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对外开放道路，可分为古代对外开放、近代对外开放、当代对外开放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对外开放四个阶段。但就其本意而言，我们所讲的改革开放就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对外开放。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自古以来就和世界各国各地区有过互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对外开放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一个渐进的历程，同时，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一、对外开放观的思想基础
对外开放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世界历史的一种客观发展趋势。同时，对外开放也是世界各国相互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不断联系和交往的一种状态。我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观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对外开放思想
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观的敏锐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对外开放”的概念，但他们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在其经典著作中，都揭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内涵。
生产力的发展使对外开放成为历史必然。“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1]社会分工的扩大促进了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也推动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2]由此可见，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扩张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对外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落后国家被迫卷入对外开放。资本具有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贪婪本质。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对外侵略和掠夺给予了深刻批判，但他们同时还指出，资本国家的对外侵略打破了落后封闭国家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将他们与西方世界联系在一起。因为资产阶级使落后国家被迫开放，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列宁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思想。列宁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列宁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主要表现在和平共处思想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两个方面。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提出与当时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同时，列宁对苏维埃俄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提出了具体要求，那就是必须通过斗争求得和平共处；必须以某种“均势”维持和平共处；必须表达和平共处的诚意；必须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必须防止帝国主义国家破坏和平共处。
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列宁很快提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在这方面，列宁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4]列宁指出：“是的，要向德国人学习！历史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是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同时又体现了纪律、组织、在现代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协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的原则。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这正是我们要学会的。这正是我们伟大革命由胜利的开始经过许多严重考验而走向胜利的结局所缺少的东西。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衰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5]列宁认为，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既要学习它们先进的东西，又要防止它们腐朽的东西。列宁这些思想对我国对外开放是直接的思想来源。毛泽东在评价列宁这一时期的思想时指出：“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1917年10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6]邓小平在阐述改革开放思想的时候，也是以列宁的思想为理论来源。邓小平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7]这就充分说明了列宁的思想在我国确立正确的对外开放观所起到的指导作用。
（二）国外对外开放理论的启示
国外对外开放理论对中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观的启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理论；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理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理论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而出现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8]在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中，贸易被认为是国家繁荣的重要支撑。传统的国家贸易理论奠定了对外开放理论的基础。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其中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借鉴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对外开放。这些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形成了极其富有特色的开放类型与模式，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从比较和联系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问题，对中国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二、对外开放观的演进历程
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试验探索阶段；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到20世纪末的全面开放阶段；从2001年到2006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的体制全面接轨阶段；2007年后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互利共赢阶段。
（一）试验探索阶段
该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至20世纪90年代初，以重点开放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并赋予特殊优惠政策为主要特征，经历了一个由点（经济特区）到线（沿海开放城市）、由线到面（沿海经济开放区）逐步推进和深化的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在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确定了“重点开放沿海地区，逐步向内地开放”的战略，先发展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按照此项战略，1979年7月，批准广东省和福建省率先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8月，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5月，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开放沿海的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港口工业城市，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方面赋予更大的优惠政策自主权。1985年2月，将珠三角、长三角以及闽南地区的51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到北方沿海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其他沿海的一些市县。1988年4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建立上海浦东新区。1991年3月，继1988年批准北京市设立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后，再批准2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至此，中国的对外开放区域从沿海个别地区和少数城市，扩展到了广大沿海地区，开放形式也由经济特区扩展到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多种形式。在此阶段，以改革促开放，在工业、价格、科技等领域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保障了对外开放试验探索的成功。
（二）全面开放阶段
以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讲话为标志，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全面开放时期。1992年3月，中国开放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6省（自治区）的13个市、镇，形成了沿边开放的雏形。同年8月，进一步开放重庆等5个长江沿岸城市，以后又增加宜昌等为长江沿岸开放城市，形成了沿江开放格局。同时还开放了哈尔滨等7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以及太原等11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对外开放逐步向内地推进。十四大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十五大要求“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期间，在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其他开放区，还兴办了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保税区。另外，在此期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特点表现为：一是开放的战略格局开始由沿海经济特区向内地扩散，对外开放扩大到全国各地和国民经济的众多领域。二是开放的战略重心开始由体制试点向全面制度建设转型，由政策导向逐渐向市场导向转变，如深圳、厦门特区已开始逐步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国民待遇。三是以开放促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不断对贸易、金融等领域的改革提出要求，尤其是在复关/入世谈判过程中，不断对外贸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深入的改革。四是兼顾区域平衡发展。如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加快资源富集区的开放开发，鼓励沿边省区积极参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建立边境自由贸易区与跨国经济合作开发区。1999年3月，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又先后提出了振兴东部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总之，在此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度不断大幅提高，全面开放的格局逐步形成。
（三）体制全面接轨阶段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逐步展开，还将在国际制度规范下开放。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WTO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中国做出了广泛的入世承诺，不仅包括影响货物贸易的边境政策和国内政策、影响服务贸易的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而且在宏观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方面都做出了说明和承诺。中国政府切实地履行了各项入世承诺，通过大幅度削减关税水平，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进一步放宽服务市场准入，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顺利通过了WTO每年一次的过渡期贸易政策审议，获得了WTO及其成员的肯定。之前的对外开放带有明显的政策性开放特点，依靠优惠政策推动出口、鼓励外商来华投资。WTO框架下的非歧视、透明度等原则使这种政策性开放的空间缩小。加入世贸组织后，通过清理、修订和颁布与涉外经济、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符合WTO规则的统一、透明的法律体系。新制定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总之，通过切实履行入世承诺，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从体制层面全面与国际规范接轨的阶段。
（四）互利共赢阶段
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仅提出要“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而且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一方面，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系；二是对于现行国际规则的看法，将继续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合作者权益；三是关于发展中国家问题，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缩小南北差距；四是关于处理经贸摩擦问题，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从最初提出对外开放，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再到明确提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从立足于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适应性开放，进入到全球化视野下以更加主动的姿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性开放阶段。
三、对外开放观的时代要求
实行对外开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当今世界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离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世界潮流，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不可能成功。
（一）国际背景
对外开放的大环境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今后一个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胡锦涛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总体和平，局部动**；总体发展，局部滞后，将是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我国要充分利用国际社会总体和平的大好时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一方面要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利益与矛盾同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要求世界各国之间必须密切合作；大国关系基本保持稳定是国际社会携手共进、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客观要求。
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加速的趋势标志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进，这有助于世界权力的均衡化。同时，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平等互助的对外经济关系，从而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基础上，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势必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的加速发展。
（二）国内背景
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2011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坚定不移地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快形成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9]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0]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对外开放。实现开放强国目标就是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对开放战略和开放体制的优化和调整，探索新的开放目标和开放理念，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努力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做出贡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列宁全集》，第41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 《列宁全集》，第34卷，5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 《列宁选集》，第3卷，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0]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