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的确立

由于中共“一大”召开于非常时期，加上时隔已久，很多悬而未决的事情逐渐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中共“一大”会址的寻找和确定。

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兴业路上的“恒昌福面坊”确立为中共“一大”的会址，并将对其及周边环境进行修缮。1952年7月1日，时值中国共产党诞辰31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上海市市长陈毅及其他政府官员都赶往已经修缮完毕的中共“一大”会址内参观。从“一大”会址的寻找到修缮完毕，上海市市长陈毅一直密切关注。

1952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来到上海，希望上海政府能将中共“一大”会址内的布置恢复原状，并做成模型送到北京审核。次年6月，中共“一大”会址内的场景布置模型被送往北京，毛泽东看过后，吩咐包惠僧到上海实地考察一下。包惠僧来到上海的“一大”会址后，凭借当年的记忆，尽力让会址内的布置接近原貌。

1956年春天，年届70岁高龄的董必武来到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待他仔细查看后，要求把会议室从楼上挪到楼下。当然，这样挪动自有他的理由。他说，当时不像现在，人家家里有女眷，我们不方便到楼上开会，况且那时还有外国人在场呢。董老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他的话真实程度高，令人信服。至此，中共一大开会的地点从楼上搬到了楼下，整个会址完全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中共“一大”会址的寻找、确立和恢复原貌等工作终于尘埃落定。不过，这其中的过程却着实让人费了一番工夫。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一天，中共上海市委终于找到了当年中共“一大”召开的会址。其实，早在一年前，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就提出，中共“一大”是在上海召开的，应该尽早寻找到准确的一大会址，尽力修缮后供后人参观瞻仰。

这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派给了上海市委宣传部。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找来军管会文艺处的沈子瑜和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一块想办法寻找会址。在茫茫的上海滩寻找一处30年前的老房

子，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0年过去了，很多老房子都因生活的变迁和建设的需要等原因被拆迁或改变原貌。他们三人手中唯一掌握的线索，是一个名为周之友的中共党员提供的。周之友，原名周幼海，是周佛海之子。虽然他的父亲后来叛党了，但他自己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周之友说，当年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的父亲周佛海正和他的母亲杨淑慧热恋，他的母亲曾去过开会地点。其次，他的父亲周佛海写过一本名为《往矣集》的回忆录，上面有相关情形的记载。这条线索十分重要。有了这条线索，姚溱三人才能顺藤摸瓜，摸清事实。

《往矣集》是周佛海晚年写的一部回忆录，其中记载了有关中共“一大”的事情。不过，由于周佛海错误的人生轨迹，导致这本书也被查禁。沈之瑜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上海图书馆内一堆被封存的书籍中找到了《往矣集》。令人欣慰的是，沈之瑜在书中发现了几句极为关键的话：“我和毛泽东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校楼上”，“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等等。书中谈及的“贝勒路”现已改为黄陂南路。这样，他们寻找的目标范围就能大致圈定了。

随后，沈之瑜找到周之友的母亲杨淑慧，向她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杨淑慧十分配合，表示愿意尽自己最大努力找到一大会址。杨淑慧说，她当年和周佛海刚结婚，随他来上海度蜜月。一开始，他们住在陈独秀的寓所。后来，她到周佛海开会地方参观过，也送过信，对那个地方还有印象。当时，开会的地方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房子，称作“李公馆”。

凭借着记忆，杨淑慧带着沈之瑜很快在南昌路100号找到了陈独秀当年的寓所。现在的南昌路100号就是以前的环龙路渔阳里2号，这里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距离陈独秀的上海旧居不远处，就是周佛海书中所记载的“贝勒路”。杨淑慧带着沈之瑜在“贝勒路”上转了好几圈，也没有发现“李公馆”的影子。毕竟这条街道经历了30年的变迁，很多地方都已面目全非。

接下来的几天，杨淑慧仍旧在当年的“贝勒路”上转悠，细细地回味过去、寻访现在。几天寻访下来，终于让杨淑慧有了点收获。她发现，位于兴业路和黄陂南

路交叉口的一所房子有些眼熟，不过她还是不敢确定。大抵是因为，现在这所房子是家店铺，墙上印着“酱”字、打着“恒昌福面坊”的招牌。

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杨淑慧决定到店里仔细询问一下店主。经过店主的耐心解释，杨淑慧得知，这原是一排五栋的石库门房子，主要用于出租。当时，租下东边两栋房子的是一位姓李的先生。李先生搬走后，这位店主将五栋房子全都租了下来，西边三栋自己开了酱园店，东边两栋租给亲戚开了“恒昌福面坊”。如果这位酱园的店主说的都是事实的话，那么他口中的“李先生”就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恒昌福面坊”就是当年的“李公馆”，也就是中共“一大”会址。

与此同时，杨重光也从上海教育局存放的档案中查到了博文女校的地址。随后，他在距离黄陂南路不远处地太仓路上找到了一栋镶嵌着红砖的二层楼房。这样，博文女校地址的确认，意味着当年来上海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们的住所也随之确认。

当然，这三处旧址找到后并不代表姚溱、沈之瑜、杨重光三人的任务出色完成。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把这三处旧址拍成照片，由杨重光统一带到北京进行鉴定。关于这段经历，杨重光后来回忆说：

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后，接待我的胡绳同志答应我把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两天后，胡绳告诉我，毛主席和董老都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住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李书城在建国后任农业部长，胡绳要我找他弄清确实的地址。我到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

恰好，望志路106、108号正是现在的兴业路76、78号，即“恒昌福面坊”的店址所在地。中共“一大”会址的确立事关重大，为了进一步得到证实，中央委派当年和李汉俊共同筹办“一大”的李达赶到上海，专程到“恒昌福面坊”实地察看。当李达来到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时，连连点头，忙说这里就是当年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

中共“一大”会址终于得到了证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