自由的理念，钦佩那些感受到了自由的人，但与此同时，我们害怕自由，有时甚至倾向于被控制。理解这一点的困难在于，意识和无意识绝不是一致的。无意识的感觉和幻想使有意识的行为变得不合逻辑。此外，我们在兴奋期喜欢什么和我们在间歇期喜欢什么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
对行使和享受自由的干涉主要以两种方式出现。第一，自由的享受只适用于躯体兴奋期。从自由中得到的躯体满足寥寥无几，更没有强烈的满足。然而，残酷或奴役的观念与躯体兴奋和感官体验有着臭名昭著的联系，即使我们撇开实际的变态行为不谈，也是如此。在变态行为中，这些东西被当作性体验的替代品付诸行动。因此，爱好自由的人士必须定期感受到奴役和控制思想的**力。提及身体上的秘密乐趣和与之相伴的思想也许不太礼貌，但历史记录中的那些超乎寻常的对自由的背离，是无法用沉默和否认的阴谋来解释的。
第二，自由的体验令人疲惫。有时，自由的人会乘机卸下责任，并等待控制的到来。有一个关于现代学校的著名笑话，一个学生说：“拜托，我们今天一定要做我们想做的事吗？”这个笑话暗示了一个敏感的答案，比如，“今天我会告诉你该做什么，因为你是个孩子，还太小，不能对自己的想法和行为负全部责任”。但是如果是成年人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有时会说：“是的，先生，你必须这么做。见鬼！这就是自由！”也许他愿意努力行使他的自由，甚至享受它，只要他能时不时地有一个假期。
在这里，为了拥有自由，我们必须有一个衡量标准。除了与缺乏自由相比，我们如何才能意识到自由？对非裔黑人的奴役使我们对自己的自由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宽慰。奴隶制在我们的书籍、电影和歌曲中的一再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获得自由感的一种方式。
除黑人奴隶制之外，我们的文明还没有解决关于自由的其他问题——如果我们必须把解放奴隶包括在内的话。也许在这两种完全行为一致的经历中，德国比我们或美国参与得更少。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对德国人个体的管理和控制欲望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更需要在今天体验到美国人在奴役黑人时表现出来的残酷，并且仍然通过大解放运动表现出来。
自由会给个人的整体人格带来压力。自由的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遭受迫害的想法。除了他自己的贪得无厌外，他也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借口来为自己发泄愤怒或侵略性的情绪开脱。而且，他身边也没有人允许或禁止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换言之，没有人把他从严苛的良知“暴政”中解救出来。难怪人们不仅害怕自由，而且害怕自由的观念和给予自由。
被告知该做什么会给一个人带来极大的解脱，只要他像崇拜英雄那样崇拜掌权者就够了。目前，我们让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某些内阁成员以一种最荒谬的方式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这种方式只能通过假设我们都彻底厌倦了自由，渴望一段时间的奴役来解释。例如，在商业领域，政府制定了小型贸易商无法理解的各种规章制度。他们先是恼火，然后变得多疑，许多同类中的佼佼者渐渐因身心崩溃而被迫放弃。许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毫无疑问，这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它的残忍和愚蠢，这是人类仅次于自由的第二重要的东西。通过将自由与和平、奴役与战争联系起来，我们已经达到了一种幸福的状态，然而，这取决于是否有人动动手指就能对我们发动战争。如果我们被刺激着每隔二十年或三十年进行一次斗争，我们似乎就能享受民主的实践和自由的体验了。
我们很少能遇到这样一个人：他自由且感觉自己很自由，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责，而不使自己过度沮丧，也就是说，他不会在兴奋中表现出抑制。抑制和放纵都是容易获取的，而且二者都能通过廉价的交易被个体所获得。这笔交易就是把自己的责任交给一个理想化的领导者或一个原则，然而这样做会导致人格的缺乏。
自由是必须强加给那些有能力接受它的人的东西，需要一个先知来评估自由，并向人们展示它值得为之奋斗和为之牺牲，一代又一代的人皆是如此。托尔普德尔蒙难者为他们自己那一代的（而不是所有时代的）工会主义者赢得了自由。对自由的热爱本身不会带来自由。事实上，被奴役之人喜欢自由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获得自由后也会热爱自由。无论如何，至少在一开始尝到自由的时候，他们都会被它麻痹，担心自己会用它做什么，这是众所周知的。然后他们接受了它，这意味着他们或多或少地放弃了自由。
我们很难感到自由，同样也很难给别人自由。战争不仅使我们暂时摆脱了随自由而来的压力，而且也为独裁者提供了大权在握的机会。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独裁者，他们经常做一些惊人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永远不会以议会的方式完成。当目标达成一致后，执行就只是效率问题了。这些人会欣喜于战争的结束，并下放权力，迎接新的民主日的到来吗？
我们被告知，这场战争是为了自由而发动的，我确实相信我们的一些领导人能够实现这一崇高目标。我们正在放弃自由，其程度取决于丘吉尔先生的想法和他所认为的尽头。让我们期待当战争取得胜利时，会有人感到自由，并容忍他人的自由。
民主是对自由的行使，议会制政府试图通过个人意愿来实现自由，如果他们在投票中被击败，他们会容忍自己的意见被驳回。如果一个人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他甘愿事情无法按照预期发展，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人类成就，但也涉及许多压力和痛苦。只有在允许对领导人的周期性不合逻辑的罢免感到满意的情况下，这才可能实现。为了保持稳定，国王得以保全王位，而且是不合逻辑的永久保留。事实上，将元首分为国王和首相是民主的关键。美国基于这点授予了一个人一段时间内的权力。
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很苦恼地发现，人们谈论民主，就好像它意味着国家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人民为国家服务。当然，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不仅要选举领导人，而且也要罢免领导人，并为此承担责任。尽管逻辑和推理很容易剥夺这些感觉的粗糙性，但感觉证明了这种改变是合理的。
我不爱你，费尔医生，
我不能告诉你原因……
幸运的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迟早会有一些理由证明，即使是最受喜爱和信任的酋长也应该被免职。但是，罢免政治家的主要动机是主观的，并且是在无意识中被发现的。因此，如果政治家陷入困境，就会出现一系列现象，这些现象围绕着未被表达的仇恨和未经认可的侵略性而出现。
近年来，对民主的一个巨大威胁来自政治家们希望自己能功成身退，或是因公殉职，而不是被议会赶下台。死亡是不够的。他们说，一个优秀的下议院议员会用力出拳，并期待得到反击。当丘吉尔通过议会程序（而不是由于我们对敌人发动进攻的恐惧！）成为张伯伦的继任者，这对民主制度来说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啊！如果张伯伦先生的罢免时间被推迟几天，事情可能就是后者了。
在我看来，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在过去二十年中对政治的主要贡献是他扮演了“被干掉”的首领角色，而所有其他老人都试图通过毫发无损地退休来避免“被干掉”。劳埃德·乔治不得不维持“被干掉”的状态，而且有时他肯定觉得自己被浪费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民主制度的促进作用，使其免受政客们对不合逻辑的罢免的恐惧所带来的腐朽影响。
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没有第三任期”的呼声也反映了同样的情绪。罗斯福的连任实际上可能意味着美国民主制度的衰败，因为他下次必须得退休了，因此至少八年内，任何一位总统都不能被不合逻辑地赶下台。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战争、革命或独裁倾向的加强。
纳粹分子显然很享受总是听命于他人的状态，他们无须对领袖的选择负责，也无力推翻其统治，因为在这方面，他们还处于青春期。我们可以声称，在民主的生活方式中，我们的目标是自由，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成熟地分担责任，特别是分担不合逻辑的弑父行为的责任，我们通过将父亲形象拆开而使弑父成为可能。但是，当其他人向我们指出我们未能实现这种自由时，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我们只能声称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的，或者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确实在战争之间的短暂休战时期实现了这一目标。事实上，期待个人自由（那种自由的感觉）能在普通人身上实现，这种期待实在是过高了。在每个时代，只有少数可贵的男性和女性能实现个人自由，但他们不一定有名。
当谈到战争目标时，我们只能确信一件事：我们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愿意去战斗。我们还声称，我们希望自己能比愿意战斗更进一步，因为我们想践行自由——它能够赋予人类这种生物如此崇高的尊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比敌人更能支持发展中的成熟阶段，我们就有强烈的理由可以获得全世界的同情，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逃避战争，甚至应该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性命。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赢得战争。如果我们获得了胜利，那我们将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首先是重建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的议会制度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包括不合逻辑地罢免政客的机制。这是我们战争的第二个目标。我们的第三个目标必须是寻找或准备好迎接敌国的成熟分子。我们希望，许多现在表现出叛逆青春期心态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能够走向成熟——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希望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被引诱回到青春期或青春期前期，而不是被固定在从个人无法成熟与成熟之间的不成熟发展阶段。因为只有在德国人民成熟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有效地给予他们自由的观念。
在我看来，关于赢得战争（这是第一次战争的目标），我还可以再多说一点。在眼下这场特殊的战争中，胜利意味着看透一切政治宣传不过是虚势。我们的工作当然是对我们用语言表达的一切进行物质上的考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些支持政治宣传的人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怀疑多于他们获得的认同。作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宣传可能有一席之地，但在这场战争中，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赢得军事胜利，而不是道义上的胜利。
和平时期的最大希望是战争应在战斗停止时结束。即使获胜的一方已经确立了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被击败的一方也仍然不会屈居人下。败北对灵魂来说并不比获得战争的胜利更糟糕。
还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一点，那就是，如果德国获胜，那它的胜利必须是靠战斗的优势，而不是炫耀。如果我们获胜，正如我们满怀信心地所希望的那样，这也必须归功于军事力量上的优势。
然而，如果在毫无疑问地确立军事霸权之前实现了人为的虚假和平，那么关于战争罪行的旧麻烦将会重现，我们大家都向往的和平将会再次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