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共产主义遍地开花

一颗种子，从落地生根到绚烂盛放，需要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一个政党，从“南陈北李”相约发起到共产主义遍地开花，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全国六大省份、海外两大留学组织，这其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都是怎样有机协调到一起的？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这必然的背后又暗含了哪些困难与艰辛？让我们剥茧抽丝，一点一点靠近历史真相，回望它在危难关头屹然崛起的经过。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一直处于革命风暴的中心。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诸多文章，对运动起到了直接的鼓动作用。毛泽东后来称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19年6月，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印成了英汉双语的传单。6月11日，他与高一涵等人来到北京前门外的“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当场被捕。关于陈独秀被捕的经过，高一涵后来回忆说：

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散下去。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

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李大钊十分着急。他立即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通告全国，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致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而不敢乱来。9月16日，被关押了98天的陈独秀被释放出狱。不过，他的行动开始受到北洋政

府的监视和控制。

出狱后，陈独秀辞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他无心再回教育界，而是开始以职业革命活动家的身份进入政治斗争领域。碰巧这时湖北教育厅长李汉俊邀请他去武汉讲学，他遂南下武汉。到了武汉之后，他继续以演说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到了湖北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也引起了湖北反动当局的极度恐慌。陈独秀又离开武汉，返回北京。

很快，北京政府知道了陈独秀在武汉的行踪，准备在其返京时在他家门口“守株待兔”，再次逮捕陈独秀。李大钊知道后，赶紧派人把陈独秀从火车站直接接了出来，暂时住在别处避难。陈独秀思量之后，决定离京南下上海。李大钊为了保护陈独秀，决定亲自护送他出京，由天津转道去上海。

1920年初，两人乔装打扮后，坐上了一辆捂得严严实实的骡车，出朝阳门直奔天津。李大钊扮成“账房先生”：头戴瓜皮帽，手持旱烟袋，身穿一件灰布棉衣，脚蹬一双黑布棉鞋，俨然一副河北乡下人的打扮。一路上他操着浓重的冀东北口音，巧妙地应付各类盘查。陈独秀则扮成“东家”的模样，头戴毡帽，身着长袍马褂，外套一件油光发亮的背心，肩上背着褡裢，上面插放着店铺的账本。一路上，他沉默寡言，体态文雅。

骡车在颠簸中飞快地向前驶进，一路过通州、廊坊，直奔天津。一辆普通而又不平凡的骡车，上面坐着貌似不起眼的“东家”和“账房先生”，却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始时期的两位重要的人物。

关于陈独秀离京的这段经历，高一涵后来回忆说：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时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

生意人。就这样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露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

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危险时局所迫，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陈独秀出狱后，其思想由自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而他的这种转变又导致新文化阵营的分裂。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另辟蹊径，离开北京到上海走自己的路。

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坐在骡车上走了好几天。一路上，两人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建立一个组织的问题。“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出革命的力量，表明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已具备现实的条件。他们二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着手准备建立党的组织。关于这次两人在骡车上酝酿建党的密谈，被人们称之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在天津送走陈独秀后，李大钊并没有立即启程返京，而是拜访了住在特别一区旧俄租界的苏俄共产党人鲍立维，商量筹备组建社会主义同盟的事情。谁知道，第二天他与俄国共产党人见面的消息就见之于报端。为防患于未然，李大钊迅速返京。返回北京后，李大钊着手进行建党的工作。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做足了准备工作。

经过几天的海上航行，陈独秀于2月12日安全抵达上海。时隔不久，陈独秀于5月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使然。关于这段佳话，还流传着这样一首短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