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合作是中国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国际形势而提出的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时代背景。地区合作的理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地区合作的实践过程中慢慢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地区合作观的思想基础
地区不但具有地理空间的含义，而且具有历史空间和意识空间的含义。英国学者巴里·布赞认为地区的构成需要三个条件：共有的特性、成型的互动和共享的知觉。地区合作就是同一地区内以国家为主的行为体基于地区事务和共同利益所进行的各个领域的合作。中国的地区合作概念，指的不仅仅是限于与中国有共同的陆上和海上边界的国家，还包括那些地理位置上与中国靠近并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有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与其不靠近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也称为地区合作，例如，中国与非洲、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合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广义的地区合作。我们要研究的地区合作是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地区合作是地区内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地区合作的内在因素。同时，地区合作也是世界各个地区先后走上地区合作道路推动的结果，这是地区合作的外在因素。中国的地区合作理念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中国的地区合作观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
（一）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历史传统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既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又是其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作为文明古国，中华文明长盛不衰，中国外交萃取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贵和尚中”的思想和智慧。
“中庸”的要义即“执两用中、不偏不倚、适可而止、过犹不及”。中庸思想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种节制内敛和自我平衡的文化。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是“和平共处”，中国界定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为“互利共赢”。“和”即“和美”、“调和”、“和谐”、“和睦”。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讲人际关系状态；《尚书·尧典》有“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则指国际关系准则。这些思想构成了今天中国外交中的“睦邻友好”、“求同存异”等政策主张的思想基础。老子讲“圣人之德，为而不争”、《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墨子主张“兼爱非攻”、荀子则提倡以德怀人的“王道”等宝贵理念，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重蹈历史上西方列强崛起扩张的老路，绝不搞军备竞赛，国强不必霸等外交政策的基础。同时，中国在周边采取“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在国际上主张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争端。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指要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唐朝僧人玄奘跋涉千里远赴印度求取佛教经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重学习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和先进科技成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论语》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左传》载：“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百业待兴、资金短缺之际，毅然决定免除日本1200亿美元对华战争赔款，面对南海岛屿归属争端，中国政府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加以解决，充分显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的基本思想和对外方针。
中国是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国外交是推动合作与发展的典范。德不孤，必有邻。通过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和外交活动，中国文化精神及内在的价值理念对倡导势在必行的地区合作观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地区合作的地缘基础
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同处于亚洲，有着地区合作的地缘基础。政治和经济是人类进行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而政治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是由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状况以及人的本性这些改变不了的因素决定的。一个国家的位置自然影响着它的国家能力和对外政策的走向。以武力形式解决周边地区的国际争端已不合时宜，地区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这就要求中国在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同时积极参与地区合作。因为在一定区域内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自然条件较为相似，在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往来又比较频繁，出于共同发展的需要，较为容易结成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正是由于地缘的相关性，才为地区合作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
（三）地区合作的历史基础
公元前21世纪以前，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东北部和南部几乎不存在国家，在当时，中国是这个地区唯一的国家。直至到了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周边才出现了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这个时候中国与周边民族、地区的关系是同一政权内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因此，华夏先民将对周边民族和地区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去解决与其他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将这些民族和地区纳入郡县体制之下，中国周边地区大部分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元代以后，这种体系发生了改变，宗藩体系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新模式，但中国并不认为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地位是平等的，其实是一种等级制的国际体系。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在这两种体系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源远流长。这种关系是出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华文明的敬仰和对中国历代王朝的敬畏，绝不是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统治。正是由于这种历史上的因素，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是有一定基础的。
（四）地区合作的文化基础
由于相同地缘基础和历史基础，也就具备地区合作的文化基础。从郡县体系到宗藩体系，中国周边不但受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同时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儒学开始在中国周边地区传播，中国文字对日本、朝鲜等国家的文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朝贡—册封体系一直延续到清朝后期，这种体系奠定了中国与周边地区合作的文化基础。首先，这个体系维护了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了区域内的繁荣，紧密了区域内的相互联系，为今天区域内的经济和文化合作奠定了基础。其次，和平互利的朝贡—册封体系究其原因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在近代西欧文明传入之前，中华文明成为区域文化的中心，对区域合作至今仍有积极的影响。最后，朝贡—册封体系作为一种整合理念，在客观上增进了区域内各民族人民的相互理解，这无疑对区域内合作增加了认同感和凝聚力。
（五）地区合作的经济基础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区域内自然禀赋的差异、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以及空间距离成本的多少是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它给相关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量；其次，贸易总量的增加又会带动生产的迅猛发展，从而增加了市场的容量。
由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参与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而使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具有传递性，有利于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区域内国家和地区自然禀赋的差异，使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在生产要素上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区域内各国虽然发展水平各异，但都处于崛起的状态，市场容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同时，由于地理、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区域合作存在市场的相容性。
二、地区合作观的演进历程
中国对地区合作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地区合作理念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这段时间，对于中国来说，地区合作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中国对于地区合作一直扮演着被动角色。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形势要求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一时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极大地模糊和淡化了中国作为亚洲国家的身份。随着世界形势的转折性变化，中苏关系破裂，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重要的改变，整个世界形成为“三个世界”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从地缘政治、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我国的国家利益，重新定位我国的区域地位和国际战略地位。按照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具有相同的国际地位和相似的历史传统与历史遭遇，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对象。这就提出了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特别是同周边的亚洲国家一道，共同抵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历史任务。由此，我国开始转变战略重点，积极发展同周边各国的关系，并逐步恢复在联合国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与此相适应，中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地区合作的构想。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针对朝鲜战争爆发提出：“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对。”[1]1953年1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国西藏问题在北京谈判中，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相信，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2]亚非万隆会议是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强调地区合作，共同抵制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成功范例。这就为后来提出一系列地区合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针新策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改革开放后至冷战结束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党和国家思想认识的重要基础。但是，这时冷战仍然存在，两极格局还未解体，根本转变周边外交战略策略还要进一步观察和思考。这段时间，中国主要是参与全球多边合作，对地区合作持谨慎和观望态度。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是融入世界体系，参与的多数是全球性多边合作。但对地区合作的态度已有很大的转变，由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被动参与到改革开放后的谨慎作为，标志着中国对地区合作认识的重大改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先后提出了消除政治障碍，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主张。他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3]这为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改变了以往中国在外交领域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做法。邓小平的地区合作思想体现了灵活性、前瞻性、科学性和务实性的统一，总的来说还是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在实践中，他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例如，针对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和中国东盟各国间的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他提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4]这就极大地改善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为进一步在周边关系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提供了思想支持。
（三）冷战结束后至亚洲金融危机前
20世纪最后十年，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在迎接21世纪的期待中，不仅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对外关系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且周边各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在积极谋求外交理念和对外政策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随之而来的地区一体化势头越来越强劲，中国必须适应潮流而置身于地区合作。1991年是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重要年份。就在这一年，中国出席了东盟第24届外长级会议。同年，中国还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通过参与地区合作，中国积累了有关地区合作的宝贵经验。在熟悉和适应地区合作的过程中，中国还提出了有关地区合作的新主张。1994年11月15日，江泽民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深刻阐述了我国对发展周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原则立场。江泽民指出：“世界需要稳定，地区需要稳定，国家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和平、稳定、发展、合作，是世界人民的呼声。这就要求在这个千差万别、变化迭出的世界上提倡兼容而不是排斥，友好相处而不是欺凌对抗，求同存异而不是加强干涉。东亚这些年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维护了稳定，就在于各国相互尊重，谋求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这才为区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保持了亚太地区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5]基于这一认识，江泽民提出了区域合作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相互开放、不搞排他；广泛合作、互利互惠；缩小差别、共同繁荣。这些原则意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为进一步提出完善的地区合作思想准备了条件。
（四）亚洲金融危机至世纪之交
世纪之交，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波及世界各地，给各国提出了合作度过金融危机的任务和要求。与此同时，我国对地区合作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在融入地区合作的问题上采取了积极态度和积极措施。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阐述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地区合作问题时，就区域合作提出了明确的战略思想。报告基于“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的新情况，专门阐述了周边关系的基本原则，指出：“要坚持睦邻友。这是我国的一贯主张，决不会改变。对我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应该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暂时搁置，求同存异。”在此基础上，郑重承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6]1997年11月25日，江泽民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讲话，全面总结了该组织开展区域合作的经验，并由此表达我国对区域合作的基本看法。江泽民指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本地区最有影响的经济论坛，也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合作组织之一。它的运行方式具有自己的基本特点，这就是：充分尊重成员国的多样性，承认各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及其带来的不同利益和需求；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开放性；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求同存异、自主自愿的原则；实行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7]这些思想与这一时期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的合作往来，使我国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趋于成熟。
（五）新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地区合作的理念进一步深化。2005年中国温家宝总理在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中国政府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高度重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区域合作。”[8]中国是亚洲大家庭中的一员，也是亚洲和平合作发展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深知自己对亚洲和平发展肩负的重要责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有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始终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致力于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共同营造和平安宁的地区环境，促进亚洲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新时期的地区合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9]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同时备受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欢迎的地区合作理论和地区合作实践，成为国际社会最受关注的思想理论。
三、地区合作观的时代要求
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的提出既有时代的背景又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方面，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地区化的时代。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增强了倡导地区合作的能力；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为中国倡导地区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为中国倡导地区合作提高了可能；区域安全与合作机制是中国倡导区域合作的推动力量。
（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一国之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在硬实力中，经济以及直接为经济服务的政治、军事、科技等，都属于社会结构中的下层基础，而软实力则属于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和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构建和谐世界首先要体现在物质文明的建设上。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优越性，就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根本和首要的位置上。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逐步取得优势。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现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面临着更为艰难而紧迫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邓小平一贯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0]“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11]
因此，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中，经济总量大幅提升，增长速度连年居世界前列，为中国改善民生、保障人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上升；工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内市场总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将给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注入无尽活力；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粮食安全有了保障，农业现代化大面积铺开，十几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科技事业做大做强，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队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快速增加，国家人才储备丰厚，创新型国家的轮廓基本显现；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得到保障，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推进。这一切都为中国倡导地区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一个不具备足够文化影响力的国家，其笨拙而庞大的经济躯体，只会显得格外生硬和粗鲁。一个拥有孔子、屈原的国度，不能只做俯首低眉的“地球打工仔”。实现中国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文明大繁荣，仅仅依靠硬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全面塑造与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中国特色软实力的性质与西方认定的软实力性质不同，其本质是和平与和谐，特点是尊重世界多样性、开放包容、友爱无界、慈悲扶困、不逞强、不欺弱、不畏强暴、崇尚礼仪和重义守信，其途径是营造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互鉴、合作，共同推进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与繁荣。中国的“文化出口”逆差还在持续，软实力建设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品牌意识，扶持最优秀的品牌进入国际市场。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筹划足足10年，专门研究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喜好，其结果不但在中国各大电视台收视率居高不下，更重要的是宣传了韩国饮食文化，并在中国的餐饮业占据一席之地。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在制作文化产品之时，不要局限于狭隘的受众范围，要放眼国外消费者的喜好，才能更广泛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自2004年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揭牌后，截至2011年10月，世界各国已经建立358所孔子学院和500个孔子学堂，分布于世界105个国家（地区）。孔子学院这一文化品牌向世界展示千年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将汉语推向世界，促进全球掀起学习汉语的热潮。更多的企业在走出国门时也要放眼世界，挖掘自身文化，将企业文化融入产品，培育出立足国际、经久不衰的“中国品牌”。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软实力大为增强，中国的国际形象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导致中国的和平发展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改革开放使世界对中国文化持欢迎态度，导致各国人民愿意接触中国人民，进而开展全方位交往，更为地区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消除了“十年动乱”造成的精神恶果，继承、培育、更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之变得更伟大、更有力量，中国模式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二）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和中国成为世界的几大力量中心。虽然美国处于“一超”地位，但其余的几“强”制约了美国的“一超”地位。美国控制世界事物的能力相对减弱，这本身就要求国际关系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前行。“多极化与多边主义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它有利于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目标和理想，有利于各国展开对话、交流观点。国际关系民主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12]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美国历届政府“霸权稳定论”这一理论基础在外交政策中的具体体现，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最大障碍。美国认为，整个世界只有按照美国的思维方式才能和平，只有听从美国的领导才能安宁。事实证明，美国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宁。相反，美国的这一理念及其付诸的实践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威胁。事实已经证明，世界局部地区的动**和不安几乎都与美国的“霸权稳定论”有关。因此，我们要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极力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总之，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为我们倡导区域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地区合作取得迅速发展，在区域内的国家中，日本、韩国、东盟、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均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当今世界经济不太景气的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地区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地区的需求中心，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对亚洲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其自身的发展和中国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世界经济区域化发展趋势的一种表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覆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只有12个岛国和公国没有参与任何区域贸易协议（RTA）。174个国家和地区至少参加了一个（最多达29个）区域贸易协议，平均每个国家或地区参加了5个。当然，各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发展程度也不相同。世贸组织全体成员同时又是各区域经济组织成员，有的具有多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的身份。全世界近15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成员资格”。北方国家签署的区域贸易协议最多，平均每个国家为13个。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已与北方国家签署了双边优惠贸易协议。多数协议发生在东欧、北非和拉美，东亚各国签署的协议少一些，而南亚各国至今尚无与北方国家签署协议的先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下，中国参与地区经济合作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大势所趋。
（四）区域安全合作的需要
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区域安全问题。中国的安全和周边地区的安全相辅相成。中国的安全与稳定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中国的安全与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复杂，安全隐患层出不穷，为了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区域安全合作是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普遍愿望。中国积极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筹建以及东盟与中、日、韩的“10+3”以及东盟与中国的“10+1”的进程，逐步加大了对这两大区域合作的投入。在北面，上海合作组织已完成机制化建设，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以安全合作为起点的，中国和俄罗斯为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南面，中国率先与东盟确定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巩固了与东盟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中国率先提出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拓展了东亚合作的范围和内涵。中国率先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了本地区各国合作的水平。我们还积极与日、韩协商，发表了第一份中、日、韩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这些积极主动的举措，增进了中国与区域内各国的相互信任，缓解了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疑虑，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和平、进步、开放、合作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效益。
[1]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50-06-29。
[2] 《周恩来外交文选》，6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江泽民文选》，第1卷，413、4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江泽民文选》，第2卷，40、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 《江泽民文选》，第2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 《国务院公报》，5页，2005年第2号。
[9]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 陈岳：《如何认识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载《国际政治》，2001（7）。