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缺席中共成立大会的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然而，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却没能见到“南陈北李”的身影。
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都没有参加中共成立大会呢？
我们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关于陈独秀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包惠僧这样回忆说：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
根据包惠僧的回忆，我们可以得出，陈独秀之所以未能出席会议，是因为他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公务繁忙、事务缠身，不能脱身。
那么，李大钊为何也未能参加中共成立大会呢？
刘仁静是这样回忆
的：
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李大钊、陈德容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李大钊先生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他。
张国焘也回忆说：
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根据刘仁静和张国焘两人的回忆可以知道，当时，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同时还兼任“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恰逢学期结束期间，各种教务杂事比较繁多，无法亲自
到上海参加会议。
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人认为，“南陈北李”不能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化名人，行动目标太大，容易使会议信息遭泄。这样的理由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以说服大众。
事实上，“南陈北李”未出席中共成立大会的原因，需要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归纳起来，不过三点原因。
第一，会议准备得过于匆忙，没能和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深入探讨。虽然维金斯基曾和陈独秀、李大钊就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相关事情交换过意见，但是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并未与“南陈北李”谋面，更是缺乏充分沟通。如果，中共成立大会能够推迟一个月举行，或许陈独秀和李大钊都能从繁忙的公务中抽身出来欣然参加。
第二，与各地党小组没做充分沟通，使得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时间仓促，各地党小组成员都没来得及与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就决定了代表人选。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北京的早期组织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一次普通的会议，所以才没有足够地重视起来。
第三，共产国际代表急于完成任务。当时，马林处在众多侦探的监控之下，其行动也受到极大限制。为了能尽快地完成共产国际交给他的任务，马林只能在非常环境下，冒着巨大的风险一切从简地召开中共成立大会。
虽然“南陈北李”未能参加中共“一大”，而使这次会议留下了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是，他们为中共“一大”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将永载史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