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世界的文化交流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弘扬中国文化，维护和拓展国家的文化利益。“国家的文化利益和国家的物质利益一样是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根本利益。正是这种根本利益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方式，是国家利益根深蒂固的体现，因此，任何对这种方式的侵犯都被看作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根本利益的侵犯。维护国家的文化利益就像维护国家的物质利益一样，都是对国家生命的维护，国家生命的完整形态作为一个有机体，它是由灵魂和肉体构成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国家利益都不能称为生命对象。”[1]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重要利益，而且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2]毋庸置疑，文化因素一直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早已认识到文化利益的存在和作用。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到来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利益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国家要想实现其最大利益，就必须占有更多的耕地和更充足的生产资料。由于本国疆域内很难满足自身利益的要求，所以各国就特别重视军事力量，去侵略和掠夺更多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各国和各地区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单凭经济和军事的手段并不能实现一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这是因为：首先，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范围内国家利益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武力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发展受到了牵制。其次，各种国际规范和制度的日益完善也对使用武力起到了有效地限制和约束作用。最后，核武器的出现也达到了大国之间的“恐怖平衡”。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出现，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已高达80%左右。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多元文化相互激**的背景下，我国如何实施面向世界的文化交流观？
一、夯实面向世界文化交流的基础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正经历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各种文明相互激**，文化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只有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优势，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弘扬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才能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才能捍卫我国的文化主权。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指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阐述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途径，深化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体制机制，确保了文化建设人才队伍的有力支撑，加强了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行了全面部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只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才能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格局中提升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从而夯实面向世界文化交流的基础。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首先，要树立文化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形成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以及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引导人们社会心理向着该意识形态要求的方向发展，就会出现各阶级、社会集团关系的不协调，引发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动乱。”[3]其次，要大胆实行文化开放战略，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文化上闭关自守当然也不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同样，人类各种文明的相互对话与交流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最后，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后，国人在赞叹我国经济惊人的成就时，我们就越发感到我们在文化领域里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我国经营性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产业的份额实在是少得可怜，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还不如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收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让人们感受到了物质方面的满足，但也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公益性文化事业服务的短缺。“关系不顺、效率不高、管理不力、布局不优、机制不活，在挑战与竞争中暴露的中国文化发展困境，表面看，是落后的管理方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实质看，是传统的体制机制窒息了文化的内在活力。”[5]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党逐步确立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厘定了文化领域内的双重属性，明确了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和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在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下，公益性文化事业越来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经营性文化产业为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越来越大，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正向我们走来。
二、提升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
世界上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这个概念自从20世纪90年代问世以来，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国家实力的构成要素逐渐发生变化。相对于传统的经济、军事的硬实力，“软实力”的作用日益增强。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指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来实现所期望的目标和结果的能力。”[6]党的十七大把文化“软实力”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因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7]
国家的“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家的硬实力而言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两个方面：硬实力侧重于经济、军事等因素；“软实力”侧重于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但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硬实力中也包含着“软实力”的因素，比如军事文化；同时“软实力”中也同样包含着硬实力的成分，比如文化产业。二者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离开硬实力谈“软实力”是不现实的；同样，离开“软实力”仅谈“硬实力”也是不可取的。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因素。对于我国来说，“软实力”可以减少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给其他国家造成的误会，避免他国对我国和平崛起的担心，打破我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同时，“软实力”在保证我国国家安全问题上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弥补我国“硬实力”相对不足的现实。它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地位的上升，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那么如何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是世界各国都须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中国和美国所讲的“软实力”不是一回事儿，美国所讲的“软实力”就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把全世界都改造成美国式的民主。我们也讲“软实力”，但我们主张文化多样性，主张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三、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8]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时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了全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为我国对外交往，维护民族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一个国家人民团结一致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实力的重要因素。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国内四分五裂、缺乏政治认同的情况下，在外交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实施外交战略。”[9]“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没有核心价值体系，一种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统一意志和共同行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异常活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定。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要用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我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此我们要深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最大限度地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最能激励中华儿女锐意进取。”[10]为此我们必须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大力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总之，我们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也是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对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互信互利的新安全观、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以及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观都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古代为传播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深深影响着今天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古代就非常重视“软实力”。虽然古时并没有这个概念，但在实际的国际交往中，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运用这一理念去思考问题。在处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反对诉诸武力，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也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仁者无敌”、“以德服人”的协和万邦思想，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其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当时也是非常巨大的。19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开始暗淡。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内主张和谐社会，对外主张和谐世界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但只有文化还是不够的，我们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及其丰富的内涵。只有把这种内涵转变成真正的“软实力”才有价值。只有世界上其他国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和影响，这种“软实力”才得以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的贡献，绝不限于东亚地区和经济领域，如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诠释，使之更具有现代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更具有价值整合功能，那么它将具有深远的全球意义。”[11]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交流。例如，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驻外媒体机构等。只有增进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道路、价值观念以及内外政策的了解，才能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才能使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进一步得以提升。
五、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
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是“软实力”在国家地位和发展战略中重要性的一个体现，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学者把其称为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就是指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对外文化关系。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对外交政策结构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充分认识到作为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文化外交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世界上最早研究文化外交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塔夫兹大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他认为：“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该国国内利益团体与另一国国内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以通信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通过这种过程对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造成影响。”[12]文化外交的行为对象是对象国的公众，行为主体是一国政府，行为方式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和舆论。这是文化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的本质特征，它得益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文化外交的重要作用是为了当事国之间国民的理解和沟通，在于它使一国的国家“软实力”得以实现和发展。
我国研究和重视文化外交的起步都比较晚，和西方国家比大约落后半个世纪。因此，我们必须虚心学习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健全文化外交的体制机制。我们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把我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道路等展示给世界各国人民，让世人对我国有一个真正、全面的了解，减少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和谐的声音。为此，我们“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13]
六、争取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
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是表达一国声音的平台，对国家“软实力”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主要是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来完成和实现的。自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重返联合国大家庭以来，参加国际组织的数目已达140多个，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联合国权威和支持联合国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也明显改善，说话的机会与分量今非昔比。例如中国通过参加G20峰会，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重振世界经济的历次会议上，表达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的声音，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中国在参加国际组织的同时，也注重增强在某些多边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朝核六方会谈等多边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区域间国际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制和平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淡化了“中国威胁论”的错误论调，中国“软实力”大幅度提升。通过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国际行动，中国的国家形象有很大的改观。国家形象属于国家“软实力”范畴，是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盛衰都和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有关。而现代民族国家也已将在国际社会建设、塑造和推销自身的国家形象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项战略选择。”[14]
[1] 胡慧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2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载《人民日报》，2011-10-15。
[3] 王永贵：《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载《人民日报》，2011-10-15。
[6] Joseph S Nye，Jr.William A.Owens，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1996，p.21.
[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1-10-26。
[9] 张冀：《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127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0]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1-10-26。
[11] 梁守德：《21世纪：东亚文化与国际社会》，212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1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rms.1987：85。
[13]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1-10-27。
[14] 吴友富：《构建中国国家品牌形象》，载《光明日报》，2006-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