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

包惠僧，中共“一大”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此时，陈独秀及我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我们都到了上海，共计七个地区，十三个代表，计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上海事达、李汉俊，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刘仁静、张国焘，东京周佛海。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人出席。开会的时间，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七月十日左右，临时租定法租界打铁浜博文女校楼上为各代表住宿之所，开会的地址在法租界贝勒路与望志路之间的树德里最后一个弄堂最末了的一家，即李汉俊家。开会的时间，原决定四日至五日。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与马林、李克诺斯基都出席了。首先由马林做了一个报告，大意是：（1）国际形势；（2）第三国际的工作状况及其使命；（3）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马林很善于言词，报告的时间很长。李克诺斯基也报告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任务，他的报告很简短。报告完毕时间就不早了，即宣告散会。第二、三两天的会，马林，李克诺斯基都没有出席。各地代表的工作报告，都很简单，因为党在诞生的初期，工作还不多，报告也不可能长。这两天的时间集中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党纲”问题；第二，是“劳动运动的计划”问题。

“党纲”问题大家都很重视，不过在当时标题不是“党章”，好像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或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我也记得不很清楚

，内容是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讨论党章时，是有些争论的，但不是“左”倾机会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党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诞生的，这一次的代表会议也是在第三国际的代表指导之下举行的……

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党章”有“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还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得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团体”。这两项规定本来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对于陈公博和李汉俊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陈公博刚在北大毕业，凭借陈独秀的政治关系，镶上了国民党的边，当了广东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群报》的总编辑，大有脱颖而出之势。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大毕业回国，在上海《星期评论》及《新青年》中也露了点头角，加以有李书城的政治关系，也正在准备袍笏登场中。他们当共产党是个思想的发展，是个远景，做官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他两人很激动地先后发言反对这个规定。在当时的情况，这种反对意见，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是出于他人之口，这个意见也还是可以加以讨论的，因为是出于他们两人之口，又加以他们态度过于紧张，所以激起了一些代表对他们两人意见的反对意见……

第四天的会是当天下午八时起，马林，李克诺斯基及十三个代表都出席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头，突然有一个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进我们的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走了。马林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在一分钟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上海房子通常都是走后门）。我也不敢到博文女校，即到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一会儿李达，周佛海也来了，我们扯谈了一会儿。距我们离开李汉俊家不到两点钟的时间，他们要我到汉俊家中看看动静。我当时是没有经验的人，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李汉俊家里，走上楼梯的中间，汉俊和陈公博迎出来说：“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吧！巡捕房来了十几个武装巡捕和包打听搜查了

一番，没有搜到什么，很侥幸！我的写字桌抽屉里有一份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一开抽屉就看见了，他们竟没有发现，好在我还会说几句法国话，他们也知道这是阿哥的（李书城）公馆，把紧张的场面缓和了些，最后还说了几句客气话走了。”汉俊还说：“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我即匆忙出来，走了几步，叫了一辆黄包车，到三马路买了一点零细食物，从爱多亚路绕了几个弄堂回到渔阳里二号。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还在那里等着我的汇报。我把情况讲了之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当夜，我还是回到博文女校睡觉，博文女校倒是平安无事。次日黎明，我们都到了火车站，只有陈公博没有去，马林、李克诺斯基当然也不方便去。约在十时左右，我们都到了南湖，此地风景甚好，游人不多，我们便雇了一只大船，买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经过了前夜一场虚惊以后，大家发言也精简了些，在正午一点钟前，顺利地通过了“党纲”，通过了“劳动活动计划”，就吃饭。吃完午饭以后，就开始讨论“宣言”，讨论“宣言”时，也有一些小的争论。对于孙中山的问题是在讨论“宣言”时提出的，我认为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还能对他表示丝毫妥协吗？当时有很多同志同意我的意见，董必武反对这个意见。讨论了一会儿，结果好像是把这一段删去了。最后进行选举，事先张国焘同各代表商谈过的，所以票很集中，选举结果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当选为中央委员，李大钊、周佛海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决定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李达任宣传。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以前，书记由周佛海暂代。约在下午六时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的会结束了，当即乘车回沪，到达上海时间虽不很晚，已是灯火万家了。接着各地代表准备离沪，只有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包惠僧、刘仁静留在上海部署中央的工作。李汉俊住在上海，间或也参加一些写的工作，但接触不多。

——摘自《包惠僧回忆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