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琐忆

一大会议的一些主要环节，例如起草和通过文件等等，我已毫无印象了。这里只谈谈我残存在脑中的几个片段。

一大是在李汉俊家里开的。那时他住在法租界贝勒路的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里。我们平常开会总在楼下的一间房子里，但有时开会前，大家也上楼到李汉俊的卧室兼工作室去坐坐。有一天还没有开会，我们大家正在楼上闲谈，忽然有个陌生人上楼来，并掀开门帘朝里面张望。我们问他找谁，他说找错了，转身就走。由于事出突然，张国焘立即宣布不再开会，并布置大家离开李家。果然隔了不久法国巡捕就来搜查。幸而我们及时转移，没有什么损失。后来我们根据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一大早分批乘火车到嘉兴，在南湖上租了一只船，开了一天会，才结束了一大。

最后这一天的南湖会议，陈公博，李汉俊、马林、尼科尔斯基都没有参加。会议最后在船上投票选举中央领导。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顺利选出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我在投票时曾选过李汉俊。我并不赞成李的和平改良观点，但认为他有为党工作的能力，这说明我当时投票不考虑倾向。记得在开票时，当唱道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脱口问了一句：这是谁写的？从而表现了大家都感到意外的心理。我当即答道：是我选的，他就不做声了。过了两年，我在北京去看望李汉俊时，他还向我提到这一票以示感谢。

我自己在会上讲过些什么已记不清了。有人回忆我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上、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讲过这样那样的话，现在我很难根据记忆进行肯定或否定。从我当时的思想情况来看，好像反对党员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思想是有的。我在南京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上就曾发言反对学会参加政界。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在北大时读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英译本，自以为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也主张中国革命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大讲一通是完全可能的。问题是无论我当时认识怎样肤浅，把我与大会对立起来当作左倾代表总是不恰当的。我很希望当今的历史学家能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大会结束后，我被留在上海等待新成立的中央分配任务。当我与回到各地去的代表握别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这当然是针对我在会上夸夸其谈不结合实际而发的。

历史证明，当年高谈阔论的人如果听不进毛泽东的忠告，不注意深入实际，迟早要被运动所抛弃；而那些埋头在实践中探求救国之道的实干家，终将成为革命的脊梁骨。可惜当年毛泽东给我一针见血的忠告，我经过好多年才能逐渐领会它的意义。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在一大上话虽不多，但确实站得比我们高，看得比我们远。当我们大家还停留在以为把马克思主义照搬过来就是胜利的水平上时，毛泽东早已从另一个高度上考虑问题了。

一大已经过去近六十年了。当年在一起开会的代表都已先后作古，现在只剩下我一人。回首往事，不禁感慨万千。古话说：“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思想比较单纯，作为中国革命的“作始”者来看，确实是过简了。真正对革命胜利有决定意义的工作，都是后来作出的，而且主要是毛主席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作出的。所以，今天回想当年十几个人开一大的情况，不能不联想到党在其后的伟大发展，不能不联想到毛主席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并从心底激起对他们的敬意和怀念。

——摘自《亲历者忆：建党风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